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时，并不知道“转移”之路有多长。由于红军突围的方向是从根据地的西南，沿湘桂边界的五岭山脉前进，试图与贺龙的红二军团、肖克的红六军团在湘西会师，因此内部叫做“西征”。
按照李德的安排，这8.6 万人做“甬道式”前进：即分为三翼，左翼为红一军团，其后为红九军团；右翼为红三军团，其后为红八军团；中间5000人为中央机关、军委机关，以及参谋行政人员、勤杂人员和庞大的警卫部队，后卫红五军团。
这支庞大的队伍还携带了很多辎重，将苏区各个机关、银行、工厂所有值钱物品都放在了骡、马、驴的背上。也就是说，队伍里有一大批运载物资的牲畜，驮着兵工厂、造币厂、印刷厂的机器设备，还有几千名挑夫，用几千副担子挑着苏区的各种“坛坛罐罐”。这哪里是行军打仗，简直就是“大搬家”，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说：“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搬走的值钱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一支奇怪的队伍。”
常言说兵贵神速，而这支带着一批“累赘”的部队，根本就无速度可言。尽管后来这些“坛坛罐罐”大部分在长征路上被扔掉，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无法弥补的。幸好西征途中遇到的第一条封锁线是由广东军阀陈济棠所辖部队防守的。
陈济棠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深知蒋介石命令他参加围追堵截红军，原本就有“一箭双雕”的用意，但又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只有“出工不出力”，因而并不想与红军开火损耗自己的实力。红军素知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便利用其矛盾，派代表与陈济棠谈判，达成协议：陈济棠的部队让出一条20 公里宽的通道，让红军秘密通过。
10 月20 日，“三人团”下达了突围的命令，庞大的队伍从20里宽的通道中顺利通过，经过粤北，进入了湖南的湘粤边一带，突破了蒋介石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
24 日，“围剿”军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发现红军西去时，“追剿”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就近另调部队在湘南截击。蒋介石闻讯后十分震惊，随即下令湖南军阀何键与陈济棠在湖南的桂东、汝城至广东仁化城口部署第二道封锁线。
陈济棠由于与红军有秘密协议，出于自保目的，对蒋介石敷衍了事，并没有派重兵拦截。而何键此前曾遭到红军多次打击，对红军心有余悸，不敢轻举妄动。因而红军并没遇到大的阻碍，只有小股敌军，很快被击溃。于是，蒋介石的第二道封锁线被顺利突破，红军主力相继进入湖南。
紧接着，蒋介石对堵截红军做出新的部署，在粤汉铁路湘粤边界的湖南境内，从良田到宜章之间设立了第三道封锁线。这一次，仍然没有阻止中央红军西进的脚步，没有什么机缘巧合，但红军成功攻克宜章，占领白石渡，带领庞大臃肿的队伍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通过三道封锁线之后，红军面临的下一道难关，便是渡江。从广西东北部林立的大山丛中，有一江朝东北方向奔腾而下的碧水，进入湖南境地并贯穿湖南全境，注入湘东北的洞庭湖，这条大江便是湘江。中央红军要与湘西黔东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必须渡过湘江。
而此时，被激怒的蒋介石已洞悉了红军的去向，预料到红军要渡江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随即调集40 万大军，于11 月22 日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已入湘的第六路薛岳部、周浑元部共16 个师77 个团进行“追剿”；令粤军陈济堂部进入粤湘桂边进行截击；令桂军白崇禧部以五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洲至黄沙河一线，扼要堵截。
而白崇禧因担心中央红军攻取桂林，于24 日令其主力由全洲、兴安一线撤出，南下龙虎关、恭城一带，以阻止红军乘机进入广西。如此一来，全洲、兴安一线出现敌兵力空虚地带。博古、李德看准时机，与中革军委于25日研究决定，从全洲、兴安之间抢渡湘江，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
应该说，中革军委这个决议抓住了有利时机，倘若整个队伍轻装上阵，迅速渡江，或许会顺利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然而，过多的“坛坛罐罐”造成行军的缓慢，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第二、第四师各一部顺利过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地域后，后续部队却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及时赶到渡口。
28 日，空前惨烈的湘江之战开始了。何键的“追剿军”第一路上由全洲向脚山铺地区的红军第二师发起进攻，白崇禧的桂军主力也由龙虎关、恭城一带向兴安、灌阳以北进击。在湘江渡口，几十架敌机轮番轰炸，而何键的“追剿军”第二路在飞机掩护下，向湘江两岸红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一时间，炮声隆隆，炸弹在江水中激起冲天水柱，每一声爆炸都会溅起一片鲜血，碧绿的江水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江面上浮满身穿灰色军装的战士的尸体。那些挑来、驼来的机器、行李、各种辎重等，被丢弃在渡口道边，连同倒下去的战士、挑夫和骡马，到处一片狼藉。大火在燃烧，渡口江面混乱不堪，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争相渡江，马嘶人叫、枪声炮声、飞机的轰鸣声响成一片。
这样一副惨景，是博古做梦都不曾想到的。他和李德骑马来到湘江东岸渡口的一个小丘旁，见周恩来已经来到这里，便翻身下马，几人观看着混乱的渡口和江面，焦急不安，而又一时无语。
就在这时，总司令部的孔参谋跑过来，向周恩来报告说：“刘总参谋长说渡口太乱，容易造成不必要的牺牲，是否由渡江指挥部统一规定，按建制整理好队伍，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过江？”
“都什么时候了，还讲建制、单位？”博古此时已急得乱了方寸，不等周恩来答话，便对孔参谋说，“冲过去一个算一个，冲过去几个算几个！”
“这样怕不行吧？”周恩来毕竟年长几岁，处事老练，临危不乱，他说：“刘伯承的决定有道理，越是非常时期越是要讲求秩序。”
“平常时期，可以按建制顺利通过，可现在上上下下乱糟糟的，谁还听招呼？”
“乱，是因为我们没有组织好，乱了秩序。整理好秩序，强调纪律，会提高速度，不然要坏事的。”周恩来耐心地解释说。
“好。”博古觉得周恩来说的有理，便将手一挥，对孔参谋说，“你赶快回复刘参谋长，按他的意见办。有不服从的，尽量说服。”
经过整顿秩序，红军渡江加快了速度。在渡江部队与“追剿”军展开生死搏斗的时候，在新圩、古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处，各部红军与数十倍于己的优势之敌展开激烈战斗。在各军团的掩护下，12 月1 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终于渡过湘江，进到西延山区。
然而，担负掩护任务和殿后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在掩护红军所有部队过江之后，于12 月2 日赶到湘江东岸准备过江之时，江岸已被敌军严密封锁，而退路随即被切断。敌人集中所有兵力猛扑过来，他们与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殊死搏杀，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12 月12日，师长陈树湘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被俘，在被押往敌军指挥部的途中，他把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红三十四师最后只剩下97人，在一名团长的带领下躲进深山打游击，后大部死于深山之中。
中央红军终于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但渡江之后，红军已由长征开始时的8.6 万余人，锐减到3 万余人。红军在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3700 多人；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损失9700 多人；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8600 多人；而通过第四道封锁线，尤其是湘江一战，红军死亡人数竟高达30500多人！
看着溃不成军的红军队伍，望着江面上漂浮的和遍地横卧的红军战士的尸体，渡江后的博古悲痛万分，一种难辞其咎的恐惧感使他举起手枪，指向自己的太阳穴。就在他将要扣动扳机的时候，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正朝这个方向走过来，聂荣臻一眼看到博古对准脑袋的手枪，立刻喊道：“你要干什么？”在博古的惊愕之中，聂荣臻已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博古面前。聂荣臻毕竟比博古经历的事情要多，他语重心长的对博古说，“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博古看着聂荣臻，慢慢放下举枪的手。
红军渡江之后，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地区的计划，但蒋介石并没有死心，仍企图将红军消灭在湖南、贵州一带。他重新调兵遣将，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在红军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途中，迅速布置好埋伏圈，只等着红军进入埋伏圈，收紧口袋聚而歼之。
12 月12 日，在湘西南边境的通道县城外一个村庄里，中共中央借用一户农民的厢房召开短暂的“飞行集会”，讨论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这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会上，李德仍然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初衷，他说：
“我们依靠红二军团的根据地，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处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这仍然是战略转移之初的想法，如今国民党军队四面围追堵截，关键是怎样最后突围并甩掉敌人的追击。对此，李德的主张却极为简单，那便是让敌人超过我们，红军躲在敌人后边转向北方。
“如果没有什么好的主意，也只有这样办了。”博古无可奈何地表示，“现在看来，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可能是最好的方案。”
但问题又回到了原点，怎么突破敌人的重围会合，李德的方案显然不具说服力。在这关系红军命运的生死关头，毛泽东表示，红军北上无疑是自投罗网，钻进蒋介石“请君入瓮”的圈套，只有向敌人防御力量最薄弱的地方进攻，才能摆脱困境。毛泽东根据自己搜集到的敌情，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现状，认为贵州敌人力量最弱，进军贵州可以争取主动，同时可以使部队得到休整。
对于毛泽东的主张，张闻天首先表示赞同，认为毛泽东的观点是根据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挽救红军命运的可行性方案。平时不大发表意见的王稼祥也随即做出赞同的表态。
在此前，由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排斥毛泽东的领导，项英等人认为毛泽东在苏区经营已久，有专擅的作风，在整肃“AB 团”事件上，负有整风扩大化伤害无辜的责任。
而博古进入中央根据地后，即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并认为在江西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唯俊“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斗争矛头直指毛泽东。因此在长征初期，毛泽东仍未受到中央重视，毛泽东甚至自叹已成为可有可无之人。
但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被朱德和周恩来认可，朱德觉得毛泽东的分析有道理，主张谨慎行事。周恩来的观点举足轻重，他最后表态，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李德见大家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气愤地离开了会场。博古的心情十分复杂，惨重的失败使他痛心疾首，血的教训使他清醒了许多，他平心静气地听取大家的意见，从大家的分析中，感到李德死打硬拼的战略太过冒险。如今红军队伍已太过疲惫，进军贵州，才有可能遇到最小的抵抗。
“放弃原计划，照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办。”博古最后表态。
以博古中央负总责领导人的特殊身份，他这一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次会议为长征战略思想的转变开辟了道路。
根据中革军委的部署，12 月13 日，红军进军贵州，贵州军阀王家烈手下的“双枪兵” （另一支枪是鸦片烟枪） 果然不是红军的对手，17 日，红军攻下黎平。18 日，在黎平县城一座宽大的老式房子里，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肯定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战略方针，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黔北进军。
1934 年岁末，红军长驱疾进直抵吴江江边；1935 年1 月3 日，红军一举突破乌江天险；1 月6 日夜，红军炸开遵义城门，于1 月7 日凌晨占领了这座黔北第一大城。当博古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一起骑马从遵义南门进城时，遵义地下党组织的群众早已在此等候欢迎，一时间，欢迎红军的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