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凤带着阿木的转场证明在阿木弟弟阿车的陪同下，径直来到了白鹭小学。虽说是转场，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返城。之前，他们已经去场部办理了相关手续。手续也很简单，开一张介绍信，把阿木的个人档案密封后交由他本人或家属带到新单位去——按组织关系原则，个人档案是寄去的，不应该由本人自带。也许是人事科管档案的人图省事，也许阿木是个例。
来到白鹭小学，已近黄昏，阿木带着穗凤、阿车找校长安排调动搬家的车辆，当天晚饭，校长安排食堂弄几个荤、素菜，算是给阿木送行，阿木本想请晓妤一起聚聚，他深知，这次调动返城，也许很久很久、也许永远再也见不到她了，但碍于她父亲的酒肉朋友——朱教导也在场，事后又会去她爸那里搬弄口舌，以至于造成不良影响，给她这位善良的黄花闺女造成伤害，想到这，话到嘴边就又咽下去了……
第二天一早，学校照常上课，只是安排一辆军用卡车给阿木搬家。其实，阿木所谓的搬家，只是一个从红霞队带下来，从上山伐木到晾干到加工制作都是像其他知青那样学老工人自己完成的大木箱而已。校方并没有刻意举办欢送仪式，因为“知青返城”，对知青来说，是好事，是值得高兴的事。可对农场、对学校来说，是最平常不过的事，这两年，各种形式的“返城”时常发生，阿木几乎是最后一批走的，他们司空见惯。何况，对于那些立志扎根农村的知青造成波动，造成影响，更是他们不愿看到的。因此，阿木离场时，只有几位没有课的老师和校长教导看着阿木的卡车徐徐开出而挥手告别。阿木也挥着手，可面无表情，放眼望去，在稀稀拉拉的挥手告别人群背后，晓妤在远处偷偷地抹着伤心离别的眼泪……
通常，送走离场返城的知青，只是从农场到县城琼海嘉积而已，阿木这趟车，正好安排到农垦总局拉货，加上行李简单，就顺便把阿木三人送到海口过港村的家门口。
阿木一行“转场”搬家，到海口后，商量下一步到广州白云山农场后，如何在广州工作、生活。“车到山前必有路，”穗凤说，“走一步算一步吧。”“对！”阿木接着说：“‘人算不如天算’，谁会料到我这个海口知青能借你的东风调到广州去。虽说是郊区，毕竟是大城市啊，最重要的是能跟你在一起，家庭团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返城啊。谢谢你，穗凤！”
两天后，阿木在整理行装时，拿着自带的个人档案沉思起来：这个袋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它为什么会左右着我前进的脚步？大家都是上山下乡知青，都是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党走的热血青年，可为什么有人入党轻而易举，而我，连入团都那么难？更可笑的是，自己的胞妹能入团，而作为胞兄的我，表现并不差，却入不了？哦，阿木突然想起老同学、新党员、团干部王如蜜说过，“你妹的父亲没有历史问题，而你的父亲有历史问题”的话，这档案里是否有什玄机，制约着我的政治生涯？
弟弟阿车看见哥哥阿木手捧纸袋呆若木鸡的样子，走过来道：“哥，要调到广州去与嫂子团圆，应该高兴才对呀，想什么呢？”
阿木晃了晃手中的档案袋，说：“我想这里面一定有妨碍我在政治上争取进步的东西在作祟，但是又不知道是什么？”“打开看一看，不就真相大白了？”阿车说。
“不行不行，自带档案不能拆开，被组织上发现了，那可是重罪啊！”阿木诚惶诚恐地说道。
“你又不是党团员，什么组织？我来帮你拆。”阿车边说着边从阿木手中把档案袋抢过来，立马就要撕开封口。
阿木见状，急坏了，马上又把档案袋从阿车手中抢回来，然后小心怕怕地说：“你要是能够做到拆开后又重新封回去不露痕迹才行，你看到没有，”阿木指了指封口，继续说：“它是用半透明的胭脂纸涂抹浆糊把袋口工整地压平，封口后再在骑缝处盖上两三枚公章。稍有不慎，就会露出破绽，那就闯大祸了，这辈子前途尽毁了！”
此时，阿车的情绪才平静下来，接过阿木手中的档案袋前后左右仔细地观察起来，不一会儿，拍打着档案袋兴奋地说：“有了！”然后贴近阿木的耳根一五一十地讲述不留痕迹地拆开又重新封口的技巧。
阿木觉得弟弟说的方法可行，不妨试试。于是，阿车开始小心翼翼地拆封——
封口的浆糊早已干涸黏实，首先，得用一块湿布，把封口的浆糊弄湿，然后，再用刀片轻轻地把薄如蝉翼的封条一点一点地打开，刀片不能太用力，否则会留下划痕。约莫花了一个钟，终于把封口打开。
档案材料并不多，一个六六届的高中生，刚要高考又逢“文革”，两年后又上山下乡当“知青”，能有多少档案？都是些在校时填写的表格以及学习成绩、老师评语之类的东西。可正当阿木后悔冒险打开档案之时，一张盖着鲜红公章的证明材料映入眼帘。那是一张公文函件，抬头用黑体红字打印着：海口八一厂革命委员会文件。末尾盖着“海口八一厂革命委员会”的大红公章。内容写着：易充标，原名冯义泰。根据过港村群众检举揭发，其主要罪行如下：一，在1950年解放海南岛关键一战“木船打军舰”从白沙门海滩登陆的战斗中，由于不熟当时当地海况，解放军的木船在登陆时搁浅，当部分解放军战士逃离木船跑进海滩边的野菠萝丛中躲藏时，时任保长的易充标带领国民党兵去搜捕枪杀解放军战士数人。二，在土改时期，身为土改队队长，却在巡查时路过富农分子看守的鱼塘时，进棚喝酒。
毋需看下文，光凭这两条，就足以把你打入“黑五类”。
令阿木震惊的是，且不论父辈是否有“历史问题”，问题在于这份由八一厂盖章的“材料”，怎么会跑进阿木的学生档案里？阿木这回终于明白了王如蜜说过的“你的胞妹冯兰的父亲没有历史问题，而你的父亲有历史问题所以入不了团”的话，为什么参军、空检、升学体检成绩都通过，一到政审就落选，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
看着这一张扼杀一生政治前途的“紧箍咒”，阿木怒火心中燃起，心想，自己不可能也不必要去调查这些历史问题的真伪，但是把父辈的历史问题放到子辈的档案里，可见某些人的险恶用心！
弟弟阿车看着哥哥的揾怒表情，说道：“这张破纸毁了你的前途，把它销毁不就行了？”看着阿木还在犹豫，阿车不由分说，把这张纸从阿木手中夺过来，三下两下撕成碎片。然后，重新把档案袋封好，尽管细看会有痕迹，但事已至此，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来到广州白云山农场人事劳动处报到，把自带的个人档案交给章处长。章处长接过档案和转场调动通知书，边打量着来人边说着：“哦，你就是冯斯木？刘主任介绍调来广州农场的海南知青？”见阿木点点头，章处长继续说：“好，很好。可别小看我们白云山农场，那可是多少干部子弟争抢落户的地方，又有多少广州知青上山下乡想来都来不了的地方。虽然是郊区，可离广州只有一步之遥。相比之前你们的深山老林农场，是不是强多了？”见阿木连连点头，似乎想起了什么，用手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阿木说：“你的工作安排嘛——制药厂、场宣传队、学校都是好单位，根据你的特长，这几个地方都可以去……这样吧，你先休息两天，我安排好了再通知你。”
两天后，阿木到白云山农场报到，章处长见到阿木，笑嘻嘻地拍着阿木的肩膀说：“人才啊，人才，白云山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想要你，学校也想要你，可学校更缺人，你还是先到学校代代课吧。”
于是，阿木被安排在离场部偏远的一所学校当代课老师，教的是小学英语。
学校在远离市区白云山脚下的一个名叫大金钟的水库边。学校不大，老师不多，连教师宿舍都没有，家住广州市区的老师都是每天清早骑着自行车到校上课，午餐在校就餐，下午放学后相约骑车回家。一来二往，阿木很快跟他（她）们熟络起来，因为他们本来也是知青，大家有共同遭遇，共同语言。早出晚归，虽然辛苦些，但比起海南山区农场的工作环境、生活条件，那是好多了，尤其是家庭团聚，妻儿一起生活，对于阿木来说，那是梦寐以求、再理想不过的事情了。
阿木安于这种生活，除了工作，业余时间还自学英语，一来想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二来时下正兴起“英语热”，毗邻港澳的广州更是先热起来。
谁料有一天，这种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起因是穗凤的哥哥穗丰要结婚。
且说穗凤在广州的住处，只是她父亲单位分配给他的老父亲带着三姊妹的住处。二楼一个长廊式的空间被板材分隔成好几个空间，分配给三户人家居住。穗凤的老爸人口多，又是个转业军人科级干部，分了个四十多平方米的大房一间外加三楼一个十平方米的单间。穗凤返城前，她爸和她妹穗萍住在二楼，她哥穗丰一个人住在三楼单间。穗凤回来后，她爸生前交代过，这二楼给穗凤一家三口住，等穗丰结婚时，再隔开来住。
可老爸尸骨未寒，穗丰就跟他的上海女友隔三差五找茬，找穗凤闹事，锅碗瓢盆胡打乱砸，喝令搬家，穗凤当仁不让，不甘示弱，按照老爸的遗嘱据理力争。可是，穗丰寸步不让，理由很简单：他是独子，父母留下的所有家产都是他的。女孩嫁人随夫，不能占有家中财产。即便是穗凤提出让步，三楼和二楼互换，甚至暂时打地铺过渡一下也不行。阿木看不过，就用几乎哀求的口吻说：“哥，你就行个好，就当我们一家三口求你了。我刚调来广州，分配到学校，已向学校申请住房，等学校一批准住房，马上就搬。你也看到，孩子还小，才几岁，总得有个住的地方……”“你这个‘伯佬’（广州话，骂人‘乡下佬’、‘土包子’之意），谁是你哥？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长着鹰叼鼻子的穗丰，双眼圆睁怒气冲冲地指着阿木，扯着沙哑的破嗓子咆哮着，像只饿极了的狮子要吃人，转而对着他妹穗凤下达最后通牒：“10月1日国庆节前必须搬走，否则把所有行李从二楼抛下，后果自负！”
离国庆不足一个月时间，穗凤深知她哥的为人，以李家独苗、男尊女卑为资本，专横跋扈，心狠手辣，为了一己之利，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在广州国际海员俱乐部当主任的堂姐李明月为方便在郊外学校上班的阿木，特意弄了张紧俏的可以购买上海产的“永久”牌自行车票子送给穗凤，在这物质匮乏、商品奇缺。粮油布匹连蜂窝煤球也定量供应，紧俏商品凭票购买的年代，能拥有一张这样的票实属不易，穗凤阿木当然珍惜。可穗丰知道消息后，班也不上，赶回家找穗凤拿票，穗凤不给，说是堂姐交代票给阿木买单车上班用的，你已经有一辆“飞鸽”就行了。可穗丰不管三七二十一，翻箱倒柜到处找，找不到，过来搜身，穗凤逃避，他紧追不舍，在宿舍长廊里边追边喊，边喊边扔东西，洗衣板、脸盆、锅铲、砧板、菜刀，甚至连黑乎乎的蜂窝煤球抓起来就扔，几圈下来，公共厨房长廊一片狼籍，穗凤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脸色惨白，走不动了。眼看就要被追上挨打了，阿木看不过眼，赶紧张开双手拉住厨房门阻拦他。他大吼道：“滚开，伯佬！要挡道连你一起打！”“你再闹我要找派出所报警了！”阿木一边阻止他的家暴，一边转过头来劝说穗凤：“给他吧，干嘛要争一张票呢？”可穗凤的性格跟她哥她爸一样犟，说不给死活都不给，就是最后从她身上找到票，她也紧紧地攥在手里，穗丰死掰她的拇指头，直到拇指头骨折了，还是不松手，最后抢到票了，票也烂了。这两兄妹真是针锋对麦芒，为了一张票，竟然拼个你死我活、鱼死网破，大拇指骨折碎了票……
穗丰原本不是这样的。兄妹和睦，为人大方豪爽。自从认识这个上海女人后，就变成六亲不认、自私自利的人。之前，他与这个女人在三楼同居两三年，想奉子成婚，后移民美国，却不见动静，经老中医诊断为男方**多为“死精”，要想怀孕，必须滋阴补肾，救活**。民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水鱼或乌龟王八配以中药熬汤长期服用，慢慢调理，方可活血壮阳、强身固精。阿木深知，在广州举目无亲，娶了穗凤，调来广州，穗凤的兄妹就是自己的兄妹，穗凤的姑姑、堂姐、亲戚朋友就是自己的亲戚朋友。有困难互相帮助，尽量搞好人际关系。于是，每次回海口探望父母，首要任务就是跑东门或西江市场，买水鱼、乌龟带回广州，满足哥哥穗丰的进补需要。当然，也少不了给姑姑、堂姐捎些海南特产椰子糖之类的东西。穗丰这时也感动过，还以“投桃报李”，主动买电影票陪阿木一家子看香港故事片《巴士奇遇结良缘》。那时，多么和谐，多么温馨！可是，好景不长，因为长期服药也解决不了穗丰的生育问题，他心爱的上海女人又以既不能移民美国，又不能搬进二楼大房结婚，那就分手为由给他施压，使他变得神经质的狂躁不安——天天同吃一锅饭，天天吵成一锅粥。锅碗瓢盆、蜂窝煤球都变成打闹的武器，闹得鸡犬不宁，同住一层楼的邻居都深受其害，何况阿木，恨不得立马就搬离这个是非之地！但是，在广州找个住房，谈何容易？
某天，徐旭明——阿木海城中学的同学好友，外号“狗官明”——他个子矮小，可身体结实，头脑灵活，有表演天分，他饰演的贪官（即海南话俗称的“狗官”）活灵活现，让人捧腹大笑，自此“狗官明”外号不翼而飞。他是与阿木一起演战歌，一起下乡到南枫红光队的知青，曾在团部宣传队待过，也认识穗凤，远道从海口来广州登门拜访，阿木、穗凤自然少不了酒菜招待客人。
酒过三巡，“狗官明”讲述他这趟来广州的目的——再次偷渡香港。
“听说你上次逃港被抓，怎么又放出来了？”阿木问。
“是呀，上次被抓后，送回海南琼海嘉积看守所劳改。在那里天天到农田山地劳动改造，大约一个月后的某一天，我们这些劳改犯被荷枪实弹的狱警押到郊外一块长满密密麻麻高过人头的甘蔗地里干活，我看机会来了，心想，横竖都是死，不如搏一搏。于是，在看守的狱警面前捂着肚子表情痛苦假装拉肚子就要拉到裤子里的样子，逼得他放我跌跌撞撞走到甘蔗地深处人看不见的地方蹲下，警少犯多，乘他不备，从甘蔗地的另一头悄悄逃跑了，从嘉积逃到海口，又从海口逃来广州，准备再次逃港……”
旭明的逃港故事不仅让阿木穗凤听得惊险刺激，连隔壁宋伯的女儿宋芝兰也倚着门口聆听。穗凤看见是自己的同龄闺蜜，赶紧招呼芝兰入座，并介绍说：“这是我隔壁邻居宋伯女儿，我的闺蜜芝兰，没事，你继续讲。她妈现在是香港人，是1962年——”没等穗凤介绍完，芝兰接过话头说：“我妈也是偷渡过去的，1962年5月的一天，跟着几千人逃港潮过去的，她们这批运气好，过去后，遇上港英政府特赦，全部变成香港居民。她现在一个人在那边，我爸和我还留在广州，总是叫我想办法过去，所以我也来听听取经。”旭明听罢，长吁一口气，都是同路人，这才放心继续讲下去——
“‘督卒’，你们知道‘督卒’是什么意思吗？”旭明问。
“我猜猜看——”爱下象棋的阿木快人快语，“‘督卒’是中国象棋里的术语吧——卒子步步进，前进不回头。”
“对。我们的逃港行动就像中国象棋里的小卒子一样，勇往直前、决不后退。简而言之，‘有去无回’称之为‘督卒’。志同道合、同生共死一起逃港的朋友称之为‘督友’。其实，我们的骨子里并不反党，并不是叛国投敌，也热爱祖国，热爱毛主席的。说来好笑，我们当中，有人还是党员干部，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在督卒的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的时候，还背诵起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真的是神奇，语录给他们勇气和力量！有些人因此而获得成功。”“狗官明”的轻松描述，引起大家哄然大笑。
“我们之所以冒险督卒，”旭明换了严肃的口吻说，“只是因为生活所迫，一辈子在深山老林面朝黄土背朝天挖地球，还换不来两餐饱，倒不如督卒过河到另一个世界去谋生，去寻找自由和幸福！正如我们学生时代读过的革命诗：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说到这儿，芝兰、穗凤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阿木做了个“停”的手势，提醒大家别激动，毕竟旭明是从劳改场逃跑出来的，万一走漏风声，再被抓回去，这辈子就完了。还是静静地听旭明“讲古仔”吧。
旭明喝了一口汤，继续说：“其实，我们在行动之前是用大量的时间去做足功课的。首先，重要的是人的体质，不单是学会游泳，学会连续七八的钟头不停顿地游泳，还要学会潜水泅渡，以逃过探照灯的不时扫射。要有十天半月连续昼伏夜行爬山越岭的体力和毅力；其次，要选择出逃的路线，”旭明边说边从随身携带的印有毛主席头像的学生书包里取出一张陈旧泛黄破烂不堪的“地图”来，大家不约而同把头聚拢过来，伸长脖子盯着这张破纸，睁大眼睛看着“地图”，入神地听着旭明的述说——
“你们别小看这张‘地图’，虽然是手绘的，但却是精确实用的。有钱也买不到，那是一代又一代人用血汗甚至生命绘制出来的逃港路线图。”旭明边说边指点着“地图”:“这里是陆路，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现在已加强警戒，此路不通矣。水路倒是有东、西、中三条线路：中线的深圳河海滨公园、东线的大鹏湾和西线的深圳湾红树林与香港隔海相望，对面就是香港。而西线尤为便捷。从蛇口的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此外，要准备——”
旭明边说边把代代相传视如珍宝画了又画改了又改的破烂手绘“地图”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重新放回随身背着的书包里。“——干粮（如鸡仔饼、压缩饼干）、救生圈（如单车内胎、篮球内胆）和常用药品（如清凉油、保济丸、风油精等）”旭明接着讲。
“哎，旭明，讲一讲你自己上次逃港的故事听听。”穗凤插话，芝兰附和着。
“上次，我们一行四人，在家住深圳蛇口的一位督友的引路下，从广州出发，背上书包（包里装着干粮、地图、指南针、救生内胎及野外常用药品等，），就这个书包，”旭明拍了拍身上的书包，继续说：“经十多天翻山越岭的昼伏夜行，终于来到与香港隔海相望的蛇口深圳湾一带的一个小山头，此处就是我们首选的最佳路线——西线。因为水路离香港较近，所以防范就更严。除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边防军人和嗅觉灵敏、凶狠威猛的军犬外，铁丝网沿着海边的灌木丛和红树林之间蜿蜒全线拉开，探照灯则间隔着来回扫射，所照之处，光如白昼。我们潜伏在那个小山头的丛林里观察两天后，选择一个漆黑的夜晚，到远离探照灯余光的地方分两人一组准备行动。”
“眼看着前面两个人影趁着探照灯扫射过去留下一片漆黑的间隙，猫着腰爬过铁丝网，光着脚深一步浅一步悄悄地越过红树林，到了齐腰深的海水中，探照灯又一次扫过来，立即潜入海水中，灯光一过，又浮出水面奋力前游，进展得很顺利。于是，我们两个就照样画葫芦——猫腰爬过铁丝网，光脚越过红树林，而正当我将要潜水时，后面的督友阿灿‘哎哟’了一声，走不动了。我不得不往回走，当我拼尽全身力气把他扶上岸时，他的左脚不知被树根杂物还是碎石玻璃刮破脚后跟，开了一个大口子，伴随着海水淤泥的鲜血直流，而我正准备扯破衣服撕成布条帮他包扎时，一条高大威猛的军犬狂吠着从天而降，直扑过来，紧接着一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厉声喝道：‘不许动！’我们只好束手就擒。后来，就被遣返回海南琼海嘉积劳改。”
“哦，那前面游在海里的两个人应该成功游过对岸了吧？”阿木急促地问。
只见旭明望着大家表情凝重地摇了摇头：“我只听见一阵急促的机枪声。第二天听说海里漂浮起一具尸体，另一个失踪了。”
“哦……”阿木几个人听着这当事人讲述他们浴血偷渡的真实故事，不约而同地“哦”了一声。这一声，不知是对逃港者的勇敢表示赞许，还是对生命如此脆弱表示惋惜。
沉默了一会儿，阿木招呼大家边吃边聊。转而问旭明：“今后有什么打算？”
“我们有句行话说：‘既然湿了头，就不怕湿全身。’铁了心走这条路，那就走到底！一两次失败算什么，三四次也不在乎，十次八次都有可能。只要有命在，就要重新来。就算是死在香港，尸骨都不要漂回来！”旭明坚定地表明“督友”们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但我们不怕死，并非蛮干。而是每次失败之后，都从主、客观方面去分析，吸取血的教训。”旭明继续着：“先辈给我们这些后辈总结，要想逃港成功，靠的是‘三气’——勇气、底气和运气。勇气、底气指的是人的主观条件，勇敢精神和健硕体魄；运气指的是天意、客观条件。而上次失败在于——”
“什么？”芝兰、穗凤急切地问。
“虎粪。”旭明似乎答非所问。“说出来你们可能不相信，我们失败在于‘虎粪’!”
几个人同时睁大眼睛盯着旭明，似乎在问：“虎粪跟失败有什么关系？”
“你们知道吗？军犬也就是狼狗，嗅觉很灵敏，特别血腥味，多隐蔽它都能把猎物找出来，我们上次被发现，就是因为督友阿灿脚出血。”旭明停了停，接着说：“不过，一物治一物，狼狗怕老虎，一嗅到老虎粪便就止步不前。所以，我这次回来行动之前还要冒着风险到动物园去找饲养员偷虎粪。”“当然，还要继续锻炼，现在，我每天早晨六点就到越秀公园来回跑‘百步梯’，下午黄昏时分就到大金钟水库游泳。你们看我这胳膊黑不黑？壮不壮？”说着，旭明撸起袖子弯起手臂亮出肌肉，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旭明走后，“督卒”逃港成为穗凤和芝兰的热门话题。阿木虽然也想“督卒”，但在香港没有亲戚，不像旭明那样，有个姓丁的生父早年生活所迫，丢下母子俩逃港，她妈是在他年幼时带着他改嫁徐姓，所以丁旭明成了徐旭明，尽管生死不详，起码有个寻觅的线索，有个希望所在。而阿木，又已成家生子在广州，所以只想一方面好好工作，一方面刻苦自学英语和粤语，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涵养，以便一有机会，再赴港发展，或到境外寻求生路。
而旭明这一别，“督卒”是成是败，是生是死，杳无音讯。
光阴似箭，转眼到了十一国庆前穗丰要求穗凤、阿木搬家的期限。好在事先穗凤领着阿木到东山区去找了在房地产工作的姑姑，在市郊沙河镇租了间房，避免了兄妹之间的又一场闹剧。
搬家到沙河后，穗凤在市内百货商店上班，阿木在市郊农场学校上课，五岁的圆圆无人照料，阿木只好跟家里父母商量，把年仅十多岁的妹妹阿玉接来广州沙河帮带孩子。
日子一天天过，孩子一天天长大，加上阿玉一共四口人生活，只靠两个知青组成的低收入工薪家庭，除了支付每天生活必需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费用外，还得支付房租水电，常常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几乎一到月底，阿木就向海口家中告急，家中父母是工人农民，本来就贫穷，加上孩子多，兄弟姐妹三男四女共七人，阿木是老大，本应赚钱寄回贫困的家中减轻父母的负担，可阿木不但没钱寄回家，还常常伸手向家里要，搞得老母亲老羞成怒，起了个外号叫“大不中用”。阿木也常常自责，愧对父母弟妹，但又无能为力，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向父母伸手。父母又不能见死不救，只好向亲戚邻里东挪西借。
一年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阿木也意识到，长此以往，家将不家矣！于是，跟穗凤商量怎样勤俭持家，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能省则省，能俭则俭。可大城市里长大的娇娇女穗凤，习惯于大手大脚、寅吃卯粮，尽管也上山下乡到海南好几年，但病退回到广州后，完全没有过这种“寒碜”生活的思想准备。时下广州街头也流行起港澳风行的牛仔衫、喇叭裤、高跟鞋……有港澳关系的还带回电视机、录音机等新潮家用电器，穗凤心动也在情理之中。
月底某天，穗凤回到沙河家中，找阿木拿钱买高跟鞋，阿木边从箱底翻出仅存的三十块钱边嘀咕：“家里只剩这些了，离发工资还有一周呢，买了鞋就没钱吃饭了。等发工资再买吧，再说了，二十几块钱一双鞋挺贵的，等于我们半个月工资了。”“我不管，这个款的高跟鞋要断货了！”穗凤说着，一把从阿木手中抢走三十元，飞也似地上街买鞋去了。
这个月底又没钱吃饭了，阿木只好又厚着脸皮写信向海口家中父母讨钱。穗凤买鞋回来又试鞋子又照镜子，全然不顾阿木正为生计而犯愁的心情。阿木看不过，就开口嘀咕了：“都成家了，还不会勤俭过日子。伙食费都拿来买鞋，饿着肚子穿高跟鞋，恐怕走路都走不稳……”
这几句话如同火星点燃汽油一样，把喜洋洋地照镜试鞋的穗凤激怒了，爆炸了——只见她一脚把高跟鞋踢过来，吼道：“我不要了，给你买菜吧！”说着，提起挂包就出门。吓得圆圆嗷嗷大哭，阿玉不敢出声。阿木知道，穗凤一发脾气，十八头牛挡也挡不住，她一出门，今晚就不会回来。家庭矛盾由此产生。
无钱的日子真是难熬。工资低微的阿木家庭最后连房租都交不起，拖欠了好几个月的房租，搞得姑姑都出声了：“多少人在等着租房，我好不容易从公司稀缺的房源里腾出一间给你们。你们倒好，连几十块钱的房租都缴不起，难不成叫我来缴？”
阿木赶紧恳求：“请姑姑再宽容几天，我已写信去海口，让家里寄钱来。”
“算了，公司规定房租不能拖欠超过七天，你们都超三个月了。我也无能为力，把账结清，另想办法吧！”
阿木是个明白人，听这话得赶紧向农场学校领导申请到有住房的学校去，哪怕是偏远的郊区、简陋的茅房也不在乎。在海南农场十多年还不是这么过来的？只要有个栖身之所就行了。
不久，阿木调到三元里小学，学校不大，教室两三间，老师三四个，学生十几二十个，来自周边农村的孩子。教师宿舍都是单间，阿木后到，分得一间用乱石垒成、红土泥浆填缝的低矮单独瓦屋。屋里打了一张床就没有多余的地方了，只好找来几根木料搭了个小阁楼，让阿玉带着圆圆爬上去睡，说是阁楼，其实只是夹缝，大人不能睡，只能给小孩爬上就躺下，屋顶太低矮，抬头就磕碰。就算是如此简陋，阿木也知足了，毕竟，那也是属于自己在广州的“家”，比起寄人篱下的滋味，感觉好多了！
一天晚上，阿木安顿好阿玉、圆圆睡觉，夫妻俩也就寝了。半夜三更，突然有一道手电筒的亮光从石头墙缝隙中照进来，阿木从睡梦中惊醒，大喝一声：“谁？”只听见墙外响起慌乱的逃跑声，盗贼真猖狂，“穷鬼遇见饿贼”，一个穷教师的“家”都逃脱不了盗贼的光顾，想不到广州郊区的治安环境比海南农场还可怕。
穗凤不得不求助于堂姐李明月，看看能否在她的单位《广州国际海员俱乐部》安排一份可能住宿的工作。俱乐部位于沙面，隶属于省外事办。这一年，美国和日本要在广州东方宾馆分别设立总领事馆，需要一些懂外语的翻译和工作人员，堂姐了解阿木这些年自学英语坚持不断，在广州广播电视大学也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获取大专英语单科证书。于是，向省外办推荐，被安排到日本总领事馆做接待工作。
阿木在日领馆工作，不辜负堂姐的期望。在每周六上午返回沙面外事办召开的例行汇报会上，常常受到外办的表扬——严守外事纪律，不损人格国格。无论外宾还是同胞，到领事馆来办事的都热情接待，待人接物不亢不卑。
有一个周末，日领馆副领事冈崎清带着从日本过来休假的夫人孩子自驾车到白云山游玩，要阿木陪同当向导。正当挂着日本国旗的车子上山时，险些与对面急速下山的中国小车迎面相撞，坡陡路弯视线不清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是日本人开车在中国的公路上行驶，没有按中国车辆靠右行驶的交通规则，而是习惯于日本靠左行驶的习惯所造成的。而在事故即将发生的瞬间，是阿木及时提醒靠“右”，靠“右”，这才避免了一场车祸。此事通报到外办，阿木又一次得到嘉奖。
一年后，凭着阿木的突出表现，在堂姐关系网的运作下，计划年底把阿木从“借调”改为“调动”，即正式从白云山农场调出，把人事劳资关系调入外事办，继续外派日本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工作，领中外两份工资，安排住沙面外事办宿舍。穗凤回家转达堂姐告知的这一特大喜讯。
可就在阿木借调外办这一年期间，穗凤和阿木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起因是这样的——阿木借调出去以后，学校收回那间瓦屋，阿木只好就近租借一间民宅。不巧，村里有户姓肖的人家，老家就在海口海甸岛五庙。他乡遇故人，房东肖江热情帮助，把一间堆放杂物的土砖房子腾出租给阿木一家暂时居住。而此时，肖江的堂弟肖海来广州探亲，也住在同一屋檐下，一来二往，大家都熟络起来。
且说肖海其人，二十来岁，土生土长海口海甸人，从小跟随父亲出海捕鱼为生，黝黑的皮肤，健硕的胸肌，粗壮的蛙腿，一看就是地道的“海甸仔”——游泳高手，水中蛙人。他这趟来广州，其实也是受“逃港潮”影响，为逃港探路。
穗凤在市内百货上班，朝九晚五当售货员。五点下班后回三元里租屋。阿木在日领馆工作，早出晚归。闲聊中听说肖海是游泳高手，也在为逃港做准备，而穗凤早前受芝兰、旭明影响，也有逃港欲望，于是，提出让肖海教她学游泳，肖海欣然答应。约定除了周六周日学习外，每天下午下班后回到家，就一起骑单车到就近的大金钟水库学习游泳。夏末秋初的一天，天气转凉，穗凤游水回来，偶感风寒，咳嗽发烧。阿木下班回来后，要忙于煮饭做菜搞家务及照顾儿子和小妹，无暇顾及她的感冒，肖海闲着没事，就主动帮她买了药，穗凤就此数落阿木：“我病了，你不关心过问，别人还帮我买药，要你这个老公干嘛？”
“我这不是在忙吗？早出晚归去上班，回来还要搞家务，我妹还小，只能帮带孩子，煮饭做菜还得我们大人亲自动手呀！正想给你买药，谁知肖海早一步。感冒了，这几天就不要去游了，好了再去吧……”阿木一边低头洗菜，一边解释并劝说着，回头看，穗凤早不见了踪影。她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