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莫以个人好恶为标准
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应该以实践为标准加以检验而得知，但在识人过程中，古往今来都存在以个人的好恶为标准的事实。武则天的夏官尚书武三思就说：“凡与我为善者即为善人；与我恶者，即为恶人。”以个人的好恶为标准来识人，这在历史和现实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特别在识人用人问题上，不能搞五湖四海，而是搞小圈子、拉山头，以我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与自己感情好的同志，“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与自己感情、关系一般的，“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其实，这种以个人好恶为标准来识人，早在历史上就有人不赞成。“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听私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其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考察，不是专靠自己的耳闻目见，也不是私下听某个人说了算。想要知道一个人的品德，就要了解他的行为；想要知道一个人的才干，就要听其言，观其行。
一个领导者，是否坚持公道正派、任人唯贤，是关系到人才命运的大问题。事实上，凭个人好恶、亲疏、恩怨、得失看人用人的情况，决非仅有。有的人喜欢听恭维话，把善于逢迎的人当成人才；有的人热衷于搞小圈子，对气味相投的人倍加欣赏；有的看重个人恩怨，凡对自己有恩惠的，则想方设法予以重用；有的习惯于自己的“老一套”，偏爱于“听话”、“顺心”、“顺耳”的。上述情况的存在，一方面容易使某些德才平庸、善于投机取巧，甚至有严重问题的人得到重用；另一方面又必然使一些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被埋没，甚至遭受不应有的打击。
应当说，凭个人好恶用人，其主要原因在于私心作祟。但是也有一些人其用心无可非议，但由于思想水平不高和思想方法不对头，没有识人的“慧眼”，“近己之好恶而不自知”，结果同样不能坚持公道正派、任人唯贤的原则。宋朝宰相张浚初次见到秦桧，觉得他言词刚正，表情严肃，认为这个人一定正派，便启用了他，结果铸成千古大错。张浚的教训就在于以言貌取人，并没有了解秦桧的本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时常看到张浚式的人物，他们在看人用人上往往受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偏见和感情用事所左右。有时这种问题并无挟私因素，所以较之有意识的打击报复、拉帮结伙的错误，更容易得到一般人的谅解和容忍。也正因为这样，在上心安理得，在下有苦难言，其危害也就更加严重。
唯我型。此指那种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嫉妒上司支持或重用他人(尤其是意见不同者)的人。这种人只准上司支持他，若是支持了别人(不管对还是不对)，他就会对支持者说长道短。别人若是得到提拔，他就会感到难受，甚至会同上司闹翻。同时，他还可能在领导班子中寻找新的支持者，其手段也多是卑鄙的。大家的关系本来都是正常的，由于唯我型亲疏有别，很可能会人为地造成领导认识上的不一，问题就出在这里。
实惠型。此指那种得了实惠就说好，有奶便是娘的人。这种人唯一的是非标准是看能给自己带来多大好处，凡能给他带来大好处的，他就说那人是大好人，除此，你给集体带来的好处再多，他也全然不顾。领导成员是有分工的，有些能给部属解决一点实际问题，有些则不然，不论是谁解决的问题，都应视为组织的力量，而不能归结为个人的功劳。掌握实权的领导者中若有将组织对部属的照顾归结为个人对部属关心的话，在部属中，势必会产生感恩于个人的现象。
顺我型。此指那种对待部属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领导者。这种领导者喜欢恭维，讨厌挑剔，容不得半点反面意见。在这种上司面前，拍马屁的常常吃香，刚正不阿的往往遭殃。该遭殃的吃香，该吃香的遭殃，部属中势必产生对立情绪。
5听众论以为鉴
知人，当然要靠人，既要靠用人者，也要靠听众论。
在古代，大都靠用人者慧眼知人，但靠人眼光看人，终究有局限性，即使善于知人的人，看人不可能全面，也会知错人用错人，因此，智明之士提出知人用人要兼听众论。孟子就是如此主张的，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朱元璋也认为“辨邪正”也要兼听众论，他说：“众人恶之，一人悦之，未必正也；众人悦之，一人恶之，未必邪也，盖出于众为公论，出于一人为私意。”要兼听众论，朱元璋不仅是口头说了，而且是这样做了。朱元璋统一天下后，整顿吏治时，曾错捕不少人，但经其治下的人民派代表上京申辩，他查核属实也就放回官复原职，有些因有善政反得到升迁。而不少官吏得到升迁也因得到人民喜爱所致。知人用人听众论，实际上是让人民参加选拔人才和监督官吏，因而在明初，官吏不敢为非，有些错用的人兼听众论而得到纠正。
所谓兼听众论有二种：一是听取同时代人对所用之人的意见；一是采纳古代人知人用人的意见，即借鉴他们知人用人的经验教训，也就是说以史为鉴，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知人用人，其中不少好的意见，或称理论，是从无数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孟子的主张翻译过来就是，左右亲近的人都说某人不行，不要听信；诸位大夫都说某人不行，也不要听信；国人都说某人不行，然后加以考察，发现他真的不行，再抛弃他。左右亲近的人都说某人贤能，还不行；诸位大夫都说某人贤能，也还不行；国人都说某人贤能，然后加以考察，发现他确实贤能，然后加以使用。
事实也说明，“一目之察，不如众目之明”，一个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众人的认识总比一个人的认识看得清楚和透彻。我们平常所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个人的优劣，群众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最后综合得出的结论和总的看法就会更接近其本人的实际，以众人的看法为标准也是识人标准之一。
6忌以貌取人
古人云：肤表不可以论中，望貌不可以核能。这就是说，不能根据外表评价人的品德，不能看相貌估量人的才能。即不能以貌取人。观察其相貌定是非，倒不如研究他的思想和他办事的能力如何来得可靠。
识人愚智，不能只看外表、听言辞，而要试以官职，考其功能。
如果根据外表、容貌识别取人，就会因为不能任用子羽这样的人而犯过；根据言辞识别取人，就会因为信任宰予这样的人而犯过失。
戏剧《徐九经升官记》里的徐九经，“皆因爹娘没有为我生一副好五官”；结果便“才高八斗我难做官”。皇帝老儿衣貌取人，不看本事看长相，让他“头名状元到那玉田县，当了一个小小的七品官”；王爷也是衣貌取人，以为相貌丑陋的徐九经，一定心灵也丑，所以竭力保举他当大官，意图让徐九经为王府制造冤案。不料人不可貌相，这徐九经貌丑心不丑，要“做一个良心官”，宁可“刚做了大官，我又要罢官”，决不“做一个昧心官”，使王爷的如意梦成了泡影。《三国演义》里的襄阳名士庞统，“上知天文，下通地理，谋略不亚于管仲、乐毅”，只因长得浓眉厚唇，黑面短须，衣帽不整，形象古怪，又是个矮个儿，刘备本来对他慕名已久，求之若渴，而一旦见面，心里马上凉了半截，暗自嘀咕：此人其貌不扬，谅必腹中空空，要不孙权怎能不用?便不委重任而胡乱派了个差事。幸亏张飞到庞统掌事的耒阳巡视，发现庞统果然才能过人，报告了刘备，这才引起了刘备重视，赶忙请回庞统，向他作揖请罪，并委任他当了副军师。要不是张飞当了“伯乐”，这位凤雏先生虽是“千里马”，说不定要老死枥下呢!
7不可求全责备
古人云：龙有蛇之一鳞，不害其为灵，玉有石之一脉，不害其为宝。这说明识人时不能求全责备。
求全责备还是舍短取长，这关系到能否知人用人。求全责备，大才也被埋没，天下无可用之人；能舍短取长，人人可尽其力，天下无废人。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人总有缺点，对人才而求全责备，即使有大才在身边也视之而不见。战国时卫国的苟变，很有军事才能，能带领五百乘兵，即三万七千五百人，那时能带领这么多兵，可说有大将之才了。子思到卫国，会见卫侯时向他推荐苟变，卫侯说知道这人有将才，可是，他当税务官时白白吃了农民的两个鸡蛋，所以不用他。子思听了，要他千万别说出去，不然，各国诸侯听到了会闹笑话。子思指出这种“求全责备”的思想是错误的，认为用人要像木匠用木一样，“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合抱的大木，烂了几尺，木匠也不会弃掉它。今处于战国之世，正需要军事人才，怎能因白吃两个鸡蛋的小事而不用一员大将呢?因子思的话说到点子上，卫侯的思想才能转过弯来，同意用苟变为将。如果没有子思的推荐和教导，有大将之才的苟变就因白吃两个鸡蛋而被卫侯弃置不用了。
领导者对人才的求全责备，不只不能知人，且将会陷害人才。历史上不少贤才之所以蒙冤，都是由于君主喜欢追究小过，如司马迁只不过为李陵说几句公道话，却被汉武帝处以腐刑，使他遗恨终生。苏轼因对朝政有意见而写几首讽喻诗，却蒙“乌台诗案”之冤，下半生都被贬逐，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在历史上，因上苛求人小过，别有用心的和溜须拍马之徒就趁机投井下石，极尽其吹毛求疵之能事加以诬陷，因此，贤才蒙受不白之冤的事就更多了。
有鉴于求全责备失才害贤，孔子对仲弓问政特别强调：“赦小过，举贤才。”历史上，能知人善任者都是如此。齐桓公发现宁戚是个人才，决定要用他时，有人主张调查他是否有问题后才确定，桓公说：“不然，问之恐其有小恶，以其小恶，忘人之大善，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难全，权用其长者。”于是，封他为卿，用宁戚之所长，让他负责农业部门的工作。后桓公能称霸，宁戚起了重要作用。刘邦用陈平，有人告陈平“盗嫂受金”，刘邦责备推荐人魏无知，无知说：“臣所言者能也；陛下何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拒，臣进奇谋之士，从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刘邦因而不计较陈平小过而重用之，后刘邦能开创汉朝，陈平是立大功的。范仲淹选拔人才也多取气节而略小故。他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兼陕西四路安抚使时，开设幕府，选用幕僚，多用因罪降职而还没有复职的人。有人怀疑他用人是否适当，范仲淹说：“其有可用之才，不幸陷于吏，不因事起之，遂废人矣。”因此，范仲淹所选拔的人，大多有真才实学。
司马光于公元1086年上书朝廷也指出：“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任授，则世无可弃之士。”司马光所说确是至论。
唐太宗看人总是看人的主流，而不斤斤计较人的小过，故能知人之长而用之。房玄龄、杜如晦被太宗所重用，肖禹向太宗说他俩短处，谗他俩“朋党比周，无心奉上”。唐太宗说：“知臣莫若君，夫人不可苛求也，自当舍其短而用其长。”因唐太宗深知二人，不为肖禹谗言所惑。始终予以信任。
管理者一定要能够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某些缺点和不足。使用时，一定要有“力排闲言碎语”，不怕“吹冷风”的勇气和魄力。现在，在我们一些单位的人才使用中，常见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在遵循一条所谓的“保险法则”，叫做“有反映者不要轻易使用”，由此往往导致一批贤能之士、开拓创新之才被拒之于门外，而某些平庸之辈却容易得到重用。
识人切忌求全责备，就是识人看本质，看主流，不能因有点短处而不见其长处。科学地对待人的短处和长处，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富于领导经验的同志总是经常向自己提出问题。例如，当他认为某个下级不得力时，他就着重问自己“这个下级有什么长处?”“现在交给他的任务能否发挥他的长处?”“自己为发挥他的长处创造了哪些条件?”如果这些都做得不好，“不得力”的责任就应该在自己，而不在这个下级。
高明的领导人懂得，得力或是不得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关键在于使用是否得当。用其所长就得力，用其所短就不得力。用人最忌讳勉为其难。如果硬要下级干他不善于干的工作，自然难于获效，久而久之，还会导致上下级关系紧张化。
对待上级和同级也是如此。利用上级的长处，既有利于上级的工作，也有利于下级的工作。例如，有的上级善于从统计数字中看出问题，有的善于抓典型分析。下级就应当根据上级的不同特长，给前者多提供准确的统计数据；而给后者多提供有代表性的典型。这样，不仅给上级工作提供了方便，也便于上级了解下级的工作。对同级也是如此。用其所长，才能互相支持，要求人家做办不到的事情，必然影响两家关系。
看别人的短处容易，看别人的长处难，这是阻碍我们“识人之长”的障碍。例如，对待下级，领导者往往对其缺点和短处敏感，而使其优点和长处被掩盖。再如，选人，我们过去常常本末倒置，不是从使用出发，着重了解其所长，而是把注意点放到被选者有哪些毛病，一再细致地了解其短处，这样做，就算选到短处不多的人，但也很难是很有本事的人才。其结果势必逼着我们去干那种用其所短，勉为其难的蠢事。选人的原则，应当不是选没有毛病的人，而是选有本事的人。往往长处明显的人，短处也明显，如果只着眼于短处和缺点，就会选不到有用的人才，因此也就做不到用其所长。
当然，这不是说可以不顾及缺点和短处。对待缺点和短处，领导者的态度是，如果不影响交给他们的工作和长处的发挥就不必苛求。领导艺术的作用，是如何运用组织手段和思想工作，克服短处，使其不发生影响，而不是听之任之。譬如对于那些品质上存在某些缺欠的人，尽管他有一技之长，也不能忽视其问题，要在用其所长的同时，辅以必要的措施，防止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
识人切忌求全责备，这就要求我们的人事部门，尤其各级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要知人之长，善用其长。如果“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舍其所长，用其所短，即使是委以重任，也是违背现代管理原则的。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唯物辩证法的语言说来，就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会同时有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对一个人来说，有长处必有短处。《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可谓文武双全，既能出谋划策，又会领兵打仗，这是其长；但气量狭小却是很大的短处。诸葛亮足智多谋。治国治军出类拔萃，人们都钦佩由衷；但“事必躬亲，后继无人”却又是其长中之短。
识人切忌求全责备，就要破“求全的心理”。切忌宁肯使用“低能好驾驭者”，也不愿起用“高能难驯服者”。
8贤之标准
古人说得好，“射者非前期而中谓之善射，天下皆羿也。”这就是说，射箭的人如果不是射中事先确定的目标就算是善射，那么天下的人都是羿那样的射手了。从识贤的视角来说，即指天下如果没有公认的是非标准，那么人人都是尧那样的圣人了。这就告诉我们，识别人才应该有标准，识别贤才也应该有识贤的标准。如果没有识贤的标准，就会出现“有贤不能知，与无贤同”。有贤良之才而不能识别，与没有贤良之才不就一样了吗?可见，如果世上没有识贤的标准，对贤才不能认识、发现，将极大的浪费、埋没人才。
那么，什么是贤才呢?因其历史条件的不同其识贤的标准是不完全一样的。当然，从总体上看，既有同中之异，也有异中之同。识贤，论人物当论是非，不当论成败。这就是说，评价人物应以是非为标准，而不应该也不能看其成功或失败作为唯一的标准。
古人云：道远知骥，世伪知贤。这就是说，道路遥远，才能识别出千里马；世道欺诈，才能识别出贤良的人。这说明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识别贤愚，辨别真伪。事实也是如此，“器必试而后知其利钝，马必驾而后知其驽良”。工具一定要经过试用，然后才知道它究竟锋利不锋利；马一定要拉车，然后才知道它究竟是劣马还是良马。这更是说明了只有经过实际工作的考验，才能识别、分辨出贤才和庸才。
古代思想家庄子对于识贤也提出了一种标准。他在区分什么是圣人与贤人时说过：“以德分人谓之圣，以财分人谓之贤。”庄子的这种识贤标准就是说，以仁德分施给人称为圣人，以钱财分施给人称之为贤人。
汉代学者王符在《潜夫论·论荣》中指出，“贤愚在心，不在贵贱。”意思是说，区分人是不是贤才，在于思想品质的好坏，而不在于出身的贵贱与地位的高低。
唐代诗人白居易也说过，“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出身的贵贱，地位的高低不能作为识人是否是贤的标准。
对于识贤的标准问题，古人还告诫人们下面这一种识贤标准是不可取的。即“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不免于死亡。”(见《六韬·举贤第十》)意思是说，如果君主认为一般人所称赞的是贤人，一般人所诋毁的是不贤的人，那么党羽多的就会被任用，党羽少的就会被排挤。这样奸邪势力就会结党营私而埋没贤人，忠臣无罪而被置于死地，奸臣以虚名骗取爵位，社会就会愈加混乱，国家也就不能避免危亡了。
在中国历史上，把能不能纠正自己的错误和过失及敢不敢及时向君主谏言其过失而作为识贤的标准。例如，春秋时期的齐国贤相晏婴就是采用了这一标准来识贤的。
高缭在晏婴的相府里工作，已经三年，没有什么过错，晏婴辞退了他。左右的人认为这不近情理，对晏子说：“高缭之事夫子三年，曾无以爵位，而逐之，其义可乎?”晏婴说：“婴，厂火陋之人也，四维之然后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尝弼吾过，是以逐之也。”(《说苑·臣术》)
晏婴辞退高缭的唯一理由是不能匡正其过。因为晏子认为自己是“灰陋之人”，意思说自己见识不广，不能没有缺点，所以要用“四维”即礼、义、廉、耻来要求自己，才能不犯错误以行直道。而高缭事己有三年，没有提过意见以纠正自己的过失，所以留下这种人对自己没有帮助，便辞退了他。可见，晏婴的看法与左右截然不同，虽然高缭没有什么过失，但无所作为就是最大的过失。
在用人上，有两种人，一是喜欢人阿谀奉承，而厌恶人提与己相反的意见，因此，尽忠者遭排斥，巴结者得信用，这么一来，有错改不了，错误就日多日严重，结果是：于己有害，于事业有损。另一种是闻过则喜的人，晏婴就是这种人，他深知“人孰无过”，知过则改，就可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而改了错误，所做的就正确了。因此，晏婴把能不能纠正自己的错误作为贤不贤的标准之一。能者则留用，不能者则辞退。晏婴是春秋时齐国的贤相，正因他能闻过则喜，故用得其人，齐国治理得很好，政治稳定，人民安乐。
9英雄之标准
伏契克说过：“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决定性关头做了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做的事。”
刘劭在《人物志》一书中有一节《英雄》篇。他把英和雄分别为两个概念：“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如果一个人聪明过人有“英”的素质，但没有“雄”的胆略，则其聪明谋划无从实现；如果只有胆量而没有聪明机智，则其雄只能是无谋之勇，也难成事。因此，在用人的时候应当把两种素质结合起来，刘劭举汉初的例子说：张良“聪明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可以算英，韩信“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可以算雄。“故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
樊姬是春秋时楚庄王的夫人，她认为宰相不荐贤不能称为贤相，她这个论点见于刘向《新序·杂事》：
有一次，楚庄王上朝后回来很晚，樊姬问其故，庄王说：“今旦与贤相语，不知日之晏也。”
樊姬问：“贤相为谁?”庄王说：“为虞丘子。”
樊姬掩口偷笑，庄王问她为什么笑?她答道：“妾幸得执巾栉以侍王，非不欲专贵擅爱也，以为伤王之义，故能进与妾同位的数人。今虞丘子为相数十年，未尝进一贤。知而不进，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为贤?”
楚庄王明日上朝，将樊姬的话告诉给虞丘子。虞丘子叩头说：“如樊姬之言。”于是，虞丘子辞去宰相位，推荐孙叔敖代之。
虞丘子听樊姬的话承认自己的严重缺点并主动改正，荐贤以自代，也称难能可贵，故他辞相后被人尊敬为国老。但更可贵的是樊姬能指出宰相虞丘子的要害，使他让位给孙叔敖，在孙叔敖的辅佐下，楚庄王终于称霸：孙叔敖任相后，辅佐楚庄王整顿内政，发展经济，在期思、雩娄(今河南商城东)兴修水利，又开凿芍陂(今安徽寿县安丰塘)，蓄水灌田，促进楚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楚晋在必阝(今河南荥阳北)之战中，孙叔敖辅助楚庄王指挥楚军，大败晋君，国威大振，使鲁、宋、郑、陈等国陆续归附，楚庄王成为霸主。
孙叔敖辅佐楚庄王称霸，樊姬是有大功的，有云：“一语兴邦”，信然。樊姬是楚庄王的宠姬，但她没有嫉妒之心，也许是出于古代所谓的“妇德”，她不是不欲君王宠爱集于一身，诚恐这样有损楚庄王的名义，为了爱楚庄王，所以主动推荐了跟她一样地位的几个美女。也许她由此而推理，如果宰相虞丘子是爱王爱国的话，也应推举贤臣以帮楚庄王治理好国家。可是，虞丘子当了几十年的宰相，却没有推荐一个贤人，不推荐贤人哪能称为贤相呢?她的理由是：“知而不进，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这么说从正反两方面看，都不能称为贤相：知贤而不推荐，显然，作为宰相不是嫉贤妒才，就是另有所想，这肯定对君主不忠；宰相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辅佐君王领导群臣，而他却不知哪个是贤人，因而无法推荐，这就是不智了。不忠不智的宰相，当然不能称为贤相。
更重要的是，从樊姬对宰相贤不贤的评论中，可以得出衡量宰相称不称职的标准，即能否荐贤，这是因为：作为宰相，要辅助君主治理好国家，不能只靠宰相一人，要有众多的贤臣共同辅佐才行。不然，即使这位宰相很有才干，也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因此，宰相的主要职责，应是荐贤，如此才能说是称职的贤相。反之，则不能配当宰相。
历史无数事实说明：凡雄实多奸，不奸难成雄。翻开中国古代历史，只讲“仁义道德”的，有哪几个能称雄称霸，并一统天下?春秋时，宋国的君主襄公与楚国争霸，襄公很讲究“仁义”，作为他行动准则，打仗时也如此。宋楚两军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楚军正在渡河，宋将目夷主张乘机出击，宋襄公拒绝说：“君子不乘人之危。”等到楚军渡河，尚未排成阵势，目夷又请出击，宋襄公说：“君子不攻不列成阵势之敌。”楚军排成阵势，宋军进攻被打得大败，襄公也受了重伤。像襄公这样讲“仁义”的人，人是好人，但哪能争霸。又如赵国成安君陈余，也是个讲究“仁义”的儒者，他与汉韩信在井陉决战时，韩信只有兵数万，他拥有二十万，李左车认为井陉路狭，派奇兵断汉军后，坚守勿战，彼无粮，进退不能，必败。陈余却认为义兵不用诈谋奇计，不听其计，结果韩信用诈谋奇计将之打败，陈余被擒杀。也许有人认为刘邦不是称为“忠厚长者”而一统天下吗?其实刘邦得天下的原因之一，是他为人狠毒：项羽要烹他父亲，他说：“幸分我一杯羹!”他兵败逃亡，怕车重跑不快被敌所追，几次把两个儿子推下车；他得天下后，却把为他拼死打败项羽的韩信、彭越、英布杀了。刘备不也是被美化为“仁君”吗?事实上，刘备的诈伪不下于曹操，他从不甘心居于人下，暗中都有自己的图谋，他入蜀，见刘璋声声称“同宗兄弟”，实是千方百计在取而代之。曹操问裴潜：“卿昔与刘备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答道：“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刘备可称一代枭雄。
乔玄和许子将都以知人著称，他俩都曾预料曹操其人，基本上都准确，但以许子将的评价较中肯。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少时机警，有权谋，喜任侠，好出猎，游**无度。这时，人们都不感到他有什么奇特之处。时任太尉的乔玄，却特别赏识曹操，对他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世说新语》记载与此大同而小异。曹操少时拜见乔玄，玄说：“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
许子将对曹操的预料也差不多，乔玄对曹操说：“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曹操便往拜访许子将，许子将纳之，由是知名(《世说新语》)。曹操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大笑(孙盛《异同杂语》)。
以上乔玄、许子将对曹操的评价基本上是一样。乔玄对曹操是充分肯定的，认为天下将乱，能拨乱反正的是曹操。以至将子女相托。但《世说新语》说乔玄称曹操是“乱世之奸贼”，“奸贼”全是贬义，与乔玄称赞曹操的主调不一致，殊令人费解。倒是许子将的评价较中肯、贴切，认为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许曹操认为许子将的评价切合他的实际，说到点子上，且不认为是贬他，才高兴得大笑。
“奸贼”与“奸雄”涵义不一样，“奸贼”是全贬，即奸恶之贼也；“奸雄”虽有贬义，但奸雄亦雄也，重要的还是雄的一面。清代评点家评点人物用“奸雄”二字，实是英雄、豪杰的同义语，往往是互相混用的。毛宗岗在评点曹操时，多次说他“奸得可爱!”既奸得可爱，就是不恶了。也可以说，“奸雄”的“奸”字也指权谋干略，如果没有权谋干略是不能成为“奸雄”的。
许子将说曹操是“乱世奸雄”，确是有知人之明。当然，奸雄曹操也心狠手毒，品质上有其恶的表现，如杀吕伯奢全家，借王脑袋息众怒，梦中杀人，等等，但他一生所为主要还是体现他“雄”的一面；曹操以其雄才大略，知人善用，抑豪强，重农业，轻赋税，“挟天子以令诸侯”，芟除群雄，统一北方，他不仅是魏国的缔造者，也是尔后中国获得再统一的奠基者之一。决不能因他有恶的一面，像舞台那样把他描绘成白脸大奸臣，他是一个有严重缺点的英雄，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英雄。这便是许子将所预见的“乱世之奸雄”。从“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来说，帅才和相才则属于英雄。
帅者，统领全军之将也；相者，辅佐也。这里所说的“帅才”，是指那些能够胜任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或一个单位的“一把手”这样职务的人才，“相才”则是能够胜任“第二把手”职务的人才。
帅才的最大特征是举重若轻。正因为此，帅才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能够处之泰然，所谓大将风度是也。遇到重大问题，一下子就可牵住它的“牛鼻子”，不会被琐事困扰。但他有明显的缺点，那就是不拘小节。
相才的最大特征是举轻若重。正因为此，相才往往会将小事当作大事来办，日理万机，任劳任怨，处事稳妥可靠，很少会出现纰漏。但他由于身处繁杂事务之中，所以有时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表现得不甚敏感。
帅才需要相才的辅佐，相才需要帅才的指点。帅才是“蓝图”的设计者，相才是“蓝图”的实施者。帅才是相才才能得以充分发挥的良师益友。二者共铸大业，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当我们谈到识英雄之准绳的时候，不可忘记三国时曹操和刘备曾有过关于识英雄的对话。他们也有自己识英雄的标准。
三国时，刘备是一位起步不晚，但成事很晚的人物，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他不得不作为曹操的客卿，而寄人篱下。《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对他与曹操的关系，通过二人的一言一行，描绘得淋漓尽致。
一天，刘备与曹操对饮，“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骤雨将至。从人遥指天外龙挂，操与玄德凭栏观之。操曰：‘使君知龙之变化否?’
玄德曰：‘未知其详。’
操曰：‘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试指言之。’
玄德曰：‘备肉眼安识英雄?’
操曰：‘休得过谦。’
玄德曰：‘备叨恩庇，得仕于朝。天下英雄，实有未知。’
操曰：‘即不识其面，亦闻其名。’
玄德曰：‘淮南袁术，兵粮足备，可为英雄?’
操笑曰：‘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
玄德曰：‘河北袁绍，四世之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为英雄?’
操笑曰：‘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
操鼓掌大笑曰：‘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挂齿!’
玄德曰：‘舍此之外，备实不知。’
操曰：‘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也。’
玄德曰：‘谁能当之?’
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
玄德乃从容俯首抬箸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
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
曹操这个人，自古以来，褒贬不一。其著名的格言是：宁可我负天下人，决不使天下人负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我可以对不起任何人，但决不让任何人对不起我。从此人的语言态度来看，这人算是坏透了。但实际上，曹操在行为上，并不尽然。今天，有些企图模仿曹操将自己塑造为一个大政治家的人，也奉曹氏的格言为座右铭，那恐怕就大错特错了。众所周知曹公还是爱才如命、爱兵如子的人物。曹操对刘备可以说是独具慧眼的。曹与刘的对话一开始，曹操就向刘备提出了“龙”的概念，并指出了龙的行为：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吞云吐雾，小则隐藏若无，升则腾飞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接着，曹操又进一步点明，龙者即当今天下大乱之时的英雄。并将了刘备一下：你刘备屡败屡战，饱经风雨，对天下英雄，一定是心中有数的。刘备作为曹操的客人，本已成龙困鱼池之势，伸腰不得。今天，让主人一点，更是心中不安，于是只好揣着聪明装糊涂说：我是肉眼凡胎，看不出谁是英雄。可曹公作为主人，并不恭敬地指出：你别假谦虚，让你说，你就说。刘备呢，采取了进一步回避的态度硬是装傻充愣说：我承蒙提拔，当了国家干部，只知道工作，没有机会知道谁是英雄。但曹操仍然让他说，刘备无奈只好将封建割据的大头头们，挨个儿说了一遍，曹操一一给予十分刻薄的评价，指出：这些人都是碌碌无为的庸俗小人，不足以称道。刘备表示除了这些知名度极高的人物之外，他确实不知道还有谁是英雄。曹操告诉他：所谓英雄，就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具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的人。刘备问：谁可以当之无愧。曹操用手指着刘备，又指着自己说：“今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刘备一惊，吓了一大跳，手里的筷子，失手落在地下。恰在刘备筷子落下的时候，雷声大作，刘备趁机巧借惊雷掩饰自己被人说破心中秘密的恐慌。
通过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番表面是聊天的对话，暗地里却是一场刀光血影般的角斗。从谈话的一开始，曹操就一针见血。刘备作为天下第二个英雄，战战兢兢地在曹操的刀下苟活着，如履薄冰。一言一行，都要小心谨慎。整个对话的过程就是曹操咄咄逼人地进攻，刘备一让再让，最后让到无路可走的地步，曹操一语点破：天下英雄，你我而已。一山不容二虎。
10识人与相人有别
识人与相人看起来似乎是一回事，其实并非如此。识人与相人虽有一定的联系，但二者也是有区别的。相人作为识人的一种类型，主要是相人之表面，正如我们常说的“相面”。相面主要是对人的外表的一种认识。人都有一副脸，就是平时所说的面子。某一种身份的就有某一种面子。我们认识了人的面孔，就是一种相人的具体行为，当然还包括其体态、衣着等外部表现。但知人知面不知心还不行。所以，相人只是识人的一种前提和基础，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还必须从相人进入到识人的阶段，即从第一印象进入到对第二印象的认识；从对外形的认识进入到对内心的认识；从人的表面现象进入到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从一级本质到二级本质，从二级本质到三级本质的认识。可见，相人与识人的区别在于相人主要是相“形”，识人主要是识“心”，相人是对人的表面现象的认识，识人则是对人透过现象对人的本质的认识。
看人要看其本质
本质，是说原来的本质，本质与素质的意义一样。素质包括德才两方面。德的素质有好坏、忠厚、老实、公正，这是好的品质；奸恶、虚伪、自私，这是坏的素质。人的素质也有高低之分，高的素质如精明、能干、敏捷，低的素质如愚笨、庸劣、迟顿。看人，主要是要弄清其人的本质、素质，这对于了解其人是很重要的，也可以说是知人、用人的关键环节。
《列子·说符》记载了伯乐推荐九方皋相马的故事：
秦穆公对伯乐说：“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伯乐答道：“良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马者，若灭若没，若亡若夫，若此绝尘弭彻，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马，不可告以天下之马也。臣有所以共担缠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于马，非在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便召见，派他去求千里马。三个月后，九方皋回来报告说：“已得之矣，于沙丘。”穆公问：“何马也?”九方皋说“牝(母马)而黄”。穆公派人去取马回来，却是一匹黑色的牡(公)马。穆公很不高兴，派人叫伯乐来对他说：“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牝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说：“一至于此乎!是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皋之观，天机也，得其精是弃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而遗所不视。若皋之相，乃有贵乎马者也。”穆公叫人去把马牵给伯乐一看果是一匹千里马。
秦穆公认为九方皋连马的颜色和是公是母也分不清，能懂得相马呢?而伯乐却说九方皋相马的本领比他强千万倍，因为九方皋相马是看它的本质，是否具有千里马的特征，至于什么颜色，是公是母，他没有必要注意。从九方皋相马中给人们一些什么启示呢?
相马要把握它的本质特征，相人也应如此。善于知人用人者，都是从人才的本质特征中去考察，而不为其表面一些现象所迷惑，凡在知人用人上的失误，都是只注意人才的一些表面现象，如貌好、会说、顺眼、合意等等，对于其人的德才却没有深加考察。人才的内涵，主要是德才二者，而德是人才的灵魂。一个大有作为的人才，其才必须是建立在良好的德行的基础上；如果德行败坏，就不能更好发挥作用，甚至可能走下邪道，害国害民害己。
据刘向《新序·杂事》记载：战国时楚国有个善相面的人，他所相的人都没有失误，因而名闻全国。楚庄王听说便派人召他来，问他相人为何如此准确?他答道：“臣非能相人，能观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者孝悌，笃谨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谓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诚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职日进，此所谓吉士也。主明臣贤，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事正谏，如此者，国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谓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观人之交也。”相人者一般都是根据人的“生辰”、“骨相”、“手纹”而推测，而这位相人却不用此法，而其能准确相人，他坦直地说：“能观人之交也”。这就不是乱猜测，而是有科学根据的。他观人之交是什么样的人，就可断定他是什么的人。楚庄王听了赞说：“善!”于是招聘四方贤士，贤士推荐贤士，因而得到孙叔敖、子重等贤臣辅佐，终于建立了霸业。
11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识人要做到科学、客观地认准选准人才，必须认识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据《资治通鉴》记载，唐朝时期，太宗问大臣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领导干部和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考察干部和识别人才必须做到全面。不仅要听取考察对象本人的意见，听其言，观其行，了解其过去历史情况和现实的表现及其未来的发展前途，同时要听取广大干部和周围群众对其基本的看法；多听听来自各方面人的意见。不仅要听广大群众对其优点的看法，而且要听对其缺点的看法，这样才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对他们不能以偏盖全，求全责备。同时，要用发展的眼光识其人，既要看到长中之短，更要看到短中之长。在识人的过程中，顺言要听，逆耳之言也要听，做到全面调查，全面分析，以公心为国家为人民识才选才。
古人云：“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这就是说仅仅相信一人之见，或一孔之见，往往对事和人的看法会产生偏见和片面性；如果多听听绝大数人的意见，集思广益，则对事和人的看法能得出比较客观和全面的看法。在识人的问题上，更应该坚持做到兼听则明的原则，只有走群众路线，听取群众的意见，才能识准人和选好人才。
刘邦有个优点，就是能常常愿意采纳部众的意见，这就让部下很愿意为他打仗出力和敢于提建议。正因为如此，他手下谋士济济，猛将如云。一些才士能人被重用，怎么能不竭尽忠诚呢?“士为知己死”嘛。
就以张良为例吧。他出身于韩国贵族，与草莽之夫的刘邦不同。这样一个张良，有智有勇，却乐意死心塌地为刘邦所用，还称刘邦“大度能容”，可见刘邦的度量的确有过人之处。
张良初次见到刘邦时，就将兵法战策的秘笈献给了刘邦，没想到，刘邦立即采用了其中的战法。张良感念之余，说：“刘邦真是受天承运的人啊!”
萧何的情况亦差不多，他曾是刘邦的上司。但是后来，他辅佐刘邦，甘愿做了第二号人物，也是由于刘邦的大度和魅力。
另一位杰出人物陈平原是项羽的部下。由于项羽的器量狭小，于是陈平投奔刘邦，刘邦对他丝毫不怀疑，还立即起用他为智囊人物，对他十分厚待。后来，陈平六次献奇策，救了刘邦六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