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为治以知人为先。”治理国家以了解、识别人为最首要的事情。如果买玉不识别好坏，必然没有珍宝；选拔人才不进行识别，不论是否贤良，就没有贤才。而“以贤举人，以德命官，贤有小大，德有小大，而官爵从之，一定而不易。”以才能为标准推举选拔人才，以德行为标准任命官吏。才能有大小，德行有优劣，任命官吏职位依此而作安排，定下来后不随意更改。有人提出，“国家选取人才，要以品行和实际才能为首要标准”；有的提出“遴选官员唯一的标准就是才能，而不应营私。爵位赏赐唯一的标准就是贤德，而不应赏给品德恶劣的人”；有的提出“狗的好坏，不以它叫的是否好听为标准；一个人是否高尚，不是凭他是否有动听的语言。即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是行为，而不是花言巧语”；有的人提出识人应以实践为标准；有的提出识人应以相貌为标准；有的提出要以个人好恶为标准；有的提出应以听众为标准；还有提出识人的英雄标准和识贤的标准等，尽管识人标准五花八门，但还是有客观的是非之分的。朋友，愿你成为“有识之士”，不当“无识之徒”，明辨识人标准的是非，这样才可称得上识时务者为俊杰。
按照什么标准识别和选拔人才，既是识才、选才中的一个实践问题，又是人才学所需要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识别人才总要有个标准，不是实行正确的标准，就是实行错误的标准。人才标准是否正确，掌握人才标准的水平如何，是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识别和选拔人才的大问题。因此，揭示人才标准的含义，明确其作用，深刻理解军事人才标准的内容，是识别和选拔人才必不可少的前提。
所谓“标准”主要是指衡量事物的准则。衡量、鉴别世间一切事物，都离不开一定的标准和尺度。人才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事物。所以对人才应当有一个进行客观衡量和鉴别的标准。
人才标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在阶级社会里，虽然用人标准千差万别，但任何用人标准都反映着一定阶级和政治集团的利益和愿望，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用人标准，就人才标准而言，封建社会有封建主义的人才标准，如提出为将要做到“仁、忠、信、敬、勇”等。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人才标准，在他们的人才标准里渗透着商品交换的原则，人才自我奋斗的最终目标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满足。而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鲜明的人才标准。我们对“德”和“才”所规定的内容，都是从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比如强调军事人才的“德”，是要有献身国防的精神，要有甘于吃亏为人民的情操；强调“才”，最重要的是要有为人民服务、造福于人民的实际本领。这种“德”、“才”的本质同其它阶级在人才标准上是有根本区别的，这是把握人才标准不可须臾忽视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是说，一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必然要作用于那个时代的人们，决定着那个时代的人才特征。因为任何人才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一切人才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社会差别和时代的印记。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都有不同的人才标准。
1明德才兼备为标准
要评估人，无非德才两者。德的内涵包括个人品质、伦理道德、政治品德；才指才智、才干、才华，等等。人才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学问型，一种是事业型。而人才的形成是靠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因此，德才兼备的人的成长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实践。
要发现人才，主要是根据其德才的表现。但要认识人则需要时间的考验。如人的政治品质，平时难看出什么问题，在非常时期则好坏分明，古代的忠臣义士大都是在危难时刻涌现的，所以，有人将之总结成一句格言：疾风知劲草，板**识忠臣。才能也需要考验，有些人能说会道，在实干时却很窝囊；有些人平时默默无闻，但在实践中却才能毕露。
用人以德才兼备最好，但在大量需要人才的时候，只能以掌握现有的人才资料，按其德才而任用。古代英明之主驾驭人才，是待之以诚，纠之以法，赏功罚罪，使之向上，不敢为非，这是爱护、培养、发展人才的根本法，至今仍很值得借鉴。
识人须明德才兼备为标准，就是说，要知其人，必须考察其德才，而以德为其灵魂，重在其实践。
强调德才兼备。周朝吕尚在《六韬·龙韬·论将》中讲到：将有五才，“勇、智、仁、信、忠也。”它解释为：“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
春秋初期管仲在《立政》篇中说：“君子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源也。”就是说，朝廷选拔人才，需要审慎地掌握三个条件：一是道德品质是否与他所处的地位相称；二是功劳是否与他所享受的薪金待遇相称；三是才能是否与他所担任的官职相称。“德、功、才”是三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国古代比较早、比较全面的人才标准。
孙武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东汉王符在谈到军事将才时说：“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是故智以折敌，仁以附众，敬以招贤，信以必赏，勇以益气，严以一令。”在古代人才思想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是曹操提出的“德识才学体”五德皆备的思想。
三国时的刘劭著的《人物志》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保留下来最完备的人才专著。在这部著作中把人分为“兼德、兼材、偏材”三类，即德行高尚者、德才兼备者与才高德下者三类。作者明确推崇德才兼备的人是最高尚的。对德才关系做了较为全面、较为精辟论证的，是宋朝的司马光。他明确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就是说，德与才是不能分开的，德靠才来发挥，才靠德来统帅。从德和才两个方面出发，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在用人时，如果没有圣人和君子，那么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因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而愚者虽欲为不善，但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这就是说，有才而缺德的人是最危险的人物，比无才无德还要坏。司马光还说，人们往往只看到人的才，而忽视了德。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司马光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家，自然有他的思想局限性，但是就德才关系本身的分析来看，论述比较深刻，有重要的历史学术价值。
诸葛亮择官以德才兼备为准则
诸葛亮以其“隆中策”预见天下三分，显示其大才；以其“鞠躬尽瘁”尽忠汉室，显示其大德。其人如此，其择官也以德才兼备为准则。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向刘禅上疏，即《前出师表》，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刘备)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桓帝、灵帝是东汉末年的皇帝，先后兴起第一次、第二次“党锢之祸”，杀戮敢于直言的李膺等贤臣；二人都信任宦官，使宦官得专政，朝政腐败。桓帝封单超等五宦官为侯，任其专横胡为。灵帝公开标价卖官，敛财私藏，上梁不正下梁歪，贪污风盛，民不聊生，致社会动**不安，终于激起黄巾造反。之后群雄攻战，从而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诸葛亮上《前出师表》时，刘备已去世，由他执政辅佐刘禅，故在出征前总结了先汉与后汉兴亡的经验教训，谆谆告诫刘禅，不要学桓、灵二帝“亲小人，远贤臣”，要学先汉“亲贤臣，远小人”，才能使蜀国兴隆，以复兴汉室。
诸葛亮还在《便宜十六策》里指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因此，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时特别重视选拔德才兼备之士。
诸葛亮推荐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重兵，负责宫中之事。刘禅常欲增加后宫嫔妃，董允认为古时天子后妃之数不超过十二人，今已足数，不应增加。刘禅宠爱宦官黄皓，皓为人奸佞，想干预政事，允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黄皓，允在时，黄皓不敢胡为。
蒋琬、费、姜维都是诸葛亮精心选拔为他理政、治军的接班人。蒋琬入蜀初期任干都县长，刘备下去巡视，适见蒋琬饮醉，不理事，大怒，要杀他。诸葛亮深知其人，为之说情：“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敬重亮，听其言，才不加罪。后亮提拔琬为丞相府长史，亮每次出征，琬都足食足兵以相供给。亮常赞琬为人“忠雅”，可与他辅佐蜀汉王业。亮死前，密表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亮死，琬执政，其人大公无私，胸怀广阔，能团结人，明知时势，做到国治民安。蒋琬病，荐费代之，为人明断事，善理事，知军事，他在任时边境无虞，魏人不敢正窥西蜀。姜维继诸葛亮复兴汉室之志，屡次北伐，虽无大胜，但魏兵也不能侵入。及司马昭派大军伐蜀，刘禅昏庸不听姜维派兵扼守阴平之议，邓艾得以偷渡而直捣成都，刘禅出降，并令姜维降，姜维想假降待机杀钟会以复兴蜀汉，其宿愿虽不实现，足见其人忠烈。
刘备死后，有诸葛亮及其后继者蒋琬、费、姜维等辅佐，刘禅这昏庸之主才得安坐帝位达四十一年之久。而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篡汉，魏立国虽有四十五年，但早在十七年前司马懿就发动政变夺取曹爽的军权，魏政权已归司马氏，魏已名存实亡，魏政权存在实际只有二十八年。孙权死后，孙亮立为吴帝，内部不和，国势日弱遂被晋灭，孙权后人掌权只有二十七年。三国相比，蜀汉政权较稳固，无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之事，这是因有德才兼备的贤臣辅佐之故。
元世祖用人重才学也重德行
元世祖忽必烈与赵孟兆页谈话，问叶李、留梦炎两人优劣，孟兆页答道：“梦炎，臣之父执，其人重厚，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叶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忽必烈说：“汝以梦炎贤于叶李耶?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贾似道误国罔上，梦炎依阿取容；叶李布衣，乃伏阙上书，是贤于梦炎也。汝以梦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赋诗讥之。”孟兆页所赋诗，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之语，忽必烈颇赞赏。(《元史·赵孟兆页传》)
忽必烈是元朝的创建者，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任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开府于金莲川(在今河南结源)时，已任用汉儒为其谋士。及灭宋后，广泛搜求宋朝名士任官，为之理政治民。宋魏国公赵孟兆页是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宋亡，家居，后被召入朝任官。
忽必烈对叶李、留梦炎的评价与孟兆页是不同的；孟兆页赞许留梦有大臣之器，对叶李则认为其才能与己相当；忽必烈却认为叶李贤于留梦炎。这是以两人对贾似道误国罔民的不同态度而定优劣。公元1258年，忽必烈奉蒙哥大汗命进军围攻鄂州，宋派贾似道率军前往救援，而忽必烈因其兄蒙哥死急于回去争帝位，适贾似道派使来求和，忽必烈便顺势答应并率大军北返。贾似道却谎报“鄂州大捷”，说蒙古兵已肃清，这事虽能欺骗宋理宗，贾似道得以入为相，但朝野上下是清楚的，留梦炎却依附之以取悦于贾似道。时叶李只不过是一个太学生，愤贾似道害国害民，便带头与同学八十三人，伏阙上书揭露贾似道的罪恶，责其“变乱纪纲，毒害生灵，神人共怒，以干天谴。”贾似道大怒，知书是叶李所定，使其党人逮捕叶李，叶李便逃匿。适宋亡，叶李归隐富春山。忽必烈多次派人征召不出，后不得已才入见。忽必烈劳问：“卿远来良苦!”又说：“卿往时讼似道，朕尝识之。”言下之意，是对他表示敬意。忽必烈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叶李陈述古帝王的得失成败，忽必烈赞许，命他五日一入议事，后任资善大夫、尚书左丞。叶李在宋时不过是一布衣，忽必烈却如此破格重用，是因赏识其人忠直敢弹劾误国欺上的贾似道。而对留梦炎这个宋朝丞相和有名的状元，虽赏识其文才，却认为其人有私心而缺德行，便降级使用。
由此可见，忽必烈用人重才学，也重德行。
“唯才是举”，早在战国时的苏代已有此意，刘邦图天下就如此用人，曹操根据东汉末年的实际和总结前人的用人经验，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
历史事实说明：能否成事，决定于有无人才。古代逐鹿中原者，人才济济的则取得成功，缺乏或无人才辅佐的则招致失败，而人才的有无，究其原因，决定于能否唯才是举而用之。
不仅在乱世需要唯才是举以用人，在治世也应如此。当然，乱世和治世所需的人才着重点有所不同，乱世主要需要图天下的人才，治世主要需要建设的人才。其共同点是，都需要众多的人才。
在这里提出唯才是举而用之，并不是说治世不需要讲德才兼备。用人才总是要衡德量才而用之。但人是在发展，其人也在变化，有否德要经考验才知。关键在于如何用人，如治世以法，明于赏罚，有功者赏，违法者罚，则可鼓励人向善，不敢为非。这不仅能保护人才，更重要的是能培养众多德才兼备之士，为国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战国策·燕策一》记载：苏代对燕昭王说：“今有人于此，孝如曾参、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鲍焦、史鱼酋，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燕昭王说：“如是足矣。”苏代说：“足下以为足，则臣不事足下矣。臣且处无为之事，归耕于周之土地，耕而食之，织而衣之。”昭王问：“何故也?”苏代答道：“孝如曾参、孝己，则不过养其亲耳；信如尾生高，则不过不欺人耳；廉如鲍焦、史鱼酋，则不过不窃人之财耳。今臣为进取者也。臣以为廉不与身俱达，义不与生俱立。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
苏代在与燕昭王的谈话中，论述两种人的不同作用：一种是品行好的人。孝如曾参、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鲍焦、史鱼酋，当然是品行好的人。但是苏代认为像曾参、孝己这样的孝子，只不过是善养其父；像尾生高这样讲信用的人，只不过是不欺骗人；像鲍焦、史鱼酋这样廉洁的人，只不过不偷人钱财。一种是有才能的人。这种人有进取心，想有大作为，苏代说他就是这种人。苏代将这两种人进行对比，他认为前一种人，只是在德行上自我完善，虽然他们德行完善，却缺乏进取之术。而具有进取心的人，才有建功立业宏愿，才能辅助君王成大业，大有利于国于民。
苏代是战国时的纵横家，《史记》《战国策》都说他是苏秦之弟，但有人考证他活动早于苏秦，应是苏秦之兄，他是反对“连横”，从事“合纵”游说的。当秦以“连横”之策分化六国而约燕昭王入秦通好时，苏代便到燕游说，终于阻止了燕昭王入秦。也许在这时，他与昭王讨论如何用人的问题。战国时期，是个互相兼并，尔诈我欺的时代，君主为卫国图存，或为称霸于天下，所需要的是有进取心的才能之士。苏代强调这一点，是为引起燕昭王对自己的重视，使能用其才，实行其“合纵”之策，以破秦的“连横”分化六国之术。苏代等纵横家，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曾起重要的作用。
至于孝、信、廉等美德，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是精神文明的重要部分，当然是值得提倡的，可形成好的社会风气，对社会的稳定、人际关系的和好，即对治世是有重要作用的。但如仅有这些德行而无才，在战国时代是无补于时的，因既不能为称霸或图存的君王所需，也不能挽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
看领导要看政德
既然成就伟大的事业需要一种务实的工作作风，况且领导者又是取得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所以用什么眼光看待领导者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了。领导者之所以被推举到领导岗位，决不是让他来坐而论道的，而是让他带领群众干事的。要干事，必然有政绩。领导者的政绩，是他思想、品德、才能、作风等方面的综合表现。一个有觉悟的领导者，其事业心和责任感肯定是强的，其结果，势必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所以，看一个领导者如何，尽管应看其各方面的情况，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其政绩如何。其它方面再好，唯独政绩不突出，是算不上一个好的领导者的，因为他没有干多少实事。对于这样的领导者，最好让其离开领导岗位。这样做了，就会给一些不好务实的领导者敲起警钟，使他们认识到如果再坐而论道的话，那日子就难于维持了，以促使人们把精力都集中在干实事方面来，这样繁荣兴旺的局面就会到来。否则，空喊口号，坐而论道的人会渐渐地多起来，任其发展，事业也就无成功可言了，到头来必定是坐吃山空。
所以，用什么眼光去看待领导者的问题，实质上是倡导什么风气的问题。因此，不论何人，对领导者的评价，都应将其目光集中在他们的政绩方面，这是促进事业发展的需要。
群众靠领导者组织，只有组织起来的群众才有力量，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成就事业是领导者的天职，也是领导者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离开了这个目标，领导者也就不成其为领导者了。
成就伟大的事业，单靠订计划、喊口号和高谈阔论是不行的，必须依靠脚踏实地的行动。只要领导者作风扎实了，他所在的单位就会出现一种“务实”的好风尚。上、下一致干实事，事业上的成功就指日可待了，这里的关键在领导。只有一马当先，方有万马奔腾。只要领导者走在前边，群众才会跟着来，领导敢下海，群众就敢擒龙，否则，群众就会有力使不上。正如俗语讲的：“干部不领，水牛掉井。”
2以实践为标准
要知人，要重在其实践，即要衡量其人如何，主要要看他在实践中的表现。可以用花言巧语去骗人，但要用其实践去掩盖自己的虚诈面目是难的，虽然假动作也可骗人于一时，但不可能长久，其真面目终将暴露。实践将说明，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
从其实践中去知人，可以说是知人之本。
拓跋焘在实战中识人就是其中一例。
《魏书·伊香友丶传》记载：北魏世祖拓跋焘将征伐凉州，议者都认为凉州无水草，难于行军，故都进谏，不同意征伐，只有司徒崔浩极力主张征伐。群臣出，伊香友丶对拓跋焘说：“若凉州无水草，何得为国?议者不可用也，宜从浩言。”拓跋焘认为他说的对。攻克凉州后，拓跋焘于姑臧举行庆祝大会，对群臣说：“崔公智计有余，吾亦不复奇之。吾正奇香友丶弓马之士，而所见能与崔同，此深自可奇。”他看着浩说：“香友丶智力如此，终至公相。”浩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卫青、霍去病亦不读书，而能大建勋名，致位公辅。”拓跋焘说：“诚如公言。”
拓跋焘对伊香友丶的赏识，是因他能在实践中发现人才。在讨论征伐凉州时，群臣大都反对，他们都认为凉州无水草，不能行军，只有司徒崔浩支持征伐，崔浩有智计，拓跋焘不感到其奇，而感到奇的是伊香友丶这位弓马之士，其所见竟与崔浩一样。凡人所居之处，必有水草，没有水草，人何以活，也就无人居了。既然凉州能建国，必然有水草，这是一般常理。诸臣想不及此，伊香友丶却能开动脑筋想到，提出了“若凉州无水草，何以建国”的高见。诸臣认为无水草，是只听传闻，人言亦言，因而盲目反对，可见他们的智力远不及伊香友丶。伊香友丶既有武勇，又有智计，说明他不是一勇之夫，而是有文武全才的将领，故拓跋焘认为他前途远大，可位到“公相”。果如拓跋焘所料：伊香友丶为人忠谨，屡建战功，以功赐爵魏安侯，加冠军将军，后出任东雍刺史，政绩颇佳，百姓爱戴。后进爵河南公，位列三公，拜司空。
项梁于平时考察人才的事，见《史记·项羽本纪》：
项梁因杀人，与其侄儿项羽避仇于吴中。吴地绅士、豪强都与他有交往，凡吴中有大徭役和丧事，常由他主办，他都按兵法进行部署和指挥，并从中考察其所属各人的才干。及陈胜、吴广起义，项梁举兵响应。他招得吴中精兵八千，根据他平日所了解的人的才干，分别任为校尉、侯、司马等职务，有一人不被任用，他问项梁为何不用他，项梁说：“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
项梁是楚名将项燕之子，项羽是项梁的侄儿。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杀，秦灭楚后，项梁因杀人与侄儿逃亡于吴地。国仇家恨，项梁无时不在准备复国雪恨，故在吴负责大徭役和丧事时，都按兵法部署和指挥，以训练军事人才，并从中了解各人的才干，以储才为尔后举事作准备。因此，他在起义时，谁可当什么职务，他心中已有数，故一举事不至于手忙脚乱，乱拉人应差事，而是据其所知而用之，因有适当的人才为八千江东子弟的骨干，项梁死后，项羽继之，其部队以八千江东子弟为核心，横行天下，推翻暴秦。
所说重在行，即重在实践，历史上无数知人善任的事实说明，实践是知人的标准。春秋时的楚文王正是通过自己的实践而知人善任的。艹贝禧和申伯侯都事楚文王，艹贝禧这人刚直，一见文王有错就犯颜直谏，文王认为艹贝禧在众臣面前揭其短，感到有点恼火；申伯侯就事事顺从，且善于同文王动静，文王想说想做的，他已先说先做了，文王觉得有申伯侯在身边很顺心。可是，楚文王经过实践证实：艹贝禧所谏的都是正确的，有不少事因纳其谏而不犯错误，于己于国有利；而申伯侯顺己意做的事都错了，于己于国不利。于是，楚文王才知艹贝禧是贤臣，应予重用，便加封其爵为五大夫；楚文王因知申伯侯是阿谀奉承的佞臣，认为这种人不能再用了，便将他驱逐出国。
听舆论对人的评价，对辨别贤佞虽有参考的作用，但难以确定，因为舆论如出于别有用心而颠倒是非的人之口，好人可以说成坏人，坏人也可以说成好人。所以知人要务实，即要实事求是地弄清其人的行为，在事实面前，贤佞自可辨明。因此，看人要重在其实践，从其人实践中就可知其人如何。可以见，实践是知人的标准。
刘备以知人见称。刘备之所以知人，主要看其人在实践中如何。他选将用人也据此而定。刘备破格提拔魏延镇守汉中，是根据魏延在战争实战中的表现决定的。魏延出身于行伍，他是从实战中打出来的，他学到打仗的本领是来自实践，他是以其卓越的战功获刘备的赏识的。
实践证明，以实战如何来衡量人有否真本事，这是知人的根本方法。刘备赏识魏延是经得起考验的。魏延在刘备去世后，仍有卓越贡献。刘禅继位，封都亭侯。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驻军汉中准备北伐，任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建兴八年(公元230年)，诸葛亮派延领兵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奚谷，延大破淮等，被升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
刘备破格提拔魏延，刘备可称知人，惜诸葛亮用兵谨慎，不敢冒险，也就不能用奇计。魏延每随亮北伐，常要求给他兵万人，与亮异道会师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说亮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魏略》记载延向亮所献之策较详细：“夏侯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侯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余日，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此为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田，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当然，用兵要立足于万全之计，以稳操胜券为上，但如果过于谨慎，有可冒之险而不冒，则不能用奇计建奇功。夏侯喜读兵书而缺实战经验。“怯而无谋”，听魏延之策，取长安大有希望，虽然孤军深入有危险。邓艾正因冒险偷渡阴平灭蜀而建盖世功，听延之策也许能有邓艾之功。诸葛亮正因过于谨慎有可冒之险而不敢冒，致六出祁山，虽“安从坦道”而无功。刘备在时，从无立锥之地到取荆益两州，称帝西蜀；及诸葛亮执政只能“以攻为守”而已，这与诸葛亮知人善任不如刘备有关。
3莫以相貌为标准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是中国人民的一句有益的识才辨才格言。泰戈尔说得好：“你可以从外表的美来评论一朵花或一只蝴蝶，但不能这样来评论一个人。”以相貌取人，判人，没有丝毫的科学根据。早在商周时期，吕尚就提出选将不能以外表为准，他说：“夫士外貌不与中情相应者十五：有贤而不肖者；有温浪为盗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谨而内无至诚者；有精精而无情者；有湛湛而无诚者；有好谋而不决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忄空忄空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实者；有诡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肃肃而反易人者；有口高口高而反静悫者；有势虚形劣而外出无所不至，无所不遂者。天下所贱，圣人所贵，凡人莫知，非有大明，不见其际，此士之外貌不与中情相应者。”事实上其貌不扬的人，有不少有才学的人，而相貌出众的人，也有不少平庸之辈。任何人也没有找到人的才能与人的相貌之间有必然的联系。
识人不要以相貌为标准，才能真正地识人是否有真才实学，是否是真正的具备德才兼备的有用之才。中国历史上大圣人孔子就主张识人莫以相貌为标准。
孔子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卷67)
孔老夫子这人，“知过勿惮改”，他曾以言语来看宰予，以相貌来看子羽，后为他认为都看错了，就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误。这不仅使自己，也使别人能接受“以貌取人”的教训。
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比孔子小三十九岁。他长得丑陋，欲拜孔子为师，孔子看了他那副尊容，认为难以成才，不会有大出息，因子羽是他的学生子游介绍来求学的，孔子虽看不起他，还是收留为弟子。他在孔子那里学了三年左右，孔子才知他是个貌丑而才高德隆的人，所以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羽学成后，曾任鲁国大夫，后来南下楚国。他设坛讲学，培养了不少人才。成为当时儒家在南方的一个有影响的学派。
宰予也是孔子的学生，鲁国人，他以善辞令著称，列言语科之首。也因他善辞令，孔子收他为学生。他自始至终跟随孔子周游列国。孔子对他的一些作风和主张有意见。有一次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治长》)这是说，朽腐的木头是无法雕刻的，粪土一样的墙壁是无法粉刷的，对予宰予这样不可救药的人，责备他是无用的。又说：“始吾于人，听其言而信其行。于予与改是。”(同上)这是说，他过去是听人言而信其行，宰予使他改了，现在是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宰予还主张改革旧礼制，认为守丧时间太长，影响生产，可使礼坏乐崩，应改为一年，因而遭到孔子的斥责。所以，孔子说“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也许孔子在这方面又把宰予看错了，宰予主张一年丧，未可非议，说明他敢于改革旧礼制一些不合时宜的事。宰予是个德才兼备的人，孔子曾派他出使楚国，楚昭王认为楚国的官尹中没有任何人的才能可以与之相比。楚昭王要把一辆华丽的车子送给孔子，他以理拒收，受到孔子的称赞。他在孔子弟子中是个有所建树的人，唐玄宗开元八年(公元720年)被列为“十哲”之一，配祀孔子。因宰予有一次在白天睡觉，孔子竟斥为“朽木不可雕也”，这是孔子又一次犯了以貌取人的错误。
在中国古代知人的经验教训中，以貌取人还是看人重在其行，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知人之法。前者只看人的外表，而后者看其实践如何。前者知人多误，而后者则较能揭开人的真假、善恶、美丑。
以貌取人，连圣人孔老夫子也犯这种错误，他就公开检讨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孔子因子羽貌丑曾看不起他，其实子羽是很有德才之士。人的外貌跟内貌没有必然的关系，因而以貌取人多误。
所说外貌，不只限于人的相貌，还包括人的表面的种种表现和印记，据此而取人，历史的教训甚多。如：南宋宰相张浚认为秦桧“议论刚正，面目严冷，必不肯为非”，因而错误地肯定他是“不畏死，可共天下事”的“人才”，于是，推荐他参政，致错用这个千古罪人。及秦桧得势，他就被排挤在外，使南宋屈膝向金求和，张浚留下了终生的遗憾。以“隆中策”促成刘备三分鼎足于西蜀的诸葛亮，也犯表面看人的错误。他因见马谡熟悉兵法，理论上说得头头是道，尽管刘备对马谡无实践经验而空论兵计认为是“言过其失”，临死前特叮嘱“不可大用”，诸葛亮却不以为然。诸葛亮后来重用马谡为先锋，结果丧失战略要地街亭，诸葛亮进无后据，被迫退回汉中，他第一次出祁山取得的辉煌战果也就化成泡影，后悔不听刘备之言并自责无知人之明时已迟了。还有不少人以资历、级别、门第取人，而这些也不过是人的表面印记，据此而取人也就多误。魏惠王因公孙鞅是魏相公叔的家臣而看不起他，尽管公叔死前极力推荐，要惠王“以国事听之”，惠王却认为公叔病得糊涂说乱话，拒绝使用公孙鞅。公孙鞅便投奔秦国，为秦孝公所重用，结果是秦国日强，魏国日弱。贾谊才华、识见超人，二十余岁就为汉文帝所重用，升擢为太中大夫，还拟任为公卿，当命大臣议定时，周勃等老臣因他年少资历浅，极力谗毁说：“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竟听其说而疏远之，不用其议，派贾谊到外地任职，贾谊因不得志忧伤而死，一代英才就这样被埋没了。有的以门第取人就多用庸才，如五代时后唐的创建者李存勖统一北方后，招人才以辅佐，要取门第高的士族为相，结果错用了豆声革、卢程等庸才，于国无用而有害，李存勖无有用之才辅佐，结果兵变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