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人的源头不在今天，而在人类的童年。当然，识人的历史长河发展到今天，也经历了弯弯曲曲如同黄河之水流入大海有九道弯一样。但就是在这弯弯曲曲之中，却为我们在更高的水平上识人积累了许许多多宝贵的经验。立政之道，察吏为先；观人以德为先，次之才学；以史为镜，明兴衰；以人为镜，知得失；知人听众论；伯乐相马与赛马；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识人须依靠法治；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识人贵在公心；私心难识人等。我们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才能为识人学开辟更新更高的境界，让人们领悟到无限风光在险峰。
1立政之道，察吏为先
睁开眼睛看外国，在中国近代史上要数爱国将领林则徐为先。正因为他的胸怀广宽，视野宽阔，所以提出了集古今中外立政之结晶的名言：“立政之道，察吏为先。”为什么立政之道，要察吏为先呢?这是因为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管理行政不在于官职大小多少，而在于使用得当，有贤人治政。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方，必难致治。正因为为政的人处理政务最要紧的是用人得当，假如用人不对路子而是用非其才，国家必然难于走向安定。
为政就是治理国家，而“为治之要，莫先用于用人”。因为“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这就是说，把天下让给人容易，为治理天下而得到人才就比较困难了。特别是“平世理乱，非才无以室其业”。建立政权治理混乱，没有相应的才能是不可能建功立业的。好的政治要有好的人才，政治好就会国泰民安。
自古以来，凡是取得国家政权的在于得到贤人的辅佐，不要说什么国家的强大或衰败是往复循环上天安排的。这就是说，“有国由来在得贤，莫言兴废是循环”。
自古有天下者，观其所用人，则政事可知矣。也就是说，从古以来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只要看看他使用的人的情况，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政事如何了。自古以来国家的兴隆与衰亡，完全在于使用人。如果得到了贤才，那么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办理。
国之盛衰，系乎人才。能否正确使用人才，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所以，国家的强盛，必须多得到贤良的属臣百官；家族的兴盛，必须多出一些贤良的子弟。
既然“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即人民生活安定，国家安全，天下大治，必须依靠贤才。那么，“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就十分自然的了。所以，“治天下者，以人为本”，“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政事在于人材，舍人材而言政者，必无政”。从治政之事完全依赖人才，舍弃人才而谈治政之事必然无政事这一点来讲，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立政之道，必须以察吏为先。
2以德为先，次之才学
识人用人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共同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要坚持德才兼备。那么在德与才之间，按照大家熟知的说法，就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两者都很重要，但德尤为重要。司马光认为，取士之道，当以德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中，其次艺能。在他看来，选用人才的原则，应当把德行的考核放在首位，然后是经术，然后是政事，再就是艺能。反映了司马光选用人才的思想，把德行放在第一位。
唐代杜佑也认为，若以德行为先，才艺为末，必敦德励行，以伫甲科，岂舒俊才，没而不齿，陈长者，拔而用之，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这就是说，如果以品质节操为首要，以才能技巧为其次，选用人才，必定会使人们加强修养，勤奋学习，以伫立于科举最优之列，怎么会使俊杰之才迟迟不能发挥作用、受到埋没而不被录用呢?通过排列比较这些人才，选取拔尖的人加以任用，一定会使许许多多人才受到震动，而被吸引，从四面八方来响应。这里主要是强调以德行为科举取人之本，认为取人才艺为次之。
识人观人以德为先，次之才学。就是要防止重才而轻德的现象出现。有才而缺德，这样的人只能是奸才，歪才，邪才，刁才。当然，只有德而没有才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缺才之德的人，是忠厚、老实人，辛苦人，正派人，但才气没有了。这样的人是人，而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按照人才学的基本原理，在处理和看待德与才的关系时，任何机械的、僵化的观点和行为都是十分有害的，必须运用科学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对德与才的关系，作出实事求是的新的阐释。
识人观人选之有三，一曰德，二曰量，三曰才。所谓德者，刚健无私，忠贞自守，非碌碌庸庸，无毁无誉而已。所谓量者，能受善言，能容贤才，非包藏隐忍、持禄保位而已，所谓才者，奋发有为，应变无穷，非小慧辩捷，圆熟案牍而已。备此三者，然后胜股肱之任。也就是说，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强调德应重于才，但在这前提下，又要注重量与才的问题。坚持德量才三者的统一。坚持选拔人才的三标准有三条，一是德，二是量，三是才。德，即刚直无私，忠诚廉洁，而不能只是庸庸碌碌，无人诽谤也无人赞扬。量，指能接受正确意见，容纳贤才，而不能只是城府深，能忍耐，保住俸禄和地位。才，指奋发有为，能随机应变，而不能只是耍小聪明，口齿伶俐，办公文熟练。符合这三条标准才能担当重任。
3以史为镜，明兴衰
常言道：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镜，通过对中外历史上识人的仁人志士的得失，可以为我们今天正确识人提供借鉴。
唐太宗李世民在识人用人问题上提出过，以铜为镜，整衣冠；以人为镜，知得失；以史为镜，明兴衰。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李世民令封德彝举贤，时间过了好久，也不见动静。太宗诘问其原因，他回答说：“并非臣下不尽心，在于今世没有杰出人才罢了。”太宗说：“古时候那些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的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借来人才了吗?你应该清楚，症结在于你不能知人，怎么能诬蔑一世之人呢?”
历史的事实也证明，“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无论哪个时代都是英才辈出，就怕没有识才的眼光。杜甫大诗人就曾这样说，“如今岂无衷与骅骝，时无王艮伯乐死即休。”意思是说，世上难道就没有千里马吗?只是因为缺少像王艮伯乐那样善于驾御车马和识马的人，所以千里马只能等死罢了。这说明不是没有人才，关键是要有能识别人才的人。
纵观历史可以看出，国有三不祥：天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这对我们今天来讲仍是有借鉴意义的。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关键在人才。而人才的发现又要靠我们各级领导和人事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具有识才的慧眼。如果有贤才不去及时发现，甚至视而不见；或者是能够识别到了贤才，就是放在一旁而不用；或者是既识别到了贤才，又有所用，只是大材小用，这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来说，不是好事而是坏事。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类似这样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是知人善任，还是不知人不善任，其结果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
古人云：知人而善用之，若己有焉，虽至于尧舜可也。这就是说，知人善用这一点能够做到，就可以像尧舜那样贤明。原因在于“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能也。”按现在的话来说，治理国家最紧要的事莫过于用人，而了解人的办法，圣贤是能办到的。
自古以来，善于观察一个国家如何，不是看这个国家的势力是强还是弱，而是看这个国家使用的人才是贤还是不肖。战国时燕国大将在燕昭王时，因破各国有功被封为昌国公，后燕惠王即位，中了齐国的反间计击越国，燕遂为齐反侵。越王有两个大臣文种和范蠡，勾践在他们俩人的辅佐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转弱为强，终灭吴称霸。从“乐毅出而燕坏，种蠡入而越霸”可以看出，“为大厦，要栋梁”，“为国失贤则亡”。要治理好国家，就是要有人才，一旦国家失去了贤才就会灭亡。识人必须以史为镜，从这面镜子中我们才能深知“知能不举，则为失才，知恶不黜，则为祸始，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人”，得人者得天下，失人者失天下，而得人之道，在于识人。
4以人为镜，知得失
在识人的问题，也需要以人为镜，知得失。以人为镜，就是学习历史和现实中识人的人，在识人问题上有什么经验可以吸取，有什么过失值得注意。
前人的识人的经验是自己识人的一面镜子，经常对照，可学前人之长，补己之短；以前人的过失对照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古人讲，欲胜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即指出要想战胜别人，必须克服自己的缺点和弱点；要想评论别人，必须首先评论自己；要想了解别人，必须首先了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己，认识自我，既要看到自己的长处，又要看到自己的短处。尤其是要看到自己长中之短。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认识自己。自高自大、自命不凡，过于自信、自作多情、自我主张，这种过高地估计自己往往会出现得意忘形，乐极生悲。同时如果过份地鄙低自己，看不起自己，表现为自卑、不自信、自寻烦恼，这两种极端的认识都不是对自我的一种正确认识。
要做到自知自明，首先不可坐井观天，以自己的价值观标准去评判他人生活的意义，自己认为辛苦劳累一生没有意义，就认为辛勤创业的人过得很没有意思；自己认为做学问没有出息，就认为搞学问的人是没有出息的人。其次，不可坐井观天，以别人的观点去评判别人，这种人云亦云的识人方式，没有自己独立的主见也难以正确识己识人。再次，不可坐井观井，以自己的观点来评判自己，应多听听周围人的意见，以他人为镜来认识自己。认识自己，重要的是严于解剖自己，做到自鉴，自省，自重，自励。只有把自己与其他的社会成员进行比较，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长处和短处。没有其他人作为参照，就不能有效地认识自己。所以，要更好地认识自己，必须认识他人。识人，从孔子、孟子到荀子、唐太宗李世民、魏征、诸葛亮等许多志士仁人都提出过一系列识人的方法，其中基本的思想至今仍对我们颇有参考、借鉴价值。同时，历史上也出现过识人不准，用人不当的情况，也值得我们从中吸取教训。
晋朝人习凿齿专门为诸葛亮秉公办事、执法如山写下了这样的名言：“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无私，犹以免谤。”
名言的来历是这样的。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大败魏军。可是负责督运粮草的李平因雨误了行程，便假传刘禅旨意，要诸葛亮退兵，以便掩盖自己的错误。诸葛亮退兵后，李平居然假装糊涂地问：“军粮很充足，为何还要退兵?”为了进一步掩盖罪责，李平又上表刘禅，说诸葛亮退兵是假，目的是把敌人诱进来打。诸葛亮查明了事实真相，毫不客气地上表刘禅将李平革职为民，流放梓潼郡。
长水校尉廖立，曾被诸葛亮称为和庞统一样的“楚之良才”。但廖立自命不凡，认为自己的才名应为诸葛亮第二，而对自己位在李平等人之下常怀不满。他攻击诸葛亮的用人政策是“不任贤达而任俗使”，散布流语蜚语，挑拨群臣关系，是个乱群羊。诸葛亮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又上表刘禅将廖立罢了官，流放到汶山郡。
按常理来说，李、廖二人受到诸葛亮的严厉处罚，会对他牢骚满腹，可事实并非如此。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李平听到诸葛亮病逝的消息，竟发病死去。廖立得知诸葛亮的死讯，也哭泣叹息说：“吾终为左衽矣!”(“左衽”，指衣襟在左边。这是当时少数民族的衣服式样。)意思是指诸葛亮一死，自己再也不会被召回朝中，只有老死在边疆这地方了。这既反映了诸葛亮平时“法行不可不用”，“虽亲必罚”，又说明了诸葛亮对“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总是给人以改过的机会，这自然要使李、廖等人受罚而不怨，遭贬而悦服了。为此，晋朝人习凿齿才为此写下了上面提到的名言。
在我们党内，远比诸葛亮做得好的干部很多。但不及者也大有人在。他们在识人用人上常常感情用事，互为通融，赏不公，罚不严，只讲私情，不讲原则，光认老乡，不认公章，难怪要被群众指着脊梁说闲话了。鉴古察今，以人为镜，在识人的问题上能像诸葛亮那样“水镜无私”，人民群众不齐伸拇指才怪哩!
用将不当会导致全军覆没，用卒不当的后果也不可小看。
春秋鲁宣公二年，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用兵伐宋。双方交战之前，宋军的主帅华元杀羊宴饷手下军官，当时没有顾及他的驭手羊斟，这个驭手就因此心怀不满，待两军交战时，羊斟对华元说：“那天吃羊，是你作主；今日驾车，由我作主”。说罢，便故意把帅车驱入郑军之中，使主帅华元被俘，宋军败绩。
为了一碗羊肉没吃上，就耿耿于怀，图报复、泄私愤，出卖主帅，败国殄民，固然是羊斟的罪过，而华元把这样一个心胸狭隘、以私误国的败类放在身边，造成如此惨重的后果，不就是用人不当吗?
如今因为用人不当掉脑袋、打败仗的例子虽不这么典型，但用人不当影响工作造成损失的现象却值得重视。有的不是以德才条件选人，而是凭感情亲疏看人，只要与己不和，即使“千里马”照样弃之不用；有的对人求全责备，明明人才就在眼前，也视而不见；有的用人只注意个体素质，不注意整体结构上的排列组合。所有这些都会影响人才作用的发挥，给部队建设造成损失。
要避免用人不当，希望带兵的朋友至少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心底无私，任人唯贤。我们从事的事业是为了人类的彻底解放，遵循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用人问题上，就应该体现这个根本宗旨，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以事业为重，不从个人好恶出发，任人唯亲。在这方面，祁奚荐贤很能给人以启发。春秋时晋国大夫祁奚曾任中军尉，年迈时请求退职。晋悼公让他推荐个有才能的人来继任。他当即推荐了解狐。悼公惊奇地问：“解狐不是和你有私仇吗？”祁奚说：“你不是让我推荐有才能的人吗？至于私仇，我没考虑。”悼公即任命解狐继任中军尉。但解狐不久就死了，悼公让祁奚再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祁奚推荐了祁午。悼公又惊奇地问：“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奚说：“你不是要推荐合适的人选吗？儿子不儿子，我没考虑。”祁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至今传为佳话。这个故事启示我们：要用人得当，首先要公正无私，唯才是举。
通过看人的表面，便对其人做出全面评价，就难于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此轻易评价人，将会知错人，用错人。所谓“表面”，是指只看人态度如何，而不了解其人内心世界；只论其书本知识，而不考虑其实干能力；只见其对己表忠、好话说尽，而不分析其人动机和本质等，以此用人，往往会出问题。历史上不少人正因此看人用人，结果遭到暗算，甚至失败。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资治通鉴·汉纪》记载：东汉平敌将军庞萌，表面看，其人恭谨谦逊，汉光武帝刘秀对他非常信任，常对人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庞萌是也。”命他与虎牙大将军盖延攻击海西王董宪。因诏书只颁发给盖延，庞萌陡生疑心而不自安，以为是盖延暗中说他的坏话，于是叛变，倒戈袭击盖延，大破盖延军，延仅得身免。庞萌遂与董宪联合，自称东平王，驻军于桃乡的北部。刘秀得到消息，气得几乎发疯，亲自统领大军讨伐庞萌，写信给诸将领说：“吾尝以庞萌为社稷之臣，将军得无笑其言乎!老贼当族，其各厉兵马，会睢阳!”刘秀会合诸将，连续大败董宪、庞萌。后东汉大司马吴汉攻破朐城，斩董宪、庞萌。
刘秀是个英明的君主，他善于招降纳叛，知人善任，对人能“推赤心于人腹中”，他对庞萌的诚心信任也说明这一点。他引孔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的话来评价庞萌，意思是说庞萌忠心耿耿，绝对可靠。可是，他看错了人，庞萌恰恰是个反复的小人。他与盖延进攻董宪时，他叛变了，与敌人勾结一起，从后突然袭击盖延，盖延全军覆灭，只能只身逃脱。
庞萌的叛变，不仅对刘秀是个严重的教训，也给后人有益的鉴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话没有错，但是，对人不该疑而疑固然不对，而对人未充分了解前过于信任也会出问题。庞萌本是更始政权的将领，后归附刘秀，刘秀即帝位，任为侍中。本来他归附刘秀的时间仍短，也未见立过什么功劳，刘秀之所看中他，是因他为人“恭谨谦逊”，也就是说，他在刘秀面前表现很恭敬、谨慎、谦虚、顺从，这种表面功夫有时很能迷人，给人好的印象，因而得到刘秀的充分信任。可是，刘秀认为他“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那就没有什么根据，这是评价过高了，信任也就必然过头了，结果是犯了知错人用错人的严重错误。
疑人要有根据，信人也要有根据，不然，就难于知人。
二是明于识人，量人用器。我们经常讲，知人善任。首先是要知人，这是前提，知人才能善任。对一个人的优长、缺陷是什么，了解得清清楚楚，才能做出妥善的安排，用得其所。马谡长于谋划，适合在统帅部当参谋，但短于实战，缺少经验。而诸葛亮却让他当指挥官，披坚执锐，统兵陷阵，结果导致街亭失守。
读过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人一定不会忘记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事实：1973年我国数学家陈景润以惊人的毅力率先摘取数学王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一举名扬世界。然而，哥德巴赫猜想被攻破的历程却是极不平的，陈景润更是历尽艰辛。陈景润在厦门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一所重点高中教数学，因为天生性格内向，表情木讷，不善言辞，虽有满腹知识，却不能尽情表达，惹得学生怨，老师嫌，好不狼狈。后来，厦门大学老校长王亚南闻听此事，坚信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并非弱者，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罢了，后来王亚南向熊庆来教授力荐陈景润，使陈走上了研究岗位。枯木逢春，陈景润如鱼得水，尽情遨游于数学海洋之中，辛勤耕耘，终于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巨大成就，率先攻破“哥德巴赫猜想”，创立了著名的陈氏定理。
从陈景润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陈景润当教师不称职在于用才不当；后来陈景润走上适合其特长的道路并攻破“哥德巴赫猜想”在于王亚南慧眼识才，因才施用。试想，如果陈景润现在还呆在中学教室的话，陈氏定理的产生恐怕就成为海市蜃楼了。陈景润的成功启示我们，用人要坚持人事相宜原则。
5知人听众论
从识人角度来看中国历史，知人听众论则是识人百花园中的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
关于知人要兼听众论问题，孟子有精辟的论述。《孟子·梁惠王下》记载：“(齐宣)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孟子)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使将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是主张“民贵君轻”的，他将“贤不贤”交人民来审查，便是这种思想的发挥，也说明他十分尊重人民的意见。国君的左右、诸大夫说“贤、不贤”还不行，只有人民说“贤、不贤”才可考虑，即使如此，还不能决定取舍，要经过考察后，确是贤则用之；如“见不可”则去之。由此观之，孟子对择贤是持其极其慎重的态度，因为国君要进的贤不是一般的人，是辅佐国君治国的人才，贤不贤对于国家治乱兴亡都有关系，有的甚至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提出知人要经过国君左右、诸大夫、人民和考察四个程序审查。虽然孟子是尊重人民的意见，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国君左右、诸大夫、人民都说“贤、不贤”，不一定对，而最能决定“贤、不贤”还是经过认真考察后，用事实做出的结论。可见，孟子的“知人四程序”，是实事求是的。
明太祖朱元璋也主张知人要兼听众论。朱元璋与管人事的吏部官员讨论如何辨别贤佞邪正的问题：朱元璋说：“任官当取方正之士，而邪佞者去之。”吏部官员说：“人之邪正，实亦难辨”。朱元璋说：“众人恶之，一人悦之，未必正也；众人悦之，一人恶之，未必邪也。盖出于众人为公论，出于一人为私意。”这是说，众人之意为公论，一人之意为私见，邪正决于公论。接着他指出辨别邪正的原则是：“正人所为，治官事则不私其家，在公门则不私其利，当公法则不私其亲，邪人反是，此亦足辨。”(《明太祖宝训·辨邪正》)
朱元璋认为要能“辨邪正”，必须明于知“毁誉”的真伪，不然，将会以贤为佞，以佞为贤。他对侍臣说：“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然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亦有陷媚女申昵，同乎污俗而得誉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者未必真贤也，有所遇有幸、不幸尔。”所以，他说人主要善于知“毁誉”的真伪，他说：“人主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诬谤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为不肖，则偏陂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进矣。”这是说，人主如能辨“毁誉”的真伪，则贤者不受压抑，不肖者不能侥幸得进。接着他说：“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知君子，鲜不为所毁。问小人于小人，其朋党阿私，所誉者必多矣。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尤为难也。”(《明太祖实录》卷232)在这里，朱元璋特别强调：征求对所要用的人的意见，选择所问的人很重要，如问于小人，对君子必多毁谤，对小人必私其党而誉之；只有问于君子，君子出于公心，必作出毁或誉的正确回答。
朱元璋“辨邪正”的观点，颇似“二分法”，对知人很有参考价值。
朱元璋不仅在理论上探讨“辨邪正”之法，在实践上，他对官吏的升迁多因民之情。据《明史·循吏传》记载：兴化丞周舟经过考察以政绩最优，朱元璋立即升为吏部主事。当地人民舍不得他离任，上表乞留，朱元璋就派他回去。朱元璋以重典御臣，而法不完善，不少官吏被错捕，但经其所治人民为之申辩和请求，朱元璋也因此而赦免他们，有的因知其为官有惠政反得升迁。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永州知府余亭城、齐东知府郑敏、仪真知县康彦民、岳池知县王佐、安宁知县范志远、当涂知县孟廉等因事被捕，其所治人民派代表上京申辩，列举他们的善政，朱元璋立予纠正，赐袭衣宝钞放回。他们复任后，努力工作，政绩更著。同一年，灵璧知县周荣、宜春知县沈昌、昌乐知县于子云、新化县丞叶宗因事被捕，其所治人民也派代表去京上表申辩，朱元璋知他们为官廉正，都升任知府，分别派到河南、南安、登州、黄州去任职。
官吏的好坏，其治下的群众是最清楚的，如能让群众监督，倾听群众的意见，就可使官吏不敢为非，并能鉴别官吏的好坏。这样就不致冤枉好官，错用坏官。
王安石作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在《兴贤》中也对识人听众论阐述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说：“博询众庶，财才能者进矣；不能忌讳，则谠直之路开矣；不迩小人，则谗谀者自远矣；不拘文牵俗，则守职者辨治矣；不责人以细过，则能吏之志得以尽其效矣。”意思是说，多方访问群众，有才能的人就会得到引荐升迁；没有清规戒律，正直之士的道路就打开了；不亲近小人，诽谤奉承之徒就会疏远；不受条文时俗的限制，格守职责者就会明辨是非，踏实办事；不责难人的微小过失，有才能的官吏的志向就能得以充分地体现了。在识人的问题上，历史的经验是：失众必败，得众必成。西汉的刘邦由于能广泛采纳群臣的谋，发挥群英的才能，终于使大业兴旺起来。再说得远些，“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三皇五帝之所以能立大功名，就在于他们善于博采众长。我们从知人听众论得到的启示是：识人要走群众路线，因为众人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好谁坏，将一目了然。
6伯乐相马与赛马
“伯乐相马”千百年来一直被传为美谈。伯乐慧眼识才，令人钦佩；“千里马”有机会被用，更值得庆幸。然而，笔者以为：当今社会仍靠“伯乐相马”式选人才法，很难适应形势需要。原因有：其一，“伯乐相马”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机遇，偶然性太大。需要“伯乐”和“千里马”共同的机缘。然而，这种机缘，却不是所有“千里马”都有的。古人不是也有“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感叹吗?其二，主观认识上可能存在片面性，即使有机缘，“伯乐”相中的“良马”，并不见得都能经受时空的检验。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世上说不定还会有比“伯乐”相中的更精良的马呢?
对于人才来说，如果有一个善于识别优劣真伪的“伯乐”出现在面前，无疑是一种幸运和鼓舞。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优秀人才才可能脱颖而出，平庸无能之辈或滥竽充数之徒才能相形见绌。汉朝开国大将韩信出身穷苦，先是在项羽军队是当兵，不被重视。后来投奔刘邦，开始只做了治粟都尉，管管粮草。萧何了解韩信后，认为韩信是个不可多得的帅才，就向刘邦推荐。刘邦开始不以为然，一再推拖。萧何说：“有才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重用，怎能招徕人才，成就大事?”经过萧何的努力，刘邦答应召韩信进宫，封为大将。萧何又说：“拜大将是件大事，不可潦草，要郑重地选择吉日，斋戒沐浴，修筑将台，举行仪式，既表示对韩信的信任，也说明你礼贤下士，天下人才才会望风而归!”刘邦采纳了萧何的意见，筑了将台，拜韩信为大将。此举不仅使韩信大为感动，而且也鼓舞了天下人才。几次主要战役，都是韩信指挥取胜，天下各路人才也纷纷投靠刘邦，使刘邦的军事力量不断壮大。结果，刘邦最终战胜了项羽。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或是受官僚主义束缚，在人才队伍中，曾经出现过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甚至良莠不分，好坏不分的现象，人才得不到承认，结果极大地挫伤了军事人才的创造精神、竞争意识和广大指战员的成才愿望。这一历史教训是值得认真记取的。另外，组织和领导者在掌握了军事人才的真实情况后，才能褒奖长处、鼓励进步，同时指出不足，提出要求，从而督促和鞭策军事人才振奋精神，勇于进取。
我们在以往借鉴人才识别的传统方法，多是采用定性评估的方法。单一的定性评估有许多不足，例如对识别对象只做出：“工作很积极”、“工作积极”、“工作比较积极”这一类的评价。这一识别评价方法，很容易造成对人才鉴定的公式化、概念化，一旦评价信息传递环节过多，则失真率必然增大。同时，单一的定性评估，受考察识别者个人素质、经验、印象的影响较大，也就是说，一个人是不是人才，能不能启用，则完全取决于领导者的见识与判断，这就增加了人才识别的偶然性和主观臆断性，这对大面积、长远地发现和广揽人才造成很大的局限性。另外，这种单靠“伯乐”一个个去发现、鉴别人才，毕竟是一种传统的手工操作方式，缺乏现代科学理论的运用，致使人才识别考核工作信息量少、效率低、可比性差。所以传统的定性考核必须与定量考核结合使用，互相补充，构成一个完整的考核方法。
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企业与企业……竞争已无处不在。其方法则是优胜劣汰，其实质都是人才的竞争。事实证明，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选贤招能，还是采取“赛场比马”的办法好，让所有的马都有机会拉出来溜溜。至于“赛场”的概念，如果只理解为各种临时组织的对抗性场面，是狭隘的。整个社会就是一个“赛场”，其日常运用就是一种比赛。对于组织人事部门，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建立一种竞争机制，开辟一条稳定的选才渠道，按德才与政绩决定升迁，这当是“赛场比马”的最高境界。现在全国各地已有不少单位使用人才，选拔人才采取公开招聘，从参赛的人员中选拔厂长经理和公务人员，摆台打擂，让更多的人都有机会亮相，这种“赛场比马”的选才方法比起“伯乐相马”来，实在高明得多。
7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挥笔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名诗句：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这就告诉世人，要验证宝玉是真是假，就得火烧三天；要分辨枕木和樟木，必须等它们长上七年。这是用来说明识别事物的真伪、人才的优劣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考验。凡是要考察一个人，当他仕途顺利时就看他所尊敬的是什么人，当他显贵时就看他所任用的是什么人，当他富有时就看他所养的是什么人，听了他的言论就看他怎么做，当他空闲时就看他的爱好是什么，当和他熟悉了之后就看他的言语是否端正，当他失意时就看他是否有所不受，当他贫贱时就看他是否有所不为。要使他喜欢以考验他是能否不失常态，使他快乐以考验他是否放纵，使他发怒以考验他是否能够自我约束，使他恐惧以考验他是否不变而能够自持，使他悲哀以考验他是否能够自制，使他困苦以考验他是否不变其志。古今中外有识之士都强调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识别人才需要经过比较长的过程。“日观其德，月课其艺，贤邪非一时之贤，久居而不变，乃其贤也；能邪非一时之能，历试而如一，乃其能也。”这就是说，天天观其德行，月月考核其艺能，贤不贤不仅仅只是一时的贤能，如果长期不变，就是贤者；能不能不仅仅只是一时的贤能，多次审试而始终如一，就是能者。
8用人有法，择贤而任
知人用人仅靠人也不行，还要靠有完善的法制，即靠有用人制度以选拔人才，靠国法以监督官吏。
因种种原因，选拔错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用错了人如何办?崔群与唐宪宗谈论用人时说：“无情曲直，辨之至易；稍有欺诈，审之实难。故孔子有众好众恶之论，浸润肤受之说，盖以暧昧难辨故也。若择贤而任，待之以诚，纠之以法，则人自归公，孰能行伪?”崔群提出对有过错的官吏“纠之以法”很重要，这样其他官吏知所警惕，将奉公而不敢作恶。
有完整的推荐、考察、监督、奖惩制度，对于选拔人才将会起保证作用。在我国史书中，关于选拔人才制度的记录虽不多，但有些是可以借鉴的。如有的主张选拔人才必须是来自基层的有实践经验的人。《韩非·显学》提出了“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的用人原则。而为保证选拔人才无误，杜如晦主张用汉法选才，他说：“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即选拔的人，其德才必须为他所处之地的人民所赞许，再由州郡核实向上推荐，最后由中央审取。这就可避免只凭私情关系、表面观察、不核其实而用人的弊端，一些缺才德的人也就不能滥竽充数了。建立考察、奖惩制度也很重要。康熙即位之初，官吏中仍“贪污成习”、“任意妄为”、“不思爱养百姓，令致失所。”康熙平三藩后即着手整顿吏治，他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惩治贪污与表扬廉吏相结合，一是慎选官员与实地考核并举。因此官吏风气有所好转，选拔官吏也得其人，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为康乾盛世的形成起了促进的作用。林则徐很重视对官吏的考察，他说：“立政之道，察吏为先。”他每会见所属官吏必详细了解人才情况，并建立人才档案，详细记录，分类保存，故他对人才情况深有了解，也就能知人善任。
健全选拔人才制度，不仅可保证选拔得其人，且可保护人才，使之不走上邪道而趋向正道，以充分发挥其才能，为国为民做出贡献。
户部尚书曹望之向金世宗上疏，论及荐举人才要有制度，其疏《金史·曹望之传》有记载。
他指出全国推荐人才存在的弊病是：“宰相拔擢及其所识，不及其所不识。内外官所举亦辄不用，或指以为朋党，遂不敢复举”。这就是说选拔人才的权只限于宰相，则有其局限性，因此他主张自宰相到各级主要官吏都有权荐举人才，并按其官阶的高低规定其荐举的人数，在其任内不荐举人才的则不得升官。
他还提出推荐和考察人才功过的具体办法：“其待以不次者，宰执具才行功实以闻。举当否罪当如律。”这是说，破格提拔的人才，执政大臣必须将其德行、功绩如实上报给朝廷，如果推举不当，要依法对推举者予以惩处。对于官吏的情况，吏部应定期向上报告：“吏部每季图上外路职官姓名，路为一图，大书赃污者于其名下，使知畏惧。”外任五品以上官员升调，其功过应由代任者复查，并向上报告。年六十以上的，年老多病不能从政的，发给俸禄一半让他退休回乡。
曹望之主张各级主要官吏都有权推荐人才，对于发掘和广开人才之路起重要作用。他在主张广召人才的同时，也提出考察人才的具体办法，使推荐者和被推荐的不能弄虚作假，以杜绝推荐中的舞弊现象。尤其是破格推荐的人才，如推荐不当，要据其情依律制裁。为考察人才，吏部每季要将官员情况上报，这就可使朝廷及时了解官员的好坏，准确地予以升降。五品以上的官员调升由代任者复查其功过上报，如果是虚报功绩而得提升的人，则可将之曝光，这是十分必要的。
一方面广荐人才，一方面严加监督考察，曹望之提出的选拔人才的制度和具体办法，至今还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在我国古代，是人治的国家，君主或掌握人事的，都凭爱憎选拔人才，其爱憎是出于公或私，决定其选拔的是贤或佞。英明之主为治国安民选拔人才，故能任用贤才；亡国之君所选的是从顺己意出发，必然任用助其享乐的佞臣。
依靠个人眼光，任何聪明之主不可能所选的都对，选拔人才要重在制度，如推举制度、考察制度、赏罚制度，等等。这在古代也有所建立，虽不完整和普遍，但总比没有的好，比靠个人慧眼知人较有保证。有了考察、赏罚制度，称职的可提升，不称职的可将之淘汰，能如此，贤者则能充分发挥其才智，利国利民；不贤者则不能滥竽充数，误国害民。
当然，制度要利于选拔人才，如有妨碍的，应予以改革，或灵活掌握。
在我国汉代，已有选拔人才的制度，《贞观政要·择官》就谈及杜如晦建议唐太宗依汉法选人才的事：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又获善人?”如晦答道：“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郡州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每年集选，向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知悉，选司便配其阶品而已。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
唐太宗即位后，就广泛选拔人才。从杜如晦的话中，可以知道当时这方面的工作是较粗的，既无制度，也缺乏办法，每年选拔人才，前来的有数千人之多，德才如何很难尽知，审议用人也就马虎，用不得其人的也就不可避免。经过三年的选拔人才，唐太宗已发现存在问题，因吏部选才只选那些能说会写的，忽略了人才的德行，后来恶迹显露，虽加惩治、杀戮，百姓已受其害，因此，向负责全国人事工作的吏部尚书杜如晦提出这个问题，即如何选拔才得德才兼备的人。
杜如晦认为要选得其人，要依汉法选才。汉法选才经过三个层次：一、选才的对象，要以其德行见称于乡间或闾里的，为百姓所公认的人。二、由州郡去审查确认后，向朝廷推荐。三、由朝廷最后确定。这就是说选才于底层，再经州郡推荐、朝廷审定，一些缺德或滥竽充数的人就较难混入了。
9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
常言道，“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此话不无道理。在识人的问题上，古人在这方面有过不少的论述。
古人说，世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只有伯乐最了解什么样的马是骏马。推而广之，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君子。所以，古人得出“唯贤知贤，唯圣知圣，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也就是说，只有贤德的人才能了解贤德的人，圣明的人才能了解圣明的人，平庸之贤怎么能够了解杰出人物呢?
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即“俗眼不识神仙”，“高世之器，非浅俗所能识也”，“常才不能别逸伦之器”，“终是君子材，还思君子识”，等等。从这里也说明，普通人的世俗眼光是不能认识非凡人物的，杰出的人物鄙俗的人是不能发现的。贤明的人才，终究要贤明的人去发现。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是因其独具慧眼，只有慧眼才能识良才。
三国时，张松本在刘璋手下任别驾，因怀才不遇，见刘璋暗弱，难成大业，故生择主献川之意。曹操兵败西凉马超之后，威震汉中，张鲁听谋士之言，欲取四川以为称王之基础。张松乘刘璋惊慌之际，以劝说曹操出兵攻击张鲁解四川之危为名，出使许都并将西川地理险要画为图本，欲献曹操。谁知张松到许都不得幸见，等候三日，贿赂相府近侍方得见操。曹操见张松额镬头尖，鼻偃齿露，身短不满五尺，言语有若铜钟，心中已三分不喜，加之言谈中张松言语冲撞更加恼火，拂袖而去，转入后堂。
后相府主簿杨修，惜松之才，力劝曹操再见张松。曹虽答应，但为威吓张松而列兵教场，以言激之。谁知张松软硬不吃，反将曹操奚落一顿。曹操大怒，欲杀张松，幸得杨修、荀强谏。操免其死，将张松乱棒打出。张松有心献图，不得见纳，受尽怠慢，心中不快，又兼在刘璋面前夸下海口，自感空手而归面上无光，随生过荆州拜访刘备之心。刘备待之以上宾之礼，虚心求教，临别之际依依不舍，潸然泪下。张松感刘备之宽仁爱士，随推心置腹详陈利害、力劝刘备西取西川，以建大业，将西川地理图献于刘备。刘备后来取川成功，张松献图之功恐可不没。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张松之所以易主献图，在于曹操因貌取人，恃功傲物，慢而待之，进而辱之，进而欲杀之；刘备却能以礼相待，虚心求教。一个以貌取人，失了良机；一个礼贤下士，得建大功，两种截然不同的看人态度，得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试想若曹孟德不以貌取人，不以其外而忽其内，以礼待之并得张松地图，凭曹当时实力，取西川当不在话下，倘真若此，三国历史恐怕就要改写了。曹操身为三国时著名军事家、政治家，犯下如此错误，不能说不是一件憾事，为后人留下了不尽的感叹。
我们今天用人又何尝不面临这样的问题，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由于遗传、变异之故，人的相貌、性格千差万别。“人过一百，形形色色”，相貌堂堂，潇洒倜傥者有之，相貌丑陋，身材猥琐者有之，有风流大方之士，又何尝未有害羞畏懦之人；有口齿伶俐者，也有不善言词者。所以，世间众生，才显得五彩缤纷，物竞天择，自然规律，谁也不能违背。用人之道，相貌堂堂，满腹才略者当然再好不过，相貌丑陋，才华横溢者也与大局无妨。人以才名，而非貌露。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身材矮小，貌不惊人，其夫人不穿高跟鞋就比他高出一截，可是，这位外长却以其出众的才华，过人的胆略，机智灵敏的头脑，活跃于世界外交舞台，成为世界著名的外交家。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在联合国大会上，罗慕洛严厉谴责了苏联的非正义行为，苏联外长恼羞成怒，说：“你不过是地球上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国家的小小的外长，这里哪有你说话的地方!”出言险恶，显而易见，罗慕洛厉声反驳：“是啊，当一个狂傲的巨人趾高气扬胡作非为的时候，又有谁敢站出来，对他迎头一击，给他当头一棒呢?”他的回答使这位狂傲非礼的外长无地自容。当代世界球王马拉多纳，其貌不扬，身短体方，却能在长人如林的绿茵场上独露锋芒，光照世界。当人们在赞扬他的天才、才华的时候，又有谁为他的相貌和身材而喋喋不休呢?
10公心量人则准
要知人，心要至公。至公，则内不受感情的影响，外不受他人所干扰，如此则心平而正，量人则准。
人不受感情的影响，并非易事。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有丰富的感情是其特征之一。感情之于人，对私事是好事，因在家庭里、朋友间需要感情，有感情就有人情味；但感情如影响到公事，就会起反作用，如感情用事就会用人唯亲，古代不少英雄的事业遭到失败，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有鉴于此，英明之主以天下为己任，以事业为第一，只要有利于天下和事业，虽仇也用；反之，虽亲不用，故能知人得人而得天下。
掌握选拔人才之权者，受到他人的干扰是不可避免的，如来自上面的压力和下面的利诱等等，屈服于此，则不能公正选拔人才，必然会使真正的人才遗漏，而使无能之辈、投机取巧者滥竽充数。如果能不怕压力，不受利诱，大公无私地选拔人才，则不会使杰出的人才望洋浩叹。
出于公心，始能知才得才，这便是结论。
何以心公则易于知人?因为心公则不受私情的影响，以整体利益为重，用人不计恩仇，让位荐贤，公正取人：
不计恩仇，这非一般人之所能，只有有宏量的举大事者才能做到。这是因他把事业视得高于一切，为了成大事，其他都在所不计。齐桓公为了称霸才忘记一箭之仇而用管仲，始能不用兵车，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春秋时晋国中军尉祁奚凡是贤才则荐举，不管亲仇，他先后荐举仇人解狐和其子祁午，他这种“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精神，被传为荐贤的千古佳语。此外，唐太宗拔魏征于仇虏之中，努尔哈赤用曾射伤己者鄂尔甲尼，非有卓见雅量者不能如此，这也是他们之能得人以成大事的重要原因。
让位荐贤，也是人们之所难的事。追求高位以取富贵，为有进取心的人们所向往，而有些人却让出高位以荐贤，这非大贤人不能如此。没有公孙枝愿意让其大臣职位以荐贤，有大才而不幸在楚为奴隶的百里奚就不能为秦穆公所重用，秦穆公也不能称霸于天下；曾射齐桓公而为阶下囚的管仲，由于鲍叔牙知其能辅佐齐桓公成霸业，便极力推荐并让相位。
《逊志斋集·牖》中曰：“大其牖，无光入；公其心，万善出。”他以屋子的窗户大，家里就明亮，来比喻人有一颗公正无私的心，一切行为都是美好的。识人贵在公心。
这种类型的人具有献身精神。他们以保护、关心他人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乐于投身于社会之中，交往于人际之间。以为别人提供服务为最大乐趣。他们是一批温和、善良、不自私、宽宏大度的人。
我国古代著名哲学家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在穷困不得意的时候，只修养自身；在通达得意的时候，便施惠于天下的百姓。这里穷是指穷困没有出路，达是指通达有地位。
我国宋代学者胡宏在《胡子知言·纷华》中也对这种类型的人进行过描述，他说：“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者则谋之，一时之利无谋也，而利万世者则谋之。”对个人有利的事情不要谋求，而应当谋求对天下有利的事情；在一时有利的事情不要谋求，而应当谋求造福千秋万代的事情。意谓人应当胸怀天下，胸怀未来。这里无表示：勿、不要。谋表示：图谋、追求。
英国有句谚语：太阳平等的照耀一切。阿拉伯人说：针给别人缝制衣裳，而自己裸然一身，以针暗喻以公忘私的高贵品格。为官从政必须立心对公，立身为民，因为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为官不清，为吏而贪，必然导致“千人所指，无病而死”的下场。《易大传》曰：“山附于地，剥。”剥：卦名；山附于地受日晒，风吹，雨淋，雷震，大气侵袭，涧水洗涤，其沙土砾石无日不在剥落之中，但不致崩倒的原因，就在于依附于地，得以安居而久峙，以山附于地，喻贵族的生存乃依附于庶民。现在可用来比喻，做领导只要紧紧地依靠群众，依靠人民，便能立于不败之地。
真正社会型的人必须是像《孔子家语》中所说的那样“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像天、地、日、月那样，把事业看作自己的第一生命。即使是西方的大企业家们，也是以事业为立身之本的。宋人王令《暑旱苦热》一诗中道：“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旱干?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王令以不愿独自一人到昆仑山、蓬莱仙境避暑，比喻愿以天下之忧为己忧。薛文清在他的《读书录》中曰：“人心公则如烛，四方上下，无所不照。私则如灯，只有一面，光不能遍照也。”比喻出以公心看待一切事物，就会心明眼亮，一切都看得清楚。
11私心量人则偏
何以心私难于知人?因心私就被情欲所牵，其心必偏，或谗贤害贤，或喜佞恶贤，或用人唯亲而失贤，或让亲子继位而不分智愚。
之所以发生谗贤害贤的事，皆因其人妒忌心重，恐人超己，夺取其位，便诬毁之以抬高自己，甚至采取卑鄙手段除之而后快。战国时春申君因妒忌荀子是大贤而不用。春申君任楚相，荀子来投，被任为兰陵令，因有荀子之助，楚得以复强。因有宾客进谗，春申君也恐荀子夺其位，便辞退荀子，荀子投赵，被任为上卿。有人对春申君说，荀子是天下贤人，在赵赵强，不利于楚，责问他为何辞退荀子?于是春申君又派人去请荀子回楚。春申君不论是辞退或请回荀子，都是嫉贤妒才的表现，前之辞退是恐夺其位，后之请回是想将荀子控制于己手中。荀子当然看清春申君的意图所在，断然拒绝回楚，写信责春申君美丑不分，奸佞不明，不是用贤的人。因妒才而害贤的人也不少，如庞涓与孙膑同在鬼谷子先生门下学兵法，庞涓到魏当上将军，因自知才能不如孙膑，认为有孙膑在将对己不利，便诱他到魏国，诬以与齐私通之罪，施以膑刑。李斯与韩非是同学，秦王政读韩非所著法学书籍，深佩其才想用之，及韩非到秦，时在秦得重用的李斯恐其位被韩非所夺，便诬陷韩非与秦不一心，让他久留对秦不利，主张杀之。秦王信谗将韩非交司法机关处理，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逼他自杀。庞涓、李斯因妒才而害学友，可谓狠毒之极!
喜佞恶贤，这是亡国之君的共同特征。究其原因：主要是为满足自己无穷私欲而不顾人民死活，贤臣认为如此将亡国而犯颜直谏，因而遭到贬退或杀戮；佞臣则善于顺君主之意，千方百计阿谀奉承以投君主之所喜，因而得到宠爱。历史上，亡国之君如秦二世胡亥、蜀后主刘禅、隋炀帝杨广、宋徽宗赵佶等莫不如此。而他们之所以亡国，正因他们喜佞恶贤，佞臣得以助纣为恶，朝政腐败到不可收拾，致失尽人心之故。
用人唯亲，也因亲情之故。以亲划线者，都认为亲人可信，外人难信，因而凡是亲人，即使是庸才也重任之。在战国时，大多数国君任用亲人辅己，非亲则难得重用，因而杰出的人才都投奔到秦国，实是输送人才以强敌，因而削弱自己，这便是六国之所以被秦国消灭的关键原因。
用亲子继位而不分智愚，也是一种自私心理在作怪。刘备恐死后其子刘禅继位不能驭制养子刘封，便借它故将英勇善战的刘封杀了，被人称为“仁君”的刘备尚且如此，可见人们为谋己私利是会不择手段的。晋武帝司马炎则明知自己儿子是个傻子，尽管朝廷上下主张由有贤名的其弟司马攸继位也不听，迫司马攸到封国，他因而郁郁不欢致患病而死。司马炎死，其傻子登基，由其后贾南风乱摆布，导致“八王之乱”，西晋也就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