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难得亦难识，这是古往今来人们经过千辛万苦积累而成的共同财富。凡识人有所思，识人有所为的有识之士，总是独具慧眼地悟出人才之所以难识：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事之识人，自古为难；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有天下者，以知人为最困难；知人之道，圣贤所难；受知固不易，知士诚尤难。知人之难，莫难于别真伪；知人之难，良莠难分；知人之难，贤佞难辨；任贤非难，知贤为难；使能非难，知能为难；论资级难于知人，为今识人仍有难；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经师易得，一将难求。虽然知人要未易，谁可例轻天下士?诚能知人，则天下无余事矣。
1事之至难，莫如知人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这是宋朝诗人陆九渊的一句名言，他揭示了识人的基本情况。说明了世上千难万难的事情，再没有比了解识别人更难的事情了。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原因之一在于“凡事之所以难知者，以其窜端匿迹，立私于公，倚邪正，而以胜惑人之心者也。”这就是说，识人这样的事情不易了解的原因，是由于它隐藏迹象，把私心掩盖起来而显出为公的样子，把邪恶装饰成正直的样子，而且以必然的胜利去迷惑人的头脑。说明人的奸恶之所以难以辨识，是由于有正直、忠诚、善良的外表作掩护。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原因之二在于“人心难测”。
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这就是说人的内心比险峻的高山和深邃的江河还危险，比天还难以捉摸。
事之至难，莫如识人。原因之三在于“人之难知，不在于贤不肖，而在于枉直。”识别人的难处，不在于识别贤和不肖，而在识别虚伪和诚实。人有坏人与好人之分，英雄有真英雄与假英雄及奸雄之分，君子有真君子与伪君子之分。人还可以分为虚伪与诚实。有表面诚实而心藏杀机，有“大智若愚”表面看上去是愚笨的样子，而内在里却是聪明之人；有“自作聪明”而实际是愚人。有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两面派。
事之至难，莫如识人。原因之四在于“材与不材之间，似是而非也”。即指贤才与非贤才之间，似是而非，难以分解。可以说，任贤非难，知贤为难；使能非难，知能为难。正因为任用贤德的人并不太难，识别有贤德的人才真正困难；使用有才能的人并不难，发现有才能的人才真正困难。所以，正因为上述种种原因，难怪人们常说，天下者，知人为难。
2事之至大，莫如知人
世界上什么事情是最大的事情?有人说，集体的事是大事；有的说国家的事是大事；有人说，结婚是人的终身大事；有人说，解决人的吃饭问题是大事。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但从更为根本的，识别人之后，“事之至大，莫如知人”。也就是说，相对从不同角度来说的大事和小事来讲，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事情，再也没有比识人用人更大的事情了。
从帝王来说，“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即帝王的作用，没有比识别人才更重要的了。从聪明的人来说，“知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官贤。”即对于聪明人来说，没有比发现和了解贤者更重要的了；对于主持政务的人来说，没有比任用贤者更重要的了。古人云：“尚贤者，政之本也”。也就是说，尊重贤士是治政的根本。“求治之道，首于用贤”。治理国家的方法，首先在于使用贤人。“安危之本在于任人”，即国家安危的根本在于任人。“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虽有强暴之国，尚何足畏哉!”这就告诉人们：对于治理国家的人来说，任命有才能的人为官，按照礼制确立政策法规，以仁爱之心安抚百姓，凭借信义结交邻邦。如此，官员由有才干的人担任，政事得到礼教的节制，百姓人心归附只因为他的德行，四邻亲近友善只因为他的恪守信义。这样，国家则会安如磐石，炽如火焰，触犯它的一定被撞得粉碎，侵扰它的一定被烧得焦头烂额。如此，即便是有强悍的敌国存在，又有什么值得畏惧呢!但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知人才能善任，正是在知人善任这一意义上，我们说，事之至大，莫如知人。
3用人之事，自古为难
知人难，推举贤才也难。因为有贤才的人，在他未成才时，不为人所知，或知之的少，知者如无名无权也推荐不了。如果已锋芒毕露，才华超人，会被嫉贤妒才者所忌，不仅不肯推荐，甚至加以诽谤，诚恐其超过自己，或代己之位，对彼尊贵，自己则卑贱。而有的虽知贤也不愿推荐，这种人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推荐的人如出事累及自己。故世上虽有奇才，愿推荐的少。
因此，荐贤者不仅要有知人之明，还要有荐贤之量，不嫉贤妒才，有为国家荐贤的至公之心，所以说，能荐贤才的人其本人就是贤才。历史事实说明：正因有推荐贤才的贤才，才能出现不少闻名于世的大才，这些大才也与推荐他们的贤才的大名共同垂誉于史册。
《宋史·程元凤传》记载：宋度宗时，程元凤任少保、观文殿大学士，他荐举人才，不徇私情。有世交之子来求升官，元凤谢绝，其人累次来请求，言及先世之情，元凤说：“先公畴昔相荐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岂先大夫意哉?矧以国家官爵报私恩，某所不敢。”可是，有人尝被元凤弹劾，后见他改过，而其才可用，便推荐之，元凤说：“前日之弹劾，成其才也；今日擢用，尽其力也。”
元凤选拔人才是坚持原则的，不应提升的，即使是有恩于己的人的儿子，也不提升，正如他所说不能“以国家官爵报私恩”。而对曾被他弹劾的人，因其改过而才可用，就推荐提升，正如他所说：“前日之弹劾，成其才也；今日擢用，尽其力也。”细味元凤言行，值得借鉴的有三：一、推荐和使用官吏，元凤都是出于为国的公心，不存在任何私人的成见。二、弹劾人是为保护人才，是不使其人走上邪道，使其回到正路，促其成才。三、辩证地看人。对官吏有错误则弹劾，不使其有害于国家；改正了错误，其才可用，则擢升，使为国尽其才能。元凤如此为国保护推荐人才，只有大公无私的人才能做到。
能否辨伪，与能否知人用人大有关系，崔群向唐宪宗提出要辨伪必须“纠之以法”，这是很有见地的主张。事见《旧唐书·宪宗本纪》：
唐宪宗对宰臣说：“听受之间，大是难事。推诚选任，所谓委寄，必合尽心；及至所行，临事不无偏党，朕临御已来，岁月斯久，虽不明不敏，然渐见物情，每于行为，务欲评审，比令学士，集前代昧政之事，为《辨谤略》，每欲披阅，以为鉴诫耳。”崔群说：“无情曲直，辨之至易；稍有欺诈，审之实难。故孔子有众好众恶之论，浸润肤受之说，盖以暧昧难辨故也。若择贤而任之，待之以诚，纠之以法，则人自归公，孰敢行伪?陛下详观载籍，以广聪明，实天下幸甚!”
唐宪宗对下属进言，认真评审其是非，但有时要辨别进言者说的善恶真伪，感到是大难事。因此，他令学士总结前代关于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写成《辨谤略》，作为鉴诫。崔群说唐宪宗以史为鉴，是可增广聪明的，但事属暧昧，一时是难于辨别的，故孔子有众好众恶以分善恶之论。而崔群提出的意见，比之孔子所说更能解决问题，即“择贤而任之，待之以诚，纠之以法，则人自归公，孰敢行伪”。这就是以诚待贤，如果行伪作恶，则以法处理，这样做，官必奉公守法，不敢作伪为非了。
崔群在宪宗时，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预朝政。穆宗继位，因他拥护穆宗储位，故甚得信任，任检校左仆射兼吏部尚书。他为人清正，时称贤相。
左仆射王起频主持贡举工作，每次贡院考试完毕，都将录取的名单呈给宰相最后定夺。由于录取的人不多，宰相廷英说：“主司试艺，不合取宰相与夺。比来贡举艰难，放人绝少，恐非弘访之道。”唐武宗说：“贡院不会我意。不放子弟，即太过，无论子弟、寒门但取‘实艺’耳。”
由于职权和取才原则没有明确规定，所以主持取才工作的王起频心中无数，恐取士有失，故呈宰相最后决定。对此，宰相廷英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录取的士人不必呈给宰相决定，二是录取的人太少了，不利于广招人才。对此，唐武宗确定了取士的原则：取士要取有“实艺”的，即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他是贵族子弟或出身于寒门。
唐武宗确定取才的原则，负责取才者就可有所遵循。但有了原则还不能保证所取的是有“实艺”的，还要有具体的办法，不然，原则是难于贯彻执行的，有可能落于空谈。
4人心难测
俗语说：“人心难测。”人心何以难测?心是指人的思想，思想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它隐藏在人的脑海里；且思想又非固定的，是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要摸透人的思想是不易的，故说人心是难测的。
照理说，思想指导人们的言行，人的思想必然在他的言行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人的思想和他的言行应该是一致的。可是，各人表现不同，有一致的，有不一致的。其人所想与其言行一致的，这种人易知；如果其人所想的与他的言行不一致，或者他说的是一套，他要做的又另是一套，这种人就难知。
由于人心难测，人所想与其言行又有不一致的，其表现往往是表里不一，互相矛盾，因此，古往今来，都有知人难之叹。
人们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这恐怕也道出了“人心难测”的道理。有人说不要轻易相信他人的知心话，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有的人特别是在情浓之际和话说投机的时候，总是轻信他人的知心话。对方向我吐露了真言，我又为何向人家讲假话。所以把心里的话全掏出了讲给人家听。然而，你可知道，他“真诚”地在你面前说别人的坏话，他在别人面前又会“真诚”的说你的坏话。因为人都有讨好他人的心理。而且，人总是在变化的。今天你是他的朋友，明天你可能又成了他的对手。是对手，他就可能利用你那些知心话，特别是隐秘的话来攻击你。
所以，心里话往往是不可靠的。对此，最好不要轻易相信它。如果失去了这方面的警惕性，已经轻信了别人的知心话，则容易上当受骗。
人们常说，知人难，知人心者更难。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嘴里说的不是心里想的；心里想的又不是嘴里所说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汉光武帝刘秀知错庞萌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之一。庞萌在刘秀面前，表现得很恭敬、谨慎、谦虚、顺从，刘秀便认为庞萌是对己忠心耿耿的人，公开对人赞誉庞萌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其实，庞萌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明向刘秀表忠，暗里伺机而动，当军权一到手，便勾结敌人，将跟他一起奉命攻击敌军的盖延兵团消灭了。最赏识的人叛变了自己，这对于刘秀是当头一棒，使他气得发疯，后来他虽将庞萌消灭了，但他由于知错人而遭到的巨大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刘秀之失，失在静中看人，他被庞萌的假表忠所迷惑了，竟认为他是“忠贞死节”的“社稷之臣”。而来自敌营的庞萌归附刘秀不久，尚未有何贡献足以证明他的忠心，刘秀竟对他如此信任，是毫无根据的。
刘秀是个深谋远虑的人，他推诚待人，知人善用，不少人因他赏识而成为东汉一代英才。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当他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时，也就必然犯了以静止看人的错误。
5良莠难分
古人云，事之至难，莫如知人。辨人材最为难，盖事有似是而非者：刚直开朗似刻薄，柔媚罢软似忠厚，廉介有宋似偏隘，言纳识明似无能，辨博无实者似有材，迟钝无学者似渊深，攻忤谤讪者似端直，掩恶扬善者似阿比；一一较之，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人材优劣真伪，每混淆莫之能辨也。这就是说，世上最难的事没有比识人更难了。辨别人材为什么是最为困难的事情呢?这是因为事物有似是而非的，刚直开朗貌似刻薄；柔媚罢软貌似忠厚；表面看上去十分廉洁而实际并非如此；口出狂言能言明识明，而实际上却是无能之辈；海阔天空，天南海北地胡侃一通表面看来似博学而实际上是空话连篇无真材实学。反映迟钝没有实际学问却似知识渊博；攻击诽谤别人的人却看似正派正直的人；掩饰其恶的一面而将善的一面大肆宣扬者看上去好似刚正不阿的人；将这些一个一个地加以对照比较，就不难发现都存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现象，人材的优秀良才与劣等的人材，真材实学的人才与滥竽充数的冒牌货，这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都混在一起实在难以真正地区分、识别得一清二楚。说像是的而又不是的，像不是的而又是是的，人材的优秀与低下，真与假，混淆在一起时，真是难以辨别了。
尤其是在无名的人中发现贤才，在拉车的骡马中间相出骏马；在深渊里捡出含珠大蚌，在石头堆里找出藏光的珍宝，这是何等地不易啊!这就进一步说明了识良莠之难了。
6贤佞难辨
在识人的发展史上，常常能听到许许多多的人经常讲这么一句共同的话，即“人不易知，知人不易”。人之所以不易识别，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下列原因。
其一，“凡事之所以难知者，以其窜端匿迹，立私于公，倚邪正，而以胜惑人之心也。”这就是说，事情不易了解的原因，是由于它隐藏迹象，把私心掩盖起来而显出为公的样子，把邪恶装饰成正直的样子，而且以必然的胜利去迷惑人的头脑。说明人的奸恶之所以难以辨识，是由于有正直、忠诚、善良的外表作掩护。
其二，“凡有才名之士，必遭险薄之辈假以他事中伤。始乎屏弃，卒不得用”。也就是说，凡是有才能的贤人，必然要遭到阴险浅薄之类人的恶意中伤。起初被迷惑而遭冷落，而最终得不到使用。说明因奸佞之人的无事生非造谣中伤，使得贤才难以被识别而加以使用。
其三，“潜伏着的感情和隐藏着奸诈，是很难从一个人的外貌了解到的。”所以古人说“伏情隐作，难以貌求”。同时也说明了“人之深者有二种。一曰深沉。如纳言自守，容人忍事，内外分明，外边浑厚，不露圭角，不呈才华。此德之上者。一曰奸深。如闭口存心机，深挟诈，形迹诡秘，两目斜抹，片语斜锋。此恶之尤者，切不可以深沉君子，与奸深并观也。”这就是说，人的所谓“深”，有两种情况。一是深沉。其表现为少言语而守本份，能容人忍事，内外分明，待人处事浑厚而不逞强，不炫耀才华。二是奸深。其表现为缄口不言而心藏杀机，阴诈深藏，行为诡秘，双目斜抹，说话阴阳怪气。前者是最有道德的贤才，后者是极为险恶的奸人，所以切切不可将二者混淆，等同齐观。可是，在人际交往中，二者则经常混淆，造成贤佞难辨。
其四，“贤人必为国计，而不肖者专为身谋。为国计者必恃至公，故言直而援少；为身谋者专挟己私，故喻巧而援多。”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品德高尚的人必定一心为国，品质恶劣的人专为自己盘算。一心为国的人必定是从最大的公心出发，所以说话直来直去，支持他的人就少；为自己盘算的人必定从私利出发，所以说话曲折巧妙，支持他的人就多。这进一步说明，奸与贤的界限虽是清楚的，然而，要识别也不是一件易事。
对于佞奸者来说，是因其能以假象蔽其真象，以外表又掩其内心的奸诈，且其谋深术巧，使人迷惑而难辨识。
《吕氏春秋·疑似》指出，物之相似最能迷惑人，它说：“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贤主之所患，患人之博闻辨言而似通者。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这是说，相似的事物最能迷惑人，石似玉，玉工难以辨其真伪；剑似吴干宝剑，铸剑师也难识其优劣；博闻善辨的人似通而实不通，足以惑人而误事，这是贤明君主所虑的。历史上不少亡国之君自恃见识超人而独断独行，其左右也顺其意投其所好，因而被视为心腹忠臣，正是其君似智而实不智，其臣似忠而实佞奸，致亡国亡身。最典型例子，就是明崇祯皇帝及围绕在他左右的那班佞臣。崇祯认为他是英明之主，臣下无人超过他，他的旨意就是真理，与他相左的视为庸才，或逆臣，一直至死都认为明亡咎不在己，而是在于群臣无能。他相信的都是对他听话、奉承的宦官和佞臣。正是这些似智、似忠的君臣断送了明王朝。但这位似智的崇祯皇帝，他跟其前几代的只想享乐连朝也不上的皇帝确有点不同，他日夜操劳，好像有作为的贤君，故能迷惑人，因而不少人为之惋惜，认为他非亡国之君，而处于亡国之时。
奸佞之人能使人不知其奸诈，是因其用心险而术巧，对此，《元史·列传四十五》有精辟的论述：“奸邪之人，其用心也险，其用术也巧。惟险也，故千态万状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万径而人莫能御。其谄似恭，其奸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务以窥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窃其势以立己之威，济其欲以立己之爱，爱隆于上，威擅于下，大臣不敢议，近亲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明严嵩就是这样用心险而用术巧的奸佞人物。严嵩其人无才略，他最大的本事是巧于婿上，窃谋权利。世宗即以信道求仙著名的那位嘉靖帝，他虽昏庸，却自以为高明，凡拂其意的，不是廷杖，即杀戮，对严嵩则另眼相看，因严嵩善写“青词”，并作文为嘉靖歌功颂德。严嵩百事顺嘉靖意，照其意旨行事，故得入阁参与政事。严嵩虽年过六十，精神焕发，勤于政事，日夜在内阁值班，连家也不回。嘉靖大为赞赏，赐其银记，文曰：“忠勤敏达。”严嵩害人不露痕迹，被害的人也不知被谁所害。凡比己位高的，严嵩表面对他很恭敬，实伺其过害之，取其位而代之。崇祯居深宫，大臣难得谒见，只有严嵩得亲近，旨意由他代下，因此他能一手遮天，权倾天下，结党营私，大受贿赂，是当时最大贪官。嘉靖对他长期信任而不疑。严嵩之能遂其奸，采取的手法都一样，即前所说“窥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而已，因而“爱隆于上”，“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
佞奸难辨是因其心险而术巧，而贤者难识是因其忠而直，故不为庸主暴君所喜欢。《元史·列传四十五》谈及知贤之难，是由于有下列几种情况：一、贤者不遇时，或无人推荐，因而隐居不出，必然不为世人所知。二、人君知而召之出仕，却不重视，待之如奴仆；或待之以礼，而言不见用；或用其言，而急功近利，且使佞人参与。因此，难以发挥贤者的作用，也就不为其君所赏识。三、贤者不为所知，也是因为：人君居于高位，喜听别人的过错，而不喜人说自己的过错，所行是务快己心，而不是务快民心，贤者为公为民必然进谏以纠正其错误，这就使其君很不高兴，不会得到赏识而重用，也因此，君臣就难于相处。而拒谏喜谀的人君，其左右必多佞人，他们最忌贤者，必然大肆诋毁、多方陷害，正直的贤者不获罪杀头已算万幸，又何能发挥其才能为国为民做好事呢?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故贤人难知难任。
7用人不论资级
古人云：“用人不限资品，但择有材。”即主张使用人应该不局限于资格、官阶级别，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就选择。资历、级别、门第，都不过是表面的印记，不能说资历深、官阶大、门第高，其人必有才能。资历深浅，虽对衡量其人所从事的工作熟悉与否可供参考，但不能说工作久了其才必高。官阶高的原因颇多，有的是靠自己才能上升，而有的则因朝里有人，或善于献媚得宠而爬上高位。不能说出于名门必有才，所谓“虎父无犬子”只是自夸。在古代，显贵之家称“高门”，卑庶之家称“寒门”，这不过是有势者自高其家门以压人，它与人的才能高低毫无关系。因此，以资历、级别、门第论人，则难于知人，如此用人，必然多用庸才，将会失去人才。
西汉时期，很有才华的贾谊，就是因为资历浅而被当时的汉代老臣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加以排挤。
贾谊，西汉雒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时称贾生。十八岁时，便以善写文章知名于郡中。因他才华、识见超人，为汉文帝所重用，后竟被汉老臣谗陷排挤，事见《史记·贾生列传》：
贾谊文才为河南太守吴公所赏识。“常召置门下，甚幸爱”。汉文帝即位，因吴公治绩为天下第一，征为廷尉。吴公向文帝推荐贾谊，说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为博士。是时贾生才二十余岁，是博士中最年青的。每次有诏令议事，年老的博士都不能对，只有贾生能答，大家都自认不如。因此，文帝甚为赞赏贾生，给予超级提升，一年之中升到太中大夫。
贾生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提出有见识的建议，并抨击当时的弊政。他极力主张改革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当时许多律令的重新制定，促使列侯返回封地，都是贾生发难创议的。于是，汉文帝拟任贾生为公卿，与大臣商议，遭到老臣周勃、灌婴等的极力反对，他们谗毁贾生说：“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因此，文帝疏远他，不用其议，贬贾生到长沙，任长沙王太傅，贾生郁郁不得志。继为梁怀王太傅。
贾生以年少而受到文帝赏识，一年之中升到太中大夫以至要任他为公卿，这不能不引起朝廷上下侧目而视，而引起一些人的妒忌也是不足为奇的。问题的严重在于周勃等老臣的谗毁，实是一种嫉贤妒才的恶劣行为，它使一代英才还未发挥他的作用，便过早地夭折了。说周勃等老臣所说的是诬蔑，是因它是毫无理由和没有根据的，说他“年少初学”，意是说他年少资历浅，所学不多，不懂什么。从贾生策对超过诸老博士，以及他献策和改革主张看，他所见超出当时汉朝诸臣之上。个人学识的深浅，不在他年少年老，主要看他见识高低，显然，周勃等老臣以“年少”而否定贾生是错误的。周勃等老臣斥责贾生“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这就触及彼此矛盾的焦点，它反映了权利的争夺和新旧两种思想的斗争。周勃等老臣是主张照旧章办事，贾生是主张实行改革，他的政改意见反映在所上的《治安策》上，这就必然触动既得利益者，周勃等老臣就是其代表。贾生的《治安策》，其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权。因西汉建立后兼用分封制，使诸侯王势力日益膨胀，已形成尾大不掉的政治形势。要改变这种状况，贾生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这就是将诸侯国分封为若干小国，以削弱其力量，这样就可加强中央集权。这对于刘家中央政权及其诸侯王都是有益的。如果及早实行这办法，在景帝时就不会出现“七王之乱”。文章虽重视贾生的建议，却犹豫不决，因在周勃等老臣的压力下，不用其策，并将之下贬，致忧伤而死，时年才三十三岁。
自古以来，贤才多遭忌，非贾生独然。贾生被贬长沙，及渡湘水，作赋吊屈原，既是吊屈原，也是自吊。自屈原至贾生，正足以说明：嫉贤妒才者不仅阻塞贤路，且是贤才的断送者。
8如今识人仍有难
人不易知，知人不易。古往今来这一直是人们的共识。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识人的难与易又是极不相同的。就社会发展到今天来说，我们有很多识人的有利条件是前人识人时所没有的。不过，在现在的条件下，识人还仍然存在一定的难度。人之难，不在于贤不肖，而在于枉直。即识别人的难处，不在于识别贤和不肖，而在于识别虚伪和诚实。凡事之所以难知者，以其窜端匿迹，立私于公，倚邪正，而以胜惑人之心者也。识人不易的原因，是由于它隐藏迹象，把私心掩盖起来而显出公的样子，把邪恶装饰成正直的样子，而且以必然的胜利去迷惑人的头脑。说明人的奸恶之所以难以辨识，是由于有正直、忠诚、善良的外表作掩护。
目前，在识别和选拔人才问题上，由于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使识人产生了一定的困难。如受论资排辈的思想影响。当选拔年轻的同志时，就会有人提出问题：“年轻的提起来，老的怎么办?”最后只能靠“多年媳妇熬成婆”，按照年资一茬一茬往下排。应当说这种论资排辈的旧观念，是识别和选拔人才中的一种最普遍、最顽固的习惯势力。不排除论资排辈的陈旧观念的羁绊，新一代人才就不可能出现。
以个人的好恶看人。在识人和选拔干部中，有的人对工作有独到见解，敢说敢做，有改革创新精神，却被说成“骄傲自大”，“翘尾巴”；有的人主持公道，坚持原则，不依领导“脸色”行事，敢于抵制不正之风，却被看作“组织观念差”。相反，对于一些唯唯诺诺，老于世故、善拉关系的人，却被认为是“会办事”、“有能力”的好干部。这样，使某些德才平庸、甚至个别有严重问题的人得以受重用和提拔。相反，一些德才兼备的优秀的人才却长期被冷落埋没，不能适时地选拔到急需他们发挥才干的岗位上来。存在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有些领导和业务部门的同志在看人用人上掺杂了个人恩怨得失的成份，以己所好为优，以己所恶为劣。
9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是中国的一个识人的古语，它说明在人才不易识的情况下，相对一般人才而言，千军易得，一将就更难求了。在作为社会生活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的军事领域里，统帅的决心具有重大作用。军事领导人才是统御部队的人才。作为一支部队，一个组织，没有领导人才的控制、驾驭之意，必然是一盘散沙，缺乏战斗力，遇有困难和敌情，定将一触即溃。俗话说，蛇无头不行，讲的正是此理。因此，在识人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识别平时能练兵，战时能打仗的一般军事人才；更重要的是能识别平时能治军，战时能指挥打战的各类指挥人才。注意识别、发现和培养、选拔一批能担负起跨世纪重任的军事高级指挥人才。
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思想家、政治家都认识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发出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感叹。深切地感到军事人才在决定战争胜败、国家兴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我国最早的杰出军事家和思想家吕尚在《六韬·龙韬》篇中说“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两胜，亦不两败。兵出境，期不十日，不有亡国，必有破军杀将。”意思是说，两军交战，必有一胜一败，其中不是亡国，就是覆军杀将。他还强调：“故曰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这些都说明军事领导人才是关系到整个军队命运的。因此，选将是十分重要的。孙武在其《孙子·谋攻》篇中说道：“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又说：“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吴起在《吴子·图国第一》中认为，关键的将领对于作战的胜败是至为重要的，他说：“若以备进战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犹伏鸡之搏狸，乳犬之犯虎，虽有斗心，随之死矣。”意思是，没有合格的军事人才去打仗，只能是自取灭亡。因此他说：“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就是说，对待对方的将领，也要看其才干而定出对付的方法。在怎样对待军事人才地位的问题上，吴起主张要“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实行优厚待遇。他说：“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取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其爵列，可以决胜。厚其父母妻子，劝赏畏罚。此坚陈之士，可与持久。能审料此，可以击倍。”对“能者”实行“爱而贵之”的政策。孙武、吴起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自身就是杰出的军事人才，他们的军事人才思想反映了他们本人的切身体验，因而是十分可贵的。
在封建社会里，曹操既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又堪称三国时代人才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在实践中广招贤才，形成谋士如云、战将如林的鼎盛局面，而且他对人才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对我国古代的人才思想有所建树。曹操崇尚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中述志”；“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佳宾，鼓瑟吹笙”。并说“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示对贤才的爱慕与思念之情，也体现了当时封建社会明君贤臣对人才地位的重视程度。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四十年革命生涯中，始终把人才问题视为关系社会兴衰与事业成败的重要问题。他在1894年致李鸿章书中提出：“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纵观中国历史，大凡社会动乱、战火四起、军事斗争集中而又突出的时候，军事人才就特别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的“黄金台”、“招贤榜”、“求贤令”、“三顾茅庐”等人才佳话，都是这一思想的生动体现。
古人云：“若非先主垂三顾，谁识茅庐一卧龙”。这就是说，若不是先主刘备三顾茅庐，谁能认识隐居茅庐的“卧龙”诸葛亮。正因为刘备慧眼识贤才，曾三次到诸葛亮隐居处请他出山辅佐自己打天下，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打天下中更显出英雄的本色。
刘备“三顾茅庐”，力请诸葛亮的故事人人皆知。台湾企业家王永庆效先人之行，五访“茅庐”，方请得当今台塑集团的首席顾问丁瑞铁先生。丁瑞铁在台湾金融界颇有地位。1964年，台化公司成立前夕，资金短缺，经企业家陈逢源介绍，王永庆认识了丁瑞铁。当时丁瑞铁任大同公司协理，因而婉言谢绝了王永庆邀他到台塑的诚意。但是王永庆没有放弃，他深深知道人才难得，于是效刘备之法，先后五次盛情邀请丁瑞铁。在真诚的感动下，丁瑞铁终于答应了王永庆，决定赴台塑效力。丁赴任后，就创下了民营企业直接向国外取得长期低息贷款的先例，台塑所需要的资金就此解决。目前，在丁瑞铁的鼎力相助下，台塑创下了台湾化纤纺织第一位、民营制造业第三位的成绩。
求才贵心诚意挚。王永庆的成功莫不归因于他求贤若渴的执著，这也反映了一个明星企业家应有的风采。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我们不仅需要成千上万的各类优秀人才，而且更需要一批能治党治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领导人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农村中，还总是“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所以各级领导干部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肩负着历史的重任。我们在识别人才时，更要注意发现、选拔和培养、使用具有领导素质和才能的人才。同样，同农村一样，三百六十行，应当行行出状元。尤其是要识别和选拔好各级各类的领导人才。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他们是国家的决策者、组织者、指挥者、管理者。他们的素质高低，对国家的兴衰和强弱，关系极大。对这类人才的要求要比一般人才的要求高得多，识别和选拔这样的人才难度也相当大，所以，人们为此常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即便是这样难，也要注意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始终不断地挑下去，挑准挑好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10经师易得，人师难求
古语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争做“人师”，只有博采百家之长，才能“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得心应手地导出一幕幕生动的人间喜剧，真正堪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列宁曾说过，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一种艺术。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称为“万物之灵”的人，它的任务是开拓人的内在潜力，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在我们党领导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思想政治工作曾以它那特有的感召力，为唤起民众，战胜敌人，改造社会，振兴祖国，发挥了巨大作用。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者获得了人们美好的赞誉。
——“滋润心田的春雨”、“惊醒冥顽的响箭”、“催人奋发的号角”、“锻造一代新人的利器”——不凡的评价，说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神奇而又伟大。
——“心灵的大夫”、“思想的挚友”、“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美好的赞语，显示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使命神圣而又光荣。
被人们誉为“灵魂工程师”的李燕杰，就曾遇到一位寻求“尊重”二字的失足姑娘。一天，李燕杰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开门看，吓了一跳：站在面前的是一位时髦女郎。她披散着曲卷的头发，穿着超短裙，脚上还踩着一双鲜红的高跟鞋。姑娘一进门，头一句话就说：“李老师，我不是好人”。说完，便伏在桌上呜呜地哭起来，哭得那么伤心。原来，姑娘十六岁时，就被一帮坏人糟踏了，后来逼得走投无路，渐渐堕落了。她不愿再堕落下去，她能顶住同伙的威胁与**，可是，人们鄙夷的眼光，无端的贬辱，“一日行窃，终生是贼”的议论，却使她失去重新做人的勇气和信心。“李老师，您相信我这样的人还能变好?”姑娘充满泪水的眼睛，急切地等待着回答：“相信!你今天来找我，不就是想进步吗?你有着没有泯灭的自尊心，我相信你!”姑娘腾地站起来，泪湿的双眼忽地被**燃烧得晶亮，她紧紧握着李老师的手，接着转身就走了。这位时髦女郎来找李老师干什么?她什么也没要，似乎仅仅就是满足自尊之心。自尊心比百万金币还珍贵啊!点燃自尊火花，竟有如此奇功神效!
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文艺不写“情”，就不成其为文艺。同理可说，思想教育不动“情”，也不成其为教育。可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动之以情”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帽子，正常的人情温暖被淹没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冰水之中，思想政治工作几乎成为“整人、训人、斗人”的同义语。今天，在饱尝了人情“异化”的酸辣苦咸滋味之后，人们会进一步懂得人情的价值的可贵。
动之以情，情从何来呢?首先是来自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忠诚，对人民群众的尊重、爱护和关心。“我是教育者，为了教育她，就要真诚地爱护她。”这是一位教师在挽救失足青年时说的话。“只要能用我的赤诚之心去化开青年心中的冰块，把风波平息下来，纵有天大的风险我能承担，纵有千辛万苦我能经受。”这是一位基层干部在教育青年时说的话。“爱青年，就是爱四化大业，爱祖国未来。青年是我心上人，他们进步，我欣慰；他们退步，我忧虑，他们犯错误失足，我痛心和内疚。”这是一位优秀团干部说的话。三位教育者不同的言语道出了相同的心声：要情真意切，自己首先就应有一颗赤子心。有了赤子之心，对青年就会爱得深，爱得真，真情实感就会像清澈的泉水自然流露出来。不因为青年有缺点过失，就把他们看“扁”看“死”，而是时刻想到自己肩负的重任，尽全力发掘他们身上的“能源”，调动他们内在的积极因素，为引导他们进步废寝忘食，为教育他们成长呕心沥血。这颗赤子之心，就是思想教育者永流不断的“情源”。
要点燃别人，自己就应是一团火；要以情感人，自己先要捧出一颗温暖的心。和睦的相处，温暖的友爱，亲切的笑容，这是人们为之共所向往的。而对于那些失足的人们，尤其应该如此。心灵的创伤只能用心灵的温暖来医治，精神的污染只能用精神的甘露来洗涤。枯干的禾苗需要雨水，但急风暴雨会把它摧毁；娇嫩的幼芽需要阳光，但一阵暴晒又可能使它枯焦。一般说来，因过错失足而后进的人，思想感情上与领导、同志之间存在一种“隔膜”和“距离”。此刻，他们特别需要温暖，因为他们经常受到周围人的冷眼相待；他们特别需要甘露，因为他们那颗心，已经久旱枯萎了。对他们真诚相待，用关心去换取信任，用温暖去启发觉悟，就能促使感情上的沟通，使他主动敞开心灵的大门，任你用精神的雨露去洗涤和浇灌。话剧《救救她》中的李晓霞失足被拘留教养期满后，当母亲怕她回来气坏了正患高血压的父亲而不敢接她时，她处于绝望之中。她恨自己的过去，愁自己的前途，望天长叹：“人到了这个地步，这一辈子就算完了，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愿多看一眼，有谁还信得过呢?”于是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此时，是方缓老师把李晓霞接到自己家里，用慈母般的温暖体贴，去融化她心灵中冻结的冰层，在她荒漠般的心灵的土地上，撒下远大理想和高尚情操的种子。爱的力量，终于使李晓霞告别昨天，又重新鼓起了生活的风帆。
“教”，有“言教”与“身教”之分，即“诲之以理”与“导人以行”。而“诲人”之“理”，又有“大道理”与“小道理”之分。“大道理”者，理之总管也，讲清它，就能使理提纲挈领，叫人触类旁通。世界上，各阶级都看到了“大道理”的重要，都极力宣扬本阶级的“大道理”，以规范人们的行动，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我国古代就把“凡人之患”，归于因废“言教”而“门音于大理”，故提出“遇物”必以“诲谕”。传说唐太宗李世民立晋王治为太子以后，就常“诲谕”于他：吃饭时，给他讲“稼穑艰难”；骑马时，给他讲爱惜物力；乘船时，给他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树下休息时，给他讲“曲木从绳则正，人君受谏则圣”。这位封建帝王如此煞费苦心教诲太子，目的是维护其世袭统治。这与我们说的大道理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他不舍“精神哺育”、“以理教化”的做法却是很值得借鉴的。
思想政治工作怎么样“疏导”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里不妨借助“治水”略谈几点。
分而导之。治水泄洪，多在主河道两侧，采取各种分洪措施，将洪水分散成小股下泄，这就是“专则急，分则缓”的道理。凡是看过四川都江堰的人，都会为我国劳动人民的这一著名水利工程而惊叹。看那汹涌奔腾的岷江之水，泻到灌县城西北的玉垒山前便一分为二：一路倾入外江，一路注入宝瓶口。由于水分两路，引入千百条灌溉泄洪渠道，不仅使汹涌的泯江井然有序，水患消除，而且使得川西平原沃野千里，丰衣足食，人寿年富，号称“天府”。人的思想问题的形成，往往是各种矛盾的结合体，轻重缓急熔一炉，主观客观汇一体。有的青年长期精神不振，情绪低沉，究其原因，可能既有不求进取的思想因素，又有个性孤僻的心理成份，也可能还包含与同志关系紧张、身处逆境等客观原因。在错综复杂、纵横交织的各种矛盾面前，不能茫然无绪，眉毛胡子一把抓，青菜萝卜一锅煮。而要善于抓住矛盾的“整条链子”，化急为缓，变重为轻，既牵“牛鼻子”，又会“弹钢琴”，红花绿叶紧相扶，内因外因分而治，最终求得分而导之的目的。
浚而导之。大河奔流，泥沙俱下，年久淤积，酿成水患。疏浚挖掘，清理河道，以致水下泄畅通，谓之“浚而导之”。做人的思想工作，也是一种“清淤”工作。清淤之日，便是疏通之时。思想上的“淤积”，有来自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渗入和侵袭，也有千百年来各种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和阻力。长期以来，我们卓有成效地消除旧时留下的愚昧和落后的“淤积”，但这不意味着愚昧和落后的“孢子”不复存在，它们像放射性尘埃一样，飘浮在空间，污染着环境，毒害着人们，终于在“放火烧荒”的十年动乱中找到繁衍温床，“潘多拉的盒子”转瞬间又被魔鬼打开，人们清除“淤积”，收拾灾难，更需要长久的工夫。因此，无论是做后进的思想工作，还是清理“环境污染”，都要明了淤积的程度和性质，学会浚而导之，坚持清淤不止。我们常说一个人思想后进，大抵都是长期积累的“慢性病”。“抗菌”和“耐药”性颇强，常常久治不愈、久感不化，这就更需清其淤积，治其根本，才能使思想渠水畅通，源头清澈如许，赢得“金石”为开，浪子回头。
11远近高低人不同
英国丘尔契曾说过：“世界上没有再比交友不慎为害更深的东西了，因为它种下的是疯狂，收获的是死亡。”
在交际中，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必须善于认识人、辨别人。
认识人、辨别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常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从上往下看，会把人看矮了；
从下往上看，会把人看高了；
从近往远看，会把人看小了；
从门往外看，会把人看扁了。
因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出现“偏视”在所难免。
问题不在于一时的偏，就怕方位的不全。我们只有从“远近高低各不同”的不同处认识人，尔后综合求出“平均值”，才能把人看准、看透。
古今中外识人的历史表明，看人远近高低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孔子对人的看法，由于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人的看法就不一样。据韩非子在《显学》中记载，有一个姓澹台叫子羽的人，长着一副君子的容貌，孔子认为他是个人才；还有一个叫做宰予的人，能说会道，孔子也曾认为他是个人才。后来与他们相处的时间久了，才发现子羽的行为与其外表很不相称，宰予的智力远不及他的口才。所以孔子感叹道：以貌取人，在子羽身上造成失误，以言取人，在宰予身上造成失误。
达尔文在剑桥神学院读书时，神学成绩不佳。很多人认为达尔文只知道飞鸡斗狗，智力远在普通人以下，是个平庸者，但是植物学教授汉罗斯却看出达尔文有着特殊的才能。是他特别器重达尔文的观察力和喜欢独立思考的治学品质，并力保他随贝格尔舰进行环球科学考察，从而使一个“平庸”者，成为举世瞩目的科学家。黑格尔在读书时，也被人视为“平庸少年”，有人画漫画奚落他，把他画成拄着两个拐棍的小老头儿，认为他是没有什么出息的。但是，有人却很赏识他，他的老师曾在他的毕业证书上写道“健康状况不佳，中等身材，不善辞令，沉默寡言，天赋高，判断力健全，记忆力强，文字通顺，作风正派，有时不太用功，神学有成绩，虽然尝试讲道不无热情，但看来不是一名优秀的传教士，语言知识丰富，哲学上十分努力。”应该说，黑格尔的这位老师是善于识才的。可见，同是一个黑格尔，在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就大不一样。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的领导同志，使用和识别人才常常以他们对自己的态度划线。对自己奉迎者，无才也是有才；对自己不奉迎者，有才也是无才。所以群众中对此现象概括为，“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我们认为，这样识人是反映不了真实情况的。只有站在高、低、上、下、左、右等不同的角度来识人，然后进行综合分析，既看到其长处，又看到其短处；既看到长中之短，又看到短中之长，才能客观、全面、准确地识别人和使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