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相处，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
——孟子
人们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不知心，就是缺乏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沟通，最基本的是思想通畅。有诗曰：“应须一曲千回首，西去论心有几人?”古人讲的“论心”，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人与人之间要交心，肝胆相照，开诚布公。倘若只有交友之心，而无“论心”之意，对人“只说三分话”，不愿“全抛一片心”，那就无法获得思想的沟通与了解。
思想沟通，须以情为基础。心灵的共鸣，离不开感情去撞击；思想的沟通，又需借助友爱作媒介。人情人情，凡人皆有情。双方有了感情，思想沟通就如同施放了“催化剂”，能加速共识的形成。
思想沟通，又离不开人与人的理解。
理解是走向思想深处的活动。倘若在交际中要得到思想的沟通，就应竭力使自己在情感上去“感觉”对方的心态、情感、苦衷。否则，没有理解就缺乏和谐，就缺乏融洽。
人生在世，谁不渴盼友谊，而友谊的建立则要靠心灵的豁达。人应该开辟那通往我、通往你、通往他的心渠，让心目的清泉涓涓流淌，源远流长。
1知人知面要知心
知人知面要知心，这是识人学上的一个基本定律。只有在不仅知人知面而且知心的情况下，才能决定是否启用或重用其人。归结古今中外识人用人的经验和教训，具有下列心态的有才者，应当得到重用。
(1)具备一个积极的心理状态。有一个小男孩，因为是三代单传，所以父母对他非常的娇惯，十来岁了，头的后边仍扎着小发辫。好奇的同辈总是取乐于这个“小发辫”，摸摸拽拽，出其不意地向他袭击。与其说是取乐于他，还不如说是在羞辱他。甚至还有用小石块之类的东西投掷他，有时竟将其头部打起了血疱。小对手，开始是一个、二个，接着是三、四个，后来竟发展到八、九个，弄得“小发辫”很伤脑筋，但也毫无办法，只好逆来顺受。在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小发辫”又一次遭到了七个小对手的袭击。“小发辫”不像以前那样见到此景拔腿就跑，而是站立不动，待第一个挑衅者到达他跟前时，他鼓足勇气，上去就是一拳，将对手打翻在地，其余六个见势不妙，便一个个溜走了。从此，再没有人取乐、羞辱他了。他站起来了。“小发辫”由被动变为主动，是他的心理状态由消极转向积极的直接结果。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一个人来说，具备一个积极的心理状态是多么地必要!
人有一个积极的心理状态，遇到同事进步，会觉得自己又多一个学习的榜样；遇到同事失误，会产生同情、自责和帮助的心理；面对平凡的工作，总能产生极大的乐趣，觉得天地广阔，大有作为，如此等等。这种人脚下的路往往是宽敞的，办事的成功率是很高的，同时，这种人的人缘关系也是很好的，同其上司也最能保持一致。
(2)对工作尽心尽力。领导者工作上的高效率，是以部属工作上的尽心尽力为基础的，离开了这个基础，任何天才都不可能成功。当然，看其部属是否尽心尽力也是有尺度的。经验证明：凡为尽心尽力的部属，工作上首先都会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和实施计划的具体方案；知道应该让上司在什么时候，在什么问题上出面支持自己，而不是事无巨细地陷上司于事务圈子；提到上司面前的困难，不仅进行了中肯的分析，而且还有克服困难的可供选择的实施方案；敢于在上司即将出现失误的时候，据理力争，做事有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狠劲；从不随大流，更不做那些花里胡哨的表面文章；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会无条件地去服从集体的利益……这种人是螺丝钉，拧在哪里就会在哪里发挥作用；是老黄牛，只知奉献，不讲索取；是大海岸上的岩石，能经受住巨浪的袭击；是高山岩石之松，能够经得起风寒；是成功的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
(3)具有适度的自尊心。自尊心人皆有之，但在不同的个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度”则各不相同。过弱则表现为自卑，老是觉得不如别人，这也办不到，那也不可能，消极悲观，事无所成。过强则表现为高傲，总觉得高人一等，缺乏自知之明。这种人的虚荣心、权力欲极强，固执己见争强好胜是其重要特点。实际上，他们是大事办不来，小事不愿作，人际关系也不能得到很好的处理，到一处乱一处，是不受欢迎的人。自尊心过弱，但里边内含着谦虚，只是谦虚过了头，达到了自卑。同样，过强的自尊心也内含着自信，只是自信过了头，达到了高傲。适度的自尊心，表现出了谦虚和自信的有机结合，是对上述二者的扬弃。有才的部属，加上有个适度的自尊心，他们干起事来必定是左右逢源，如虎添翼，成功是把握之中的事。
(4)不搞阴谋活动。阴谋活动之所以冠以“阴”字，就在于它明暗不一，表里不一，现象和本质不一。一般来说，搞阴谋活动的人对自己所要表现出来的行为都是考虑再三的，并且是经过伪装的。尽管搞阴谋的人狡猾，但也不是不可将其识别的。就因为他们有几个“不一”，况且他们的活动还是在一定的人群中进行的，这就给人们提供了识别他们的条件。搞阴谋的人之所以要去搞阴谋，是因为他们对他们个人或小团体利益有着较强的追求欲望。可以说，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发展与膨胀是阴谋活动的根源。搞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一旦目的达不到，就有可能产生搞阴谋的动机。开始可能是搞些小阴谋、偶尔搞阴谋，继而是大阴谋、经常搞阴谋。阴谋败露，就可能会跳将出来，搞公开对抗。所以，他们是埋在团体中或领导者身边的定时炸弹，一旦发作，就要造成很大的危害。身处领导岗位的人，对此应保持高度的警惕才是，决不能重用那些搞阴谋活动的人。
(5)有一个宽广的胸怀。一般来说，凡是心胸宽广的人，与家人相处，则家人和睦，老少欢乐；与同事相处，则能将心比心，友好如兄弟；与下属相处，则爱人之心厚之，上下一致；与上司相处，则善于理解上司苦衷，能够忍辱负重。一句话，人际关系可以保持最佳状态。这种人不会被“好话”所迷，也不会被“坏话”所怒，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这种人自身新陈代谢的节拍能与大自然的运行规律相吻合，很少会被疾病所困扰，可以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可以这样说，宽广的胸怀是万福之源。
辨别一个人的胸怀是否宽广，内容也很广泛，主要地是看他们是否具有嫉妒心，是否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是否经常地误会别人。一个人如果他和别人相处时，很能理解别人，常能为别人着想，也能抱吃亏态度，那就可断定这个人的胸怀是宽广的。否则，是狭隘的。
2私心之用人
心公则平，其心如称，不偏轻重，则能公平衡德量才，实事求事地评估人，为用人提供正确的根据。如此则能用得其人，有利于事业。如心私则偏，就会颠倒贤佞，以贤为佞，以佞为贤，不可能正确评估人，将为用人提供错误的根据，结党营私者往往如此，故用不得其人，有害于事业。
李渊代隋创建唐王朝后，封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各设王府可任官，拥有将兵，“玄武门之变”后，李建成、李元吉被杀，李世民被封为太子，同年受父李渊禅位即帝位，是为唐太宗。这时，如何对待有功之臣和原来的敌对势力，尤其是前东宫及齐王府的文臣武将，这是唐太宗面临的重要问题。当然，在李世民南征北战以及“玄武门之变”，追随他的原秦府官兵功劳最大，如私于党，只提拔任用原秦府的人员，排挤一切敌对势力的人员，则必将树敌而不能更好地巩固新的政权，这当然不为英明之主唐太宗所采纳，而是“至公”，即“平恕无私”对待三府人员，如他所说“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唐太宗除了重用秦府旧人如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宇文士及、程知节、秦叔宝、屈突通等人外，对于原东宫的魏征、王等人也不究既往而用之。总之，对于原有人员，不论亲疏、恩仇，凡有才能的都量才任用。而原秦府没有升官或还未安排的人员，则纷纷有怨言，有的甚至主张原秦府的士兵也要一律升为武官。“以天下为家”的唐太宗，对这种“用人唯亲”而不视其才行的观点，当然反对，他说：“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
唐太宗跟古代一般皇帝不同的是，因他有“至公”思想，即“以天下为家”，这个家不是说天下是他一家的，而是说这个“家”包括天下的百姓，他和百官的衣食出于百姓，靠百姓来供给的。所以，唐太宗知人善任的原则是“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能是任，岂以新旧为差?”
《国语·晋语五》记载：赵宣子向晋国国君灵公推荐韩厥灵公任魏厥为司马。河曲之役，赵孟使人用他乘的车子冲犯军阵的行列，韩厥逮捕驾车的车夫，按军法将之杀了。众人议论说：“韩厥必不没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车，其谁安之!”赵孟召见韩厥，以礼相待，表示对他的敬意，说：“吾闻事君者比而不党。夫周以举义，比也；举以其私，党也。夫军事无犯，犯而不隐，义也。吾言女(汝)于君，惧女不能也。举而不能，党孰不焉!事君而党，吾何以从政?故吾以是观女。女勉之。苟从是行也，临长晋国者，非女其谁?”赵孟告知晋国各大夫说：“二三子可以贺我矣，吾举厥也而中吾乃知免于罪矣。”
赵宣子，即赵盾，任晋国正卿，晋灵公时执掌朝政。秦伐晋，两军在河曲列阵对峙。赵宣子推举韩厥任掌管军官的司马。赵宣子为考验赵厥能否公正地执行军法，便指使车夫驾他坐的车冲犯军阵的行列，韩厥虽明知是赵宣子的车夫，也按照军法将车夫杀了。这引起众人议论纷纷，认为早上韩厥被赵宣推荐而韩厥晚间却杀其车夫，谁能放心用这样的人，韩厥一定不得好死。可是，赵宣子却与众人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军阵是不能冲犯的，他的车夫冲犯而韩厥不为他隐瞒，按照军法处理，这样做是很对的。所以他召见韩厥对他表示敬意，勉励他如以后都能这样行事，统帅晋国三军的长官非他莫属了。事实说明：赵宣子推荐韩厥是出于公心，韩厥也不是赵宣子的私党，即“比而不党”。赵宣子推荐韩厥后，老是怕推荐错人，那将是一种罪过，现在他放心了，庆幸自己推荐得人，要各大夫向他祝贺。后来，果如他所料，韩厥升任晋国的统帅。
识人莫私心，就是在识人问题上必须根除个人主义。
不过，个人主义尽管同每个人都可能有缘，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不同身份的人的身上其表现是不尽相同的。封建王朝的皇帝“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视为当然，这是个人主义表现。资产阶级敲骨吸髓地剥削，惨无人道的掠夺也是个人主义的表现。革命战争年代，个人主义者贪生怕死，悲观颓唐，而和平建设年代，个人主义者却突出表现在争名逐 利，甚至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身居高位的个人主义者一般是在冠冕堂皇的幌子下谋取一己私利，而位居下层的个人主义者则往往直言不讳，绝不忸怩作态吞吞吐吐。
单就领导集体而论，其中的个人主义表现不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而且较之普通的人也有其特殊性。归纳现阶段领导集体中的个人主义的特殊表现，大致可有以下几种：
在一些人事问题决定之后，失意者常常会向有关人员询问内幕情况，想知道个所以然。面对询问者，个人主义者常常会这样回答：“这是××定的事。”“你的情况我可以再反映反映。”“我没有尽到责任呀!”“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主要领导不了解你呀!”“你不能太老实了呀!”同情怜悯之色溢于言表，虽于事无补，但却收一箭双雕之效：既赢得了失意者的好感，又将其怨恨引向了他人，制造了他人之间的矛盾。对得意者，个人主义者却又是一种姿态，什么“我祝贺你呀”，“你得请客呀”，“我了解你呀”，“我已尽了我的义务呀”等等，等等。俨然一副赐福于人的模样，旨在唤起得意者对自己的好感，使其感激涕零结草以报。这是第一种。
在成绩面前看不到合力因素的效力，却片面夸大个人的作用。什么上级的领导，同事的支持，部属的努力，友人的协助等等，全都成了子虚乌有，唯独剩下“我”字一个。倘若分管的工作出现了失误，则对不起，一怨上级决策失误，二怨同事不给合作，三怨部属素质太低，四怨环境恶劣，上推下卸，怨天恨地。总之全是别人的不是，自己没有半点责任，贪功诿过文过饰非。这是第二种。
同事的工作取得了成绩，不以为喜，反而求全责备，鸡毛蒜皮一二三四，鸡蛋里也要挑出骨头来。倘实在无懈可击，则冷嘲热讽，翻白眼，总想给人以难堪。当同事的工作出现波折，受到外来责难时，或隔岸观火，幸灾乐祸；或看风转舵，充事后诸葛。更有甚者，推波助澜，落井下石，把同事推向孤立无援的悬崖。至于同事究竟做得正确与否，自己从来不愿认真考虑。这是第三种。
在领导班子会议上，总是片面强调自己意见的正确和重要。一旦被采纳，就会飘飘然而不可一世，或洋洋自得而将尾巴翘起；一旦被否决，就消极应付集体通过的决议，或明或暗地搞非组织活动，甚至将自己的意见向外界渗透，以期寻找支持者，制造领导集体的分裂。这是第四种。
缺乏公仆意识，权力欲极强，总想操纵别人，左右形势。为此搞宗派拉山头，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作为支撑自己统治，与同事分庭抗礼的一己力量，和向组织讨价还价的资本，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往往以感情代替政策，凡顺我者，不论阿猫阿狗，统统予以重用；凡与自己意见相左，或竟然敢于揭斥自己缺点错误者，则行排挤、打击、百般刁难之能事。这是第五种。
群众要求前进时，自己前怕狼后怕虎，畏缩不前；群众要求立即刹车时，自己反而一意孤行。搞形式，图排场，为了骗取上级信任，不惜弄虚作假，做表面文章。他们从来不考虑群众的实际需要，切身利益，而是个人面子第一，保个人乌纱第一，忘记了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忘记了自己应该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是第六种。
居正职者，是权皆揽，即使芝麻小事，也必须自己表态方可算数，二三副职形同虚设，事前不开会研究，事后不通报告知。副职稍有微词，便以“配合不好，无法工作”为由，要挟上级，将其赶走。任副职者，擅权越位，处处同正职为难，需要请示的事情不请示，需要汇报的东西不汇报，视正职为傀儡；或事无巨细统统禀报正职而后行，表面温驯恭顺，实则陷正职于被动。这是第七种。
中游思想，得过且过，无意改革开拓，只求随上大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原则面前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错误面前不敢旗帜鲜明地抵制；维持人的好事争先恐后，得罪人的事能溜则溜。主持一个单位，脚踩西瓜皮，两手两把泥，能滑则滑，能泥则泥。只要单位表面一团和气，哪管有无政绩?这是第八种。
情绪极不稳定，当个人的欲望得到暂时满足时，则工作积极，干劲十足，真的能顶上一阵子；当个人利益受到损伤或所谋取的私利受挫时，则消极怠工，牢骚满腹，甚至泄私愤，撂挑子，要挟组织。这是第九种。
利用自己掌管的人、财、物，为自己谋私利，甚至搞权钱交易，索贿受贿。只要能塞满自己的腰包，哪管百姓死与活?什么党性原则，什么人格、国格，统统被置于九霄云外。或者，只注意本单位的局部利益，不注意整体利益。表面上不是为自己，实际上是一种放大了的个人主义。这是第十种。
领导集体中个人主义的特殊表现还可以举出一些，但较为突出的有以上十种。
个人主义表现尽管五花八门，千差万别，但究其实质，都是从一己私利出发，其核心都是“私”字作祟。从历史渊源看，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但万变不离其宗，私字却始终贯穿其中。就阶级属性而论，个人主义一产生，就打上了剥削阶级深深的烙印，被各种剥削阶级所推崇。
领导集体中个人主义表现极其有害。它是烈性腐蚀剂，无时无刻不在腐蚀领导者的灵魂，瓦解着领导集体的斗志，影响着领导集体的团结，甚至直接导致领导班子的裂变；它是高效隔离层，隔离了领导集体同人民的密切联系，离间着党和人民的血肉关系，人为地制造出干群之间的种种矛盾。流传下去，害人害己，祸国。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领导集体中的个人主义的特殊表现仅是在少数，甚至是极少数的领导者身上有所表现，领导者的多数和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对人民负责的。即使那些已经沾染了个人主义恶习的少数领导者，其中多数也是可以通过学习和世界观的改造去掉这种恶习的。固执错误，坚持己见，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是有的。不过，这只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对此，我们决不能心慈手软，姑息养奸，除了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外，最好将他们一清了之。这样，领导集体中个人主义的地盘就会大大缩小了。
3偏心之用人
识人莫偏心，心偏则难分好坏。
心偏，看人必偏，难分好坏。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间，历代王朝都把天下作为一家之私产，其继位都是从皇帝的嫡系中选择，且一般以长子继承，据说立幼废长将起内讧，因此，长子继承制大都为统治者所遵循，即使长子昏庸以至是白痴、二流子，也非他莫属。为了使其后继者能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一切办法和手段，为其继位扫清前进的道路。如有谁想染指，即使他是亲人而有才能，也要除之而后快；尽管他没有罪，但欲施之罪何患无辞。在中国古代，不知有多少人因此而冤死!古代号称贤明的君主，也不能摆脱这种愚蠢的选择，为了使自己的血统——亲生儿子能登上王位，儿子虽昏庸无能，也非选他不可，至于他能否治国、安民，在所不顾，在接班人问题上，是如此不明，如此不知人!
中国历代王朝，自开国君王之后，统治者大多昏庸无能，使人民大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封建继承制是造成这种祸害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国志·蜀书·刘封传》记载：刘封，原罗侯寇氏的儿子，长沙刘氏的外甥，刘备到荆州时因无嗣便养封为子。刘备取蜀，那时刘封已二十余岁，他有武艺，气力过人，每战必胜。蜀地平定后，刘封被任为副军中郎将。刘备任蜀降将孟达为宜都太守，命他率兵攻上庸，又恐达难独任，便派刘封去统领达军。上庸太守申耽投降，刘备仍让他任上庸太守，任其弟申仪为西城太守，升任刘封为副军将军。关羽围攻樊城、襄阳，要求刘封、孟达率兵来助，封、达以山郡初附，人心未定，难以出兵为辞。关羽败死，孟达害怕刘备加罪，又与刘封有矛盾，便降魏。申耽、申仪叛变，刘封逃回成都。刘备斥责封侵陵孟达，又不救关羽。诸葛亮因刘封刚猛，恐“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刘备因此除之。于是，刘备赐封死，令他自杀。封临死前后悔说：“恨不可孟达之言!”
刘封虽有过，但不至有死罪，刘备杀刘封实是为阿斗继位扫清道路。这是因为刘封刚猛，而阿斗昏庸，阿斗继位，“难制御”刘封，这便是刘封被杀的原因。刘备是三国时的明主，诸葛亮是贤相，从正统思想出发，竟杀罪不应杀的人，这既是刘封的悲剧，也是封建制度的罪恶。
有何根据说刘封罪不应死?
一、不救关羽，虽可责备刘封，但即使去救也是无济于事，而关羽败死，刘备不能辞其咎。
关羽要求刘封相助时，吕蒙已袭荆州，关羽在曹、孙大军夹击下，加上吕蒙的攻心战，军心已瓦解，无心应战；且孙权倾师出动，以狮子全力搏兔之势追击关羽，关羽已处于绝境，他的败死是不可避免的。而刘封、达所领上庸之失有限，前往相救也不可能挽回关羽的秀页势。
关羽的败死，则与刘备的失策有关。诸葛亮的“隆中策”的战略决策是：占领荆益两州，然后分兵两路夹击曹魏。可是，关羽率兵直向宛洛，围樊城，水淹七军，降于禁、擒杀庞德，威震华夏，吓得曹操要迁都以避之，在此大好形势面前，在益州的刘备既不率兵出秦川以取长安，也未见对关羽有所支援，始终是由关羽孤军奋战，一直到荆州被袭，关羽败走麦城被杀，刘备则安坐成都，毫无动静，这殊令人费解?
如果说孙权派吕蒙袭荆州是出乎刘备意料之外，也说不通。因为孙权为索回荆州，不仅派人几次交涉，且以武力相夺。如刘备得益州仍不交回荆州，孙权便派吕蒙袭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立即率兵五万下公安与之争夺，但因这时曹操取汉中，刘备恐其取蜀，只好向孙权求和，急忙率兵退回益州。孙权无日不在图谋荆州，刘备心里是明白的；荆州是处于曹、孙夹攻之势，刘备也是清楚的。而关羽北伐是一件大事，胜败有关蜀国的兴衰；且孙权将会趁机从后袭取荆州也是意料之事，以关羽的军力是难用“两个拳头出击”的。而刘备对关羽北伐始终袖手旁观，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关羽的败死，刘备应负主要的责任。
二、刘封、孟达之间的矛盾，刘封是有过失的，但孟达的叛变，刘备对他不信任是主要的外因。孟达原是刘璋的将领，归刘备后是立功的。对于降将，如不信任则不应置于前线，任为宜都太守，令他独当一面率军攻上庸，后又派刘封统领其军，这是刘备不信任孟达的具体表现，引起孟达的不安，加上不救关羽及与刘封不和，促使他下决心叛蜀降魏。当然，从内因来说，是因孟达是个反复小人。
三、刘封是员勇将，屡有战功。刘备任汉中王后，任阿斗为太子，刘封未见有何怨言。孟达曾以利害说刘封叛蜀投魏，刘封不为所动。申耽、申仪勾结魏叛变，他力不敌，而回成都，据他的表现，说明他是忠于蜀汉的。
刘备有“仁君”之称，也以知人善用得誉于世，为了巩固儿子阿斗尔后的统治地位，而不管儿子是个十足庸才，不择手段冤杀英勇善战的养子刘封。可见，一个人心私则暗，好坏不分。识人有私心，晋武帝立傻子而逼死有贤名的亲弟。
晋武帝生二十六个儿子，有八个儿子早死，长子二岁时死，次子司马衷是个傻子，也许是立嗣立长的缘故，他不从众子中选个精明的，却立这个傻仔为太子。这位司马衷傻到什么程度呢?据《晋书·惠帝纪》记载：
司马衷听到虾蟆声，问左右：“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有人答道：“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有一年，天下饥荒，百姓饿死，他说：“何不食肉粥?”他就是这样傻得令人发笑。他当太子，朝廷上下都知其不能理政事。武帝为了证明太子有才能，他对太子进行考试，不叫太子来，而是召集东宫的属官，叫他们提出策问，然后派人将试题送到东宫让太子对答。太子不可能对答，她的妻子贾妃是个很利害的女人，当然心照不宣，便请人代答，由太子抄写好后，送给武帝。武帝看了很高兴，并给东宫属官看，以显示太子才能过人。尽管武帝弄虚作假，朝臣心理是明白的，司空卫想请武帝废太子，但不敢明说。有一次在宴会后，假醉，跪在武帝座前说：“臣欲有所启。”武帝说：“公何言耶?”想说几次都说不出口，却以手抚着武帝的宝座说：“此座可惜!”武帝悟其意，因装糊涂说：“公真大醉耶?”就不敢再说了。
在武帝晚年，朝臣内外见太子如此傻，都主张由武帝亲弟司马攸继位。司马攸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晋书·齐王攸传》记载：司马攸和武帝都是司马昭所生，因昭兄司马师无子，以司马攸为嗣。司马攸少而聪慧，及长“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其祖父司马懿甚为器重。武帝代魏后，司民攸被封为齐王，他协助武帝统军治国抚民，甚得官民爱戴。中书监荀勖、侍中冯是以善于阿谀奉承武帝而得升官，司马攸甚憎厌他俩为人。勖等因攸得朝望，如由攸继位，将祸及己，故趁机对武帝说：“陛下万岁之后，太子不得立也。”武帝问：“何故?”勖说：“百僚内外皆归心于齐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试诏齐王之国，必举朝以为不可，则臣言有征矣。”也说：“陛下遣诸侯之国，成五等之制者，宜先从亲始。亲莫若齐王。”勖、二人的谗言，正合武帝意，于是便下诏令司马攸到封国去。攸知勖、 谗谄，气得成病。他因病不能到封国理事，便要求去守太后陵墓，武帝不许。武帝派御医去诊视，诸医知其意，都说无病，因而耽误了医治。攸病加剧，武帝仍下诏催他启程。攸不能不入辞，攸虽病，因素重仪容，强自打起精神朝拜，举止如常。武帝更信其无病。攸辞出，过了一夜，呕血而死，时年三十六。
在立嗣上，封建统治者都是极端自私的，不管是贤愚，所立的都必须是自己最亲的血缘，又因固执于立嗣立长的传统，故使像司马衷这样的傻子继位，而逼死有贤名为众望所归的亲弟司马攸。如果由司马攸继位，晋朝历史将重写。由于司马衷继位，他不能理朝政，权力由其皇后贾南风所操纵，她胡作非为，引起“八王之乱”，使中国大分裂达286年之久。由于武帝选接班人不当，当时给人民带来的灾祸是罄竹难书的。
4良心之用人
常言道，不要昧着良心说话。办事情，识人用人，总应凭着良心。
良心是包在人的精神世界里最核心的灵魂，隐藏在这么深的位置，现在竟有人把它取出来作交易。
华君武那幅插着“收购良心”广告牌的漫画。三轮车的装载斗里还真装满了被收购起来的良心呢!
看来卖买良心的人还不少。电视台、杂志社，把一些名人、美人“收购”去大作假广告。出版商把一些作家“收购”去写不堪入目的黄色作品，大量向社会倾销。陷害忠良的，让坏人、恶人“收购”去作伪证。
良心可以用来作买卖，可见我们社会的商品交易是多么地“发达”哟!
人体好些是成双成对的，手有两只，腿有两条，眼有两个，耳有两片，唯独良心，有一个，要是把仅有的一颗良心给卖了，那还称得上人吗?
按照传统的说法，中国人的“良知”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者皆为“心”。因此，朱熹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朱子语类》“卷五十三”)这四种“心”又是仁、义、礼、智这四种“德”之所本。
恻隐之心，是“仁”之所本，即“二人”之间的同情心的意思，因此可以说是中国式的人道主义的表现。所以说它是“中国式”的，因为这种“二人”之间的“心”仍然是互相以对方的“身”为关注对象。例如，孟子用来论证“人皆有恻隐之心”的例子是：凡人看见一个小孩子将落入井中，心中总会立时出现恻隐之心——因此，是对“肉体”消灭的不忍(这种“心”，全世界任何地方皆会有，可以说是人类的通性)。此外，中国人的这种“恻隐之心”还表现为：看见一个人“孤苦伶仃”(尤其是失去了依恃的老年人或孤儿)，会感到可怜。因此是对不经由自己选择而没有了“二人”间照顾的人之不忍。这种“身体化”与“人情化”的人道主义是很局限的。因为，中国人既然在人情不到之处就毋需“做人”，所以基本上就缺乏“人类”观念，而倾向于把“非我族类”都当作“鬼”。自然，种族主义在任何国家都会有，例如，美国有歧视黑人与墨西哥族的现象，但是，社会上总会有大规模的运动起来反对这样做。然而今日的香港也有歧视绿印者与菲律宾人之举，却除了一二个接受西方文化意识的人写写文章之外，并不见有大规模的人权运动起来仗义执言。此外，在中国这个泛道德主义的文化里，对脱离常轨的个体行为也是没有同情心的。因此，这种“身体化”与“人情化”的“恻隐之心”，是仅仅同情“跟大家一样”的人，而不同情个体化的特异表现。甚至可以说，是以用“心”去关怀人的“身体化”需要的方式，来抹杀个体“灵魂”的需要。
至于“羞恶之心”作为一种世俗性的制约的功能就更为明显。朱熹对孟子所谓的“羞恶之心”如此注解：“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所谓“耻”，即受到“人言可畏”的制约，而自己对人之“憎”，也是憎其“无耻”，因此，仍然是缺乏一种比世俗更高层次的人情制约。而所谓“不善”，也只可能是越出了社会常轨的“不好”。“羞恶之心”是“义”之所本，而“义”就有“合宜”的意思，即去符合一些渠道化了的社会义务，例如：君臣之义，父子之义，等等。
作为“礼”之所本的“辞让之心”就更明显地是“二人”关系中处处以对方为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做人”方式。这种“礼”自然与渠道化了的人际关系——例如尊卑、长幼、亲疏、内外——有关。
至于作为“智”之所本的“是非之心”，就是知道该与不该之“心”。这种该与不该自然也是由渠道化了的人情关系(即“名份”)决定的，所谓“是非”仍然是人情的是非，而不是指抽象的原则。例如，一个人受了“自己人”的照顾，而又去“吃里扒外”，就是“是非不明”的“不该”。因此，这种“是非之心”又是很特殊化的。如果中国人越出了自己的小圈子去顾及“大义”，那就牵涉到“大是大非”的考虑了。然而，这仍然囿于自己对扩大了的人情磁场的“心”，因此依然是感情化的。事实上，在中国人之间，这种对是非之“知”，往往是指：是否“感”到别人对自己的好坏，如果别人对自己“好”，而自己这一方连好坏也感不出的话，就变成了“没有良心”。例如，如果一个女的对男的有“心”，甚至还以照顾男方身体的方式去表露，男方不能做到“以心换心”，有时也可能会遭到“你这个人没有良心”的责备。由此可见，中国人的“良知”也必然是“良心”，而与是非有关的“对”与“不对”，又总有在“二人”关系中，自己这一方是否“对得起”对方的意象。
5嫉妒心之用人
识人莫有嫉妒之心，这是因为人才的竞争不容嫉妒伴行。竞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追赶式的竞争；另一种是拽拉式的竞争。这两种竞争运作形态、运作方向是不一样的。追赶式的竞争，表现为“你行我比你更行”，它通过奋斗去超越别人；拽拉式的竞争，表现为“你行我不让你行”，它通过拆台来搞垮别人。
有人说，外国人之间的竞争是你行我比你更行，中国人之间的竞争是你行我不让你行。对前者，我没专门考证，但对后者我看大有表现。
你一旦生富，他就眼红，妒火中烧；你有了才华和成绩，他就在那儿说风凉话、泼冷水；你要被提拔任用，他就站出来横加指责，甚至造谣中伤。这样使得竞争者每前进一步，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步履蹒跚。
中国人为什么在竞争中，要互相拆台，“不让你行”呢?恐怕源于嫉妒的幽灵作祟。
国人啊，什么时候摆脱了嫉妒的束缚，形成了“你行我比你更行”的竞争状态，那我们这个民族就真正大有希望了。
成为卑下心灵的奴隶，并且备受其折磨的是嫉妒。
嫉妒不仅使别人痛苦，而且使个人烦恼，属于自己的天敌。
嫉妒心重的人，对自己的心身十分有害。它很容易引起头痛、高血压、胃痛、心脏病等。因嫉妒患心脏病而死亡的，观察统计占患者的百分之十四。
嫉妒往往会毁掉自己的前程和家庭。年轻有为的周瑜因嫉妒诸葛孔明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晋代刘伯玉妻子故氏因听到他称赞曹植的《洛神赋》所写洛神的美丽后投水自杀；奥塞罗的嫉妒使他发疯地杀了他的爱妻戴芬莫娜。
嫉妒如同心灵上的肿瘤，若你不严加防犯，一旦染上了它，那就只有自寻烦恼，真是受不尽的折磨，生不完的闷气。
嫉妒是与生俱来的，只要不离群生活，就有嫉妒存在。
对待嫉妒，各有各的态度。有人主张，尽量表现出若无其事。对此，这里我也开出一方：
养德修性。
使人嫉妒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人越来越喜欢比较。比较往往导致两种走向。
一种走向，通过比较，陷入嫉妒的泥潭。因为培根说过：“人可以允许一个陌生人的发迹，却绝不能原谅一个身边人的上升。”即使对别人的身条、风度、穿着， 也少不了“不舒服”的感觉。
另一种走向，通过比较，又会减弱嫉妒这一恶德。嫉妒并不意味良心的泯灭。在德行高尚的人面前，有嫉妒心人的，常常受到良心的谴责而内疚。
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一物降一物。人若想摆脱他人的嫉妒，那就别忘了培根“德愈增则受人嫉妒之机会愈减”的格言，下功夫修炼出良好的品德。超越别人贵在超越自己。
“超越”是竞争结果的集中体现。
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中，我们总想超越别人，总想出人头地。
“超越”别人是人的内在动力。没有超越的意识，就不会有进步，就不会有发展，也就不会有成功。
然而，要超越别人的，首先要超越自己。
超越自己，就必须克服嫉妒的心理，抵制外界的种种**。
因为不战胜自己的嫉妒之心，就可能怨天尤人，就可能做出伤天害理的事，那么你永远甭想超越别人。
所以，超越别人贵在超越自己的嫉妒心理!
超越自己的嫉妒心理，又重在冲破自私的束缚。人的悲剧就在于常常做自我的奴隶。憎恨别人，却宽容自己；指责社**暗，却回避自己的道义。人没有对自私的真正解脱，那就不可能走出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