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脸庞好美

那个午后的黄昏,张佳就穿过岁月的烟云,蹒跚着从墙上走了下来。

张佳愤愤地挤上了609路公共汽车。他敲打着投币机说,我没有零钱。他的话语含着冰冷的挑衅。他狂躁地搂着胸前的帆布包。

女司机朝他笑了笑,说,实在没钱就算了。他的心突然震颤,似沐浴了沸腾的阳光,泪水悄然奔涌。他抓着扶手,呆呆地看着女司机的后背。她的线条好美,她的脸庞好美,她开车的姿势好美。他按了按帆布包。汽车过了一站,又过了一站,人上上下下。窗外的人像一个个飘**的幽灵。这辆车会不知厌倦地行驶下去吗?会开往世界的终点吗?没有人回答他这个看似深刻的问题。他就盯着女司机握着方向盘的手,她的手好美。你下车吗?到终点了。她笑着问他。她的牙齿好美。她一副十八九岁的样子。她车开得好美,像骑着一条鳞光闪闪的大鱼。他背着一帆布包的危险,走下车门的瞬间,对她说,你车开得真好,坐你的车真幸福,今天坐车的人都应该感谢你。她笑吟吟地说,欢迎你下次乘坐啊。

没有下次了。这回他的目标坚定了。他不左顾右盼了。他走到了交警大队门口,那里停着摩托车和几辆警车。岗亭里的保安趴在桌子上睡觉,涎水蚯蚓样爬满了脸下的报纸。张佳从包里掏出两个啤酒瓶,瓶里的汽油迫不及待地发出焦灼的呼喊。两团火焰呼啸着扑向那些趴在地上的车辆。大火疯狂了,噼噼啪啪的。他叫道,救火啊,救火啊!保安揉着眼睛站起来,火光映红了他惊慌失措的脸。

在众人救火的瞬间,一张人皮面具已经蒙住了他的脸。这面具太生动了,像某个在电视上经常逗人喷笑的演员。在人群的喧嚷中,他从容地走进了值班室。匕首逃离了身体,那个警察就认真地趴在了桌子上。他冷冷地走进文秘室,两个警察像开了瓶的香槟,殷红的血喷向他的脸。他已经不害怕了,变得很勇敢。他在寻找那个光头,但是来不及了。一个女警抓住了他的手。他看了看她的胸牌———菜菜。放开!他叫道。菜菜像恋人一样抱着他的腰。他的手颤抖着,血如玫瑰花一样绽开在她胸前。在众人的呼喊中,他居然逃到了门口,在火光的映照下,他像一道流星,照亮了天幕。

此后的十几年,通缉犯张佳消失了,好像地球上从来就没有这个人。

杨威似乎置身于那个恐怖的现场,他喘息着说,你描绘得这么形象,好像你就是张佳。

我艰难地深吸一口气说,你们看的报道就是我写的。我一直想采访张佳本人,但他作案后就神奇地失踪了。三死三伤,他为何这么凶残?

杨威朝墙上张佳的图像钉了一枚图钉说,也许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张佳袭警案,纯粹是你杜撰的罢了。不然,十几年过去了,怎么张佳还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呢?警方全国搜捕,他能跑到哪里去?

我看着张佳的图像说,他能逃得了吗?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警察一定会抓到他的。

哼!他不屑地冷笑着说,十几年了,抓住了吗?枉死的人不能复生,活着的人难以安宁,迟来的正义还是正义吗?

那是警察的事。我对他说,正义总会来的,正义虽然有时候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说说你吧,你为何一直跟那个捡垃圾的女人在一起?你们已经在一起很长时间了。

原来你对这个感兴趣?这是我的隐私。

你的隐私关乎社会道德。作为记者,我有责任关注这个问题。

你们在一起,会让人生出许多想法。

记者要是堕落到窥探别人隐私的地步,那就太无耻了。你一直跟踪我,就是想知道这个秘密吧?那好,我就告诉你。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

我没有名字。

她说,你叫我艳梅吧。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正在垃圾桶里翻拣垃圾。她从里面拣出了一摞子笔记本,而那些笔记本里是我记了十多年的日记。那几十万字的日记是专为一个女孩记的。那女孩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我本想焚烧了它们,以此来告别十多年的梦魇,但想了想,还是扔到了垃圾桶里。让它们变为纸浆,重新做纸吧。

我躲在站牌后,看着艳梅一本接着一本从垃圾桶里掏出了我的日记。她能读懂上面的故事吗?这么想着,我就尾随她走过了那片街区的垃圾桶、绿化带、垃圾站。累了,她就坐在银行的屋檐下,看那本粉红色的日记。那是我十七岁记的第一本日记。她看着看着,就笑了。那满脸的笑跳出了披散的乱发,那个瞬间,我突然希望听到她的声音,希望听听她的评论。毕竟,她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啊。

在公司,我几乎是个哑巴。我只跟电脑打交道。我的言语都被埋在肚子里,他们嗡嗡叫着,无法逃离我身体的城堡。我只能在日记里滔滔不绝。我突然希望和她对话。银行门口很安静,人们在那里或存或取大把的钞票,警惕地看着一个身旁堆着废旧物品的女人,手里捧着一个硬壳笔记本,极为投入地阅读着。雨突然下起来,一个披着长发的男人走过来。那个男人眼睛看着天,嘴里哇哇哇地说着话。他走到了她的面前,突然伸手抢夺她手中的日记。她太专注了。她想不到有人在银行门口除了抢钱还要抢书。她的手紧紧抓着。那厮怒了,踢了她一脚。她的身子扑倒在地,但手里仍抓着那本日记。那厮便向她的脸挥了一拳。那女人的鼻血霎时喷涌,血糊糊地染红了地面。那厮常盘桓于十字路口,要么做伟人状,对着络绎不绝的汽车,发表着貌似重要的讲话;要么在交警下班之后,置身于中央岗亭,穿着不知何处得来的警服,煞有介事地指挥交通;要么立于银行大楼前,对着自动取款机破口大骂;偶尔还会掏出家伙,以尿写字。这回,见了日记,这厮竟如此这般,莫非,他原是一个读书人?见此状,我便捡了地上的啤酒瓶,砸向他的脚面。那厮负痛,脚在地上跳起来。我趁机拉着艳梅的手,提着一包日记,在那震天的叫骂声中,仓皇地逃窜。

那时雨来得正猛。跑到我的出租屋时,我们已经湿淋淋的了。

她洗了脸,洗了头,我发现她竟然像某个我喜爱的明星。她说,你的日记里一直有一个叫菜的女孩,你喜欢她吗?她已断断续续地看了二十本日记。她似乎钻进了我的内心。

她问,菜在哪里呢?

我说,她在一个我们现在都不能去而最后都必须去的地方。

她说,菜还在柳镇吗?

我说,我离开柳镇的时候,菜已经做了交警队的文秘。

她说,菜知道你想她吗?

我看着灯光里她披散的长发,眼前似乎流过了柳镇的河水。我说,我离开柳镇的时候,菜嫁给了县长秘书。

她说,菜知道你的心思吗?

我说,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

她摩挲着我的手说,可怜的孩子,给我讲讲你们的故事吧。

我的天空开满了油菜花

那个夜晚,我离开了柳镇。知道菜要嫁给县长的秘书,我突然对柳镇彻底失望了。离开的那个晚上,我和菜在柳镇的大桥上见面了。菜拉着我的手,走入了镇东头的油菜地。临近夜晚,我们躺在油菜花上。菜的笑容**漾着,我看到油菜花漫天飞舞。耳边传来菜的呓语,如无数蜜蜂的轻吟。菜说,原谅我。我抓着菜的手说,县长秘书对你很重要吗?菜说,我爸给我跪下了,他替我选择,我没有自己的选择。我看着身边的菜,突然感觉她如此陌生。是啊,我看清了自身。菜的爸是柳镇的镇长,而我爸是柳镇大字不识的农民。菜说,原谅我。我便闭着眼,任泪水在脸上狂奔。每天和菜在油菜地里见面,躺在香喷喷的油菜花上,看着柳镇蓝莹莹的天空,感觉自己仿佛活在童话里。那天,菜说,无论何时,我都属于你。

她看我不解,附在我的耳朵上说,傻瓜,我有了。那时候我幸福死了。菜那个当镇长的爸终是发现了,他把菜囚禁在了家里。他让派出所所长把我爸关进了镇东头的岩洞。岩洞里供奉着一座观音像。

我爸每晚和慈悲的观音菩萨待在一起。他回家就劝我。我不从,他就跪在了我面前。派出所到处抓我。离开柳镇的晚上,我烧了那座观音像。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无头的蜜蜂,嗡嗡飞着,不知该到哪里去。不久,菜便和县长秘书结了婚。

你再见过菜吗?艳梅抓着我的手问。

我想到了火光烧红的那片天幕,想到了那个怀着身孕匆匆往外奔跑的女警。

我摇摇头,突然就哭了。积蓄了十几年的泪水忽地滂沱而至。

艳梅也哭了,她摸着我的头,抚摸着我瘦弱的身躯。雨水敲打着玻璃,似有人在屋外呐喊。我看到菜了。她正从监狱往回走。她的丈夫因贪污腐败被判十五年。她满身的血。她奔跑着抱住了行凶者的身子。她挡住了刺向那个孩子的凶器。她孱弱的身子噗噗地中刀了。菜啊。她满身的血。菜啊,我等了你十几年了,给你写了十几年的日记了,你知道我在想你吗?菜躺在油菜花上,她盛开着油菜花一样芳香的身子,湿润得像是解冻的冰河。艳梅抱着我的头,说,好娃啊,娃可怜啊,苦命的娃啊。我嘴里念叨着菜,像一头凶恶的狼。来电了,灯亮了,我才发现自己躺在艳梅的身旁。那几天,我们一直谈论着菜。我上班,她去捡垃圾。周末,我和她把报纸、酒瓶、易拉罐、纸箱做了分类,用三轮车拉着去收购站。废品变成了钱,我们都很高兴。她给我买我喜欢的书,我们一起回到我的出租屋。她做饭,我看书,听着炒菜的声响,我竟很恍惚,觉得人生最大的意义莫过于此。想到菜和她肚里的孩子,我禁不住泪流满面。菜和那次事件中死亡的人后来都被追认为烈士。菜菜啊!我哭着,泪水凶猛得像是饥饿的野兽。艳梅系着围裙,看着我痛不欲生的样子,知道我又想菜了。她默默地抱着我,陪我泪水长流。

一日,艳梅突然对我说,我的孩子要是在世,也和你一般大了。

我看着她脸上纵横的皱纹,说,你的孩子呢?你怎么一个人在城市里流浪?

她摸着我的脸,手上似乎带着重重的伤感。她说,我的孩子,我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我总感觉他就在这个城市,甚至有时候感觉他就在我的身边。但他总是个影子,每当我快要清晰地看到他的时候,他就消失了。

我抚弄着她布满伤痕的手说,你的孩子怎么了?他被人拐走了吗?

艳梅突然哭了,她的泪水像夏天的冰雹啪啪地打在我脸上。我说,说说吧,说说你的孩子。她突然不哭了,抹着眼泪说,他是个好孩子,他一直是个好孩子啊。他上学每年都得第一,他从来不打架,他主动帮助镇上的残疾人,他每天坚持跑步,他还爱写诗。二十岁,二十岁那年我就找不见他了。

他到哪里去了呢?我抓着她的手说,他在哪里呢?我们一起去找他。

不!她突然惊恐地摇着头,推开我,走到窗前,惶惶地朝外看。天空寂寞而辽阔,一幢大楼已经竖在了高空,那号称“世界之都”的大厦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惊艳呢?楼群傲慢地遮挡了视线,她的目光收回来,表情突然暗淡了,说,我是瞎说呢,他也许早都死了。他该死啊,我哪里来的儿子呢?

艳梅的身子软绵绵的,像是一团被榨干了水的海绵。她说,我不能再在你这里住了,我要去寻找我的儿子。我在每个城市捡垃圾,从奎屯、乌鲁木齐到广州,从广州、深圳到柳州,我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我凭着感觉又回到了洛城,我感觉我的儿子在洛城啊。我每晚都听见他在喊,妈呀,妈呀。我每条街道每条街道地找,我感觉他快要出现了。

我抓着她哆哆嗦嗦的手,摸着她手掌上崎岖挣扎的掌纹,说,我陪你一起找吧,只要他还在这个城市,我们就一定能找到他,我会和他成为好兄弟的。

艳梅把我抱在怀里,喃喃自语。我听见她说,儿啊,儿啊,你知道妈咋想你的吗?你快出来吧,妈知道你就在这个城市里,妈快要撑不住了,你再不出来,就永远见不到妈了。

艳梅颤抖的身子若夜空不停眨着眼睛的星星。

你是流氓呢还是我是流氓

你和艳梅到底是什么关系?我问站在窗前给我一个冰冷背影的杨威。

你说呢?杨威看着我跃动着红光的录音笔,目光里闪动着泪珠。

她是不是把你当成了她的儿子或者别的什么人?我关了录音笔,尽量选择不刺激他的词语。

杨威说,我不知道,我感觉自己离不开她了,有时候她简直就像我妈。

我问道,她晚上会回来吗?

也许会吧。杨威说,她说她的儿子已经出现了,她每天出去很早,很晚才会回来。

那个见义勇为者是你的老板吗?

是的。他很神秘,很少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那天也许恰巧被他撞见了,那个醉汉太可恶了。你也看见了,我当时已经冲上去了。

围观的人那么多,醉汉已经脱掉了裤子,艳梅的衣服也被扯得稀烂。很多人把这当作三级片看呢。你的老板是个值得敬佩的人。

我们这个时代太缺少这种人了。我想做个深度报道,你替我约约你们老板吧。

我们老板很低调,每年为社会公益事业捐几百万,但从来不接受记者的采访。

那这样更应该报道了,这种企业家太稀少了,你一定要替我约到他。

我们老板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杨威断然拒绝了我的请求。

你如果约不到他,我的写稿任务完不成,我们领导会生气的。

我们领导一生气,我只好写你和艳梅的故事,标题我都想好了———畸恋,拾荒女与一个底层男的不伦之恋。够不够吸引眼球啊?

杨威哐当一拳砸在玻璃上,说,你就是这样当记者的吗?那你还真不如街头那个流浪汉!

只要他愤怒了,我的目标便可实现。我说,哥们儿,这是我们的职业要求,请你理解。不报道也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帮我约到你老板。

杨威想了想说,记者都堕落到了这种不堪的地步,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呢?他给了我他老板李大羊的电话,说,你自己联系吧,你是记者,凭你这么阴险和敬业,李总一定会接受你的采访的。

怎么说呢,当我把这个选题报给记者部主任钱正坤时,他激动得跳了起来。他亲自给我发了一支烟,说,老李啊,这个选题太好了,太吸引眼球了!你想啊,一个捡垃圾的女人与一个底层男同居,他们的年龄差距又是如此之大,这是多么好的卖点。暗访,跟拍,最好有图有真相。我在头版给你留一个整版。一个整版啊!你小子这回该出名了。这篇报道一出,咱们的报纸销量,咱们的网络点击率,咱们的广告也跟着哗哗上去了。老李你厉害啊!

至于另外一个选题嘛,也不错,但是比起底层男与拾荒女的故事,就很逊色了。见义勇为已经吸引不了人们的眼球了,人们都很忙,要是醉汉当街强暴拾荒女,那就很有看头了。我们可以发头版,可以谴责人们道德沦丧,可以考问人的良知。而遗憾的是这么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却没有发生。那个李老板要是晚出现一会儿,说不定就会发生惨绝人寰的事,那我们的报纸就会迎来哗哗的销量。

钱正坤说着说着就习惯性地摸了摸没长毛发的脑袋。他激动地在房间来回走动。他说,老李,这个题材可是千载难逢,可遇而不可求啊,一个记者终其一生,能写几篇可以傲视江湖的稿件啊?我确信,这个作品应该是你的成名作,是你记者生涯里程碑式的作品,你一定要写好,写得越精彩越好。你既要追踪现场,又要采访警察,还要采访醉汉、拾荒女和李老板。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组织一次有各界读者参与的讨论。讨论的题目就叫“面对强暴,你是挺身而出,还是就地旁观”。

旁观个屁啊!看着老钱亢奋得像是中了大奖似的,我说,你是要我写成下三烂的艳情故事吗?写成畸形的三角恋吗?难怪读者骂我们的报纸是地摊报、垃圾报、流氓报、狗仔报。

住口!领导勃然大怒。他不许我侮辱我们伟大的《华都报》,毕竟还有那么多读者喜欢我们。他说,这么好的题材你不要糟蹋了。你不写,别的记者也会写,他们也许比我们挖得还深呢。这个报道写不好,你本月的绩效就不用领了,高级记者也不用评了,你的年度考核要是不合格,记者这碗饭怕是吃不成了。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么多问题像一把把来路不明的暗器,直逼我的要穴。压力山大啊。我只好说,我没有说不写嘛,这么好的题材我怎么会不写呢?我几乎是撒着娇向领导说,这两个题材我都想写,我还想靠后一个作品得奖呢,我就差一个中国新闻奖了。

钱正坤拍拍我的肩膀说,这就对了,老李,你也不小了,是该出代表作的时候了,“8·15”的辉煌已经永远地属于过去了,你要创造新的辉煌,不要一天没有个正形,像个猥琐的怪叔叔。

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边走边说,你是流氓呢还是我是流氓?

失去航向的河流

约了十几次后,李老板终于经受不了我厚颜无耻的骚扰,答应给我挤出宝贵的十分钟。我走进他豪华的办公室,看到十几个协会理事的牌匾挂了半边墙壁。但他委实节俭。他穿的袜子经常淘气地露出几个脚趾。他出差会把宾馆一次性洗漱用品作为礼物带给自己的下属。他唯一奢侈的是养了一只杜宾犬。他至今未婚。他没有丝毫绯闻。他简直就不是人。至今我还记得杨威描述李总时就像在描绘一个他不理解的怪物。我不喜欢你们《华都报》。李总直言不讳地说。当他听我夸耀自己报道过的“8·15” 大案时,他称赞我给记者这个行当保留了最后一点脸面。

我不甘心地说,张佳至今还没有落网呢,十几年来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传说他死了。

李总离开了大转椅,走到了落地窗前。他望着高空悬崖一样陡峭的楼群说,那个新闻我也看过,在所有报道“8·15” 案件的新闻里,你写得最客观了。那个少年最终走上了不归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我遗憾地说,我一直想采访那个少年,但那个少年也许死了。

十多年了,也许他变成了草木。

叹息一番,我们便约好了下次采访的主题。

再见到李总,是在时代广场顶层的星巴克。他取下了遮蔽着大半个脸的墨镜,喝着茶,讲述起他悲伤的过往。

我爸从造纸厂下岗后,每月领一二百块钱的生活费。他变得爱喝酒了,喝一斤五块钱的散装酒,喝醉了就打我当老师的妈,有时候也打我。一次他蹬着三轮车拉人,被交警逮住了。交警要没收三轮车,但是他死死抓着,既不交罚款,也不想让收车。僵持间,交警怒了,叫来了几个人,到底把三轮车扔到了卡车上。卡车上装满了三轮车。我爸突然钻到车底下,大喊着说警察打他了。交警把他从车底下拖出来,他死死抱住一个人的腿。我爸和交警起了严重的冲突。据说,那天我爸赤着上身走在大街上,没了眼镜的他跟瞎子一样走了一天一夜。他一边走一边念叨自己的三轮车。第二天天黑他才摸索到了家。他回到家就喝酒,喝了一塑料壶白酒。我妈劝他,交点罚款,把三轮车要回来就算了。全县查三轮车非法载人呢,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摆个摊子卖菜啊、修鞋啊,总会有一条活路的。我爸哭得很厉害,并不听我妈的劝。我爸曾经很骄傲啊,他是造纸厂的高级技工。哪台机器出了故障,只要他上手,就会变得很听话,拿他的话说,机器比自己的儿子还要听话哩。你没见过我爸,可帅了,拿现在的话说叫老帅哥。那个时候,他上班骑着自行车,穿一身蓝色的工作服,戴着白手套,骑行在大街上,那个威风啊。我那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当一名工人,一名像爸爸那样受人尊敬的工人。我常常偷着骑我爸的自行车,模仿着他的样子,奔驰在大街上。我爸以前从来没有打过我妈,连大声呵斥都不曾有过。那天晚上,我妈说,少喝些吧,看你都喝成啥了,人家要收车,就让人家收吧,人家也是按规矩办事,而且又不是收你一个人的,你胳膊能拧过大腿吗?我爸把一口酒吐到我妈脸上,怒斥道,你也跟人家一个腔调,你跟人家什么关系啊?他骑在我妈身上,就脱我妈的衣服。我妈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了。他一边撕我妈的衣服,一边扇我妈的脸。我妈一声不吭,血从嘴角流出来。他也许没有看见暗处的我。他竟然解开了裤带。我捡起墙角的砖头,狠狠地砸在他头上。

血溅了我一脸。他从我妈的身上栽下来后就睡着了。他醒来后,已是第二天中午,他跪着给我妈道歉。我妈去上课了,我也去了学校。我们回家的时候,我爸穿着工作服,戴着白手套蓝帽子,用一根绳子把自己挂在了屋顶上。我爸死了,我妈的老师也当不成了。

满街上又跑着三轮摩的。我妈借钱买了一辆。她每天开着摩的去拉人。那天她病了,我便开着摩的去拉人。很不幸,我也被两个人拦住了。他们要没收车,还要罚款。我的身体死死护住车子。我们起了争执,争执之下,我还受了点伤。我的车子还是被他们没收了。

我被几个开三轮的送回家。我妈哭喊着把我送到了医院。我去交警队要了好几次车,他们谁都不理我。我实在不想在那个地方待了,就跑了。这十多年,我卖过血,给人放过牛羊,下过煤窑,盗过墓,当过商贩,干过小偷。一个官员,她的肾坏死了,而我的肾恰好与她匹配,我便送给她,算是救了她一条命。在她的关照下,我做起了房地产生意。我轻松地拿到了一块地。那个时候,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片火爆。第一桶金我赚了一千多万,但是落入我口袋的也就二三百万。你懂的。内幕就不便透露了。这些涉及隐私的内容你不要写,很敏感的。我每年捐钱的数目在二三百万。钱再多,也是纸。我是缺了一个肾的人。我没有后代。我就和一只狗在一起生活。你说生命对于我,意义在哪里?

你是柳镇人吗?

我突然的发问让李总措手不及。我辨析出了李总刻意包装的普通话里夹杂着的柳镇方言。方言从出生就跟定了你,如同你从母体带出来的脐带,不管你的履历如何变化,不管你对自己的舌头进行何种改造,它就如同你的血液,永远融在你的身体中。

你是柳镇人吧?我又问了一句。

李总拿烟的手哆嗦了,只是一瞬,他就恢复了镇定,说,柳镇?柳镇在哪里啊?

我盯着他的眼睛说,你的口音很像啊。虽然你说的是普通话,但我还是听出了你的柳镇口音。因为我是柳镇人。

你是柳镇人?李总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一缕淡紫色的烟雾久久地徘徊在他的眼前,他深吸一口气,那缕烟雾就得了指令似的全部钻入了他的鼻腔。

是的。我出生在柳镇。我们柳镇的刘宗元你总该知道吧?那可是柳镇乃至洛城的一张名片呢。刘老师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呢。

刘老师我当然知道。他的书我全都看过。但他不是一个大作家,他没有自己的思想,他过于随波逐流了。李总眯着眼,盯着嘴上吐着烟雾的雪茄,似乎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

方言是隐藏不了的。无论你如何伪装,那个宿命般的东西总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冒出来,你的舌头已经习惯了它的滋养。我认定了李总是柳镇人,但他为何不敢承认呢?莫非他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便丢掉了普通话,我又不是播音员,何必用蹩脚的普通话为难自己还污染别人的耳朵呢?柳镇的方言很土,像是深埋在地下的文物。我用柳镇方言和李总说话。我讲柳镇的饭食洋芋糊汤,我说酸菜就洋芋糊汤太好吃了,尤其用铁锅柴火做出来的洋芋糊汤,那才叫滋润肠胃的人间美食呢。我说柳镇的木耳那才叫天然无污染的绿色食品呢,家家户户门前都有木耳架,下过雨,满架子的木耳争先恐后地长出来,像是无数孩子的耳朵。那空气清新湿润得能挤出水来,你吸一口,感觉肺跟清洗了一样。娃娃鱼你肯定见过吧?学名大鲵,哭起来像娃娃,柳镇的河里到处都是这种像娃娃的鱼呢。柳镇的变化太大了,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偏僻荒凉的样子了。

说着说着我就激动起来,我发现自己回到了柳镇,我听见李总咽唾沫的声响,我看到一个戴着白手套的少年骑着自行车在柳镇的大桥上呼啸而过。

李总站起身,把半截雪茄狠狠地摁灭在烟缸里,一缕烟挣扎着飘起来。他突然用地道的洛城方言说,有机会我到你们柳镇去看看吧,说不定还真是一个好地方呢。我要参加一个会议,稿子发表前,我要先审审。

李总送我出了茶室,我一回头,看他抱着雷诺,又戴上了那副遮蔽了半个脸的墨镜。等电梯的时候,我看他还呆呆地站着,雷诺的舌头在他没有表情的脸上舔来舔去。

我们都是有罪的人

我把初稿传给李总请他审核,每次询问,他都推托日理万机,把时间无限期地往后拖延。最后他竟说不要发表了,做些实事即可,发表只是哗众取宠而已。但是事情已经不由他和我了。报纸每天要出版啊,读者的胃口被吊起来了,每天都期盼我们能爆出猛料,能不停地揭个黑幕或者弄个别的什么刺激的东西。钱主任早就不满意了。他说,老李啊,你那个大稿都拖了几周了,他不同意,我们照样可以登啊,反正是正面宣传嘛!登了以后,再弄几个专版广告,那个李老板,每年光钱就捐几百万呢。他要是不肯,我们就曝光他企业的问题。他常常让员工互打耳光,这也是天大的新闻呢,严重地违反劳动法,侵犯人权。

怎么再深挖呢?我在写李大羊的故事中,明显感到了他人生的破绽,他似乎有很长的空白期,二十岁之后,他的人生链条似乎就处于断裂状态。我就给杨威打电话。杨威在李大羊的公司干了五年,又是电脑工程师,他应该对自己的老板有更多的了解。但杨威的回答让我甚是失望。他建议我关注一个用户名为“夜蝙蝠” 的微博,那上面有许多值得揣摩的信息。我便上网搜寻。“夜蝙蝠” 最后一条微博发自八仙庵:

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

那个人真的是我的母亲吗?

我该如何?

莫非,到了了断的时候了?

冥冥中我看到穿着制服的父亲向我走来。

父亲弥留之际抓着我的手说,无论如何,都不能报复社会啊,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要挺住,那是活生生的生命啊。住院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反思,张佳十八岁,他也许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怨恨记在了我们的身上。我们有执法权,我们是强权机关,张佳一个弱孩子,年龄和你一般大,他也许被逼得无路可走了,才铤而走险。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庭的变故,父亲自杀,母子俩相依为命。如果有机会见着张佳,我一定要为人们的粗暴野蛮和自私向他道歉。

我们不自觉地成了他的帮凶。

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月后的深夜。纵然各级领导来慰问他,纵然媒体将各种荣誉加在他的头上,但是他已经无法消受了,他的气息在一点点减弱。张佳的那一刀直接刺伤了他的肺部。

他抓着我的手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如果你有机会见到张佳,一定要替我道歉。

父亲的身上插满了管子,他的目光满含希冀地望着我。我咬着牙含着泪答应了。父亲的脸上露出了安详的笑容,合上了他的眼皮。我说,父亲,我会替你道歉的。

父亲这个老警察的日记陪伴着我,成了我的亲密爱人。我读它,似乎就是在和父亲说话。那个张佳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日益清晰。他好像成了某个影子,与我朝夕相处。有时被噩梦惊醒,我似乎听到他隐藏在黑暗中的冷笑,如若柳镇猫头鹰的哭号。我努力在昏暗的房间里寻找,仿佛张佳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有时候,我分明看到他站在我的面前,但我一伸手,只抓了一把虚无的空气和无边的黑暗。我上厕所,他嘲讽我稀里哗啦,文明素质一点也没有提高;我吃饭,他笑话我成了化学试剂,吃地沟油垃圾食品,身上的毒性比害虫还毒;我写稿子,他讥笑我粉饰太平溜须拍马,没有一点媒体人的风骨;我到处租房子,他讽刺我这样的底层人物打工十几辈子都买不到一套房,不如做一只老鼠住免费的下水道。妈的!我朝他猛地挥拳。他像蝙蝠一样飞到我的头顶。要不是你,我会失去父亲吗?我能像无根的浮萍,当个记者,我容易吗?瞧我们主任那个嘴脸,动辄要开销我,动辄说我稿子写得臭,动辄嫌我过节没有去看望他、吝啬得连条一毛钱的短信都舍不得给他发。更可气的是,他派人到柳镇调查我,说我偷窥过女老师的宿舍,偷过女老师的**和胸罩。还有,他竟然调查出了我在一个女同学头上撒过尿的事,说我放牛的时候,变态地体罚牛。杂种!哪来这样的事啊?我爸要还是警察,他敢这么欺负我吗?怪我才华横溢啊!他是羡慕嫉妒恨啊!我好多有分量的稿件都要署上他的名字。外出采访,别人送的土特产如苹果、红酒、柿饼、茶叶啦,我统统送给他了。可,可他仍然不放过我。他在厕所里竟然说,老李那个贱皮子,我就要捏死他,名记怎么了?有才华怎么了?有才华的太多了,谁让他太有才了。你瞧,我们主任就是这么个货。晚上,我又看父亲的日记。看着看着,我的心就分外地平和了。那之前,我一直想雇人收拾我们主任啊。但父亲在日记里说,碰到困难和挫折,不要冲动,更不要逞一时的匹夫之勇。冲动是魔鬼,会毁掉你的一生。张佳不就是冲动埋下的祸根吗?任何时候,都不能走那条路。

父亲啊,你告诉我,张佳在哪里呢?

我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个人

我把初稿交上去,主任看都没看,就把稿子撇到一边说,这个李大老板很有实力,一定要弄一笔广告费,他每年做慈善花几百万,给我们《华都报》一点广告费,简直就是小意思嘛。

我说,还有几个细节有待核实,如拾荒女为什么会一直徘徊在时代广场,杨威说她其实有一处房子,但她一直不肯住。又如,拾荒女经常会在垃圾桶里捡到钱,最多的时候好几千。是谁故意把钱放到垃圾桶里让她捡?又如,她把卖废品的钱都捐给了救助站,而她自己过得非常苦,为什么呢?杨威好像掌握着某个秘密,但是他守口如瓶,一直不肯透露。

主任很不耐烦,抖着稿件说,这些和李老板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是记者又不是破案的警察,关键是借此机会,给报社弄回一大笔赞助。

我沉思着说,我要再采访那个叫艳梅的女人,我想把细节搞清楚。

主任敲着桌子说,那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这个认死理的家伙。

狗屎,你就是狗屎!心里这么想,我嘴上却说,好,就最后一次吧。

我去出租屋找杨威,但那里已经住了别的房客。房东愤愤地说,杨威和那个女人已经偷偷搬走了,他房子打坏的灯泡还没有给我赔偿呢,他墙上画的那些乌七八糟的图案还没有清洗呢。

房东絮絮叨叨说着。我去了时代广场的十八楼,看到李老板公司的门上贴着封条,上面盖着公安的大红印章。雷诺蹲守在门口,目光警惕地盯着我。我朝它打招呼,说,你主子怎么了?他是做好事的啊,警察怎么会抓他呢?雷诺朝我汪汪地叫了几句,我一句也听不懂。

我赶紧拨打杨威的电话,好半天,他终于说话了。他说,李记者,天大的新闻来了,你赶快来派出所。

难道又有什么大事发生?我远远地看见派出所门口停着一辆辆警车。一群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警察。一个女人野兽一样号哭。警戒线外的杨威冷冷地看着警察从李老板脸上摘下了墨镜。杨威的脸上浮现出胜利者的笑。戴着手铐和脚镣的李老板把头仰得很高,似乎想把他的头颅举到太阳前。他面无表情地对那个和警察撕扯的女人说,我不是你儿子,你儿子十几年前就死了。

警察朝他的脸抓去,就从他的脸上揭下了一张惟妙惟肖的面具,一张刻着乱糟糟刀痕的人脸就闪电一样亮出来。

我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他看着我说,李记者,这一天终于来了,但来得太迟了,你的稿子可以重写了。

几个月后,我给报社发出了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篇稿件。

本报讯(记者 李是非):昨日“8·15” 大案主犯张佳被执行死刑。据悉,张佳曾潜逃十二年,化名李大羊,系华世集团总裁,公司资产近千万。华世集团以做慈善闻名,每年向贫困地区捐款达百万。张佳在执行死刑前立下遗嘱,将公司资产一半用于“8·15” 大案死难者的抚恤,另一半捐献给贫困地区。本报记者李是非被张佳指定为遗嘱执行人,监督遗嘱执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