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良知”

从《年谱》可以得知,王阳明是三十七岁在贬谪地龙场悟出了“良知”,但他真正提出“致良知”说却是在五十岁左右。其实早在三十七岁之前,王阳明就已经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良知的存在,但他当时并没有使用“良知”这一词汇,用的是“天理”。后来在贬谪地龙场,王阳明豁然顿悟,所以说龙场生活的烦闷与苦难其实是促进王阳明悟出“良知”的一个契机。就如同王阳明自己所说的那样:

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

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

某近来却见得“良知”两字日益真切简易。朝夕与朋辈讲习,只是发挥此两字不出。

赖天之灵,偶有悟于良知之学。

圣人已指以示人,只为后人掩匿,我发明耳。

从上面几句话可以窥见王阳明悟出“良知”时的情景。可以推测,王阳明悟出“良知”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自古至今,各大宗教和学派的创始人的悟道都不是偶然的,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历尽千辛万苦,然后借某种境况的激发才能达到恍然大悟之境。孔子三十而立,释迦牟尼三十大悟,其实都是之前多年修行积累的结果。王阳明之所以能够悟出良知,这和他之前的积累是密不可分的,而且龙场的艰难生活恰巧成为促进他顿悟的一大外部诱因。如果将王阳明的龙场顿悟比作发炮的话,那龙场的艰难生活其实就相当于点火。

良知的体用

王阳明的“良知”说颇为精密周到,单是对良知本体的阐述就用了各种各样的词汇。前文已述,王阳明在早年是用天理来阐述良知。后来,王阳明又吸收诸子百家形容心之本体的词汇来阐述良知的本体,其表述如下:

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

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

王阳明通过以上几句话阐述了心之本体即良知,因此心之体即良知之体,心之用即良知之用。然而,心与良知必然还是存在差异的,王阳明对此的解释是心的发现包括两种,一种是循天理,一种是循人欲。循天理的即良知,循人欲的即邪念。可以看出,王阳明所谓的良知其实包括了知、情、意三方面的内容。西方伦理学家,有的以良心为智力,有的以良心为感情,有的以良心为意志,而王阳明的学说则将这三者都包括在内了。

换言之,从王阳明将良知等同于心之体用的言论也可以看出王阳明的“良知”说其实包含了知、情、意三方面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将探讨知、情、意与良知的关系。首先,我们看一下王阳明表述良知和意的一些话语。

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良知中已经包含了意。下面这两句话更加明确地表明了良知与意的关系。

尝试于心,喜怒忧惧之感发也,虽动气之极,而吾心良知一觉,即罔然消阻,或遏于初,或制于中,或悔于后。

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中包含的意可以起到扬善祛恶的作用。

此外,良知还包含情的内容,所以我们能够感觉到事物的美与丑。王阳明对此的阐述是: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

人于寻常好恶,或亦有不真切处,惟是“好好色”“恶恶臭”,则皆是发于真心,自求快足,会无纤假者。

故虽小人之为不善,既已无所不至,然其见君子,则必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见其良知之有不容于自昧者也。

所恶于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

这句话其实是王阳明借用《大学》中的“絜矩之道”来阐释自己的“良知”说,其中的好恶其实就是良知中的情的内容。此外,王阳明还说:

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

上文中所述的恻隐、恻怛、好恶等其实都是良知中的情的内容。

在对某件事物做出判断和评判时,王阳明经常使用“良知即是非之心”这个短句,由此也可以看出良知中包含知的内容。王阳明曾说:

明诚相生,是故良知常觉常照。

知善知恶是良知。

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

凡所谓善恶之机,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

此外,在王阳明的著作中也可以很轻松地找到知的内容。如果根据以上所述对良知下一个定义的话,那就是良知之体即心的昭明灵觉;良知之用即昭明灵觉之心,即知、情、意在某一行为上的体现。

良知的知、情、意三方面的内容与行为的关系大致如下图所示:

虽然良知包含知、情、意三方面的内容,但是在体现在具体的行为上时,彼此之间肯定会出现强弱的差异。不过,无论存在什么样的差异,知、情、意三方面的内容肯定是共同作用的。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我在这里就不列举了。

“良知固有”说

从良知的本体之说我们可以得知良知是人心固有的。不过,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仔细探讨一下。王阳明对良知是固有的阐述大致如下所示:

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

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

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

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

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当门人问王阳明良知是否有起处时,王阳明回答说:

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但人不知存,则有时而或放耳。虽昏塞之极,而良知未尝不明,但人不知察,则有时而或蔽耳,虽有时而或放,其体实未尝不在也,存之而已耳。虽有时而或蔽,其体实未尝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谓良知亦有起处,则是有时而不在也,非其本体之谓矣。

王阳明为了让大家更加明白良知是固有的,曾明确指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圣人。圣人的原意是指知行完备、至善之人,但王阳明所说的圣人指的则是良知。任何人心中都存有良知。举个极端点的例子,盗贼虽然是坏人,但他们心中依然明白偷盗是不对的,如果被人称为盗贼的话,他们一样会感到羞愧。再打个比方,黑云遮住了太阳,虽然我们看不到太阳,但太阳依然存在。良知亦是如此。所以说,良知是固有的,并不会因为其他事物的遮蔽就不存在了。

良知即良心,它究竟是先天就存在的,还是后天形成的,至今仍是伦理学上讨论的一大问题。经验派认为良知是后天形成的,而直觉派则认为良知是先天就存在的。王阳明属于直觉派,他提出了“良知固有说”,不认为良知是后天形成的,这也导致有些人批评他过于独断。不过,从王阳明论证自己观点的方法来看,在古今教学史上却并不罕见。孟子在谈“性善”时,提出了“仁义固有”说和“良知良能”说,其论证的方法和王阳明是完全一样。佛教在解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时使用的也是和王阳明一样的论证方法。

我们退一步讲,假定良知是后天形成的话,从原始社会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数千年,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良知也应该在不断进步,但我们今天的良知和原始社会的良知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也从反面证明了王阳明的“良知固有”说是正确的。况且,王阳明注重的是实践,并不是理论,他的学说强调的是实践躬行,并不是分析研究,再加上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王阳明提出“良知固有”说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王阳明曾明确指出“良知之明、万古一日”,这是什么意思呢?人的寿命大多达不到百岁,但王阳明却用“万古一日”来形容人固有的良知,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良知并不是一个人的良知,而是所有人的良知,也即社会的良知。自古至今的伦理书或者圣贤的教训,谈的都是人的良心和天理,它们共同构成了良知的认知史。我们在社会中生存,在学校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接受教育,其实也都是为了认知我们的良知。自古至今数千年间,道德标准固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伦理书中所宣扬的那些最本源的道德基础并没有发生变化,这也正是“良知之明、万古一日”的明证。

月圆之夜,所有河流中映照出的月亮都是圆的。天理就如同一轮圆月,而我们的内心就如同河流,天理会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投下它的影子,而这个影子就是我们的良知。王阳明认为所有人,无论贤愚,都具备良知,这一观点正是从“良知固有”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良知普遍”说

在上一小节中,我介绍了“良知固有”说。为了让大家对良知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在本节中我介绍一下良知普遍说。固有性和普遍性是王阳明良知说的两大特点。王阳明曾指出,上至圣人,下至愚人,都具有良知,只不过圣人能够致良知,而愚人不能致良知。王阳明还说:

夫良知者,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人孰无是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

如上所述,良知具有普遍性,无论是文明人,还是野蛮人,都具有良知。如果从精神层面,尤其是道德层面对文明人与野蛮人进行区分的话,他们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对自己良知的认知程度不同。不过有些人还是觉得良知不具备普遍性,对这一问题的阐述请参照上一节良知固有说和下一节良知标准说的相关内容。

“良知标准”说

王阳明曾说:

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

良知看得透彻,随他千言万语,是非诚伪,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

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

良知真是个试金石、指南针。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

王阳明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跟着良知的判断去采取行动,那么行动之后你自身就会感到快乐;如果你违反良知的判断去采取行动,那么行动之后你自身就会感到痛苦。

此外,王阳明还说:

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无有不是处。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

在王阳明看来,如果我们顺从良知、信赖良知,并依照良知的指引去采取行动的话,那所有的行动都不会是不善的,良知就如同是一位指引我们向善的老师。

此外,王阳明还说: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

对于良知能否成为所有行为的标准,现在有很多学者对此存有疑问,不过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就是所有行为的标准,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对于强调实践性的阳明学来说,将良知视为所有行为的标准是完全合理的。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社会比王阳明所处的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我们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所以通过判断善与恶来指导实践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换言之,我们当前社会的良知已经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行为需要。

从实践哲学来看,王阳明将良知视为一切行为标准的学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应该给予良知无上的尊敬与信赖。今天,我们应该担忧的不是对善恶判断的不明,而应该是我们知善却不去行、知恶却不去除的习性。简言之,就是我们缺乏实践的勇气。孔子曾将智、仁、勇视为“三大德”,这真的是很有深意。我们今天欠缺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

“致良知”的程度

虽然良知可以成为行为的标准,但是不同的人对良知的发现程度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即便良知的本体一样,如果发现程度不同的话,那产生的作用也会大不相同。所以,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并将其视为自己学说中的重要内容。根据发现良知的难易程度,王阳明将人分成了四等。

一、圣人,不须做任何努力,自然就可以发现良知——生知安行(生知者)(上);

二、贤人,通过学习可以发现良知——学知利行(学知者)(中上);

三、凡人,通过刻苦学习可以发现良知——困知勉行(困知者)(中下);

四、愚人,自己蒙蔽自己,不肯发现良知(困不学者)(下)。

王阳明还打比喻说:

一、圣人的良知就如同青天白日;

二、贤人的良知就如同白云聚散之日;

三、凡人的良知就如同雨天之日;

四、愚人的良知就如同暗夜。

虽然愚人的良知如同暗夜,但是太阳的余光未尽,模模糊糊地依然能够辨明黑白。就如同那些罪大恶极之人,他们的良知其实并未完全泯灭,所以能够知道自己作恶是不对的。王阳明的“致良知”其实就是想将黑夜转化为雨天,然后将雨天转化为白云聚散,最后将白云聚散转化为青天白日。所以说,“致良知”其实就是要发挥我们良心的光明。

然而,王阳明有一次又指出:

圣人亦是学知,众人亦是生知。

这让他的很多弟子迷惑不解。于是就有人问他,这和你之前说的不一样啊,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王阳明回答说:

这良知人人皆有,圣人只是保全,无些障蔽,兢兢业业,亹亹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学,只是生的分数多,所以谓之生知安行。众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体之知自难泯息,虽问学克治也只凭他,只是学的分数多,所以谓之学知利行。

从王阳明的回答可以看出,生知安行并不是生来就具备,也并不是不需要后天去学习,而是生来带得多一些,后天学得少一些而已。学问克治需要良知,而致良知又需要学问克治,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此外,米尔黑德(JohnHenryMuirhead)和格林(ThomasHillGreen)的“自我实现”与“致良知”不同在哪里;佛教的“自证真如”和“致良知”相似在哪里,这些问题也都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

致良知的工夫

前文已经介绍了一些“致良知”的内容,但如何实现“致良知”才是最重要的。王阳明教学的主旨是将进修涵养的方法简单化,所以“致良知”的工夫也力求简单。王阳明所强调的“致良知”的工夫大致如下所示:

王阳明曾说:

良知明白,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炼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

王阳明曾教给弟子静坐澄心的工夫,但这并不是“致良知”的唯一方法。当时,弟子们在做学问时有些浮躁,为了矫正这一问题,王阳明特意教给他们静坐澄心工夫。当然了,即便在静处亦需要“致良知”的工夫,小人之所以为不善就是因为他们的“致良知”还未纯熟所致。在王阳明看来,读书是闲暇之时应该做的一门工夫,所以他明确指出读书即“致良知”。此外,王阳明还指出戒慎恐惧也是“致良知”的工夫。

更为重要的是,要在事务繁杂之时去修习“致良知”的工夫。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致良知”的好机会。尤其是在一些容易陷溺于声色货利的场合,更需要我们良知的精明。如果身处这样的场合,我们依然保持不陷溺进去的话,那就说明我们“致良知”的工夫已经非常纯熟了。以上所述都是动的工夫。在王阳明看来,事上磨炼是我们进修涵养的最重要方式。

如果不遇到坚硬的树根,我们不会知道刀的利钝;如果不遇到难关,我们也无法检验出良知之力的大小。然而,“致良知”的工夫却是由每个人发现良知的程度决定的。如果我们今天发现了一定程度的良知,那在今天的基础上去扩充就够了。如果明天又发现了一定程度的良知,那在明天的基础上再去扩充就够了。王阳明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弟子们的疑问,有人问王阳明:

先生格致之说,随时格物以致其知,则知是一节之知,非全体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渊泉如渊”地位?

王阳明回答说:

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比如面前见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见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为许多房子墙壁遮蔽,便不见天之全体。若撤去房子墙壁,总是一个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见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全体之知,即一节之知,总是一个本体。

如果我们遇到一件事就认真地去做这件事,遇到两件事就认真地去做这两件事,那经过积累和进步后,做任何事都不会出现问题。时代发展到今天,先贤们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嘉言善行,师长良友也会给我们很多训诫忠告,读书学习的方法也有很多,如果我们善用这些资源,那实现“致良知”绝不会是一件难事。总之,“致良知”的工夫别无他法,唯有知悉心即理的真意,在良知的指挥下为善去恶、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工夫是非常简易真切的,愈真切则愈简易,愈简易则愈真切。在王阳明看来,我们应该知的就是良知,应该做的就是“致良知”,应该求的就是“致良知”的功夫,做学问的关键就在于“致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