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的含义
从字面上来说，“知行合一”指的是知与行合一并进，所以王阳明也屡次使用“知行并进”这一词汇。一般来说，都是先有知，然后有行，有的时候也会先有行，然后有知，但王阳明取得是中间点，提出的是“知行合一”。总体来说，知与行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先知后行。
知 行
第二，知行合一。
知行
第三，先行后知（指的是不去具体实践就不会获得知识）。
知 行
第一种情况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无需解释，不过此种情况容易陷入光知不行的弊病。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需要我们做一些思考，不过两者注重的都是实践，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是对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况的折中。“知行合一”说的含义大致如下：
一、知必行。
二、知与行并进。
三、无行则无知。
四、若得真知，必须真行。
五、不行就不能得到真知。
六、知是理想，行是实现。真的理想必然会实现。如果不能实现，则说明是空想。空想不能被称之为理想。正是因为世间有太多的空想家，所以王阳明才会提出“知行合一”说。
七、知是理论，行是实际。理论的价值就在于是否符合实际。如果理论不符合实际，那理论就没有价值。王阳明不同意将理论与实际分开来看，所以他提出“知行合一”说也是为了排斥空论。
八、“知行合一”是知行关系论的真相，是知与行的本意。
九、“知行合一”说鼓舞实践的勇气。
十、“知行合一”的行并不仅仅体现在动作上，也可以体现在心上。例如知道心中的恶念这是知，而消除这种恶念则是行。
以上十种解释都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要旨的演绎。从“知行合一”说涉及的范围来看，王阳明从一开始就将其限定在了人的行为上，而没有将整个自然界都包含在内。
但凡政治、道德等一切人的行为上的知都可以通过行来实现，尽管有时候在实现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最终还是可以通过行来实现的。但是自然界的知就不一样了，很多情况下并不能通过行来实现。这也正是王阳明为什么只就人的行为谈“知行合一”的原因。
在谈论“知行合一”时，如果仅停留在形而上上，很容易产生知是什么，行又是什么的疑问。所以，王阳明给“知行合一”加了个“心即理”的基础，告诉大家只有为善去恶才能实现“知行合一”。
如果明知是恶却依然去行恶，那必然会酿成大害。然而，如果了解了“心即理”的含义，那必然会要求自己长善消恶，这样也就能够“知行合一”了。而且，王阳明在提倡“心即理”和“知行合一”时，并没有否认学问的重要性。只是因为当时的儒生都会做学问，所以王阳明才只提“知行合一”，没有刻意去强调学问。如果没有了学问，那“知行合一”也就彻底地沦为了形式主义了。
“知行合一”的要旨
通过以下几句话，我们可以得知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要旨。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
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所喻知行并进，不宜分别前后。
以上话语虽然简单，但是极其重要，非常值得大家熟读玩味。从以上话语可以看出，王阳明所认为的知绝不是模糊朦胧的知，所认为的真知也绝非那种通过耳目见闻所获得的知。如果说得再详细一点，在王阳明看来，那种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模棱两可，幻梦般的知识根本就不具备知识的价值。
凡是不是经过自己的亲身经验获取到的知都不能称之为知。虽然自己觉得得了知，但如果不去实践的话，那也不应该被称为真知。例如，通过所见所闻对“忠义”有了充分的认识，而且也能够做一些关于“忠义”的讨论，但如果不去通过实际行动尽忠的话，就不能说它知道了什么是忠。
同样的道理，通过所见所闻对孝有了充分的认识，但如果不去切实尽孝的话，也不能称之为孝子。所以说，空谈忠与孝，其实是不知道什么是忠与孝。
如上所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是实践性的，并不是纯理论性的。在实践界，它具有千古不朽的价值。但是，在纯理论界，它又难免会招致非议。尽管会招致纯理论界的非议，但王阳明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立言的主旨。当然了，如果没有了纯理论界的非议，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岂不就变成了无的放矢，所以说还是有非议好一些吧！
“知行合一说”的疑问与解释
王阳明在最初提出“知行合一”说的时候，门下的很多弟子拘泥于旧有的习惯，还不能立刻接受他的主张，所以常常提出一些问题，有的人觉得“知行合一”根本不可能，还有人觉得“知行合一”说从理论上就不成立。对于当时弟子们的疑问，用以下三个问答，基本都可以概括在内。
（一）徐爱问：
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悌者，却不能孝，却不能悌。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王阳明答：
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地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悌。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功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甚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王阳明发现当时的人只是空谈“知”而不去“行”，于是才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刻意去鼓励实践。今天我们很多人也是空谈“知”而不去“行”，读罢这段话，应该会颇感惭愧吧！
（二）徐爱问：
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王阳明答：
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
这段话非常值得大家仔细品读。当时很多门人都是列举古往今来各位圣贤关于知行的话语去向王阳明提问。王阳明每次也都是按照这一观点去答复的。
（三）顾东桥问：
然工夫次第，不能无先后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汤乃饮，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见是物，先有是事。
王阳明答：
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邪？知汤乃饮，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无可疑。
就像上面的问答一样，王阳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疑问，都会及时予以答复，听者无不叹服。这也充分说明王阳明的学说是真理，所以才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一种学说，如果能够充分运用到具体事物中，那它也就有了千古传诵的价值。同样的道理，能够千古传诵的学说其中必然会包含着一定的真理。
知行的宗旨
在王阳明所生活的时代，很多儒生出现了“只读《论语》便可知《论语》”的弊病。王阳明为了救弊，所以才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当然了，“知行合一”说并不是一种暂时性的假说，在知行关系论中本来就包含“合一并进”之说，而且合一也是知行的精髓。但是在当时出现了很多不合一，即先知后行的情况，对知行的宗旨妨碍非常大，所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在一开始并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接受。王阳明曾说：
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还说：
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这一个工夫须着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
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到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宗旨。知行虽然是两个字，但其实是一个功夫。有些时候，即便知行在一开始并没有融汇，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最终还是会成为一个整体。总之，将知行分为“知”与“行”两个术语去理解是非常错误的。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程颐的“知行合一”
通过以上的介绍，想必大家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已经越来越熟悉了，接下来我将介绍几个跟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非常类似，但又稍有差异的观点。对于知行的关系，程颐曾说：
知至则当至之，知终则当终之，须以知为本。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饥而不食鸟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为不善，只是不知。
即人的本性是趋善避恶，并且会根据善与恶的深浅来确定趋善避恶的程度，不趋善不避恶的人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德育的第一要务就是教会人们分辨善与恶。
从朝代来看，程颐是宋朝人，王阳明是明朝人，所以程颐的“知行合一”说应该算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前辈。但是从思想内容来看，程颐的“知行合一”说其实是更加类似于苏格拉底的“知行合一”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重视的是实践，而程颐和苏格拉底的“知行合一”说重视的是知识。从提出“知行合一”说的目的来看，三者都是为了拯救时弊。既然提出的是“知行合一”，却偏要给知与行分出个轻重，这似乎有些矛盾，不过如果仔细研究当时的时势和时代精神的话，会发现将知与行分出个轻重也是必然的。
程颐注重知，所以他说：
君子知识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识不足以知之，则有异端者出，彼将流**而不知反。内不知好恶，外不知是非，虽有尾生之信，曾参之孝，吾弗贵矣。
在程颐看来，如果不知好恶，不知是非，即便偶然做出了信义忠孝这样的善行，那也不足为贵。如果没有知识的话，那他就会没有操守。
在注重知的层面，苏格拉底的“知行合一”说和程颐的“知行合一”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说，比起王阳明，程颐的“知行合一”说其实更加接近于苏格拉底。但是如果仔细比较王阳明与程颐的“知行合一”说的话，会发现王阳明受程颐的启发还是很多的。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苏格拉底的“知行合一”
在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存在着一种“真理不可知、道德标准不可定”的妄说。苏格拉底为了反驳它，特意提出了“知行合一”说，指出真理和道德标准都是可知和可定的，而且道德是对真理进行判定的基础。
苏格拉底将知识视作道德的根本，将知识的去伪存真视作第一要务。在苏格拉底看来，有知识的人必然有德行，有德行的人必然会幸福。世间那些做出恶事，毁弃名誉与幸福的人都是因为他们无知。那些无知的人，即便偶尔在无意识中做下一些善事，那也不足以称为德行。所以说，知识、德行与幸福是合一的。
苏格拉底的“知行合一”说和程颐的“知行合一”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们都是为了应对当时的时势而产生的思想。苏格拉底的“知行合一”说其实也可以被称作是“知德福合一”说或者“知德福因果关系”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其实可以被称作是“知行合一并进”说。王阳明的学说强调的是知行并进，知行不分轻重，而苏格拉底的学说则是以“知”为主体，将“德”与“福”放在了从属的位置。苏格拉底直接将知识与幸福联系在了一起，但王阳明却没有明确表示知与幸福的关系。王阳明是从儒家“乐天主义”的立场来看待幸福，认为必须在“心即理”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才能得到安宁与幸福。
在今天，“知”是动词，“智”是名词，而在王阳明所处的时代，“知”和“智”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名词。王阳明所谓的知与程颐的知识论中所谓的“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还不相同。苏格拉底所谓的知亦是如此。不过，苏格拉底所谓的知的范围要比王阳明宽泛一些。
朱熹、王阳明与知行的关系
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中，必须在一念发动的瞬间去切实地执行去恶存善的功夫。恶念已起，如果不立即将其排除的话，那我们在行的时候，就会犯下过错，就会违背“知行合一”的主旨。我们不仅要诚意，还需要将心上的知与身上的行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实现知行合一。王阳明还将“心即理”融入到了“知行合一”说中，将知行放在本心即良知的指挥之下。王阳明的学说简单易操作，但容易忽视读书讲学的重要性，有陷入枯禅的倾向。
与王阳明相反，朱熹不是特别重视行，他认为必须凭经验对世间事物进行探究之后才能够付诸实践。朱熹将读书讲学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并且提出了先知后行的学说。也正因为如此，朱熹终生致力于“训诂注释”，主张“居敬究理”。受其影响，朱熹的弟子们以及后来的再传弟子们也都陷入了读书究理，失去了行的能力，最终也就难免陷入支离破碎之弊。
朱熹和王阳明都是一代大家，所以他们有能力压制住各自学说中的弊害，但是后世的弟子们就没有这种能力了。后来，朱熹和王阳明两大学派的弟子们彼此敌视，产生的弊害非常巨大。当前日本的学界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有的学者注重直觉，有的学者注重经验。究竟是直觉对，还是经验对，这其实和学者的个人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决不可以轻易地下决断。
由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注重的是实践，所以那些经历事情多的人自然会更容易理解王阳明的心思。对认可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人来说，如果世上认为王阳明的理论与实际不符或者用怠慢的语气评价王阳明学说的人越多，那他们就越会觉得有必要去坚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此外，当那些伦理学者读遍了万卷伦理书，发现自己依然成不了道德家后，他们就会意识到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重要性。
王阳明是一名道德实践家，并不是一名伦理学者，像伦理学和论理的区别这样的命题在他的学说中根本就没有触及。再说了，在他生活的年代，还没有产生伦理学这样的学科，所以我们也不能难为古人。现在随着学科的细分，以伦理学为专业的人已不在少数。有的伦理学者以自己不是道德家为借口，将自己的道德堕落到了道德水平线以下，并且还不以为耻，这真是令人汗颜。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并不是为了责备伦理学者，那些仅沉溺于知识探求而最终也不能成就其德行的人才是王阳明批判的对象。总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是勇往直前的，是活泼的，是惟精惟一的，是果断进取的，不是踌躇懈怠的，也不是优柔寡断的，是需要在“心即理”也即“良知”的指挥下躬身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