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精神头儿大不如从前了。曾经让我颇为吃惊的那顶后面挂着手帕的旧草帽,也理所当然地闲置起来了。每当我看到这顶放在熏黑了的搁板上的草帽时,心里总为父亲感到难过。前一阵子,父亲还能跟以前那样手脚轻健地活动的时候,我还为他担心不已,希望他不要多动。可等到父亲真的到了老坐着不动的现在,我才觉得父亲还是那会儿较为硬朗些。我也常跟母亲谈论父亲的健康问题。

“整个儿就是想不开嘛。”母亲说道。母亲是将天皇陛下的病跟父亲的病串在一起了。可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

“不是想不开,恐怕真的是身体不行啊。我总觉得与他的心情比较起来,我爸的健康状况似乎更坏一些。”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则寻思着要不要去远处请个名医来给他看一下。

“这个夏天连你都过得没劲儿了吧?好不容易毕业了,连个庆贺的酒席也没搞成。你爸的身体又是这个样子,加上天子也生病了。唉,要是在你刚回家那会儿马上请客就好了。”

我是在七月五日左右回家的,父母提出要为我请客祝贺,是在那一周之后,而最终敲定的日子又是在一周之后。在乡下,大家全都悠闲度日,不受时间的约束。我也正是得益于此,才逃脱了一场勉为其难的社交之苦。可是,我母亲并不懂我的心思,她似乎一点也没有察觉到我的窃喜。

天皇驾崩[1]的消息传来时,父亲手捧着报纸大声惊呼:

“啊呀呀,天子到底还是驾崩了。看样子我也……”

后面的话他没往下说。

我到镇子上买来了黑纱,用它裹住旗杆上的圆球,又在旗杆上端系了一条三寸来宽的飘带。然后对着大路,将旗子斜斜地插在大门旁。由于没有风,旗子和黑色的飘带全都耷拉在炎热的空气之中。我家大门的顶部已经十分陈旧,上面苫着稻草。风吹雨打了好多年,那些稻草早就失去了原有的颜色,变得灰不溜秋,还坑坑洼洼的,十分刺眼。我独自跑出门去,举头眺望那黑色的飘带,白洋布料子的国旗底子和在白底上染出的那个滚圆的红太阳,也眺望着映衬这一切的脏兮兮的稻草屋顶。我想起先生曾经这样问过我:

“你家房屋的结构是怎样的?大概跟我老家的房子大不一样吧?”

我很想让先生看一看这所自己出生的老宅,又羞于让先生看到。

我又独自跑进屋子,坐到自己的书桌前读起报纸,遥想着东京的景象。我的想象集中在这样一个画面上:日本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是如何在黑暗之中运转的。在这座不得不在黑暗中运转着的大都市里,在因不安而躁动不已的景象之中,我看到了先生的家——犹如灯火一点。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灯火会自然而然地卷入无声无息的旋涡之中。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灯火注定会在不久之后悄然熄灭。

我拿起笔来,想就这一事件给先生写封信,可只写了十来行就放弃了。我将已经写好的部分撕得粉碎,扔进废纸篓里。给先生写这些事情又有什么意思呢?因为已经有了先例,先生是不会回信的。我那时孤寂难耐,所以才写信,所以才盼望收到回信。

[1]明治天皇是于明治四十五年(1912)七月三十日去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