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是在月底回东京的，而先生离开那个避暑胜地要比我早得多。分手时，我问先生：

“以后我可以不时去尊府拜访您吗？”

先生极为平淡地答复道：

“哦，欢迎。”

当时我自以为跟先生已经很亲密了，所以内心期待着他说两句热切贴己的话。老实说，他这种不痛不痒的回答稍稍挫伤了我的自信心。

在此类事情上，先生经常令我失望，而先生似乎既像是有所察觉，又像是浑然不知。不过说也奇怪，我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品尝着这种轻度失望的苦涩，却从未因此而想过要疏远先生。与此相反，每当我因此而略感惶恐，就想要再进一步，离他更近一些。我觉得倘若我离他更近一些，那么我所期待的某种东西迟早会呈现在我的眼前，并令我心满意足。我那时很年轻，这不假，不过也并不是愿意跟所有人都敞开心扉，为之热血。当时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唯独对于先生会如此倾慕。一直要到先生去世后的今天，我才终于弄明白。那是因为，先生从一开始就没有讨厌我。先生时不时流露出来的看似寡淡的话语和冷漠的举动，其实并不是要有意疏远我的内心不快的表现。那是可怜的先生在对想要亲近自己的人发出警告：止步吧！我是不值得你如此亲近的。看似不理会他人好意的先生，在看不起他人之前，首先就已经看不起自己了。

我自然是怀着要去拜访先生的念头而回到东京的。那时离开学还有两个星期，我原打算在此期间去拜访，不料回来后过了两三天，在镰仓时涌起的那种迫切心情渐渐地淡薄了下来。更何况大都市五光十色的氛围，与记忆复苏所带来的强烈刺激一起，浓重地浸染着我的心。每当我在大街上看到学生的脸庞，便深深地感受到其对于新学年的向往和紧张。就这么着，我一时竟将先生忘到了九霄云外。

开学后过了一个月左右，我心里便生了倦怠，原先紧绷着的神经也松弛下来。我开始带着空虚的表情走在大街上，又以寻觅的眼神扫视着自己的房间。这时，先生的面容从我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我又想跟先生见面了。

第一次去先生家登门时，先生外出了。第二次去拜访他，我记得是在下一个星期的星期天。那天的天气很好，蔚蓝色的天空一碧万顷，而那种令人心旷神怡的色彩仿佛会渗入人的肌肤，沁入心脾之中。然而，那天先生也不在家。

在镰仓那会儿，先生亲口对我说，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甚至还说他是不喜欢出门的。可事实上我两次造访都扑了空，故而回想起他以前说过的话后，便没来由地对他感到不满了。

当时我并没有立刻转身离去，而是望着女佣的脸，略显踌躇地呆立着。那女佣还记得上次曾替我传递过名片，她要我在玄关口稍等片刻，自己则转身进屋去。不一会儿，一个像是夫人模样的妇人走了出来。是一位十分美貌的夫人。

夫人热情周到地告诉了我先生的去向，说是先生有个习惯，每个月到了某一天，就一定要去位于杂司谷的墓地[1]，给某位亡灵献花祭拜。

“今天他刚出门，走了还不到十分钟吧。”夫人颇为抱歉地说道。

我点点头告辞。朝着闹市区方向走了一百多米，突然想到自己不妨也去杂司谷，权当散步也好。与此同时，是否会半路巧遇先生的好奇心也随之而起。于是旋踵折回原路。

[1]即现在的东京都丰岛区杂司谷灵园。夏目漱石的五女雏子于明治四十四年（1911）夭亡后即葬在那里。后来夏目漱石于明治四十九年（1916）去世后也葬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