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诚信的礼仪便是一场闹剧和作秀。伊达政宗说：“礼之过则谄。”一位古代和歌作者也告诫我们说：“对自己诚实：如果内心坚守真理，无需祈祷，天自成全。”在这样的情况下，诚的力量几乎超越了波洛涅斯[26]。孔子在《中庸》中对诚的赞美登峰造极，他赋予其超自然力量，几乎把它与神等量齐观。他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还滔滔不绝地论述了诚的概念，那源远流长、经久不衰、不动而变、无为而成的力量。“诚”这个汉字，是由“言”和“成”结合而成，让人不禁想到与之类似的新柏拉图学派逻各斯[27]学说——其构字理念之智慧神秘，竟飞跃到如此高度。
谎话连篇和闪烁其词都被看作是怯懦的表现。武士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要求他们比农民和市民有更高的诚信标准。所谓“武士一言”——德语的Ritterwort也是这个意思，要求个人充分保证自己所说的话的真实性。武士如此注重诚信，以至于其诺言通常无需书面凭证，因为书面凭证被认为与其尊严和地位不相称。民间也流传着许多因食言而死的惊悚故事。
诚信的地位如此崇高，以致于与一般基督徒经常违背主明确的“不要发誓”的命令不同，真正的武士把发誓看作对他们名誉的毁损。我很清楚，武士确实向众神或凭着佩刀来起誓，但他们的誓言决不会堕落成形式上的游戏或毫无诚意的感叹。为强调出言可靠，日本人常常采取歃血起誓的方式，读者只须参看歌德的《浮士德》便可了解。
最近美国人皮里博士在其书中说，如果让一个日本平民在虚情假意和失礼之间进行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虚情假意。他书中的话[28]不完全正确：的确，不仅是日本平民，就连武士依照传统也会选择虚情假意；但作者的错误在于，他把“虚情假意”这个概念想得太重了，日语中“虚情假意”一词在多数情况下仅指任何不真实或并非事实的事。日本平民与洛厄尔笔下的沃兹华斯类似，并不能区别真相与事实。例如，如果询问一个日本人，甚至是一个有教养的美国人，他是否喜欢你，或者他是否有胃病，大概他会毫不迟疑地用虚伪的谎言来回答：“我很喜欢你”或“我很健康，谢谢 ”。然而如果单纯为了礼仪而牺牲真实，便成了“虚礼”或“口是心非”。
在谈论武士道诚信观念的同时，我还想谈谈我国的商业道德。我已在不少外国书刊上读到过这一点引发的抱怨。松弛的商业道德确实已成为我国声誉上最大的污点，不过在急切地大肆声讨所有日本人之前，首先需要冷静地研究一下日本商业道德，这对启发将来的讨论将大有裨益。
在一切重要的职业中，没有比经商离武士更远的了。商人在“士农工商”的职业分类中被放在最低位置。武士靠土地获得收入，假如自己愿意，甚至可以业余从事农业，然而柜台和算盘令他们深恶痛绝——实际上，这样的社会分工中蕴藏着智慧。孟德斯鸠说，让贵族远离商业是值得鼓励的社会政策，因为这可以防止财富集中于掌权者手中，而权力和财富的分离会使财富的分配接近均衡。迪尔教授在他所著的《西罗马帝国末期的罗马社会》中，说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之一是允许贵族从事商业，结果造成少数元老家族垄断财富和权力，这一论述令人印象颇深。
因此，封建时代的日本商业从未发展到自由情况下它所应达到的程度，而商业的负面形象又自然让不顾毁誉、缺乏名望的人们聚集于此。“说一个人是贼，他自然就会去偷。”如果玷污某一职业，那么其从业者就会照此调整其道德水平，正如休·布莱克所言，“道德水准随要求提高而上升， 又很容易随期待值的下降而下降”，这样的波动十分自然。不论商贸还是其他职业都不可能没有道德准则，这一点无须赘言。封建时代的日本商人之间也有道德准则，否则诸如同业公会、银行、交易所、保险、票据、汇兑等基本商业制度也不会得以发展。不过，在他们同本行业从业者以外的人际关系方面，商人则有着名副其实的坏名声。
这种情况下，在我国开放对外贸易时，只有最勇于冒险且毫无顾忌的人才冲向港口开展贸易。尽管当局一再要求一些德高望重的商号开设分店，这些商号却表示拒绝。 武士道难道就无力让商业摆脱目前的臭名昭著吗？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个问题。
熟悉我国历史的人都会记得，在我国开放对外贸易口岸仅数年后，封建制度便被废除了。与此同时，武士被取消了俸禄，得到公债以作补偿。此时，他们可以自由地将公债投资于商业。 诸位或许会问：“为什么他们没能把引以为豪的诚信应用到新的事业上来革除旧弊呢？”许多诚实而正直的武士，尚未习惯新的商业领域，不擅与狡猾的平民对手竞争，由于完全不懂讨价还价，而招致了难以挽回的惨败，凡看到他们悲惨命运的人都唏嘘不已，有感情的人都不胜同情。据说，即便在美国那样的实业国家中，几乎都有百分之八十的实业家失败，那么在日本从事商业这一新职业的武士中，百人中都难得见到一个成功者，也就不足为奇了。将武士道德应用于商业交易究竟造成了多少财产损失不好计算，但明眼人很快就明白生财之道与武士之道大相径庭。那么二者的差别究竟何在？
在莱基所列举的诚信的三个产生原因，即经济、政治和哲学因素中，经济因素正是武士道所缺少的，而政治因素在封建制度下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也没能获得多大发展。诚信之所以在日本人心目中有崇高地位，主要归功于其哲学意义。探究我所崇敬的盎格鲁_撒克逊民族的高尚的职业道德，我认识到其终极基础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诚信本身不就是它自己最好的回报吗？不过在不受经济因素驱动的武士看来，如果遵守诚信仅仅是因为它比虚伪能带来更多回报，那恐怕他们宁可沉溺于谎言之中！
武士道拒绝这种交换式的回报主义，而狡猾的商人却对它欣然接受。正如莱基所言，诚信的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工商业。尼采也说，诚信是最年轻的德行——换句话说，诚信是现代社会的产儿，没有这个母亲，诚信就好像一个出身高贵的孤儿，唯有最有教养的人能养育他。尽管日本武士阶层富于教养，但由于缺乏现代社会这个民主而现实的养母，诚信这个娇嫩的幼儿未能得到成长。随着现代产业的发展，人们就会认识到诚信不仅易于实现，且有利可图。在不久前的1880年11月，俾斯麦曾向德意志帝国的领事传达命令并警告他们：“德国船只装载的货物无论在品质和数量上都明显缺乏信用，这实在可悲！”而今天已很少听说德国人在商业上有不拘小节、不诚不信的情况了。二十年间，德国商人终于认识到诚信的回报，我们日本的商人也已明白了这个道理。在此我要向读者推荐两本新书，以便各位在这点上做出更加审慎的判断。[29]与诚信相关的还有些有趣的小片段：对武士而言，正直和荣誉是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借债的商人可将二者以书面形式呈现在协定书上，于是在担保书上时常出现这样令人忍俊不禁的句子：“如果拖延偿还所借款项，即使在大庭广众面前嘲笑我，本人也毫无怨言”，或者“万一还不起，可骂我蠢蛋”。
我常常自省，是否还有比勇气更高尚的动机驱使着武士道的诚信行为。因为武士道戒律中并没有不得做伪证等规定，所以说谎并不构成罪行，而是被视为无耻的弱点和缺乏名誉的表现而受到鄙视与排斥—— 事实上，诚信与名誉水乳交融，二者的拉丁语和德语的词源都是相同的。在下一章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武士道的名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