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剩下的时日已是屈指可数，关于其未来的不祥之兆已弥漫于空中。不仅是征兆，各种可怕的力量实际上正威胁着它。
用欧洲的骑士精神和日本的武士道进行历史对比，这样贴切的比较实在难得。
如果历史能够重演，那么后者的命运必然是前者遭遇的重演。圣·帕拉耶所列出的推动骑士精神衰落的地理因素显然并不适用于日本。不过，在中世纪及其后，那些摧毁骑士精神的更大、更具一般性的因素，肯定也作用于正在衰落的武士道。
欧洲和日本经验的一个显著差别是：在欧洲，骑士精神从封建制度处断奶后，便为基督教会所收养，从而获得了新的生命；与此相反，日本则缺乏能够哺育武士道的大宗教，因此，在母制度即封建制消亡后，武士道便成为必须自探生路的遗孤。现行的精密军事组织或许可以将武士道置于其荫庇之下，不过我们知道，现代战争能为武士道提供的成长余地微乎其微。神道曾在武士道尚处幼年时哺育过它，而如今自己却已衰朽。中国古代的白发圣贤已被边沁和弥尔式的知识新贵所取代。未经深思熟虑的道德理论应运而生，却因迎合了时代的沙文主义倾向，而被看作更能适应当今需求；不过我们现在也只会在煽情的新闻专栏听到这些尖厉声音的回响而已。
各种各样的封地和权威都摆开与武士道对抗的阵势。正如韦伯伦所言，“真正的工业阶级，其礼法的衰微——或者说生活的庸俗化——在任何具有敏锐洞察力者的眼里已成为当代文明的祸害之一。”民主主义不可抗拒的潮流，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托拉斯——然而武士道正是由那些垄断知识、文化储备资本并确立道德等级的人组成的托拉斯——而民主主义本身就强大到足以吞噬武士道的残余。
目前的社会化力量反对阶级精神，但正如弗里曼所严厉批评的那样，武士道就是一种阶级精神。而现代社会，只要还标榜某种形式的统一，就不会接受“为特权阶级而设计出的纯粹的个人义务”[76]。此外，随着教育的普及、产业技术、财富及城市生活的发展，显而易见的是，不论是武士刀最锋利的刺击，还是武士道最强劲的弓弩射出的最锐利的箭，都没有用武之地了。建筑于名誉基石上并靠名誉来巩固的国家（我们应称之为名誉之国，还是像卡莱尔那样称之为英雄国度呢？）正迅速落入用谬论武装起来的喋喋不休的律师和胡说八道的政治家的掌中。一位大思想家论及特莱莎和安提贡[77]的话大概也适用于武士道：“产生她们的轰轰烈烈事迹的环境，已经永远消亡了。”
呜呼，武士之德！呜呼，武士之傲！道德伴随着号角和鼓声来到人世，却注定“随着军士和国王的逝去”而黯然离场。
如果说历史教给了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但凡建立在尚武美德之上的国家——不管是像斯巴达那样的城邦，还是古罗马那样的帝国——都不会成为世间“恒久的城市”。尽管人类身上的战斗本能广泛存在并且自然而然，尽管这种本能已被充分证明是高尚的情感和大丈夫的品德，但它并非人性的全部。因为，在战斗的本能之下，潜藏着一种更为神圣的本能——爱。我们已经了解，神道、孟子以及王阳明都曾清楚地阐释教导过这一点。但武士道以及其他尚武的伦理体系，无疑都专注于眼前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结果忘却了爱的本能。如今，生命已经变得更加宽广。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一种比武士道更崇高、更宽广的人生观。随着人生观的拓展，随着民主的普及，随着对其他民族和国家了解的深入，孔子的仁爱思想（或许还可以加上佛教的慈悲思想）将拓展并融入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中。人已不再是臣民，而是发展为公民；不，他们已经超越公民，成为人了。虽然战争的乌云依旧密布于地平线之上，但我们相信和平天使的翅膀将很快把它驱散，世界历史将证实“顺从的人将继承大地”的预言。一个国家出卖和平的长子权[78]，由工业主义前沿倒退到侵略主义的队伍，这是多么糟糕的交易啊！
社会状况的飞速变化与武士道的矛盾达到剑拔弩张的层面之日，便是为武士道的光荣下葬做好准备之时。正如难以确定其开始时间，要指出骑士制度的确切死亡时间也一样困难。米勒博士说，因为法国亨利二世死于一场比武，骑士制度于1559年被正式废除。在日本，1870年（明治三年）的废藩置县诏令，敲响武士道的丧钟。此后五年颁布了禁止佩带刀剑的法令，因而响亮地送走了旧时代的“无价的生命恩典、廉价的国家防御、男子气概与英雄事业的保姆”，并响亮地迎来“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谋略家”的新时代。
有人说，日本最近能赢得与中国的战争的胜利，靠的是村田枪和克虏伯炮，又说，这一胜利归功于现代学校制度，然而这些说法连似是而非都算不上。就像是一架钢琴，即便出自埃尔巴或斯坦威[79]等传世良匠之手，如果不经大师之手，它本身能弹出李斯特的《狂想曲》 或者贝多芬的《奏鸣曲》吗？再说，假如枪炮本身能打胜仗，那为什么路易·拿破仑没能用他的密特莱尔兹式机关枪打败普鲁士人，为什么西班牙人没能用毛瑟枪打败仅靠旧式来明顿枪武装起来的菲律宾人呢？毋庸赘言，是精神带来了活力；没有精神，最精良的装备也无济于事；最先进的枪炮也不会自动发射，最现代化的教育制度也不能让懦夫成为英雄。在鸭绿江、朝鲜和满洲里，是我们父辈的英灵牵着我们的双手，带领我们取得胜利。这些英灵、我们骁勇善战的祖先没有死——对于那些心明眼亮的人，这些灵魂清晰可见；深入了解一个思想最开明的日本人，我们将看到武士之魂。正如克莱姆教授贴切表达的那样，名誉、勇气以及其他武德，“仅由我们托管，是死者和后代不可剥夺的领地”，而我们现在的使命是好好保护这份遗产，不让古老的精神有丝毫减损；未来的使命则是拓宽其范围，使之在生活各领域和各行各业的关系中得到应用。
有人预言，封建的日本道德体系会同其城郭和甲胄一样化为尘土，而新伦理将如凤凰涅槃般引导新日本走上进步的道路，而这个预言已由过去半个世纪所发生的事件证实。我们都希望能实现这样的预言，也相信这是可能发生的，但不应忘记的是，凤凰能从它本身的灰烬中复活，它不是过路的候鸟，也不借其他鸟儿的翅膀飞翔。“天国就在你们中间”，它既不从高山上滚落下来，也不从宽阔的海洋横渡过来。《古兰经》说：“真主赐各民族以讲其母语的先知。”天国的种子在日本人心中得到验证，受到认可，在武士道中开出花朵。可悲的是，还没等它完全成熟，武士道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我们还在向四面八方寻求其他美好与光明、力量和慰藉的源泉，却至今未发现可以取而代之的东西。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盈亏哲学，在仅有半个灵魂的强词夺理者中获得支持。唯一足以同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相抗衡的强有力伦理体系就只有基督教了。必须承认，与之相比，武士道就像“一根火光微弱的灯芯”。但是，救世主宣称，不应把灯芯熄灭，而应将它煽成火焰。和救世主的希伯来先驱，特别是以赛亚、耶利米、阿莫斯和哈巴谷等一样，武士道特别强调统治者、公职人员和国民的道德行为；而基督的伦理则几乎完全是关于个人及基督的追随者的，因此随着个人主义在道德因素上的影响力增长，基督的伦理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实际应用。尼采所谓的专横、独断的主人道德[80]，在某些方面与武士道近似；而如果我没有太大误解的话，它只是基于尼采病态而歪曲的术语对谦逊、自我否定的拿撒勒奴隶道德的定义，其他较小的道德体系为了保持生存大概会同二者中的一方联合吧。武士道会同哪一方联合呢？武士道不须捍卫固定的教义或公式，因而作为个体它可以完全消失，如樱花般在晨风中散去，然而它命中注定绝不会完全灭亡，就如谁也不能说斯多葛主义已死一样。武士道作为体系已经灭亡，但作为美德却还活着，人们至今仍可从不同方面感受到其活力——在西方各国的哲学中，在文明世界的法律里。不，只要人们还在为超越自己而奋斗，只要人们还在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灵魂支配肉体，我们便会看到芝诺不朽的教导在发挥影响。
基督教和物质主义（包括功利主义，将来或许会被还原为希伯来主义和希腊主义这种更古老的形式）将分治天下，武士道作为一个独立的伦理准则也许会消亡，但它的威力则不会从世间消失；武士道的武略或文德作为体系也许会消亡，但其光辉与荣耀将超越废墟而永世长存，正如象征它的樱花一样，被四面来风吹散后，依然用芬芳丰富生命、祝福世人。百世之后，当它的习俗已被掩埋，名字也被遗忘时，它的芳香也会从那“在路旁眺望也望不到头”的遥远山岗上随风飘来——这时，正如那个教友派诗人的美丽诗句所吟唱的那样：
旅人怀着感恩的心，
呼吸不知来自何处的芬芳，
然后停下脚步，脱下帽子，
接受来自空中的祝福。
［全书完］
原作完成于一八九九年十二月
本书译自一九〇八年第十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