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方文明迅速推进，我国是否已经抹掉了古代训诫的一切痕迹呢?
如果一个民族之魂如此迅速地消亡，就实在是太可悲了。假如如此轻易就屈服于外来影响，这样的灵魂实在可怜。构成国民性格的心理因素的集合体是坚固的，坚固如“鱼鳍、鸟喙、食肉动物的牙齿中坚不可摧的部分”。勒庞先生在他那肤浅断言和精彩概论夹杂的近著[70]中说：“源于知识的发现是人类共有的遗产；性格上的长处和短处构成每个民族独有的遗产。它坚如磐石，历经长达几个世纪日日夜夜水流的冲刷，也只不过磨去了它的外层的棱角。”考虑到民族性格的优缺点形成了每个民族的独有遗产，上面这番话的措辞实为强烈且颇值得深思。不过，早在勒庞开始写这本书很久以前，就有人提出这种概括性理论，而这一理论早已为西奥多·魏茨和休·默里所粉碎。
研究武士道所灌输的各种德行时，我们曾引用了一些欧洲的资料来做比较和例证，并发现没有哪个特性能够称得上是武士道的专有遗产。的确，武士道作为一个道德集合体展现出其独特之处，被爱默生命名为“所有伟大力量都参与进来的复合作用的结果”。但是，这位康科德[71]的哲学家并不像勒庞那样，把它作为一个种族或民族的专有遗产，而称之为“结合各国的最强人物，让他们相互理解和取得共识的要素；它确切无误，以至于一旦某个人不使用这如同互济会的暗号一样明确的信号，便会立刻被识别出来”。
武士道所印刻在日本人特别是武士身上的特点，虽不能说构成“种族中不可分离的元素”，但毫无疑问，这些特点至今仍保有生机 。即便武士道只是物理上的力，它在过去七百年间所获得的惯性也不可能让它的影响戛然而止；即便它只通过遗传而传播，它的影响也一定远播后人。试想，根据法国经济学家谢松先生的计算，假定一个世纪有三代人，那么“每个人的血管中都流着生活于公元1000年时的2000万人的血”。那些“弯着背负世纪重荷的腰”翻土耕作的贫农，血管中流着历代的血，正如他们和“牛”是兄弟一样，他们和我们也是兄弟。
武士道作为一种不自觉且不可抵抗的力量，推动着国家及个人。新日本最显赫的先驱者之一吉田松阴，临刑前夜写下的诗句，是日本民族的真实写照——
深知此路必向死，
奈何身系大和魂！
虽然没有固定的具体形式，但武士道在过去和现在都焕发勃勃生机，是我国发展的原动力。
兰塞姆先生说：“如今同时存在三个不同的日本——还未完全衰亡的旧日本，刚刚诞生却缺乏精神内核的新日本，还有处于关键的阵痛转型中的日本。”从许多方面，特别是从具体有形的制度层面讲，这番话很有道理。但是把它应用到基础伦理观念上时，则需要做若干修正，因为作为旧日本建设者及其产物的武士道，现在仍是过渡时期日本的指导原则，而且必将成为新时代的塑造力量。
在明治维新的风暴和国家复兴的旋涡中掌舵的大政治家们，除武士道外并不了解其他道德教诲。近来有几位作者[72]试图证明，基督教传教士对于新日本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我虽乐于将荣誉授予应获得者，却很难将上述贡献归功于善良的传教士们。与其提出一个没有证据的论断，不如恪守《圣经》，将荣誉归于他人，这样更符合他们的职业。我个人相信基督教的传教士正在教育领域从事着伟大的事业，尤其是在道德方面——尽管那神秘而确凿无疑的神迹仍隐藏于天国的秘密之中。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基督教在新日本性格形成上的贡献。纯洁而简单的武士道，在顺境与逆境的交织中，推动了新日本的发展。翻开现代日本的建设者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的传记，或者看一看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还活着的人物的回忆录，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到，他们的思想及行动都受到武士道的激励。亨利·诺曼先生在对远东的观察和研究后宣称，日本同其他东方专制国家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所发明的最严格、最崇高、最精密的荣誉信条在国民中产生的支配力量”。先生此话触及建设新日本的今天和未来的原动力。
日本的巨大转变为全世界所知。这样大规模的事业自然有各种各样的动力参与进来，但是如果要说最主要的动力的话，大概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武士道。当我们开放对外贸易时，当我们把最新的改良推行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时，当我们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科学时，我们的原动力不是物质资源的开发和财富的增长，更不是对西方习俗的盲目模仿。
对东方的制度及人民做过精心观察的另一位作者汤森[73]写道：“我们经常听说欧洲如何影响了日本，却忘了这个岛国的变化完全是自发的。并非欧洲教会了日本，而是日本自发学习欧洲文化、军事领域的组织方法，从而获得了今天的成功。正如几年前土耳其输入了欧洲的大炮一样，日本输入了欧洲的机械、科学。确切地说这不是影响，就像不能说英国因为从中国购买茶叶而受到了影响一样。”他又问道：“曾经改造了日本的欧洲使徒、哲学家、政治家或煽动者在哪里呢?”汤森先生正确认识到，日本变化的原动力，完全在于我国国民本身，而如果先生更深入地探究日本人心理的话，那么以他敏锐的洞察力，一定很容易确定日本人心理的源泉正是武士道：不容被蔑视为劣等民族的名誉感才是日本崛起的最强大的动力，而殖产兴业则是稍后在改革过程中觉悟到的。
武士道的影响如此强烈，看看日本人的生活就一目了然：读一读对日本人心理做出最雄辩而真实解释的赫恩的作品，便知道他所描写的内心活动，就是被武士道影响的一种心理活动；全民对礼节的重视是武士道的遗产，这一点众所周知，毋庸赘述；“矮小的日本人”的吃苦耐劳和坚韧无畏，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已得到充分证明[74]；许多人问：“还有比日本人更忠君爱国的国民吗？”我们之所以能自豪地回答“没有”，都是拜武士道所赐。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坦然地承认，武士道对日本人的缺点、短处应负很大的责任。我国国民缺乏深邃哲学的原因——尽管我国某些青年在科学研究上已经获得了世界级的声誉，但在哲学领域则尚未做出什么贡献——这源于：在武士道的教育制度下，忽视了形而上学的训练。武士道的名誉观也造成了日本人过于敏感、易激动的性格；而让我们经常被外国人批评的那种妄自尊大，也是武士道名誉观的病态产物。
各位在日本旅行时，大概见到过许多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青年，手持大手杖或书本，完全出世地在街上游**吧？这就是“书生”（学生），对他们来说，地球太小，诸天也不够高；他们对宇宙和人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住在空中楼阁，咀嚼着上天的智慧；他的眼里闪着雄心壮志的光芒，内心对知识如饥似渴。贫穷只不过是促他前进的一种动力；在他看来，世俗的财富是其人格的枷锁；他是忠君爱国情怀的储备库，以国民名誉的捍卫者自居；他所有的美德和缺点，让他成为武士道最后的孑遗。
武士道的影响虽然至今仍根深蒂固，但正如我之前说的，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日本国民总能回应自己所继承的传统，虽然有时候并不清楚其中的原因。因此，同样一个道德观念，在以新的翻译术语表达时，相比用旧的武士道术语，效果差别巨大。对于一个背弃信仰的基督徒，牧师的劝说对防止他堕落无济于事；而如果要求他保持忠诚，则能够让他回心转意，因为他曾经发誓要对主忠诚。“忠义”一词可以让所有高尚的情感回温。在某所学校里，曾经有一群任性的学生出于对一位教授的不满而长期参与“罢课”活动。然而这种抗议竟因校长问的两个简单问题而结束——“你们的教授清白吗？如果清白，你们就该尊敬他，把他留在学校。他懦弱吗？就算懦弱，推倒一个即将倒下的人，也非男子汉所为。”对教授的不满源自教授的学术能力不足，然而和校长暗示的道德因素相比，学术能力的不足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伟大的道德革新也是通过唤起武士道所培育的感情而完成。
基督教的传教事业在我国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大多数传教士对于我国历史一无所知。一些在日本的传教士会问：“我们关心异教徒的历史干什么？”结果，他们试图传播的基督教与我们祖祖辈辈在过去几世纪所传承下来的思想习惯渐行渐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竟要嘲弄一个国家的历史！他们根本不知道，任何民族，甚至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最落后的非洲野蛮民族，其经历都是经上帝之手写就的，属于全人类历史的一页。即便那些已灭亡的种族，也期待着能有一双慧眼从古代文献中辨识其经历。对有哲思而虔诚的人来说，各人种都是上帝在其或黑或白的肌肤上留下的符号。如果这个比喻恰当，那么黄种人就是上帝用金色的象形文字镌刻下的宝贵一页！传教士们无视一个民族的过往经历，宣称基督教是一个新的宗教。但在我看来，基督教则是“古而又古的故事”，如果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表达——即如果用一个民族道德发展历程上所熟知的词汇来表达——那么基督教在任何人种或民族的人心中，都会很容易找到寄居之所。然而实际上，美式或英式的基督教（其中包含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奇思怪想，多于基督教本身教义的恩典与纯粹）成了嫁接到武士道树干上的孱弱树芽。新信仰的宣传者是否应该把树干、树根、树枝全部拔掉，在荒地上去播种福音的种子呢？这样英勇的方法或许只在夏威夷行得通，因为据称那里的军士教会在积累财富和灭绝土著方面已取得全面成功。然而，这样的做法在日本则绝无可能——不，就是耶稣本人在人间建立其王国时也决不会采取这样的办法。我们应该牢记以下这段话，它出自虔诚的基督徒和渊博的学者乔伊特之口：
人们把世界上的人分为异教徒和基督教徒，却并不考虑一方究竟隐藏着多少善，另一方又混杂了多少恶。他们拿自己最善的部分去和邻人最恶的部分相比较，拿基督教的理想去同希腊或东方的腐败相比较。他们并非寻求公正，而是满足于积攒那些对自己教派的赞扬和对其他宗教的贬低。[75]
但是，无论个人会犯什么样的错误，传教士信奉的宗教基本原理无疑是我们思考武士道未来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下一章，我们就来谈谈武士道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