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即对上级的尊敬与忠诚，是将各种封建道德联结成对称拱门的基石。封建道德中的其他德行与其他伦理体系相通，与其他阶级的民众相连，而忠义则是武士道的独特之处。个人的忠诚作为一种道德支持广泛存在于各类不同境遇的人群中——就连一伙小偷也定要对头目费金[35]效忠——不过只有在武士的名誉准则中，忠诚才有着至高无上的重要性。
黑格尔曾批评说，封建家臣的忠诚[36]仅针对个人而非针对国家，因而称其为一种建立在不合理的原则上的约束。但是黑格尔的同胞俾斯麦却对这种个人忠诚赞不绝口，说它是德国人的美德。俾斯麦的赞赏有一定道理。这并非因为俾斯麦所夸耀的忠诚是德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民族的专有物，而是因为“忠诚”这个备受骑士精神青睐的果实，在封建制延续时间最长的土地上被保留得最为持久。在秉承“人人平等”的美国人或是坚信“人人胜过他人”的爱尔兰人看来，日本人对君主的忠义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无可厚非”，但它受到那样的高度鼓励却实在荒诞可笑。很久以前孟德斯鸠就曾慨叹，在比利牛斯山脉这一侧是正确的事在另一侧却是错的，而最近的德雷福斯案件更印证了他的话。况且法国内部存在分歧，并非仅仅因为比利牛斯山脉两侧的意见有分歧；同理，我们眼中的忠义在其他国家几乎无人赞美，也并非因为我们的观念有误，而恐怕是因为忠义的观念在其他国家已被遗忘，而日本则将它发展到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未曾达到的高度。格里菲斯[37]说得好，中国的儒教把对父母的服从作为首要义务，而日本却把忠放在首位。
为阐明忠在武士道中的重要性，在此我想通过一个可能让部分读者错愕的故事，介绍一位莎士比亚所说的“在故事中留名”、“同式微的君主共患难”的人物。故事的主人公菅原道真[38]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由于嫉妒和谗言，被放逐出京城。然而冷酷无情的敌人并不就此满足，反而要策划诛灭他的全族。敌人严密搜查，发现菅原的旧臣源藏把菅原的幼子秘密藏在一个寺院的私塾中。源藏接到限期交出幼犯的命令时，首先想到的是找一个合适的替身。他面对寺院的学生名册沉思，对入寺院的孩子一一凝视，可是在这些生长于乡野的孩子中，连一个稍似菅原幼子的都没有。然而，他的绝望只是暂时的。先生宣布一位新入学者到来时，一位和主君公子年龄相仿的英俊少年在气质高贵的母亲的护送下走来。眼前的孩子正可作为幼主的替身！母亲和少年自己也都知道，幼主和幼臣非常相像。在自家的密室里，母子二人接受了私塾先生的建议决定献身，少年决定献出自己的生命，母亲则决定献出自己的宝贝儿子，他们表面上却不露声色，外人也不清楚两人间发生了什么。
简单讲讲后来发生的事：大限当天，负责的官员前来检验并领取幼子首级——冒名顶替的首级能否瞒过他呢？可怜的源藏手按刀柄，随时准备着一旦计谋被识破，就立刻置检验首级的官员于死地或者了结自己。验尸官把首级挪到面前，平静地端详过五官后，用从容不迫、公事公办的语调宣布此首级不假。当晚，一户寂寥的庭院里，曾到过寺院私塾的母亲正等待着。她焦灼地关注着门外的动静，却不是在等待儿子的归来。她的公公长期受菅原道真的眷顾；在菅原道真流放远方后，她的丈夫源藏也不得不去侍奉恩人的敌人。虽然现实残酷，源藏却不能不忠于自己的主人；好在这回，自己儿子可以为祖父的主君效劳了。因为了解菅原道真的家族背景，竟被委以检验幼主首级的任务。当他完成当天也是一生的棘手任务后，一回到家，还没跨过门槛，便向妻子招呼道：“老婆，高兴起来吧！儿子已经为主君效忠了！”
“好残忍的故事！”我能听到读者这样惊呼，“竟有父母会为保全他人性命而牺牲自己无辜的孩子！”可是，这个孩子是自知并自愿地去做牺牲的。这个替死的故事，与《圣经》中亚伯拉罕想献上以撒的故事同样著名，也不比它更令人厌恶。不管使命是由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天使给予的，还是由外部或内心的声音传达的，二者都是在服从某种义务召唤并完全服膺于来自上天的命令。说教到此为止。
西方的个人主义承认父子、夫妻各自的利益，与之相应，个人对他人所负担的义务必然大大减少。但就武士道而言，家族及其成员的利益浑然一体而不可分离，武士道把这种利益同人情联系起来，形成自然本能而不可抗拒的联系。由此看来，就算我们怀着自然之爱（动物都有这样的爱），为爱的人赴死又会如何呢？正如《圣经》所说，“其实你们如果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会有什么报偿呢？税吏不也这样做吗？”[39]
赖山阳在他伟大的历史著述中，痛心疾首地描述了平重盛关于父亲的叛逆行为在他内心激起的激烈斗争：“欲忠则不孝，欲孝则不忠。”可怜的平重盛！我们看到，他之后倾其灵魂，恳求上苍让死亡降临，让他从这个纯洁与正义难以并存的世界中解脱出来。
有许许多多人，像平重盛一样在义务与人情的冲突中被撕裂。的确，不论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还是《旧约圣经》，都没有体现出我国国民表现出的尊敬父母的“孝”的确切含义。尽管如此，在上文所述的冲突之下，武士道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忠。妇女也鼓励她们的儿子为主君牺牲一切。武士的妻女，并不逊于寡妇温德姆[40]和她显赫的配偶，为了忠义她们会大义凛然、毫不犹豫地牺牲她们的儿子。
武士道和亚里士多德以及近代的几位社会学家一样，认为由于国家是先于个人而存在的，个人是作为国家的一部分而诞生，因而必须为国家或其合法掌权者出生入死。看过《克里托篇》[41]的读者大概会记得，苏格拉底曾在就他逃亡的问题引发的辩论中，代表城邦法律说过这样一段话：“既然你本是在我的抚育下诞生和成长的，你敢说你和你的祖先不是我们的后代和仆人吗？”任何一位日本人都不会对这番话感到惊讶，因为武士道训诫在很久以前就时常重复类似的话，其中的差别只不过是：国法和国家在日本是通过具体的人来表现的，而忠就是从这个政治理论中产生的。
斯宾塞先生仅赋予他定义为政治服从的忠以过渡性职能的观点[42]，对此我并非一无所知，也许的确如此。不过当下的美德在当下发挥作用就足够了，况且所谓的“当下”来日方长，足以如国歌所唱的那样让“小小石子长成布满苔藓的巨石”，因此即便忠只是起到过渡性职能，活在当下的我们也将满意地弘扬这一美德。就连在英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也充满了忠的元素，正如鲍特密先生最近所言：“个人对于一个人及其后代的忠诚，或多或少从他们的日耳曼祖先对其首领的情感流传下来，成为对其种族和君主血统的忠实，而表现在他们对王室的强烈依附中。”
斯宾塞先生预言道，政治服从将替代忠诚成为良心的主宰。假如他的推断变为现实，那么忠义和随之而来的尊敬本能会不会永远消失？我们只是从服从一个主人转向服从另一个主人，对哪个主人都并无不诚；从臣服于掌握世间权柄的统治者，转而臣服于我们内心深处的君王。几年前，由一些受误导的斯宾塞弟子挑起的十分愚蠢的争论，曾引起日本知识分子们的恐慌。他们狂热而忠诚地拥护皇室，指责基督徒对皇室的大逆不道。他们摆出诡辩的论点，却缺乏诡辩家的机智；他们拿出学院派的啰唆，却缺乏哲学家的严谨。而他们并不知道，我们还有“侍奉二主而不亲此疏彼”，“把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这样的选择。苏格拉底尽管在对他的神效忠的问题上毫不让步，不还是以同样的忠诚和平静来服从国家这一他在尘世的主人吗？生则从其良心，死则服务于国家。唉！国家若是强大到可以指挥国民的良心，实在可怕！
武士道并没有要求我们的良心成为任何君主的奴隶。托马斯·莫布雷的下述诗句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令人敬畏的君王，我跪拜在您脚下。
我听从君命，却不会屈从。
听命乃责任使然，但我的英名，
即使死亡，也要留在墓碑上，
不容你玷污。
一个为了主君的反复无常和胡思乱想而牺牲自己良心的人在武士道中评价甚低。这样的人被鄙视为“佞臣”（即以阴险阿谀来讨好主君的奸诈之徒）或“宠臣”（即以出卖自己良心为代价，以奴颜婢膝来博取主君的欢心）。这两种臣子，和伊阿古[43]所说的两类人如出一辙：一种人“甘心套着锁链，出卖自己的一生，活像主人的驴子”，另一种人“表面装得忠心耿耿，骨子里却处处为自己打算”。当臣子同主君意见有分歧时，真正的忠诚之道，是像辅佐李尔王的肯特[44]那样，用各种手段匡正君王的错误，若建议未被接受，就让君王随意处置自己。这时武士通常采取的办法，就是以流血表谏言之忠，以此作为对主君的理智和良心的最后申诉。
武士把生命看作是臣事主君的手段，而其理想则建立在名誉之上。武士的全部教育和训练都是以此为基础来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