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海港记忆
山是一个造型立在那里，是记忆；海把浪高高举起又放平，是忘记。
安海古镇的西大门口是一座南宋建造的古石桥，叫“安平桥”，桥长5里，跨过大海，这个海就是安海港。廖仲恺曾到这里，留下一首词：“五里长桥横断浦，不度还乡，只渡离乡去。剩得山花怜少妇，上来椎髻围如故。冉冉斜阳原上暮，罂粟凄迷，道是黄金缕。彩旆红旗招展处，几人涕泪悲禾黍。”郭沫若也来过这里，也留下一首诗：“五里桥成陆上桥，郑藩旧邸纵全消。英雄气魄垂千古，劳动精神漾九霄。不信君谟真梦醋，爱看明俨偶题糕。复台诗意谁能识，开辟荆榛第一条。”郑藩是郑成功，郑府就建在安海古镇。廖仲恺、郭沫若是有感而发，说明这个古港、这座古桥曾以某种角度震撼过他们，可惜，他们只是和这古港擦肩而过，而且匆匆而去。桥梁专家茅以升倒是看准了，写了权威的《安平桥》，安平桥成了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得郭沫若说过郑成功是大商人，被认为是画蛇添足，民族英雄又是商人，在当时这是一种贬低。
我第一次去北京，要走安平桥，时隔多年，第一次从北京归来，也要走这安平桥。
我对安海港有两点记忆。一是，小时候参加围海造田，把海泥切成一个个方块，我们排着队传递海泥，用它垒成堤坝，把大海拦在外边。二是，我离开故乡多年又回到故乡，我走过五里长桥，两边已经没有蓝色的海浪，变成高过桥面夹道的绿色的甘蔗林，成了陆上桥的五里桥显得很苍白。当年凌驾在波涛之上何等气势，而今没入庄稼地的缝隙这般尴尬。甘蔗砍完后，五里长桥麻木地横在空地上，望着像恐龙骨架似的五里桥，我慢慢觉得有点不对味。
民间传说，有一个半仙赶着一群山走，只要他把山赶到石井江口，那里就成粟仓了。但是仙人来对他说：“你老母亲死了。”他说：“母死合家丧。”继续赶山。仙人又对他说：“你妻子死了。”他说：“妻死结人肠。”住了一下脚。听说，赶山走是不能停的，他这一住脚，那些山就都停在卖花岭了。过去的人就想填海，没能填成但留下一种说法：“鸡笼青，五港填。金锁断，状元迎。”鸡笼山，红土山，后来在上边植树，青了。五港，就是安海港，借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以粮为纲”“人定胜天”，填上了。金锁，是五里桥，年久失修，加上破坏，断掉了。安海港为什么没有完全填死，因为有一条鸿江。江河万古流。
多少代人的愿望，几代人的苦干，安海港真的长五谷了。
不过，从那里长出来的地瓜是咸的，这是他们的困惑。
游子总是回望故乡，我站在北京，往故乡回望。我先看到历史上站在海上的故乡人，他们在海上成大业而彪炳史册，于是我关注故乡海。
我虽然长住北京，却一次一次回到这里，也就一次次面对安海港。
改革开放初始的那些年，安海港几乎同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重新挖海，一是继续填海。
头一件大事是，有人给上边打报告，引起重视，国务院拨款，反过来挖海，让国家级的重点文物安平桥重新回到水里。
另一件大事是，一个海外巨富黄嘉种回到这里。他回来住在金厝他哥哥家，夜里睡觉，黄嘉种的哥哥给他提一只粗桶进来供他夜里方便。一只粗桶和一个富翁，黄嘉种无法忍受，于是他去住安海侨联。侨联没有热水器不能洗澡，他一位亲戚，是位食堂师傅。他说：“我可以给你烧水。”黄嘉种用他烧的水洗澡，洗完以后一身油，亲戚用食堂炒菜的锅为他烧的水。
于是，黄嘉种改建了安海侨联。家乡人看到他有钱，要求他办实业。在哪儿办实业？黄嘉种走到安海的五里桥，一大片的海被填死了，填死后多出的那块地怎么办？黄嘉种让侄子陪他顺着那块海埭地往前走。杂草、烂泥，坑坑洼洼，往前走，一直走到龙舌尾。黄嘉种在新加坡填过海，他看上这片土地。这块由围海造田产生的土地，抹掉过去恢复原样已经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地，从五里桥走到龙舌尾的，只有黄嘉种一个人。每次回来，都要去走一趟，走了10年，一个设想终于变成现实，黄嘉种投资安平开发区。
沧海桑田，我们就是这样从昨天走到今天。
人们坐着车，从这里的水泥路上飞驰而过，已经没有海的感觉。有几条船停靠在那里，乍一看，仿佛它们就搁在陆地上。
2000年，那时我在晋江市政府挂职，因我是安海籍作家，安海镇政府又给我安排了一个办公室，这是一个套间，里边还有卧室和卫生间。那些年，我常住安海，住在办公室，我翻了大量安海的地方史资料，我一次次走到五里桥，走到安海港，也促成我的反省。
偶尔有几只白色的海鸟从那里飞起来，都会让我高兴一阵子。
明清海禁几百年，晃过多少代人？
海，故乡的海，原来滩涂上有密密麻麻的小洞，小螃蟹刮风似的奔跑，原来水边蹦跳着跳跳鱼，现在全都没了。安海土笋冻远近闻名，可安海海滩上已经没有土笋了，都得从外地运过来。海，一点一点退出我们的视线。在人们心中，它是那么无足轻重吗？
我开始寻找安海港的记忆，记忆只是一些碎片。
说中国海港，很少有人会提到安海港，说中国古代海港，也很少有人会提到安海港，因为安海港太小太小，还越来越小。填海后留下的就像条小河沟，就几条船。安海港很多时候是在文字缝隙里出现的。比如说安海港是被马可·波罗称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古港，即刺桐港的前身，先有安海港，后有刺桐港。比如说泉州港衰弱后，厦门港兴起，安海港成为厦门港的中转港，依旧繁荣。甚至有一种说法，有一个时候，给厦门寄信，地址是这么写的：安海厦门……一个小港，只在文字缝隙里，又让人不敢小看。这小小的进进出出的一湾海水，它有过什么样的传奇史迹呢？
我开始注视大海，注视中国海，很多壮阔的历史画面老是在我的眼前重现。秦始皇让徐福带五百童男童女到海里去寻找仙山和长生不老药，只有开头，没有结尾。田衡五百士在海上集体自杀，开头就是结尾。南宋10万人陪小皇帝在海上集体自杀，只有结尾没有开头。甲午海战，这是一场什么战争呀，当时堪称亚洲最强的海军，遭到日本偷袭，居然如此惨败，很长时间里，让人莫名其妙的开头和结尾。郑和7次下西洋，比欧洲人早200年，规模也大得多，却戛然而止，而后让欧洲人的船队，采用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直逼中国的海岸，甚至直入京城烧杀**掠。
但是，中国海并不总是这么惨淡，也有过自己的辉煌。我看到历史上的两个亮点：广州港、泉州港。让人遗憾的是它的不能持久和断裂，明清海禁，大海失色。我并不消极，我盯住亮点，我看到中国历史上的海上蛟龙，我看到中国海洋文化的先锋人物。我惊讶了，很多这样杰出的人物竟然和这小小的安海港连在一起。
浩浩****1000多年，小小的安海港何等壮丽。唐朝大商人林銮，从围头到东石澳造7座石塔导航，把广州、潮汕和东南亚的商船引入安海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开创时代的代表人物。宋朝谢履诗：“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处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如果真的是先有安海港后有刺桐港，那么，它促成了泉州的“东方第一大港”。“世间有佛宗斯佛，天下无桥长此桥。”安海港建造了古代海上第一长桥——安平桥，俗称“五里桥”。郑芝龙也是从安海港移民，开发了中国第一大岛（台湾），有了初步的海权意识，成为台湾海峡的“海上霸王”。之后，郑成功从这里奋起，又成为世界上唯一把殖民者逐出的民族英雄。平台留台使台湾地区划入中国版图的施琅也是在这里登上历史舞台的。清朝，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富商伍秉鉴。中国古代还有哪个地方可以找出这样一串海上第一？
这样一个海港，我们可以忘记吗？我们是忘记了，围海造田，让五里桥成陆上桥。我们又记起，挖海，让五里桥重新回到水里。我们又填海，搞安平开发区。但是，江河永生海长存，就是河黑了海黑了，我们也应深信，它终归青蓝。
这两年，我住晋江市区，但我也常去安海办公室，那里还有一种什么东西难以割舍。安海港那边又有些变化，安平桥（五里桥）又要建成公园。我想，公园里应该立一个碑，让人记住，这里原来是一个港。安平桥上站着的两位石将军，一位是宋朝的站了800多年，一位是清朝的站了300多年，他俩是历史的见证人。
应该研究安海港，在这里埋着一部中国海洋奇迹的史诗。
谁把名字写在大海上（节选）
都知道郑成功有个对立面，就是他的父亲郑芝龙。郑成功抗清，郑芝龙降清，泾渭分明。但是，郑成功抗清，搞得波澜壮阔，兵败南京后，英雄末路，又能峰回路转，东征驱逐荷夷收复台湾，他的背后也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是谁？不是别人，也是郑芝龙。郑芝龙不是郑成功坚强的后盾，却给他打下厚实的基础。
郑芝龙全盛时期，大红大紫。由于各种历史原因，郑成功背后的这个郑芝龙慢慢模糊掉了。300多年前，立在安平桥上的一方石碑应该是被人推到海里的。20世纪80年代初，国务院拨款重修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平桥，让已经变成“陆上桥”（郭沫若语）的五里安平桥重新回到水里。文友安海诗人颜长江看到这样一幕：在桥侧的海泥里，挖出那方石碑。有人打一桶海水一冲，三个字显现出来：郑芝龙。那人指手画脚给人说了半天，却又挖了一坨牛屎，把那三个字糊上了。幸好桥头安海是个文化古镇，终于，还是把那石碑立在中亭边上。近年，还有人给石碑上的字描了红。
是谁模糊了郑芝龙？似乎是一种历史定论：郑芝龙晚节不忠，他自己走向反面。郑芝龙在安海港是他的人生顶峰，但来时不清白（海盗出身），走得不光彩（降清，被处死），于是，把他在安海港18年的海上传奇业绩也抹黑了。
现在，我们直面无边无际的大海，再次看到郑芝龙。《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让我们听到大明王朝落日的暮鼓，我们隐约也从大航海时代的晨钟里看到大明王朝另外两张面孔：郑和、郑芝龙。郑和是全球大航海的先驱，七次下西洋，到1433年却戛然而止。200年空寂，是谁重开天眼呼啸而来？郑氏父子。他们的海洋事业落地生根，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从郑和，再到郑芝龙、郑成功，一而再，再而三。假如历史的长河由此而拐个弯，中国应该是另一种状态。我少年时代，常常站在郑氏父子驻足的地方，望向大海…………
在中国历代与朝廷对抗的力量中，从陈胜吴广到黄巢到李自成，甚至后来的洪秀全，全是地主农民，只有郑芝龙、郑成功是商人，这就是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资本主义。我们一谈明朝的资本主义总是羞羞答答，而郑芝龙、郑成功这一支的海上商业活动是旗帜鲜明的，是火辣辣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不仅是朝代之争，也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之争，是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资本主义的一次血的洗礼。
郑芝龙在北京被杀，他完了吗？没完。
承接他的有两个重要的人物：郑成功、施琅。没有郑芝龙就没有他们两个人，郑芝龙的意识在他们两个人的血液里流动。
当然，可以说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
郑成功生在日本。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关郑成功的资料，郑成功都是被神化的。无论是翁氏梦大鱼生郑森，还是在千里滨生郑森而后边上的石头就叫儿诞石等，都带有传奇色彩，带有神秘性。郑森出生不久，郑芝龙离开日本，成海盗招安后建郑府于安平，千方百计把郑森从日本接回安平。而后，安排到和郑府有一定距离的星塔读书……21岁，送南京最高学府国子监，并拜国家级官员钱谦益为师。郑芝龙在培养郑森（郑成功）方面就像现在的土豪，花了血本。
所有的人见了郑森，说的都是褒扬的话。
郑鸿逵说：“此吾家千里驹也。”
前辈王观光说：“是儿英物，非若所及也。”
一位相士说：“此奇男子也，骨相非凡，命世雄才，非甲科中物。”
郑芝龙接他的话说：“余武夫也，此儿倘能博一科目，为门第增光，则幸矣。”
都说郑森喜读《春秋》《孙子》《吴起》。
11岁，老师出题“洒扫应对”。郑森解题令人惊异：“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尧舜之揖让，一应对也。”
钱谦益为郑森起字：大木。对郑森的诗文大加称赞：“声调清越，不染俗气，少年得此，诚天才也。”
崇祯初年任户科给事的瞿式耜也夸郑成功的诗：“桃源上首，曲折写来，如入画图，一结尤清绝。次首瞻瞩极高，他日必为伟器，可为吾师得人庆。”
隆武帝见了郑森，说：“惜无一女配卿，卿当忠吾家，勿相忘也。”赐朱姓，改名成功，后朝内称郑国姓，下级及百姓称国姓爷。郑成功上疏隆武帝：“据险抗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隆武称他为“骍角”。
但是，并没有人听进郑成功的话。
钱谦益听不进郑成功的话。
隆武帝听不进郑成功的话。
郑芝龙听不进郑成功的话。
郑成功向钱谦益谈自己的政治见解：“知人善任，招携怀远，练武备，足粮贮，决壅蔽，扫门户。”钱谦益说：“少更事，知之易，行之难。”郑成功不罢休，接着说：“行之在公等，度不能行，则去；能，不我用，亦去。此岂贪禄位，徒事粉饰地邪？”又说：“能将将，伊、吕一人；能将兵，虎贲三千足矣，不能，多益扰，衽席间皆流寇也。”钱谦益也就听听而已。
郑成功要求朝廷发鸟铳对付满人骑兵，隆武帝说：“国姓图功，虽是急务，御营兵器关朕命身，鸟铳岂可全发。”
郑成功劝说郑芝龙不要降清， 郑芝龙说他是“ 稚子妄谈”。
父子分道扬镳。
郑成功起兵，誓师时只有90人。郑芝豹在安平，郑鸿逵在金门，没有人回应他。同辈的，亲兄弟堂兄弟也没有一个站出来。
郑成功以厦门为根据地，他南下勤王，清兵骚扰厦门，居然是郑芝豹把清兵渡进去，清兵要跑居然又是郑鸿逵帮他们渡离开。
亲人不亲，郑成功极度孤独。
可以说，最后郑芝龙因郑成功抗清而死。
但是，我们不能说是郑成功背叛了郑芝龙，只能说是郑芝龙背叛了郑芝龙，郑成功才真正完成了郑芝龙的事业。没有郑成功，台湾地区就可能永久地被荷兰人占有，没有郑成功，郑芝龙的海洋事业在他降清的那一刻就中断了，郑芝龙的海洋事业没有中断，由郑成功而达到一个辉煌的成果。
但是，是谁造就了郑成功？谁是郑成功真正的导师？
偏偏就是郑芝龙。郑成功的海洋意识源于郑芝龙的言传身教。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里，我最喜欢的一个提法是这三个字：少年性。郑成功一节的标题：血液中的海水。不能否认，它是一种遗传基因。
我做过一篇短文《逃学》：
郑成功和施琅骑马路过星塔。
施琅说： “ 听说你小时候很会念书， 是个才子。”
郑成功笑笑，说：“我父亲有钱，我是个少爷，人都喜欢顺杆爬，拣好听的说。要有人说我经常逃学你信不信？”
施琅说：“人说你喜读《春秋》，读《孙子》读《吴起》。有一回老师出题‘洒扫应对’，你语出惊人：‘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尧舜之揖让，一应对也。’”
郑成功说：“人也可以说施琅喜读《春秋》，读《孙子》读《吴起》。还有什么新鲜的吗？”
施琅说：“坑岬这边是一个睡牛穴，乡里人怕它沉睡不醒，经常敲锣打鼓，把睡牛吵醒。有这回事吗？”
郑成功说：“乡里人是爱敲锣打鼓放鞭炮。”
施琅说：“这自然吵了你，你就想了一个主意，让他们建一座塔，每天日头都把塔的影子像鞭子投到睡牛穴上，乡里人就不必每时每刻敲锣打鼓了。你也能安心读书了。”
郑成功说：“编得很不错。不过，我还没在那里读书，那塔早就有了，什么时候建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后来，偷偷爬到上边去，看到上边有块砖刻，上边写得清清楚楚。还有，一个小孩说的话，乡里人怎么会信以为真呢？”
施琅说：“不过，假的比真的有趣。”
郑成功说：“有趣的是逃学。”
施琅说：“听说，你父亲很重视你的学业，没把先生请到郑府，郑府太热闹，而是把你寄在坑岬叔叔家，让你面对那个星塔，想必对老师要一再叮嘱，怎逃得了学？”
郑成功说：“有两种逃学。一是合理逃学，一是非合理逃学。我刚从日本来，太小，想我母亲，常常哭，鸿逵叔喜欢我，他带我去海边，我非要上船，把船开出去，看到大海看到海平线，鸿逵叔都依我。这是人之常情，老师并不把这事告诉父亲，或者说父亲也是默许的。又比如，父亲把很多灾民送到台湾，父亲在安海港为他们远航祈风。是老师带我逃学，父亲看到了，他并不加以谴责，他是默许的，他还跟老师打招呼。还有，父亲出海和荷兰人打仗，家里人都到海边去等消息，我当然可以逃学，后来还都说，这孩子有心这孩子懂事。这些都可以说是合理逃学。长大后，有些海上的事，父亲也带我去，这就名正言顺了。”
施琅问：“什么是不合理的？”
郑成功说：“去钓鱼，当然，一开始是跟鸿逵叔去的，我们去钓公婆赛，这种鱼很好吃，你知道吧？
这公婆赛也好玩，它跟螃蟹斗。它拿尾巴去逗螃蟹，螃蟹一下就夹住它的尾巴，它等螃蟹夹好了，然后使劲抖动尾巴，螃蟹受不了，就卸一个夹子给它。公婆赛慢慢把夹在尾巴上的夹子弄掉，它又去逗那只螃蟹，螃蟹一开始不理它，终于禁不住**，又用另一个夹子夹住它，公婆赛如法炮制，螃蟹的另一个夹子也没有了。这时，公婆赛跑到它的后边，从后边咬住它，嘬它的膏……”
施琅说：“这蛮有趣，我第一次听说。”
郑成功说：“这样我就有了一个逃学的空间。我一个人偷偷跑出去，到海滩上去找那些野孩子。海滩上有很多坟头，有很多牛。这边的墓葬你知道吗？死人埋在地里，过些年要拾骨，把骨头放在一个罐子里，里边有一个盖，盖着那些骨头，外边还有一个盖，是防风雨的。野孩子就用它当锅煮鱼，底下烧干牛粪。”
施琅说：“这是越轨啦。你父亲是那么精明的人，没暴露过吗？”
郑成功说：“暴露了。父亲让龙炬教我泅水，我脱了衣服，扑通就跳海里，这可把父亲给吓坏了。他大喊大叫，顾不得脱衣服，就跳到海里救我。我光着，他穿着衣服，怎么也追不上我。我绕了一圈爬上岸，他还在海里。上岸后，他想了半天说：‘我明白了，你不用学泅水，你上辈子是鱼精……’关于我母亲生我时，梦见一条四目如炬的大鱼跃入她的怀里，更说得有鼻子有眼了。”
施琅呢？
郑芝龙未曾重用施琅。《襄壮公传》：“明季，有主兵者募壮士，置巨铁鼎中庭，重不下千斤。集健卒数千，莫有举者。公熟视曰：‘无难耳’。奋力一挈，行数十武，徐置，容色无纤毫改。主兵者骇曰：‘神力也。’署为千夫长。任事未久，度其不足与大有为，因辞归。而以其弟显公代。”施琅在家待了几年，重入郑军。26岁，郑芝龙到福州降清，挑500壮士为随从，施琅随行。郑芝龙被挟北去，施琅和郑芝龙的关系也就断了，但没全断，郑成功南粤招兵，施琅重回郑军，这仍然有郑芝龙的因素。郑芝龙的影响仍然留在施琅身上。施琅没有忘掉郑芝龙，平台祭郑成功祠第一句话就是：兹同安侯（郑芝龙）入台，台地始有居民。郑芝龙开发台湾地区时期，施琅在安海，深受郑芝龙的影响。
应该承认是郑芝龙把施琅引入大海，是郑芝龙把施琅的视线牵向台湾地区。
从表面上看，三个人恩怨甚深，实际上，却是一脉相承。
让人迷惑的是一次次恩断义绝的破裂，令人痛惜的破裂，每一次都付出沉重的代价，都失去至亲至爱的人，而且无可挽回，互相衔接的链环却几乎是不共戴天。都是血肉之躯，让我们看尽英雄泪，如雨滂沱。
这是弄潮儿的传奇，女人都远离故事的中心，董氏的绣花针为郑成功绣的是杀父报国……兄弟情，父子情，铁血铿锵。
在那个时代，对海洋的认识和实践没有谁能超越郑芝龙、郑成功。在那个时代，对台湾地区的认识没有谁能超越郑芝龙、郑成功、施琅。
郑芝龙的朝三暮四，郑成功的苛酷，施琅的仇杀，这些缺点都是在乱世中形成的，和他们各自的优点一块铸造了他们的历史命运。这样，我们发现这三个历史人物的一个共同特点：孤独。谁是郑芝龙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谁是郑芝龙一生中最重要的敌人？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就是郑成功。谁是施琅一生中刻骨铭心的敌人，谁是施琅一生中刻骨铭心的朋友？
也是郑成功。郑成功也一样，他一生中叫他最痛心疾首的是郑芝龙、施琅，他们不能休戚与共，命运却叫他们殊途同归，成为开发台湾地区的最初三个不可或缺的链环：郑芝龙是开发台湾地区第一人，郑成功是把殖民者逐出的民族英雄，施琅平台留台使台湾地区划入中国版图。郑成功要“杀父报国”，施琅“枕戈待复仇”，都达切齿痛恨的地步，可郑芝龙被杀，郑成功觉得自己是“忠孝两亏”，施琅平台最后面对郑成功祠却想起他们之间的“**”。他们结成一种仇友关系。我们找不到他们更亲的朋友更恨的敌人，其他的人都成了配角，只是丰富了他们的仇友关系。
历史为什么选择郑芝龙？
被马可·波罗称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古港分北港、南港，北港后渚港，南港安平港。明朝实行海禁，泉州港衰落，衰落的是北港，南港依旧繁荣。为什么？海禁也有例外，这里豁开一个口。明末，镇守在南港的是“海上霸王”郑芝龙。国弱将强，这里上演了一出威武雄壮的活剧。
郑芝龙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头尾是来安平（安海）前和离开安平后，必须重新审视郑芝龙在安平的18年。一是，这期间他成为和荷兰殖民者的两次大海战即料罗湾大海战、湄州湾大海战的主将，加上招安前的铜山大海战，三战三胜，他可以说是个八面威风的民族英雄。他和郑成功（郑成功有最后把荷兰人赶出去的台湾大海战）共同创造了中国海上英雄时代。
“足以扬中国之威，而落狡夷之魄。”二是，郑芝龙几乎控制了台湾海峡，有了初步的海权意识，和荷兰、西班牙、日本、法国、葡萄牙及东南亚各国做生意，并开辟了从安海到日本长崎的航线，荷兰人最后不得不承认他“海上霸王”的地位。他成了中国海洋文化先锋人物的杰出代表。亦官亦商，富可敌国。三是，福建三年大旱，他“一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把几万灾民送到台湾地区开荒，应该说，在开发台湾地区的链条上第一环非此公莫属。现在，两岸史学界公认他是开发台湾地区的第一人。
在中国的海洋史上，他是屈指可数的海上蛟龙。在安平，是他人生的顶峰。其间，在隆武王朝，位极人臣，而且权倾一族，满门朱紫，他本人上朝站班首。接着还引儿子见隆武帝被赐了国姓，让儿子成为名正言顺的“国姓爷”。我们非常看重郑芝龙在海洋上的历史贡献，这一点可以浓墨重彩，但我们也看到他的历史局限，在隆武王朝他是一个“土豪”的典型，这已经预示了他个人的人生悲剧。但不管有多少污点，还是瑕不掩瑜。
郑芝龙身份比较复杂，海盗、商人、官宦。接触面也非常人能及，上至帝王，明朝的，清朝的；下至海贼，兄弟的，敌手的。内到亲兄弟堂兄弟芝虎、芝豹、鸿逵、芝皖、芝燕、芝鹗，还有同姓兄弟郑彩、郑联……外到日本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国人、菲律宾人，还有黑人。又娶日本人为妻，生了混血儿子。活得上如天堂，下如地狱，生为人上人，死作刀下鬼。但对于郑芝龙，不是一死就可以了结，他还有海上事业，他还后继有人，有郑成功，还有施琅，故事依然波澜壮阔。
郑芝龙是西太平洋的“海上霸王”，我们至今没有立郑芝龙的纪念雕像。但在菲律宾马克坦岛北岸，相距不到百米，一边是拉普拉普的塑像，一边是麦哲伦的塑像。
中间有一座纪念亭，亭中立一块特殊的纪念碑，把敌对双方写在同一个纪念碑上。
碑的正面写着：“拉普拉普。1521年4月27日，拉普拉普和他的战士们，在这里打退了西班牙入侵者，杀死了他们的首领——费尔南多·麦哲伦。由此，拉普拉普成为击退欧洲侵略者的第一位菲律宾人。”碑的反面写着：“费尔南多·麦哲伦，1521年4月27日，死于此地。他是在与马克坦酋长拉普拉普的战士们交战中受伤死亡的。麦哲伦船队的一艘船只——维多利亚号，在埃尔卡诺的指挥下，于1521年5月1日升帆驶离宿务港，并于1522年9月6日返抵西班牙港口停泊，第一次环球航行就这样完成了。”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对一个人，不同角度，就有不同的认识。
郑芝龙，由于他自身的污点，一度被盖黑，最终还是拨云见日，他在中国海洋史上留下辉煌篇章。谁有资格把名字写在大海上？屈指可数，郑芝龙，是长期被埋没的佼佼者。郑和七次下西洋，戛然而止，承上启下的就是郑芝龙。
我们是否应该立一座郑芝龙的塑像，一面也写他的海盗出身，也写他不听郑成功的劝告降清到被处死。他的罪孽未必就比麦哲伦深重。但另一面，一定要把他在海洋事业上的贡献写足。我现在写的这篇文章就当作是这座郑芝龙塑像的草图。
离开安平的伍秉鉴（节选）
几乎整个世界都在说伍秉鉴，安海（安平）古镇的人才抬起头来问：“谁是伍秉鉴？”
我长期注视那条伸向大海的三里古街，清代诗人有诗句：“古塔东西排两岸，大江南北渡千航。”当代诗人颜长江有诗句：“长长的五里桥，瘦瘦的三里街。”这都在勾画安海古镇的风貌。我从古代到现代，立体地观察曾经出现在这条街上每一个青史和野史上留名的人。中国千万条古街，它很容易被淹没。可它又有擦不掉的辉煌。人们听到朱熹行走的木屐声，也听到郑成功战马的嘶鸣。那个古港快填没了，那座跨海的五里长桥却因是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而留存下来。但是，有一个家族悄悄从这里离开，我疏忽了，我疏漏了伍秉鉴。
2000年，伍秉鉴被美国《华尔街日报》评为1001年至2000年世界50位巨富之一，尽管那时西方由于工业革命已经强盛起来，东方的伍秉鉴仍然是世界首富。
伍秉鉴（1769—1843年），马克思（1818—1883年）曾提到他的商名“伍浩官”。
后来，在欧美多国，找到保存下来的伍秉鉴的画像，可见伍秉鉴在海外有其深远的影响。
查一下伍秉鉴，是广东十三行之首，十三行被称为“天子南库”，那他远在天边。偏偏他又近在眼前，这个商业巨鳄简介的结尾处却缀上几个字：籍贯福建安海。就是我注目的那条三里古街。
安海没人知道伍秉鉴。
这么重要的人物被遗忘了……于是，我开始我的寻找。
伍秉鉴跟安海的关系就只有几个字：伍家在康熙年间移居广州，祖上伍灿廷，是安海的一个茶农。
安海一带，原先有很多茶山，产出的茶叫“本山茶”。
一个茶农为什么要移居？兵匪？灾荒？瘟疫？没有这方面的依据。
伍灿廷靠茶为生。
关于茶，伍灿廷在安海的年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他下决心离乡背井？
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在安海，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但那时王朝受到东北满人和西北农民起义的冲击，已经风雨飘摇，无暇顾及东南沿海，只好把这一线海岸和这一片海交给郑芝龙，所以，安海这个口岸其实是开放的。安海成为海禁中的唯一出入口。郑氏家族和外国人做生意，和荷兰，和西班牙，和法国，和日本，和东南亚。做的是什么生意？出口生丝、陶瓷、糖和茶。郑芝龙、郑成功离开后，清朝沿用明朝的海禁政策，安海这个出入口被封起来了。这就是伍灿廷离开安海的背景。
伍秉鉴的家族是一个敏感的有商业意识的家族，他的祖辈在康熙年间就移居广州。也就是说，郑芝龙、郑成功掌握的那个出入口刚刚被关上，他们马上就离开了。
在安海，什么让伍灿廷刻骨铭心？茶。外国人。用现在的话说，国际贸易。没了外商，茶的销售锐减，茶农如濒临干枯的水坑里的鱼。当然，伍灿廷身上带有迁徙的基因，这里的人有多次大迁徙的记忆，西晋，他们的祖先从中原南迁来到这里，一直面对东边的大海。后来，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东方第一大港”。又后来，左邻右舍，有的过台湾地区，有的下南洋。伍家的移居，不像内地人，有那么多的心理障碍。内地农民，土里刨食，难免热土难离。这里的人，除了土里刨食，钱财还有别的来路。有时他们抓住生意的心比抓住土地的心还强。
伍灿廷离开安海，他是带着一种意识离开的，他去寻找，找到广州。那里还有外国人，还可以做茶的生意。所以，这不是农民迁移，不是盲目迁移，这是脱胎换骨，因伍灿廷是茶农出身，不能简单地说是没钱买地，生存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伍家由农民变成商人。他很快取得成效，1681年搬进大宅院。
伍家第一个有商业头脑的应该就是伍灿廷。
1731年，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出世，叫伍国莹，这就是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去潘振承的散货档当伙计，伍家就这样一步一步接近他们的目标。
潘振承何许人也？基本可以说是福建老乡。潘振承是福建同安人，船工出身，后在广州创办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总商，是伍秉鉴之前的世界首富。潘振承会多国外语，包括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英语，几次勇闯大海，堪称“胆商”。潘振承做什么生意？丝绸、陶瓷等，其中之一也是茶。
伍国莹已经站在巨人边上。但成功还需要机遇。
巨人有可能把他搁到肩膀上吗？
天上是不会自己掉馅饼的。
机遇属于早就把条件准备好了的人。
一天，潘振承让人把伍国莹叫到前厅。
伍国莹见潘振承端着盖杯，专注地吹着茶叶沫子，恭敬地问：“老爷，您有事？”
坐在梨花木雕花椅子上的潘振承，一边慢慢品茶，一边审视着这个朴朴实实的后生家。
“识字吗？”
“识几字。”
潘振承和他说闽南话。
潘振承和他认老乡，伍国莹心里踏实了。
潘振承指了指墙上挂的条幅问：“顶头的字识不识？”
伍国莹已经看过多遍，说：“识。”
潘振承说：“念给我听。”
伍国莹一字一字念：“商人四德：智、仁、勇、信。”又念：“人弃我取，人取我予。”
潘振承说：“我们做生意的人，得拜拜说这话的人，跟读书人拜孔子一样。”
伍国莹从潘振承那里知道了商祖白圭。
潘振承让他去跟账房先生管账。现在的账房先生已经老了，不能后继无人。
这是伍国莹的人生转折。
再说天时，1757年，也就是伍国莹26岁的时候，乾隆皇帝下圣旨，关掉其他海关，只留广州一个海关，这就是“一口通商”。这对于控制广州海关的十三行自然是绝好的商机。但对于才26岁的伍国莹，条件尚未成熟，而且，他还是一个知恩必报的人，他没借机自立门户。但他在这期间，却熟悉了大量外国客商，并得到他们的好评。伍国莹到年近花甲，才自己创业，创办怡和行，为伍家的事业奠了基。
伍国莹1800年撒手人寰，把怡和行交给了他认为最有商业头脑的儿子伍秉钧，偏偏伍秉钧短命，不到一年就意外病逝，由上帝选择的伍秉鉴才成为怡和行的新的掌门人。时人并没有看好伍秉鉴，有人甚至断言怡和行会败在伍秉鉴的手上。只有在潘振承死后也当上了总商的潘有度对他另有评价。《晚清首富伍秉鉴》中说：“与大众的眼光相反，潘有度更看好伍秉鉴。潘有度比伍秉鉴年长十几岁，几乎是看着伍秉鉴长大，他心知在伍国莹的众多子女中，唯有伍秉鉴最像伍国莹，低调沉稳，看似没有锋芒，却胸中自有丘壑。”
伍秉鉴怎么让人对他刮目相看？
茶走向世界，有人把它比喻成钻石，有时，它比金子还要贵。而伍家长期独领**。
伍秉鉴把怡和行的茶做到极致，他和福建等产茶区有密切的关系，有相对固定的茶农，从采茶开始把好质量关，茶农都知道伍秉鉴一发现毛茶中有烂茶、死茶、折蒂茶绝不收购，他们之间形成一种信誉。所以，只要盖上“伍家戳记”就是上好的茶。
伍秉鉴并没有得意忘形，物极必反，他是一个有危机感的商人，懂得未雨绸缪。如果说，伍家从一开始就注意和洋人做生意，到伍秉鉴就想到国外去挣钱，他有超前的商业意识，到国外去做广告，到国外去投资，从怡和行，发展到跨国集团。
《晚清首富伍秉鉴》说：“商场如战场，数十年来，伍秉鉴凭自己的经营哲学，在这片充满机遇、风险及挑战的广袤领域东征西讨。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伍氏又在国外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
诗人海涅说：每一个心灵都是一个宇宙，每一块墓碑底下都埋着一部世界史。伍秉鉴一生都在广州，没读万卷书，没行万里路，因做大生意，大量接触欧美商人，弥补了他的缺陷，仍然是见多识广，又谙熟生意经。乃祖识商祖白圭的字句，伍秉鉴应该是精通白圭商论：“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伍秉鉴有独到的眼光，他看到美国的前景，就做跨国生意，一步跨到西半球。
无疑，伍秉鉴是他那个时代的商业巨才。反过来说，“一口通商”、广州十三行是清朝实行海禁出现的一个怪胎。欧美已经进入工业时代，世界首富却出在落后的中国，这本身也就是一个怪胎。清政府把对外贸易和海关税收都交给民间的广州十三行，以示天朝上国凌驾在一切之上，洋人没有资格和它的官员直接对话。钱还是要的，清朝实行保商制度，外商都必须有一家行商作保，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
这个怪胎光彩夺目。《大清商埠》给我们展开当时的画面：“耸立在江边的夷楼高大宽敞，窗户棂条拼成几何图案，嵌着晶莹剔透的彩色玻璃。夷楼后面有少量的茶铺、食肆、瓷器店、兑银店、估衣店、杂货店……西洋人把这条街叫‘中国街’，街北正面是令人仰慕的十三行会所。”
伍秉鉴有多富？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是4000万两，伍秉鉴的财富是2600万两。欧美富豪都不能望其项背。
伍秉鉴家族延伸了郑芝龙、郑成功家族的理想。
我看到一个祖籍安平（安海）的茶叶家族在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这200年里的活动轨迹，从一个唯一的开放口岸——安平的茶农迁移到200年后另一个唯一的开放口岸——广州的世界首富的大茶商。
茶让我们大开眼界。
《茶叶大盗》说，中国茶改变了世界史。
萨拉罗斯说：“17世纪60年代，葡萄牙布拉甘孔王朝的凯瑟琳公主与英王查理二世成婚，茶叶作为其嫁妆的一部分（中国茶和中国茶器），从此流入英国……作为外来的奢侈品，茶叶迅速在气候寒冷干燥的英国成为上流社会阶层用于展示自身气质、品位的理想载体。打这以后，它迅速渗透到下层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中。因而到了18世纪，茶叶一跃成为最受欢迎的饮品，风靡全英，其销量甚至超过了啤酒。”
萨拉罗斯把气候寒冷干燥作为茶叶流入英国的重要原因，我想，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当时英国的工业雾霾。
工厂工人下午休息15分钟喝茶，不但不影响工作，工作效率反倒提高了。下午茶没有成为英国贵族的专利，反而在全英固定下来。
茶是中国茶，却成为英国人的“国饮”，茶叶贸易一下子占了英国经济总量的10%……
东印度公司有一批积压的茶叶，想把它倾销到北美殖民地，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颁布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给他们专利权，而且进口关税全免。茶价是殖民地私茶价格的一半，这严重损害殖民地茶商的利益。在北美殖民地人民群情激奋的情况下，约翰·托马斯策动了1773年12月16日的“波士顿倾茶事件”，60位美国人乔装成印第安人，潜入停泊在波士顿港的东印度公司的货船，把340多箱茶叶推入大海，波士顿港那天夜里成为他们的口号所说的世界上最大的茶壶。
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说，鸦片战争的起因是磕头，正如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是茶叶。这带有戏谑的成分，但它们都是这两个世界大事件的导火索。
中国茶由欧洲又流入北美。
先前说“丝绸之路”，也有说“丝瓷之路”，我们销售给西方的是丝绸和陶瓷。后来知道欧洲温度太低，不适宜种甘蔗，糖是欧洲贵族的所爱，但它也是中国糖。现在，又知道中国茶在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影响。
当然，居于高位的皇权还觉得自己是中心，不把蛮夷小国看在眼里。白银滚滚而来，仍然做着盛世的美梦。
英国开始制定它的战略计划，挣脱中国的束缚。
萨拉罗斯说：“若要茶叶产业成功落户印度，英国需要从（中国）最好的茶树上采集最健康的样本，成千上万的茶种以及中国顶尖茶匠传承了千百年的工艺。完成这个任务的人必须是一个植物猎人、一个园艺学家、一个窃贼、一个间谍。”
在茶成为世界性饮品的历史进程里，有两个人是值得研究的：一个是做茶生意成为世界首富的中国人伍秉鉴，一个是“茶叶大盗”英国人福钧（福尼特）。不管你在感情上能不能接受，一个东方，一个西方，这两个人物构成两部传奇。
历史的一页翻过去了。福钧并不是超人，他只靠一支生锈的手枪和一条假辫子，却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做成他的大事业。我们还是豁达一点好，只能夸奖他有本事。
有一点是明确的，原来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茶。
茶是怎么来的？只有中国人能说清楚。
现在让外国人来讲也蛮有意思。
萨拉罗斯说：“许多中国人相信茶叶是神话人物——中国医药和农业的创造者神农氏发现的。神农氏斜躺在一片山茶树的树荫之下，一片闪亮的有光泽的叶子掉进了他那个盛着开水的杯子里。那片薄而柔软的叶子立刻激起了一阵阵浅绿色的涟漪。神农氏熟悉具有治愈功能的植物，他远足一天就能辨认出多达70种有毒植物。他确信这种药茶汤对人体是无害的，于是呷了一小口，发现它的味道爽口宜人：芳香、微苦，具有提神和滋补的作用。”萨拉罗斯说这是儒家的说法，还有另一种是佛教徒的说法：茶是释迦牟尼的眉毛变的。“事实上，极品茶叶叶片背面那纤细的银色绒毛确实酷似纤细的人类睫毛。大慈大悲的佛祖释迦牟尼留给信徒们这一伟大遗产，让他们在虔诚的修行中能保持灵台清明、精力充沛，从而专心致志地研习佛法。”
伍秉鉴生活在中国茶的全盛时期，他没有受到印度红茶的冲击，冲击他的是另一种植物，冲击他的是一场因国家落后而挨打的战争，是一条耻辱的不平等条约，可以说让他死不瞑目。
鸦片战争前的200年，中国控制着世界茶叶市场，却忽视一股暗流，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方面用从中国偷来的而后制作的红茶悄悄代替中国茶为处于雾霾时代的英国人排毒，一方面把鸦片输送到中国让中国人中毒。
中国人应该喝茶，喝茶时要记住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