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六年,北京的夏天异常酷热。从地理上看,燕山、西太行把北京围成了一口巨锅。它们阻挡了历史上北方的无数金戈铁马,也阻挡了风雨的流动。暑热肆虐,从夏天向着秋天无限延伸。
一场更加燥热的风穿越大半个地球而来——二〇一六年八月五日,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开幕了。
这家临终关怀医院叫松鹤堂,一个寄托着美好愿望的名字。医院收治了近百位走近夕阳的老人,有二十多名服务员工。来自西北敦煌的玲玲毕业于武汉某不知名的大学。她年轻、活泼、美好,个头儿高挑,还是一位野外摩托车爱好者。没事的时候,她骑一辆川崎200,在通往凤凰岭的山道上飞扬,那身手俨然一位刀客。她负责整个医院的文字编辑工作。大村除了拍摄藏族奶奶的饮食起居,还拍玲玲的生活。在我看来,他用镜头把玲玲描述得比奶奶丰富细腻多了。每晚醒来,我都看见他趴在电脑前,一遍一遍地剪辑有关玲玲的素材。电脑屏幕的光亮映在他的镜片上,勾画出的轮廓有些梦幻。
大村不止一次对我说到过他家的情况,三间老房子在城乡接合部,如果没有机会被征迁动拆,就永远不值钱。当然,拆迁了,也许更不值钱。虽然钱多钱少由开发者决定,但他们一家还是希望有一天房子被征拆掉。大村的父亲曾做过二十年村干部,因为超生就自动退下来。作为家庭续传香火的男丁,父母和出嫁的姐姐都很着急,毕竟三十二岁的人放到哪儿也是大龄青年了。
大村也很着急,他的着急并非完全因为父母和姐姐的着急。他因为玲玲急上加急,毕竟美好的爱情也是需要经济基础的,虽然还在单相思阶段。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们的好日子走到了尽头,我们再也吃不起饭馆了。而在此之前,大村带着我吃遍了管庄附近的饭馆,重庆小面、兰州拉面、肉丝盖饭,隔三岔五一顿肯德基或烧烤。而某一天,他整个人陷在沙发里,迟迟也不肯出去吃饭。大村沉迷上了彩票,一夜花光了卡里的所有钱。我以为他整夜整夜在剪辑素材,原来不尽是。
清洗干净布满灰尘锈迹的锅碗瓢盆,我买来了面条和白菜,我们开始告别饭店。从那天到离开宜家公寓,我们的肠胃再也没有离开过自做的三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