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全还算幸运,总算保住了命。
那天工作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谁也不知道,都是事后听阿全的徒弟说的。阿全的徒弟更年轻,才高中毕业没两年,吓着了,嘴又笨,说不太清。其实说清说不清也没多大用,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在矿山,刀尖上讨生活,这都是平常不过的事情。
阿全的徒弟说,他打了电铃,就上了架,把钻头认了孔。那天石头非常硬,掌子面特别光滑,钻头在岩石上找不到着力点,碰撞、弹跳了好长时间才形成了一个浅洞。钻头与岩石碰出的火花落在了他的衣领里,很烫。钻孔流出的水沿着安全帽,一直流到了嘴里,含了重银的水在嘴里有一丝丝说不出的甜味。
钻头进了孔,师傅把风速开到了三挡,他就下来了。站在矿石堆上,他看不见师傅,师傅被一团浓雾罩住了,那是消音罩喷出的强大气体。他只听见钻头与岩石的撞击声,通过岩石的传导,传到了他的前后左右。
突然,他听见轰的一声,一道灯光一闪,整个工作架落了下来。地上的风钻还在高速转动着,因为脱离了负荷,转速更高更有力量了。
那天,所有的人都下了洞,把阿全七手八脚地弄上了地面。断了一截的钎杆从阿全的左肋骨进去,从后背出来,一端带着一颗钻头,马蹄形,已经被磨得有些秃钝。
那钎杆被岩石长时间打磨,光滑圆润,带着亮光,被阿全结实的肌肉紧紧裹住了,竟没有多少血流出来。在去医院的路上,它像一根从阿全身体里长出来的甘蔗。
阿全在医院养伤,徒弟全天伺候。矿山的工作仍然继续。只是老板和工头都欲哭无泪,银价日益不堪,这事故无疑是雪上又添新霜。
老板开着他的桑塔纳来到矿山,召集大家开了一场会,这也是开工三个多月来的第一场会。到底是当过官的人,话讲得有条有理,也入情入理。他说:“鉴于目前银价的情况,开采工作先放缓下来吧,但千万别停工,停了工再开张就难了,我们慢慢地和银价耗,要准备长期地耗,不是一天两天地耗。”最后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两班炮工就减少到一班吧。
工头的小舅子也不大看武侠了,他天天看市场上的银价,涨一点儿就欢呼一阵,掉了就骂一阵。后来,我们所有的手机都改成了看银价,猜测明天的涨停,仿佛都成了专家。而银价总像耗子的尾巴,怎么也长不粗。
最焦灼的还是我们,干了快四个月了,都没见到一分钱工资。按照当初的协议,工人工资是按矿石的吨位结算的,矿石堆在洞里,就等于没有矿石,就没办法结算工资。
大家平时的零用钱和家里的急需用钱都要在工头那里借支,工头再从老板那里借支,但借支总是有限的。我不停地做大家的工作,我知道,我积累了十年的行业信誉快要透支完了。
一天下午,下班时我接到了家里的电话,是弟弟打来的。当时天下着小雨,工作服被钻孔流出来的水浇得湿透,雨靴里灌了很多泥浆,走一步咕叽一声。周晓民跟在身后,脸花得像个唱戏的,裤子垮下来,露出红**。家里很少打电话来,怕他听到,我把他支开了。我不能垮,更不能影响士气。
电话里,弟弟告诉我,母亲查出了食道癌,晚期。
放下电话,在工棚外,我坐了好长时间。从这里,可以看到宝天曼风景区,花白的裸岩高耸入云,山水如画。据说再往山那边,就是洛阳地界。天真正热起来了,高处,低处,所有的花都已谢尽。
老家院外,新栽的桃树也该挂果了吧,而栽下桃树的人就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