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泪》被出版社退稿后，她意识到她的题材不符合美国人的口味。她希望寻找新的写作资源。
冷战时期，一个故事浮出水面：张学良和赵四小姐。
她决定去台湾采访被软禁的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写出台湾版的倾城之恋，或者中国版的洛丽塔，然后去香港，创作《红楼梦》电影剧本，然后如林语堂，定居在纽约曼哈顿——张爱玲的美国梦。
瞒着赖雅，她预订了机票。
1960年7月12日，拿到美国公民身份之后， 她宣布了她的行程。
张爱玲的举动对赖雅的打击，远远超出了张爱玲的预料。赖雅觉得被欺骗被抛弃了。
赖雅决定搬到女儿所在的城市。
搬家途中，赖雅中风。
赖雅的身体状况至此衰败。
终结了婚姻短暂的欢愉。
张爱玲毫不犹豫地启程了。卦书上说，她将走大运。1961年秋天，张爱玲踏上台湾岛。
她在台湾的拥趸者无数。
采访张学良未果，但并不影响张爱玲的兴致。
在台湾花莲采风途中，她接到赖雅中风的消息，心中不免慌乱。
待知赖雅病情平稳，有女儿照顾时，她便仍按原计划去香港。
这是她第三次进入香港。
张爱玲与人分租的公寓，有屋顶阳台。晚上空旷无人，满城的霓虹灯混合成昏红的夜色，地平线外似有山外山遥遥起伏，大陆横躺在那里，她听得见它的呼吸。
二房东太太是上海人，总是不好意思地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分租：“我们都是寄包裹寄穷了呀！”
每月寄给她婆家娘家面条炒米咸肉、肉干笋干、砂糖酱油生油肥皂，按季寄衣服。有一种英国制即溶方块鸡汤，她婆婆来信说，它解决了一天两顿饭的一切问题。他们用热水冲了砂糖作为补品。她弟弟在劳改营，写信来要药片治他的肾病与腿肿。她妹妹是个医生，派到乡下工作。“她晚上要出诊，乡下地方漆黑，又高低不平，她又怕蛇——女孩子不就是这样？”
房东太太有个亲戚要回去，一位七十来岁的老太太，可以替他们带东西。
房东太太烤了只蛋糕，又炖了一锅红烧肉。
“锅他们也用得着。”她说。
“一锅红烧肉怎么带到上海？”张爱玲问。
“冻结实了呀。火车像冰箱一样。”
她天亮就起来送行，帮着拎行李通过罗湖边境的检查。
第二天，她一看见张爱玲就叫喊起来：“哈呀！张小姐，差点回不来喽！”
“哎呀，怎么了？”
“也是这位老太，她自己的东西实在多不过。整桶的火油，整箱的罐头，压成板的咸鱼装箱，衣裳被窝毯子，锅呀水壶，样样都有，够陪嫁摆满一幢房子的。关卡上的人不耐烦起来了。后来查到她皮夹子里有点零钱，人民币，还是她上趟回来带回来的，忘了人民币不许带出来的。这就不得了了。”
房东太太唬起一张孩儿面，竖着吊梢眼道：“这位老太有好几打尼龙袜子缝在她棉袍里。”
“带去卖？”
“不是，去送礼。女人穿在长裤里。”
“——看都看不见！”
“不是长筒的。”她向她小腿上比画了一下，“她总喜欢谁都送到。好能干呵。”
简直就是一部电影剧本。
王家卫说，他的电影，都是在向张爱玲致敬。
譬如《花样年华》，本没有上海女房东这一人设。
一次，在电影院，王家卫遇见上海籍演员潘迪华，他们用上海话打招呼。王家卫恍惚，觉得潘迪华就是张爱玲笔下的房东太太，于是重新改写了剧本。
王家卫拍出了张爱玲的底色。
张爱玲在给宋淇夫妇的书信里，提到导演王家卫要买《半生缘》电影版权，他还寄了作品的录像带。
张爱玲不会操作录像机，此事被搁下。
半年后，张爱玲归天。
王家卫回应这件事：
“我和张爱玲的年代差太远了。我认为张爱玲小说是很难被拍成电影的，我很喜欢《半生缘》，但《半生缘》是拍不了的，每个读者对它都有自己的看法，就像《红楼梦》一样。对我来说，《东邪西毒》就是金庸版的《半生缘》，《花样年华》就是王家卫版的《半生缘》。”
王家卫电影是作家电影，张爱玲的小说是写在纸上的电影，他们的时空都盘桓在香港和上海，他们分别用胶片和文字谋划着各自的“双城记”，在别处，遥望故土。
是的，在别处。
这是宕开的一笔。
运气不是总站在才女这一边的。
《红楼梦》电影剧本几经修改不得结果。
宋淇也是《红楼梦》研究的大家，太钟爱这部书，太看重这次改编，总对张爱玲的剧本不甚满意。
彼此产生龃龉。
赖雅屡次写信，催促张爱玲。
张爱玲很无奈。
延宕着，花完了预算，又拿不到稿费，房租成为负担。
宋淇夫妇将才女接到自己家中暂住。
姜黄色的洋房，掩映在嫣红的蔷薇中，配着碧海蓝天，如美国画家米尔顿·埃佛里的画。
彼时，宋淇家祖孙三代，连同保姆，一大家子人，并不宽裕。
宋淇将儿子宋以朗的房间让给了才女。
十三岁的男孩宋以朗，夜夜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心里自是不情愿。
张爱玲蜗居在少年宋以朗的屋子里，修改电影剧本《红楼梦》，吃着隔夜面包，无日无夜。
窗子面朝山林，常有迷失的杜鹃鸟来啄玻璃窗。
山道上，私家车里，从派对上回来的名媛绅士，带着微醺的步态，按了铃，电梯咣当咣当坠下去，又咣当咣当奋勇上升，把人间的重量拖拽进一扇柚木门里。旋即，天地间，重归混沌。
如此熟悉的场景——
是1944年，上海爱丁顿公寓的移位，或者是复制。那些与姑姑、母亲在一起的日子——换了人间。
终于与宋淇结清了账目。
张爱玲想买点廉价金饰带回去送人，听说后面一条街上有许多金铺，便走了过去。
中环，也是清冷。没有灯光，悄无声息地走着，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
这不是摆绸布摊的街吗？怎生的，一点痕迹都不存？
戏院的背后，暗的夜幕下，一个喧闹的鬼市。
摊子和摊子，罐头一般拥挤着，小车柜上竖起高高的杆柱，挂满衣料，把沿街店面全都挡住了。
她被人丛簇拥着，像失散了亲人的孤魂。
尽管与港大有过节，张爱玲还是回母校怀旧。那是她的回不去的青春。
校园倒还没怎么变，山上的树长高了，一条砖砌小径通向旧时的半山女生宿舍。
日军入侵香港时，她二十岁，做看护。
死亡总是在夜里。
她拿着牛奶瓶穿过病房，听见一位伤员高喊：“姑娘，姑娘！”她头也不回。
清晨，那个伤员死了。
她的历史老师也战死了。
她还活着，苟活着，自私地活着。
她不敢细看，不敢细想。
时间的、历史的重量压得她抬不起头来。
庭院池中，暗绿的喷泉，咝咝地，向珍珠白的天空射去，又在半空中落下，刹那，已经把她抛下很远，成为局外人。她赶紧转身走开了。
第一次来香港，求学。
第二次来香港，在不同政治语境里，寻找生命的出口。
第三次重回香港，背景是文化失语，被英文文坛冷落；文学和她的肉身一起流亡着。
此时的张爱玲，早已不再是那个高举“出名要趁早”的“魔都”时尚女性了。她的性格里，写满了菊和刀。
卦，失灵了。
命运很吝啬。雄心勃勃的启程，回来，已是惘然。
也许，在上海，她已经用完了她所有的运气。
她的文化震**期、失语期已经来临。
1963年3月，张爱玲根据访问台湾、香港的经历写了英文游记A Return to the Frontierer， 发表于美国杂志The Reporter，在台湾文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回响。 但是她准备拿来重新进军美国文坛的《少帅》，却不如愿。她越了解张学良，便越是不喜欢这个人，连同赵四小姐，她亦是不喜。笔涩，如同上海的黄梅天气，她不得不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