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源远流长,而且很早就发展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的最高峰,隋唐时期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书法家,这其中就包括武则天。中国人很早就把书法视为修身养性的手段,武则天保养得好,和其爱好书法也许多多少少有点关联。

唐代窦臮(jì)写过一篇回顾书法历史的文章叫作《述书赋》:“今记前后所亲见者,并今朝自武德以来迄于乾元之始,翰墨之妙可入品流者,咸备书之。……唐四十七人:神尧皇帝、文武圣皇帝、则天武后……”窦臮是唐中期人,他回顾的是唐朝由建国到唐肃宗时期的前半段唐史,他认为这个阶段内能称得上书法精妙的一共四十七人,其中包括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等,还包括神尧皇帝也就是唐高祖,文武圣皇帝也就是唐太宗,还有就是武则天。

这还真不是窦臮阿谀奉承,这几个皇帝包括武则天的确是书法家,武则天善于写飞白书,善于写行草,其他字体也写得不差。现存的《升仙太子碑》即为武则天亲笔书丹,原碑在河南偃师。(见图8-7)

·图8-7 《升仙太子碑》拓片,原碑位于河南洛阳偃师市府店镇缑山之巅

这个碑文是用行草书写的,据说是中国第一块以行草书写的碑文,这也反映出武则天突破常规、大胆尝试的做事风格,她的行草被历代书法家奉为精品。

武则天当了皇帝之后,更有了精练书法的条件,因为唐代宫廷内书法精品藏品实在是太多了,这全要归功于唐太宗。太宗是个收藏家,尤其热爱魏晋时期的书法,比如“二王”的作品,所以他当了皇帝后,就以重金四处求购,还组织褚遂良等人做鉴定,因此唐朝宫廷内就搜罗了大量的书法精品,包括著名的《兰亭集序》。甚至可以说,“二王”虽然本就书法精湛、声名卓著,但被抬到书法界圣人的地位,李世民功不可没。

武则天即位以后,就有了很多的书法经典可作字帖,她自己也曾经搜集“二王”书法。《法书要录》记载说武则天手下有个大臣叫王方庆,是东晋著名宰相王导的第十世孙,家中有历代先祖的书法作品,这里面就包括了王羲之的,不过当时只剩一卷了。武则天要,王方庆敢不给吗?于是王方庆就将这一卷王羲之作品加上其他王氏先祖的一起献给武则天。不过,武则天也不是一个仗势欺人的人,这是你家的传家宝,我不会夺人之美。武则天下令调集书法高手,将这些书法作品临摹了一遍,然后把临摹品留在宫内,原件还给了王方庆,而且还用各种宝物织锦将这些书卷重新加以包裹。人们都称赞武则天这事做得有分寸,显得仁义。

唐代有个学者叫武平一,是武家子弟,小时候在宫廷里生活过,还见过宫廷内的书法藏品,所以他说的很多宫内的事情应该有较高的可信度。他在《徐氏法书记》一文里描述过宫内各种书法藏品,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洎大圣天后御极也,尤为宝啬。”就是说武则天登基后,对宫里这些藏品特加爱护,这种爱护甚至已经到了抠门的地步。

唐代《法书要录》里便有武则天抠门的记载。有一次,武则天当着群臣的面品评朝中大臣们的书法,到狄仁杰时,夸赞狄仁杰“能书”,也就是说字写得好。这对狄仁杰来说,当然是莫大的荣誉。狄仁杰很谦虚,说:臣凭着天性而写,算不上能书。关键是我自幼没见过古人书法精品,所以写字全靠感觉。武则天一听,下令从大内的库房里拿出“二王”真迹二十卷,然后派一个五品的宦官带着给诸位大臣看,大家欣赏完,心里想着:能不能留给我们临摹一下啊?没想到那宦官打量:你们都看完了是吧?人家把那些书法一卷,走人了,拿回去了。哦,敢情就是给我们扫一眼啊。为啥武则天这么小气啊?因为她爱惜这些文物精品。

说到这里,有个重大问题需要辩白一下,那就是王羲之《兰亭集序》的下落。《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书法的代表作,也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有名的作品之一。但是它现在已经失传了,现存的版本都是后人临摹的,那么原件哪里去了?(见图8-8)

·图8-8 唐·冯承素摹兰亭序全卷(神龙本)局部

现在最盛行的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被唐太宗带入昭陵。

这个说法有大量的唐代文献作支撑,比如《法书要录》、《独异志》、唐何延之《兰亭记》、唐韦述《叙书录》等。他们都记述过这件事情,各自的版本还都不大一样,综合起来是这样的:唐太宗生前最爱王羲之书法,尤其钟爱《兰亭集序》,所以在去世前和太子李治说:“你要是孝顺的话,就把《兰亭集序》给我陪葬吧。”唐高宗听从了父亲的嘱托,将《兰亭集序》放进了昭陵地宫中。

第二种说法,被武则天带入了乾陵。

这种说法最近这些年颇流行,尤其在网上。支持这个观点的人指出,唐太宗昭陵在五代时期被军阀温韬盗掘了,出土珍宝无数,可是没有提到《兰亭集序》,可见《兰亭集序》没有进入昭陵。那么是谁违背了太宗的遗嘱呢?他们认为是唐高宗。许是因为唐高宗也喜欢《兰亭集序》,所以违背了父亲的遗嘱,悄悄藏起来了,后来被武则天带入乾陵了。

这个说法显然也有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没有现存任何史料能支持这个说法。

第二,逻辑上有问题,不在昭陵就必须在乾陵吗?唐代就这两个陵或者说就这两三代皇帝吗?

第三,说温韬盗墓没看到《兰亭集序》是对史料的误解。我们看看《新五代史》是如何记述这件事的:“**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就是说昭陵地宫棺**的确有铁盒子,里面有书法作品,其中包括钟繇和王羲之的,而且看起来保存得还不错。的确,这里没有直接提到《兰亭集序》,但是谁能保证所谓“钟、王笔迹”里不包含《兰亭集序》呢?史书作者在这里无非是因为温韬当时盗掘所得的书法作品较多,无法一一列举,所以一言以蔽之——钟、王笔迹。

那么《兰亭集序》既然出土了,又去了哪里?为啥至今不见踪影呢?我想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被温韬毁坏了。温韬是劫匪出身,赳赳武夫,他可不懂得欣赏什么书法,他挖掘唐陵目的很简单——奔着金银玉器去的,这些书法不入他的眼。宋代的《爱日斋丛抄》记载说:“温韬发昭陵所藏书画,亦剔取装轴金玉而弃之。”就是说他把书画轴都拿走了,因为那些轴往往装饰金玉,书画本身被他当垃圾毁掉了。第二个可能,落入温韬外甥郑玄素手里了。《旧五代史》记载说郑玄素是温韬外甥,温韬死后,他在唐陵里盗掘的书画就归了郑玄素,后续则无史料记载。郑玄素后来当了隐士,《兰亭集序》是不是跟着他进入了深山,然后消失了呢?已经无从知晓。

总之,没有史料能证明武则天把《兰亭集序》带入乾陵。

武则天同时爱好文学,而且她的这一私人爱好深刻影响了历史发展。因为她将文学与科举制度结合了起来。

因为自身经历的原因,武则天一直很重视科举。唐朝前期还有贵族政治的残余,朝廷内有关陇集团,朝廷外有山东旧贵族势力,武家是小姓,被贵族们瞧不起,而武则天全靠自己的力量逐渐走上高位,在这个过程中没少和贵族集团对抗。所以武则天即位后特别注意扶持中低品级的官员,提拔庶族人士,用来取代旧有的士族阶层。她对中国科举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体现在对科举的三项改革上:

第一,巩固殿试。

武则天之前的科举,主要由官员负责组织考试,考生和皇帝不直接见面。但是从唐高宗时期开始,开创了一种新制度——殿试。皇帝在大殿上亲自主持考试,当主考官。既然有官员负责考试,皇帝亲自来主持一下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在中国人的伦理观念里,除了父子、母子关系之外,最亲密的关系也就是师生关系了,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生关系是非常牢靠持久的关系,史学界称为“拟血亲关系”,皇帝自然也重视。一旦皇帝主持殿试了,那就意味着今年参加考试的都算作“天子门生”了,这样,除了冷冰冰的君臣关系之外,考生与皇帝之间还能建立起一种温情脉脉的师生关系,距离一下就被拉近了。因此,殿试大大有利于笼络天下读书人的心。

《旧唐书》记载高宗在显庆四年(659年)春季亲自主持考试,这算是中国殿试之开端。但是唐高宗主持这次考试是临时的举措,没形成制度。自武则天始,殿试通常持续数日,并且规模大增,武则天将殿试制度化了,从此殿试就成了惯例,所以《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都说殿试是武则天创造的。从此以后,历朝历代皇帝都举行殿试,进士们也自豪地说自己是“天子门生”。

第二,开设武举。

武举创办人就是武则天。作为农业民族,中原人的尚武精神是有周期性变化的,一旦遇到外敌入侵或者长时间战乱,就会产生一批骁勇善战者。尤其是农业民族历来在技术和组织能力方面有专长,所以会出现武力强盛的一代。但这种尚武精神无法长久持续,一旦到了和平时期,人们的斗志便会消磨,战争年代积攒的经验也会流失。武则天时期,国家承平日久,老百姓习惯过太平日子了,很少有人懂得打仗,再加上府兵制也在逐渐瓦解,所以平民很少接触军事训练,国家兵源质量堪忧。几次边境战争也体现出军队战斗力开始下降,这不是个好兆头。

此外,有件事大大刺激了武则天。她曾经组织射箭比赛,并为此设立了奖金,但最终前几名都是番将。唐朝历史上有很多番将,他们是军事力量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次射箭比赛总冠军泉献诚就是个高丽人,高丽民族自古以来善射,泉献诚也不例外。

拿了冠军,泉献诚并不高兴。他对武则天说:请陛下以后停止举办这种比赛,因为拿名次的都是番将,外敌听说了,一定认为中原尚武精神已经败落,就会产生轻视中华之心,所以以后还是停止比赛为宜。

武则天恐怕多多少少都是有些尴尬的,射箭比赛就此停办了。但这属于鸵鸟政策,虽然眼不见为净,可是尚武精神败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尤其是几次边境战争,体现出军队素质比唐初有明显的下滑,因此武则天必须采取措施。

武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举办的。根据《通典》的记载,武举是长安二年(702年)开始举办的,考试程序和科举一样,考试内容则涉及射箭、骑术、负重、枪术等,还要看身材和口才。举办武举考试的目的则是鼓励年轻人,去练武,去参军。以前靠读书才能当官,现在武艺好也能当军官,武则天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培养尚武风气的。

应该说武举考试的举办是相当成功的,后世历朝历代也因此将其延续了下来。事实证明,武举真的是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比如平定安史之乱的一号功臣郭子仪,就是年轻时靠武举选拔上来的。他的身高在一米八〇以上(这在当时算得上是巨人),一身好武艺,因此很符合武举要求。就一个郭子仪,事实上就足以证明武举的价值。

第三,加试杂文。

唐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时期,所谓“唐诗宋词”就是夸赞唐、宋两个朝代文学的兴盛。而唐、宋两朝文学的兴盛其实都和武则天密切相关,因为武则天进行了科举改革,大大促进了知识分子们文学写作的积极性,改变了整个社会风气,唐代乃至后世的文学发展要给武则天记一功。

武则天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就是靠科举改革,她主政期间规定进士加试杂文,而不再仅仅是经学。这样的举措,促使青年学子们开始在写诗作文方面倾注心血。如此一来,就带动了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唐代《通典》里有这样一段话,可以看出武则天此举带来的巨大影响:

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仕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

也就是说,从武则天时代开始,天下读书人都希冀以文采通过考试,获得荣华富贵,就连五尺童子,也耻于不通文墨,从此以后科举尤其是进士科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进士们的大名和他们的文章,往往在十几天内就传遍全国,天下人因此都仰慕他们。可以说一旦考上进士,一切都有了:雁塔题名,曲江宴饮,风光无限,光宗耀祖。甚至到了唐朝后期,唐宣宗皇帝都开始羡慕进士,在大殿柱子上书写“乡贡进士李某”。

到了宋代,科举制已经占据绝对主流,进士成绩优异者可以不经铨选直接授官,宰相中九成是进士出身。官僚政治完全取代了贵族政治,科举功不可没。在社会上进士们也非常受欢迎,堪称“钻石王老五”,每年发榜的时候,里面一圈人,是考生们,翘首以盼等着发榜,外面还有一圈人,是各府的家丁们,膀大腰圆的,干吗呢?等着抓人呢。一揭榜,一旦某个考生高兴地说“哎呀我中了”,立马扑上去,往轿子上一抬,抬回府里。干吗?给我家小姐当女婿。什么出身、籍贯,一概不问,只要是进士就可以。此事还闹出过笑话,有一次发榜,一大户人家抓住一个新科进士,人长得也帅气。好,多好啊!进入府中,主人赶紧出来行礼,说:我家有小女,年龄和您正匹配,想嫁给您,不知尊意如何?年轻人从容淡定:谢谢您的美意,没问题,就有一样,等我回去问问我妻子。有妇之夫你们给抬来干吗?急啊,都来不及问。宋朝人甚至还给了这种行为一个称号,叫“榜下捉婿”,多贴切啊,“捉”这字儿多形象啊。

科举能如此发展,武则天委实功不可没。那些唐代大文豪,绝大多数都是武则天以后的人,李白、杜甫、贺知章、韩愈、白居易、杜牧。武则天以前呢?最多说出个“初唐四杰”来,这跟武则天对文学的重视密切相关。所以,唐(诗)宋(词),这个中国文学史上辉煌年代的形成,也有武则天的重要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