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主要论述地形在战争中的作用，详论了六种地形上的作战规律，分析了六种败象，以及判断取胜的三点重要因素，阐明了将帅与国君、与士卒应注意的关系。
◎因地制宜巧胜敌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孙子兵法·地形篇》
地形是用兵作战的辅助条件。
精读
孙子对选择地形的重要性和有关各种地形的行动原则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中指出：地理形势，是用兵的辅助条件。正确判明敌情，制定取胜计划，研究地形的险易，计算道路的远近，这是主将的职责。深知这些道理并能用来指导作战的，必然会取得胜利；否则，不能用来指导作战的，必然失败。《六韬·虎韬》中亦如是记载：“凡深入敌人之境，必察之形势，务求便利。依山林险阻，水泉林木，而为之固；谨守关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宋人梅尧臣说：“地形有一死生之势，战有存亡之道。”清人俞益谟说：“行兵之道，贵知地利，地利不明，万难出奇设伏。”就是说，在行军作战中，根据地形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至关重要，如此才能克敌制胜。俗话说：“不知民情难为相，不知地形难为将。”奇谋方略的创造，常要借助于地形条件。地形条件在战争中虽然不是活跃因素，而选定适宜，利用得当，就等于在兵力对抗中找到得力的帮手。为此，孙子在本篇中论述了六种军事地形的特点以及如何加以利用。这是我国最早的军事地形学的论著。
古今战史证明，地形首先确定了军事行动的舞台。设营、配置兵力、开辟交通线都是由地形条件决定的。古代两军交锋的所有战阵，总是在地形制约中完成的，主将只有在战前实地考察不同的地形，对战局了然于胸，才能驾驭复杂的地形，出奇制胜。
在军事上，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优势；在企业经营中，不同的地域也同样具有不同的优势。
广州南方大厦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商业大厦之一，20世纪80年代曾创下年销售总额2．7亿元的纪录，位列全国第一位。这里面的原因当然很多，但南方大厦善于发挥自己独特的地理优势，巧做生意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当时，南方大厦的销售主管从气象部门得知一条重要信息：明春雨季长、雨量大，广州多阴雨天。这位主管在核实了气象消息之后，决定预先购入一批雨伞。事有凑巧，当时深圳有一家公司因积压了25万把雨伞而一筹莫展，主管果断地支付了100万元巨款，将人家的“陈货”放在自己的库中“陈”了起来。第二年春天，广州果然阴雨不断，25万把雨伞未等雨季过去，早已销售一空。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令大厦内的职员和同行们不解的事情：雨季刚刚过去，广州阳光灿烂，这位销售主管又购入了20万把雨伞。于是，人们议论纷纷：“主管是不是发财发过了头?不下雨了购入这么多伞卖给谁?再说，即使是下雨，广州市民们的伞早已买得不少了，谁还买雨伞啊?”
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情况又出现了，气象预报指出：降雨区离开广州不断北上，然后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止步不前!南下的游客们都知道这一天气趋势，而且很喜欢广州的雨伞，于是在返归之前，人人都选购一把称心的雨伞。这时候，广州市的其他商厦大多已没有货源，南方大厦“天马行空”，又发了一笔财!
可见，“因地制宜”是企业经营决策和实施中的重要原则之一。地形，是用兵的辅助条件，判断敌情，制定取胜的计谋，研究地形的险易，计算路程的远近，这是高明将领的用兵方法。为人处世与兵战一样，也要注意环境的创造。氛围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办事效果。
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人处在弥漫着某种情绪的环境中时，都会受到环境的感染，使自己的情绪不知不觉地被环境所同化。比如，肃穆的气氛，能使人产生一种悲壮感；明快欢乐的气氛，能使人产生一种轻松感；壮怀激昂的气氛，易于振奋人的精神；咄咄逼人的气氛，容易使人产生一种压抑感……为了达到不同的办事目的，我们除了适应“地形环境”的同时，还应该学会制造不同的“社会环境”及气氛。
案例
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夏天，光武帝任命马援为陇西郡郡守。马援一上任，便整顿兵马，派步骑三千人出征。先在临洮击败先零羌，斩首数百人，获马牛羊一万多头。守塞羌人八千多，望风归降。当时，羌族各个部落还有几万人占据要隘进行抵抗，马援和扬武将军马成率兵进击，羌人将其家小和粮草辎重聚集起来在允吾谷阻挡汉军。马援率部暗中抄小路袭击羌人营地，羌人见汉军突如其来，惊慌失措，连忙地逃入唐翼谷中。马援挥师追击，羌人率精兵聚集北山坚守。马援对山摆开阵势佯攻，吸引敌人，另派几百名骑兵绕到羌人背后，乘夜放火，并击鼓呐喊。羌人不知有多少汉军袭来，纷纷溃逃。马援大获全胜，斩首千余级。但因为兵少，没有穷追敌人，只把羌人的粮谷和牲畜等财物收为汉军所有。
当时，金城破羌(今青海乐都东)以西，离汉朝路途遥远，又经常发生变乱，不好治理。朝廷大臣商议，要把该地区舍弃。马援持不同意见，他提出了三条理由：第一，破羌以西的城堡都还完整牢固，适于固守；第二，那地方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第三，假如舍弃不管，任羌人占据湟中，那么，以后将有无穷的祸患。光武帝觉得他言之有理，依从了他的意见，下诏命令武威太守把从金城迁来的客民全都放回。放回的客民一共有三千多，他们各自都返回了原籍。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武都参狼羌(羌族的一个分支)与塞外各部联合，杀死官吏，发动叛乱。马援率四千人前去征剿。羌人再次凭借有利的地形，据险而守，任凭汉军百般挑战，就是稳坐山头不战。马援在详细勘察了羌人的据守情况和周围的山势地形后，发现了羌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水源不足。马援指挥部队夺取了羌人仅有的几个水源，断绝了羌人的水和粮草，没过多久，羌人即不战自溃：一部分羌人投降了马援，大部分羌人远遁塞外。陇西从此安定下来。
◎灵活机动，变化无穷
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
——《孙子兵法·地形篇》
所以，懂得用兵作战的将帅，其指挥调动军队的决心绝不会迷惑不定，其所采取的战法及措施应是变化无穷。
精读
兵形像水是孙子所概括的用兵规律。
孙子在本篇提出了主动用兵、示形诱敌等战法后，又揭示了因敌情而变的战术原则，提示了指挥作战的机动灵活性。指挥战争，本无常规，千变万化，敌莫能知。军情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正如流水一般，“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正是“实”“虚”的可变性，能够“因敌变化而胜者，谓之神”，足见灵活应战的可贵。
在我们变换战术时，要有取得最后胜利的目的。灵活作战本身不是目的，只是达到胜利目的手段。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取得胜利才是战争的目的。因事、因人、因时、因地，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正是“兵形像水”的主旨所在。
商场如战场，要想成为一名精明的商人，能够在商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善于动脑，从商品或经营策略的某一个点上，稍加变化，把平常变为不平常。只要你善于思维，发现别人所不注意的东西，在有些事情上加上那么一点点东西，变化那么一点点，你一定能所向披靡，马到成功。
张先生开了一家电脑公司，除了卖各种电脑软硬件、配件外，也帮人家组装电脑。开始的时候，他的生意并不好，而且还因为不慎轻信朋友，有两万多货款无法追回，经过交涉，也只是抵了一批鼠标垫，共有两万多只。
如此平常的鼠标垫，随便到什么展览会上就可以拿几个，有多少人会买吗？两万只鼠标垫，怎么才能卖得出去呢？张先生就像手持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张先生只好闲坐着，看看报纸，或者玩玩电脑游戏。
忽然有一天，张先生的一个朋友来玩，闲聊之余便坐在张先生的电脑前练习打字。这个朋友刚学会五笔输入法，一些字根还记不熟，翻书又麻烦，不由得说了句“要是字根就在鼠标垫旁边就好找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先生突发奇想：要是在这批鼠标垫上印上五笔字型的字根表，也许会方便那些记不准字根的人。但如果卖不出去的话，他又要多贴印刷的成本。想了想，他还是决定试一试。印上了字根表后，他到网吧、打字店、电脑培训班等处推销，果然卖了很多。
有一天，一个中年男子来到张先生的公司，看到了这种鼠标垫，询问了价格，说如果一个1.20元钱的话，他会买两万个鼠标垫。原来他也是一家电脑公司的老板，最近他的公司接了一个大单子，给一家全国联网的寻呼台作系统集成方案，这个单子很大，PC机就要配两万台。寻呼台那方面要求，所用的PC机除了配齐常规的设置外，还特别强调每台PC机需要一个鼠标垫和一张五笔型字根表。为此，这个中年老板走了好几个地方，都是没有合适的产品和合适的价位。今天看到张先生这里的鼠标垫上印着五笔字型字根表，真是喜不自胜。这下他可以两件事情当做一件事办，两样东西用一样东西的价钱买回去，省钱又省事，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张先生正好还剩差不多两万个鼠标垫，这笔生意就成交了。
因为添加一个小小的字根表，死货就变成了活钱。如果张先生一直不改变自己的思路，那么，就不会有机会推销自己的鼠标垫，有了变化就有了机会。
遇到难题时，如果一味的顺着一个思路向前思考，那么只能是越想越难，根本把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假如善于换位思考，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自己和环境，就很容易找到新的人生机遇和突破点。可以说，移位思考是成功办事的智慧之一。
案例
公元1367年，按照朱元璋提出的“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然后进兵元都”；克元都后，再挥军西向，“太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的战略决策，征讨大将军徐达和副将常遇春，率军25万，沿淮河、运河、黄河北上进取山东、河南。
当时元军在山东分为东平、东昌(今聊城)、洛宁、益都、济南、般阳(益都西)等路，由山东东西道宣抚使普颜不花坐镇益都(今山东益都)指挥。虽然各路兵力较弱，战备松弛，但据有山东，却可屏障元朝的京畿重地。益都居于鲁山之北，南有大岘山，古称济水以南之天险；又有沂州南连淮泗，北通青齐；益都之西，有南依泰山、北临黄河的济南为门户，向为兵家必争之要地。
明军欲北攻山东，可从两路进军：其一可由江淮北经沂州直取益都，其二可由徐州北攻济宁、济南，再东取益都。徐达鉴于沂州守将王宣可以争取，因此，率主力由沂州北进，另以一部兵力出徐州，消灭鲁西南之敌，以掩护主力的翼侧。至正二十七年(吴元年，公元1367年)十月二十四日，徐达、常遇春率军由淮安北上，沂州王宣、王信父子降而复叛。十一月初十，徐达攻克沂州、峄州后，莒(今山东莒县)、密(今山东诸城)、海(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等诸州县相继归降。徐达即令韩政率兵一部扼守黄河要冲，阻敌增援，令张兴祖率兵一部由徐州沿大运河攻取东平、济宁，自率主力继续北进。二十九日，徐达军攻占益都，元宣抚使普颜不花等战死。朱军乘胜又攻占寿光、临淄、昌乐、高苑等地。十二月初八攻占济南。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攻占登州、莱阳等州县。与此同时，十二月初五至初八，张兴祖部也连下东平、东阿、济宁等地。
明军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顺利地夺占山东，至此明军已完成了北取中原第一个目标——夺取山东，扫除元大都屏蔽的作战任务。元廷甚为恐惧，但此时王保保正在同元廷火并，互不相让，元军无力顾及明军的进攻。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二月，徐达占领了山东之后，按原定计划，旋师河南，执行翦除元大都羽翼的作战任务。徐达率主力由山东济宁溯黄河西攻汴梁，进取河南。另以一部攻占永城、归德(今河南商丘南)，西攻许昌，策应徐达夺取汴梁。三月二十六日，邓愈率襄阳、安陆、江陵各地驻军向南阳进攻，配合徐达军的行动。邓军旋占唐州(今河南唐河)及南阳。三月二十九日，徐达军迫降汴梁元军左君弼部，元将李克彝率部乘夜西逃。四月初八，徐达军自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西进，大败王保保之弟脱音帖木儿(此时王保保在山西太原)五万人于洛水北塔儿湾(今河南偃师境内)，元梁王阿鲁温投降。徐军攻占洛阳后，接着又攻取嵩、陕、陈、汝诸州，并派冯国胜攻取潼关。元将李思齐、张思道闻风弃潼关逃入关中。
四月二十六日，冯国胜率兵进驻潼关，并西进占领了华州(今陕西华县)。至此潼关以东已全被明军占领。冯宗异按朱元璋的指示，选将留兵守关，不急于深入陕西。五月初一，徐达又增兵扼守潼关。至此，明军已完成了断其羽翼、“据其户槛”的战略进攻任务，元大都已处于“势孤援绝”的境地。
七月二十九日，徐达按朱元璋的指示，命益都、徐州、济宁各地的统兵将领，各率所部向东昌集结，并分别渡河。闰七月初二，徐达师出汴梁，自中滦渡黄河，连下卫辉、彰德(今河南汲县、安阳)、磁州(今河北磁县)、邯郸，十一日转向临清。临清地处卫河人运河之口，为北上船只的集结处，徐达在此会合山东各军，完成水陆进军的准备后，于十五日由临清北上。二十三日，明军已在攻取德州、长芦(今河北沧州)后进抵直沽(今天津狮子林桥西)，控制出海口，并沿北运河分水陆两路继续推进。二十五日，明军大败元军于河西务(在今天津武清东北)。二十七日，明军克通州后进逼元大都。
元大都为辽金以来的故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居庸、古北、松亭诸关，东西千里，险峻相连，近在都畿，据守尤易”。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于原中都旧城东北改筑都城，方60里，开11门，于九年改称大都城。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于11门增筑瓮门、造吊桥，以为守御。但是，由于元末政治腐败，又经孛罗帖木儿与扩廓帖木儿之变，民生丧乱，守备多不固。元顺帝在闰七月二十七日夜得知明军进逼大都后，便决定携后妃、太子，于二十八日夜开城西北之健德门，仓皇出居庸关，逃往元上都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西北)。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初二，徐达率明军自东面齐化门进入大都，元朝宣告灭亡。这样，明军只用了9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北上灭元的作战任务。
◎用“仁爱”赢得拥戴
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孙子兵法·地形篇》
对待士卒像对待婴儿一样细致，那么士卒就可以同将帅赴汤蹈火；对待士卒像对待自己最疼爱的儿子一样关心，士卒就可以跟将帅同生共死。
精读
“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这是处理将与兵关系的原则。将领只有如爱子般关爱士卒，才能使士卒与自己同生共死。孙子的这段论述，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君人者制仁”的思想精髓。《六韬》中说：“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不仅要有过人的胆识，宽广仁慈的胸怀也是不可少的，一个没有仁爱之心的人，肯定只能成为一个“孤家寡人”，根本不可能做成什么大事业。这一点无论在军事斗争领域还是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的其他领域，同样适用。
孔子说：“仁者爱人。”他认为，“仁”就是人们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在儒家思想中，崇尚道义、富有远见卓识和同情心、行为高尚的人，就可以被称为“君子”。相反，唯利是图、目光短浅、行为卑下的人，则被看做是“小人”。君子是人人都愿意结交的，而对于小人，人们则往往唯恐避之不及，更不用说得到别人的支持和帮助，或者作为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了。
一般说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够体现出“仁”的指导思想，但“仁”比前者具有更加广泛的含义。不论是“己欲立”、“己欲达”，还是“己所不欲”，都包含有从自身考虑的直接的功利目的，即为了满足实现“己立”、“己达”或者避免“己所不欲”。而“仁”却通常不包含明确的直接目的，仅仅是出于自己的同情、恻隐等内在美德。同样，能够经常实行“仁”道的人所得到的回报，也不仅仅表现在一两件具体的事情上。
当然，以“仁”心对待别人虽然没有直接的目的，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毫无目的的。相反，有时候，仁慈的背后可以隐藏更长远、更大的目标。
仁义不仅表现在个人或者组织之间的交往中，有助于个人或者组织的长远目标的实现，而且还适用于组织内部，有利于协调内部的关系。在我国古代，把仁爱精神推及到政治领域，便是“仁政”。暴政失民，仁政得民，被认为是千古不易的真理。中国历史上，人民安定、政权稳固、生产繁荣、社会进步的所谓“盛世”，都是统治者推行宽松的“仁政”的结果。而国家灭亡，则往往是由于统治者暴虐，不能以仁义治天下的结果，史籍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不务德而武伤百姓”以至于令“百姓弗堪”的夏桀，好酒**乐、固执残暴的商纣，一意孤行、多行暴政逼得国人“道路以目”的周厉王，以及由于“仁义不施”而短命的秦王朝等。
当今的领导者，仍然可以从“君人者制仁”的谋略中得到启示。减轻被管理者或下级的负担，多体谅和同情他们，让他们真正体会到领导者的宽厚、仁义。只有从下级的切身利益考虑，关心他们的疾苦，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是一个组织能够齐心协力实现计划目标的一个先决条件。
中国有句话叫义薄云天，讲究情义是人性的一大弱点，中国人尤其如此。“生当陨首，死当结草”、“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无一不是“感情效应”的结果。为官者大都深知其中的奥妙，不失时机地付出廉价的感情投资，对于拉拢和控制部下往往能收到异乎寻常的效果。
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大人物，会记得只见过一两次面的下属的名字，在电梯上或门口遇见时，点头微笑之余，叫出下属的名字，会令下属受宠若惊。富有人情味的上司必能获得下属的衷心拥戴。有人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掌权者对部下的一切感情投资，就是这样的。
墨子说：“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意思是说，爱别人的人一定会被别人爱，而憎恨别人的人也会被别人憎恨。正所谓“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样对待你，为人处世不可不知。
案例
宋哲宗元祐年间，苏轼出任钱塘(杭州)的地方官。当他上任不久后，掌管地方税务的官吏抓来一个人，是南剑州的举子吴味道。此人携带着两大卷物品，冒用苏东坡的名衔密封，上面写有“送京师苏侍郎宅”(苏侍郎即苏轼的弟弟苏辙，时任职门下侍郎)。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逃税。
于是，苏轼把吴味道叫到跟前，问卷内是什么东西。
吴味道惶恐地上前说道：“我今年秋天有幸得到推荐成为乡贡进士，同乡凑集了十万钱送给我，作为赴京师的路费。我用了其中的一部分钱买了二百匹建阳薄丝。但是考虑到沿途所有的地方都要抽税，到京城时恐怕剩不到一半了。于是私下想，当今天下名望最高，并且喜欢提携奖掖读书人的，只有先生您和苏侍郎了。即使这件事情败露了，也一定会得到宽恕。因此我就假借先生的名衔，封好了货物往京城而来。没想到先生您已经先来到这里任职，真是罪责难逃。”
仔细打量了一会儿后，苏轼笑着叫来掌管文书的官吏，把旧封除去，另题自己的新官衔，附上“送至东京竹竿巷”苏辙处字样的字条，并亲自给弟弟写了封书信，一同交给吴味道，让他带到京城去。
过了一年，吴味道考中进士，特地回来向苏轼表示感谢。苏轼非常高兴，两人成了至交。
吴味道进京赶考，冒充苏轼之名携带物品以图逃税，按律本当问罪，但苏轼了解举子的艰辛，不但没有处罚他，反而真心地对他提供了帮助。吴味道考中之后，自然不会忘记苏轼的恩惠。苏轼是出于同情才这样做的，但客观上又多了一个官场上的好朋友。
苏轼的这种同情，体现的就是我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仁”。
◎认识规律，利用规律
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孙子兵法·地形篇》
既了解敌方，又了解我方，争取胜利就不会有多大危险；懂得天时，也懂得地利，夺取胜利就有完全的把握。
精读
孙武在本篇列举了六种地形之后，紧接着又提出了“六兵”(“走兵”、“驰兵”、“陷兵”“崩兵”、“北兵”、“乱兵”)，并且强调指出：这六种败兵的出现，主要的原因还不是由于地形的原因，而是为将者用兵的失误；地形对于战争的胜利，只是一个辅助条件，胜败的关键，是为将者是否善于掌握“战道”，也就是战争规律。
这“战道”究竟是什么?归结一点，那就是：“知己知彼，知天知地。”一切都要按“战道”办事。
“彼”，指的是敌方。知彼，可以说是“四知”中最复杂、最困难的方面。孙子突出加以强调，认为：“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用间篇》)
“己”，指的是我方。孙子十分重视知己。知己不仅是多方面的，甚至矛头直指国君：“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谋攻篇》)
“天”，孙子认为：“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天是纯粹的物质现象，而“知天”则是取得军事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火攻篇》所叙述的更为明白：“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把知天与军事行动密切联系在一起，是“知兵”的重要方面。
“地”，孙子明确指出：“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他还强调说：“地形者，兵之助也。”为了知地，他十分重视利用向导，认为“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彼、己、天、地”，孙子认为，乃是实在事实，无任何虚幻神秘的成分，只有认真慎察其事实，从实际出发，乃能正确确定战争的战略和战术指导原则，克敌致胜。
掌握战争规律，按照战争规律办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甚至会有很大的风险。难就难在，有时候，要坚持按战争规律办事，甚至皇帝老子的话都不能听，都要“顶撞”，这风险还不大吗?然而，要克服这个“难”，要敢于冒这份风险，依靠的又是什么呢?孙武回答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这就是说，只有不图个人名位，不畏惧可能招致的罪责，而以广大民众利益为思考问题、作出抉择的惟一出发点，才能真正地坚持“战道”。两千多年前，孙武能站在这样的人生观与得失观的高度来考察问题，不能不发人深省，令人敬佩。当然，孙武是站在民本主义立场上讲这个话的。民本主义的特点仍是以封建皇权为前提的，因此他才说，“惟民是保”也“利合于主”，即符合封建君主的根本利益。这是孙武的时代局限，我们不能苟求古人。
仔细思考一下，打仗有“战道”，要按战争规律办事，而做其他什么事也都有“道”存焉，也都得要按规律办事。办事要明理，办事要研究规律，这是我国在办事理论研究上的一大特色，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是中国人在办事中奉行的至理名言。从古到今，凡是有志办好中国事情的仁人志士，无不在明事理，探究办事规律上进行不懈地追求。但是，最值得让人敬佩的是毛泽东同志，他认真总结并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几千年来对办事规律研究的成果，对办事规律科学的表述为：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他明确指出了，不论办什么事，只有懂得那件事的规律，才能办好那件事。
案例
公元208年(献帝建安13年)，曹操率领马步水军83万，水陆并进，计伐东吴。诸葛亮分析天下形势，向刘备建议：往投东吴，使南北相持，我军将可从中得利。刘备接受了诸葛亮的献计，当即派他去东吴进行游说。诸葛亮奉命来到江东，几次用计，多番曲折，先是“舌战群儒”，促使孙权与周瑜下定决心与曹军抗争。然而，在这过程中，由于诸葛亮屡屡表现出非凡的智慧与才能，遭到东吴都督周瑜的嫉恨，周瑜决心设计除掉诸葛亮，为东吴根除后患。草船借箭就是因周瑜蓄意谋害诸葛亮而由诸葛亮导演出的精彩一幕。它生动地说明诸葛亮用兵具有知己、知彼、知天、知地的特点和才能。
却说这一天，周瑜在大营中邀请诸葛亮与众将官一道议事。大家坐定后，周瑜对诸葛亮说：近日即将与曹军会战，水上交锋，先生以为应该用何种武器为先?诸葛亮说：大江之上，两军交锋，应以弓箭为先。周瑜说：先生所言，正与我意相合。只是现在军中箭枝甚缺，能否请先生监造10万枝箭，以作应敌之需；这是公事所在，还望先生不要推辞哩!诸葛亮明知这是周瑜设计陷害，但他却心中有数，便回答说：都督委派之事，我岂敢推辞，只是不知10万枝箭，何时即需备齐呢?周瑜说：10日之内备齐如何?诸葛亮说：曹操大军，即将到来，若等10日，恐怕误了大事哩!周瑜听了有些纳闷，心想：我限10日，正要难为于他。他却反说10天时间太长，这是何意?便问诸葛亮道：那么，依先生之见，那应是几天完成才好呢?诸葛亮说：只消3天，便可向您缴纳10万枝箭，以应急需。周瑜听了更是暗暗吃惊，说道：这可是军中无戏言呀!诸葛亮说：我岂敢戏弄您大都督呀!您如不信，我愿立下军令状，3日之内缴不出10万枝箭，甘愿按军令受罚!周瑜听了诸葛亮的话，以为这下诸葛亮是中了自己的计了，大喜过望，当即命令军政司拿来纸笔让诸葛亮签下军令状，并假惺惺地对诸葛亮说：待您完成这件大事，我定当重谢，摆酒为先生庆功!诸葛亮说：今日造箭已经来不及了，从明天算起吧，到第3天您来取箭就是了，说罢便告辞而去。诸葛亮走后，当时任周瑜军中赞军校尉的鲁肃吃惊地对周瑜说：诸葛亮莫不是有诈吧，3天怎能造成十万枝箭呢?周瑜说：管他的，是他自己送死，又不是我逼迫他。今日他当众立下令状，这下便插翅也难逃了；我还要吩咐工匠故意拖延时间，所需要的器材也迟迟不给他备齐，看他如何是好!您与诸葛亮交情甚好，不妨到他那里去探听一下虚实，看他到底怎样动作。
说罢，鲁肃便来到了诸葛亮住处，诸葛亮一见鲁肃来到，故意装作为难起来，对鲁肃说：子敬呀，您可得救救我哩！3日之内如何能造成10万枝箭啊!鲁肃说：这全是先生自取其祸，教我怎能相救哩!诸葛亮说：事到如此，别的事我也不求您了，只求一件事，借给我20艘船，每艘船配军士30人，船上一律用青布作成幔帐，各扎稻草千余来，分布于幄帐两边，这样，我包管3天后缴纳10万枝箭就是了。只是我的这个要求，请您务必不能告诉都督，不然的话，他又会坏我大事。对于诸葛亮这点微不足道的要求，鲁肃满口答应了，回到周瑜那里真的没有提诸葛亮借船的事，只说孔明根本用不着什么造箭的器材和工匠，一切他自有道理。周瑜听了鲁肃的回报感到十分奇怪，但又想不出怪在哪里，便说：那好吧，看他3天内怎样拿10万枝箭来见我!
却说鲁肃按诸葛亮的要求私自拨出20艘船，每船30人，以及布幔、稻草束等一一齐备，只等诸葛亮调用。却不料第一天并不见诸葛亮的动静，第二天也还是不见动静，直到第三天四更天时，诸葛亮才秘密邀请鲁肃来到船中。鲁肃问道：您叫我到船上来是为什么呀?诸葛亮说：特地请您来一同去取箭哩!鲁肃感到奇怪，问道：到哪里去取箭呀?诸葛亮笑着说：这您就不需多问了，等船开到前面您自然会明白的。说罢，命令士卒用长长的绳索把20艘船连在千起，朝着北岸魏营的方向开去。这天晚上，大雾迷漫，长江之上，更是迎面不辩人影。诸葛亮只是催促船队加速前进，到五更天时，已经靠近曹军水寨了。这时，诸葛亮吩咐军士把船倒过来，头朝西，尾朝东，一线儿摆开，就在船上擂鼓呐喊。鲁肃吓得不行，说道：先生，你这样大吹大擂，假若曹操听到了，出兵来攻，如何是好?诸葛亮笑着说：不碍事，我料他曹操见到大雾迷漫，不辨虚实，必不敢出兵，我们只管喝酒取乐，等天亮雾散，便回营去。
且说曹操营中，听得江上擂鼓呐喊，水军首领毛蚧、于禁慌忙报告曹操。曹操听到报告，下令道：江上重雾，吴军忽至，必有埋伏，切切不可轻动，可拨水军弓弩手5000人前去以乱箭射之。说着又派人叫张辽、徐晃也各带陆军弓弩手3000人前往江边助射。这样水陆两军弓弩手合计共约万余人，一齐向江中放起箭来。一霎时，箭如聚雨。过了一阵，诸葛亮又教军士把船再换个方向，头朝东，尾朝西，并且更逼近水寨受箭，一面还继续擂鼓呐喊。就这样，一直闹到日出雾散，诸葛亮才下令向江东返航。这时，20艘船上的稻草束上已排满的箭枝，等到曹操发觉派兵来追赶时，诸葛亮的船已经走了20多里，无论如何也追不上了。
在返航的路上，诸葛亮对鲁肃说：我叫士兵大略地算计了一下，每艘船约莫受箭5000—6000千枝，不费我们半分之力，已经得了10万余枝箭，明日用它来射曹军，这岂不是很合算吗?鲁肃听了这话佩服得五体投地，问道：先生真是神人呀，您怎么会知道今天有大雾呢?诸葛亮回答道：为将者用兵打仗，如果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那岂不是一个庸才?用那样的人带兵是注定要误事的。我在3日前便已算定今日必有大雾，所以才敢在周瑜面前夸下海口，立下军令状哩。说着说着，船已到岸，周瑜正派500军士在江边等候搬箭，计数的结果竟计10万有余，周瑜想害死诸葛亮的阴谋又没有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