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布单子

我的**常铺着粗布单子， 或格子或条纹， 或单色或多色。我喜欢**睡在上面， 肌肤与单子亲密接触， 便能感受到它的粗糙、厚实， 虽然没有洋布单子细腻柔软， 但它透气耐造， 睡在上面有一种亲近自然的感觉。

对粗布单子的喜爱， 源于儿时在农村的记忆。我的老家在关中腹地， 那里盛产小麦、玉米和棉花。棉花春季播种， 喜阳宜墒多虫害， 经常要锄草、浇水、打农药。记得有一次小姑姑在生产队的棉花地里打药， 三伏酷暑没戴口罩， 竟然农药中毒了， 下工回来不久便心慌呕吐， 浑身无力， 脸色苍白。爷爷急忙叫来村里的赤脚医生， 又是打针又是吃药， 在炕上躺了好多天才缓了过来。到了七八月， 棉株就开始结骨朵儿了， 像小桃子一样一天天鼓胀着。有一次我和弟弟在乡下孩子的带领下，偷偷钻到棉花地里摘棉桃吃， 摘下一颗， 掰开来里面嫩籽白白的， 咬一口涩涩甜甜的。结果让人发现了， 告到爷爷那儿， 回去被揍了一顿。

到了棉桃由绿变红， 长到鸡蛋般大小的时候就是快成熟了。忽然有一天棉桃就裂开缝露出白来， 刚开始还星星点点、羞羞答答， 日头晒上两三天， 就纷纷吐出絮来， 棉花地里便白花花的一片了。采棉花可是一项辛苦的劳作， 采早了纤维不成熟， 采晚了棉花就可能变色生斑， 适时采摘才能有好品质。我就跟姑姑一块儿采过棉花， 头顶烈日， 手被扎得尽是伤口。虽然辛苦， 但也有丰收的喜悦。那时候穷， 买不起洋布， 棉花丰收了， 庄稼人就有了穿的盖的。生产队给每户分了棉花后， 家里的女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 搓棉条、纺线、织布， 常常要忙上一个冬天， 一家人的穿衣铺盖才能有着落。

那个时候， 女人们一有空闲， 手里便旋转着纺锤， 旋出线来缠了再旋。奶奶婆婆们面前的纺车， 似乎一直嗡嗡转着， 手中的棉条像春蚕一样吐着棉线。纺完了线就要织布了， 先在院子里栽上桩子， 把纺好的棉线绕成经线， 要织几丈布就排几丈的经线。然后再把经线绷在织布机上， 纬线则缠在梭轴上， 准备工作就算做完了。在儿时的我眼里， 黄道婆发明的织布机是一架十分精密复杂的机器。我常常跑到二奶奶家去看她织布，坐在织布机上的二奶奶， 仿佛在做着一件非常神圣的事， 操作起来庄严而富有节奏。踏板在她的脚下左右踩动， 一手穿梭子一手拉梳扰， 随着“吱扭哐嘡……吱扭哐嘡” 的机杼声， 粗布便一寸一寸地织了出来。我常常在这种声响中沉入梦乡……在乡下的冬天里， 嗡嗡旋转的纺车装点着孩子们的梦境， 哐嘡哐嘡的机杼声成了孩子们美妙的催眠曲。

粗布织好后， 需要浆洗捶打， 这样才能平展耐用。用这样的布给家里人做夏天穿的汗襟子、裹肚子、裤衩子， 再剪出几丈来染成黑色的， 给男人们做春秋穿的衫子、褂子和裤子， 冬天御寒的棉袄， 还有裹裆棉裤。女孩子只有到了出嫁时， 才能扯上几块洋布做嫁衣。农村的被里子、单子就更不用说了， 都是用这种土布做的。

在物资短缺、“一大二公” 的年代， 妇女们织的粗布不仅自家使用， 也是农民唯一可用于市场交换的商品。在三年困难时期闹饥馑的时候， 村里的男人们背上自家婆娘织的土布， 跋山涉水到地多人稀的地方换些粮食回来， 这样家人才能度过饥荒， 保住性命。那个时候， 粗布单子也是农村孩子学费的来源， 每到开学前， 母亲们就会从箱子底拿条土布床单， 到集市上卖掉， 换来一卷皱皱巴巴的钱， 塞到孩子手里， 到学校交学杂费， 孩子才不至于失学。

我小时候冬天回老家， 都是躺在这样的粗布单子上， 盖着粗布被子睡觉的， 我的皮肤似乎对粗布有了记忆， 躺在这样的铺盖中才睡得踏实。记得“文革” 后期， 我转到六十四中上学， 在贺韶村姨父爷屋里住了几天。姨父爷“文革” 前在青海省财政厅工作， “文革” 中因为家里成分不好， 被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年近六旬的他孤身一人住在老屋的一间房里， 每天下地干活， 还要自己做饭。我去时正是初秋， 姨父爷用门板给我支了一张单人床， 怕我睡不惯光床板， 便把他用的薄褥子和单子给我铺上， 自己却睡在光席上。晚上躺在汗腻腻的粗布单子上， 尽管能闻到它散发出来的汗味、烟草味， 但我依然睡得很香。

几十年过去了， 如今手工粗布已难得一见， 但我对粗布单子的情愫却一直未泯。每当在农村碰见纺车和织布机， 或者有妇女织布， 我都会默默地看半天， 听着它哐嘡哐嘡的声响， 仿佛又回到了儿时的乡下……如果在集市上碰到有卖粗布单子的， 都会忍不住买上一条。老伴说： “你买这么多粗布单子，什么时候能用完？” 我说： “留着吧， 慢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