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初， 组织上安排我到一个新部门任职。不久， 年近八旬的父亲， 与我进行了一次简短而又正式的谈话。父亲说： “你现在是单位的领导了， 一定要秉公履职， 认认真真干事， 清清白白做人， 不能做的事坚决不做， 不能伸的手绝对不伸。” 看着一脸严肃的父亲， 我郑重表态： “放心吧， 这些要求我一定牢记在心。” 我工作以后， 父亲很少这么严肃认真地和我谈话。我明白， 这是父亲对儿子履新的叮嘱， 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做人做事的准则和底线。
父亲在商业系统干了一辈子。生于1926 年的父亲， 早年丧母， 十六七岁便经人介绍进入西大街一家票号当学徒。一个从农村出来、不谙世事的孩子， 便开始了端茶倒水、打杂扫屋、伺候掌柜、看人脸色的生活。要强好学的父亲， 打杂跟班时没有忘了偷偷学艺。只有初中文化的父亲， 几年的工夫， 就对票号的经营之道熟稔于心， 算盘也打得越来越溜， 就连掌柜的都感到惊讶， 没想到这个默默干活的相公娃还是一个可造之才。到新中国成立前， 二十出头的父亲已是票号的骨干了。
父亲是家里的长子， 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失去母亲后， 长子照顾弟弟妹妹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新中国成立前父亲便将弟弟从农村带到西安城， 利用票号往来的关系给弟弟谋了一份工作， 之后弟弟所在票号并入银行系统， 从此改变了弟弟的命运。父亲又想办法把妹妹带到西安上学读书， 后来她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父亲曾给我描述过当年解放军进入西安城的情形。市民们倾家而出， 拥上街头， 贴标语举横幅， 打腰鼓扭秧歌， 欢呼雀跃迎接解放军， 爬上票号房顶迎接解放军的父亲更是心潮澎湃。那时百废待兴， 建设新中国急需人才， 父亲毅然辞去了票号的差事， 应聘进入国营商业系统， 先后在贸易公司、糖业烟酒公司、百货公司工作过。年轻充满活力的父亲， 把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工作当中， 加之他勤奋努力， 很快便成为业务骨干， 短短几年就从股长干到了科长。
1954 年秋天， 二十八岁的父亲和同在商业系统的母亲结婚了。一个农村的孩子， 孤身来到人生地疏的西安城， 把弟弟妹妹带出农村， 自己立业成家， 父亲付出的努力是可想而知的。当相继有了三个儿子后， 父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作为公司的业务科长， 父亲经常早出晚归， 出差跑业务， 奔波于全国各地， 在同行中业绩骄人。常年的旅途劳顿和不规律的生活，导致父亲在20 世纪60 年代初患上了胃病和膝关节炎， 膝关节炎严重时到了行走困难需要拄拐的程度。三十多岁的父亲怎甘后半辈子变成一个废人， 他四处求医问药， 扎针拔罐， 坚持治疗。后来在一位老中医的建议下， 父亲一边工作一边坚持到汤峪泡温泉。也许是父亲的意志和恒心击溃了病魔， 半年多后父亲的膝关节炎竟然痊愈了。
“文革” 开始后， 一切都乱了套。父亲一个小小的业务科长也变成了保皇派、走资派， 被关进了牛棚， 不久又被送到南泥湾“五七干校” 劳动改造。在干校劳动的日子里， 体力上的劳累还能咬牙承受， 但精神上的压抑让父亲心力交瘁。心情烦闷了就抽烟， 最多时一天要抽两包纸烟。到了冬天农闲时， 父亲便冒着陕北刺骨的严寒， 上山刨树根， 回来做根雕， 用这样的劳作来缓解思想上的苦闷。不到半年， 父亲因突发心脏病被送回西安治疗。
经诊断， 四十多岁的父亲患上了冠心病。从此， 父亲的包里常常带着丹参片和救心丸， 心脏难受时便拿出来吞几粒。
父亲在家养病的日子， 是我们家难得团聚的一段时日。终于闲下来的父亲， 托人买了木材， 请木匠给家里做了一套纯木家具， 从此我们家里才有了家的样子、家的氛围。这期间父亲还教会了我烙烧饼、打搅团、擀面条。父亲是关中人， 善做面食也爱吃面食， 而母亲是湖南人， 只会做米饭。经常是母亲做了米饭，父亲说吃不饱， 要再吃个馒头或下碗面才算吃饱了。父亲吃起面来可以说是狼吞虎咽， 不管是宽的窄的、薄的厚的， 从来不嚼。他最爱咥面片片蘸蒜， 就是包饺子时留些饺子皮， 煮熟后，夹上一片， 蘸上蒜汁， 吞入口中呼噜就咽了下去， 一副享受人间美味的神态， 还不断给我们做着示范， 说这样吃才过瘾。
“文革” 后期， 开始抓革命促生产， 父亲恢复了工作， 被派到百货公司的基层单位大百货批发部和钟表缝纫机商店任经理。
父亲又开始忙碌了。他无论到哪个单位， 都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 干一行爱一行， 干一行精一行。改革开放后， 因业绩突出，父亲又回到阔别几年的百货公司， 任主管业务的副经理。那时候全国上下都在拨乱反正， 抓生产力， 恢复经济。年过半百的父亲全身心投入工作， 早出晚归， 出差又成了常态， 一直到20 世纪80 年代初。那几年是父亲心情舒畅、干劲十足的几年。
随着商业体制改革和经营业态多元化， 加之民营批发市场的异军突起， 国有商业受到巨大冲击， 管理型公司先后被撤销合并。父亲再一次被分流至基层， 到工业品贸易中心当领导。
在国有商业经营日趋艰难的状况下， 父亲带领职工，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生存、求发展， 一直干到退休。到了80 年代中后期， 眼看着自己曾经工作的单位一个个或关门倒闭， 或名存实亡， 父亲嘴上没说什么， 但眼神里充满了遗憾和无奈。加之母亲和爷爷相继去世， 已经戒了酒的父亲又开始喝酒了， 借酒排遣心中的郁闷和对亲人的思念。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 同在国有商业系统做批发工作的我的两个弟弟也先后下岗了。父亲既无奈又担忧， 两个儿子的生计成了他的一块心病。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思考， 父亲鼓励老二两口子创业， 搞日化产品的批发经销。年过六旬的父亲帮他们出主意当参谋， 许多环节亲力亲为， 一直工作到七十岁出头才回家休息。
那些年， 父亲高兴了会喝酒， 遇到难处了也会喝酒。但喝不起好酒， 都是几元钱一瓶的普通酒， 什么城固特曲、太白酒、绵竹大曲等， 我常会买上一箱搬回去塞到父亲的床底下，嘱咐他少喝一点。父亲喝酒很不讲究， 一碟调辣子、一碗黏面、一个苹果都可以佐酒， 甚至什么都不吃， 只拿出酒瓶来自斟自饮。但每次都喝不多， 从来没见他喝醉过。
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陕西男人， 秉持着“男主外， 女主内” 的传统观念， 不太过问家里的柴米油盐、日常家务， 但大事一定是他做主。我们一家五口长期住在房管局的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厦屋里， 随着我们长大， 改善住房条件一直是父亲的心愿。70年代中期， 父亲千方百计托人找关系， 下了几年的功夫， 终于换了一套近四十平方米的平房， 尽管光线和通风都不太好， 但比原来的住房要宽敞多了。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一出来， 父亲就告诉我抓紧复习备考， 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参加完考试，如何填报志愿让我犯了难， 在农村当知青的我对大学专业一窍不通， 于是跑回家征求父亲的意见。连高中都没有读过的父亲， 对高校的专业更是一无所知。但父亲思忖良久， 给了我这样的建议： 选一个毕业以后可以进工厂的专业。最终我听从了父亲的建议， 选择的专业是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现在回想起来， 父亲的建议是基于那种“三十六行， 工人为王” 的朴素认知， 也是他内心深处对工人阶级的崇敬。
父亲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但他始终关注时政国运， 关心国内外大事。早在70 年代初， 父亲就用近一个月的工资买回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用来收听新闻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到了80 年代初， 父亲换了外汇券， 托人在华侨商店买回了一台十四英寸日立牌彩色电视机， 那算是我们家当时最高档的电器了。父亲每天晚上下班回来， 都要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几十年如一日， 雷打不动。父亲最爱看的报纸是《参考消息》， 打我记事起父亲就订了这份报纸。什么美国封锁古巴、中国重返联合国、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等大事件我都听父亲讲过。印象最深的是当得知苏联解体、共产党下台时， 父亲脸色凝重， 说了一句我至今都记忆深刻的话： “中国可不能走这样的路。”
为了缓解退休后闲下来的不适， 2000 年寒假， 我们弟兄三家带着七十四岁的父亲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先去了长沙，去看望已八十多岁的姨妈， 让三个从未见过奶奶的孙子感受一下湖南人的生活。可能是基因的缘故吧， 三个孩子对长沙的臭豆腐、炒辣椒、蒸腊味， 还有火宫殿的小吃赞不绝口。看着他们大快朵颐的样子， 我不禁想起了母亲为我们做湖南菜的情形， 如果母亲还活着， 和我们一起来就好了……第二站去了桂林。人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 站在漓江游轮甲板上的父亲， 凭栏远眺， 看着奇峰突起、崖壁画屏、漫江碧透、凤竹夹岸、山水如画的风光， 心情愉悦的他告诉我， 过去出差来过桂林， 都是匆匆办完事就返回了， 没有时间欣赏风景， 今天一看， 果然名不虚传。在桂林的三天里， 我们陪着父亲游江览胜， 溶洞探幽， 浏览市容， 品尝美食。一路上， 已逾古稀之年的父亲不辞劳顿， 兴致勃勃。那是一次愉快而又难忘的旅行。
2005 年秋天， 我们给父亲过八十大寿。实际上这一年父亲满七十九岁， 按陕西的风俗， 八十大寿提前一年过， 也就是过虚岁， 据说这样吉利， 老人可以长寿。那天， 满头银发的父亲， 身穿红缎唐装， 脚蹬皮面老头鞋， 精神矍铄， 神采奕奕。
各地的亲戚朋友、父亲的老同事聚集一堂， 为他老人家祝寿，中堂上悬挂着我为父亲撰写的寿联：玉璞归真福如海
祥云东来寿比山
嵌了父亲名字的寿联， 寄托了子孙们对他老人家的吉愿与祝福。看着满堂儿孙、亲朋好友和久未见面的老同事， 抚今追昔， 父亲感慨地说， 老了老了赶上了好时光。已经许久不喝酒的父亲， 禁不住喜悦之情， 多喝了几盅。那天留下的全家福中， 父亲笑得很开心。
2006 年， 是我们家喜忧参半的一年。喜的是女儿考上了清华大学， 当我回去把这个喜讯告诉父亲时， 父亲虽然没有太多的言语， 但我能看出他的眼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他对我说：“你一天净忙着上班， 这主要是你媳妇的功劳。” 忧的是父亲这一年被诊断出患了食道癌， 我们弟兄几个本想瞒着父亲， 但心里明白的父亲说： “不用瞒我， 是不是得了不好的病？” 我们只好如实相告。父亲沉默许久， 说： “那就听大夫的。” 考虑到父亲年岁已高， 我们和大夫商量不做手术， 放射治疗。此后的一年多里， 我们定时推着父亲去做放疗， 父亲也很坚强， 非常配合大夫的治疗， 从不喊疼或难受。但我感觉， 轮椅上的父亲似乎一下子老了许多。为了有人能照顾年迈的父亲， 我们从老家雇了一个远房亲戚， 来招呼父亲的饮食起居。经过一年多的治疗， 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父亲的病灶萎缩， 饭量和精神都有了改善， 又开始读报看新闻、到公园遛弯儿了。
正当我们为父亲病情好转而庆幸时， 一天上午， 招呼父亲的阿姨突然打电话给我， 说父亲在家摔了一下， 现在躺在**动不了了。我急忙放下工作， 叫上弟弟赶了回去。进门一看，**的父亲表情痛苦， 半边脸抽搐， 说话也不利落了， 我们连忙把他背下楼送到医院。经检查诊断， 父亲是轻度脑梗。经过一段时间的住院治疗， 父亲再一次挺过了病魔的侵袭， 又能下地活动了， 却落下了一边眼睛抽斜的毛病， 行走也离不开拐杖了。这一年父亲八十三岁。
看着日渐衰老的父亲， 我们能做的就是买点他喜欢吃的， 常回家看看。刚开始每到周末都回去， 后来忙于工作和应酬， 有时两三周才回去一趟。父子之间本来话就少， 陕西男人更是如此。
每次回去， 除了嘘寒问暖、问吃了什么外， 就默默地相对而坐。
有一次回去， 父亲告诉我： “刚才老三回来了， 坐了一个多小时，没说什么又走了。” 我说： “儿子回来主要是操心您， 看看没有事就放心了。” 可以说， 父子之间的情感更多的是在不言中。父亲年纪大了， 喜欢穿北京老头布鞋。我每次去北京出差， 只要有空就到前门大栅栏“内联升” 鞋店， 给父亲选一双圆口千层底的老头布鞋。记得有一次买了一双皮面的老头鞋， 父亲一直舍不得穿，锁在柜子里， 只在他八十大寿时穿过一次。有一回三伏天我回去看父亲， 问他为什么不开空调， 父亲说： “心静自然凉， 你看我穿的这种高支棉汗衫， 既轻薄又透气， 一点都不热。” 我随口说了一句： “我明儿也买一件穿。” 当我下次回去看父亲时， 他颤颤巍巍地从柜子里拿出两个盒子递给我， 打开盒子一看， 是两件上海产的“**牌” 高支棉汗衫。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 年迈而行动不便的父亲， 是怎么去给儿子买的汗衫呀……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 看父亲的精神不错， 我决定带久未出门的父亲去大唐芙蓉园看看， 让他感受一下西安的新变化、新气象。到了园子里， 沐浴在阳光里的父亲， 心情也如春天般爽朗， 在阿姨的搀扶下， 缓缓地走着看着……看着父亲拄着拐杖、步履蹒跚的背影， 那一瞬间我思绪万千， 这还是那个威严的、在我们小时候调皮闯祸后用笤帚疙瘩揍我们的父亲吗？ 还是那个身板笔直、走路飞快， 我们小跑才能跟上的父亲吗？ 还是那个曾经驰骋商场， 屡创佳绩的父亲吗？ 父亲真的是老了， 到了我们应该用心呵护他的暮年， 这就是生命的规律……2011 年下半年， 父亲的病情加重， 各个器官都趋于衰竭。
父亲是多么舍不得离开我们呀， 眼神里透出对生命的留恋。弥留之际， 我们弟兄几个轮流陪护着父亲， 陪着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2012 年大年初六， 在医院里与病痛做了半年多抗争的父亲， 撒手人寰， 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 少年丧母， 中年丧妻， “文革” 受冲击， 还有一次被车撞成了严重的脑震**， 到了老年则饱尝病痛， 遭受折磨。父亲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 屡遭挫折仍不改初心， 在每个岗位上都勤奋努力， 业绩不凡。父亲的一生也是清廉、淡泊名利的一生， 父亲去世后， 他的存折上只有三万元， 这就是他一生的积蓄。母亲去世二十八年后， 父亲的骨灰终于和母亲葬在了一起， 他们在天堂里得以相聚。
父亲已经去世八年了， 如今我也过了花甲之年， 但父亲的叮嘱和教诲我始终铭记在心， 成为我行为的准绳。父亲给我的汗衫我还穿在身上， 父亲的音容笑貌也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