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母亲
母亲二十七岁生下我， 在我二十七岁时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母亲去世已经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来， 每当清明去给母亲扫墓， 或一些特殊的时点， 比如我有了女儿、工作变动、乔迁新居、女儿考上了大学、给父亲过寿、弟弟们结婚生子、女儿出嫁， 甚至全家人过节聚餐， 我都会默默地告诉她我们生活的变化。尽管母亲的一生没有享过一天福， 但母亲的在天之灵一定是盼望我们过上好日子的。
母亲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乡绅家庭， 姥爷给她起名“端淑”， 大概是期望女儿成为一个端庄的淑女吧。姥爷是一位有文化的开明人士， 尽管日子并不宽裕， 但还是千方百计把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送去读书。母亲排行老二， 在长沙读的是湖南商业贸易学校。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 百废待兴，急需人才。20 世纪50 年代初， 祖国一声支援大西北的号令，让二十岁出头的母亲和她的穿着列宁装的同学们热血沸腾，刚一毕业就打起背包， 乘着一列绿皮火车， 唱着“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从青山绿水的江南驶向了黄土高原的西北， 驶向了古老的都城西安。当时一腔热血、风华正茂的母亲肯定没有想到， 这一去， 这一生便奉献给了这座城市。
母亲的专业是财务会计， 到西安后被分配到商业系统做会计。在报效国家的信念下， 母亲把全部的热情和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工作中， 也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对异地他乡气候的不适、饮食的不习惯， 以及对遥远家乡的思念。也就是在工作中， 母亲遇到了同在商业系统工作的父亲， 一个地地道道的关中男人。1954 年的秋天， 父亲和母亲结婚了， 那一年父亲二十八岁， 母亲二十四岁。那个年代结婚没有现在这样奢华和隆重， 两个人在南长巷租了一间屋， 两床铺盖搬到一起就开始过日子了。结婚时， 母亲唯一的“奢侈品” 是父亲花一百多元钱买的一块瑞士产的“罗马” 牌手表。此后， 这块手表母亲一直戴着， 直到她去世。
1957 年初春， 父母的第一个孩子， 也就是我出生了。当母亲写信告知远在湘潭的姥爷后， 欣喜的姥爷给襁褓中的我起了一个很有寓意的名字： 白清渠， 字湘霖（父母在给我报户口时用了湘霖做名字）。可能是借用了朱熹的名句“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吧， 希望他的外孙像清泉活水，茁壮成长， 奔流向前。孩子的出生给父母带来了欢乐， 也带来了难题。在那个“反右” 和酝酿“大跃进” 的时代， 产假到期后母亲必须回单位上班， 于是把不满百天的我寄养在北郊汉城一个刚生过孩子的农户家。每个周末母亲都不辞辛苦，匆匆赶往十几里外的奶妈家看望我。那个时候大家都穷， 奶妈的奶水也不多。看着越来越瘦的儿子， 母亲心疼不已， 只能托人买一些奶粉和炼乳送到奶妈家给我补充营养。后来母亲告诉我， 在奶妈家寄养了不到一年， 送去时还白白胖胖的我， 瘦得只剩下一个大脑袋和一双骨碌碌的大眼睛。母亲实在不忍心， 和父亲商量， 就是再难也要把孩子接回来自己带。
那时“大跃进” 已如火如荼， 母亲又有了身孕， 每天要大干快上， 还要带年幼的我。现在想想， 母亲吃的苦受的累需要什么样的毅力才能支撑呀！
身体上的劳累还能克服， 生活和饮食上的不习惯， 以及对家乡亲人的思念让母亲精神上也备受煎熬。湖南人嗜辣、爱吃米饭， 而关中以面食为主， 单位食堂主要是面条馒头，这让初来乍到的母亲很不适应， 在食堂很难吃饱肚子。那时候大米供应得很少， 想吃一顿家乡饭几乎成了奢望。加之交通通信不便， 与家乡亲人的联系只能靠书信。每每收到亲人或同学的来信， 母亲都很激动， 捧在手上一遍一遍地读， 眼睛里闪着泪光。读完后叠好放在抽屉里， 过一段时间又会拿出来看， 见字如面， 以此来缓解对家乡亲人的想念。姨妈和舅舅偶尔寄来一点腊肉、熏鱼或是绿茶等家乡特产， 吃的母亲都舍不得吃， 要放到过年过节全家一起享用； 唯有绿茶是母亲的专享， 因为父亲和我们都喝不惯。母亲把茶叶放在一个铁皮饼干筒里， 每次捏上一撮， 沏上一杯， 坐下来慢慢地品味来自家乡的味道。每次茶喝完了， 母亲都要把杯底的茶叶一起嚼了。有一次我也偷偷嚼了一点， 又苦又涩， 而母亲却嚼得有滋有味， 仿佛在咀嚼着思乡的情愫……1958 年暮春，在母亲的坚持下， 即将临盆的她终于回到了阔别近五年的家乡。5 月中旬母亲在长沙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 还是姥爷起的名字， 叫“湘滨”， 意思是出生在湘江之滨吧。这次回到家乡待到老二满月才不得不返回西安， 毕竟那里还有她的儿子、她的牵挂， 这是母亲离开故乡后最长的一次省亲。
产假期满后， 母亲要上班， 实在没办法带两个相差一岁多的孩子， 就和父亲商量， 从并不宽裕的工资里挤出钱雇了一个老太太（也就五十多岁吧） 来家里带孩子。“大跃进”
过后， 接踵而至的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在这样的情势下， 如何让两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尽可能吃饱饭， 成了母亲最大的愁事。那时居民每月定量供应的粮食根本不够吃， 那么爱吃米饭的母亲， 把本就不多的大米和细粮换成粗粮或红薯， 这样粮食就可以多一些， 好给孩子填饱肚子。有一天， 母亲下班回来， 看见老太太在低头抹泪， 母亲问怎么了， 老太太抽泣着说： “我领着两个孩子在院子里晒太阳， 等我回屋时， 案板上半袋子粮食不见了。” 老太太哭得很伤心， 一再说“都怪我没有看好家， 刚换回来的粮食就让贼偷了”。看着被撬开的后窗和**小偷留下的脚印， 母亲安慰老太太： “已经丢了，不能怪你。以后要小心， 把粮食藏到看不见的地方。” 粮食不够吃， 母亲就想各种办法。有一回母亲把单位食堂丢弃的烂葱叶子捡了一提包回来， 煮了一锅葱叶， 撒上苞谷面调了点盐， 全家一人一碗当饭吃， 吃得我直恶心， 不愿再吃， 母亲说不能浪费， 硬是逼着我把那碗葱叶子吃了下去。从此我见了葱就恶心， 按陕西话说叫“吃伤咧”， 到现在我都不吃葱的毛病， 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
有一次父母上班后， 我和弟弟在家里到处翻找吃的。看见柜子顶上的箱子没有锁， 就站在凳子上去翻， 翻出一个写着洋文的盒子， 上面画着白色的方糖， 我和弟弟打开盒子一人拿了两块方糖， 又盖好按原样放了回去， 想着父母发现不了。我俩美滋滋地吃完糖后， 竟忘了擦嘴就跑出去疯玩。父母下班回来， 看见俩孩子嘴上一圈黑， 就问我们吃了什么。
我俩硬是不承认， 说啥也没吃。母亲说赶紧去医院吧， 别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看着父亲真要把我们往医院送， 我俩才交代吃了什么。原来那是苏联产的咖啡方糖， 外面是糖里面是咖啡， 糖都吃了咖啡却留在了嘴上。那一次父亲没有打我们， 但从此给箱子上了锁。看着两个面黄肌瘦、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吃不饱， 父母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自己“瓜菜代”， 把粮食尽可能给孩子吃。有一段时间， 母亲每天下班回来， 都会从提包里掏出一个馒头， 给我和弟弟一人掰一半。一直吃不饱的我俩， 见了馒头三两口就吞了下去， 然后咂咂嘴， 一副满足的神态。母亲看着我俩吃着馒头， 也是一副满足的神情。
那一阵， 我和弟弟每天到了母亲快下班的时间都会跑到院子大门口， 盼着她早点回来， 她回来就有馒头吃了。现在回想起来， 那时真是不懂事呀， 集体食堂的馒头是定量供应的，是要用饭票买的， 那个馒头可是母亲的午餐呀！ 母亲早晚在家都是凑合着吃几口就说吃饱了， 把吃的留给我们吃， 而午饭唯一的馒头又分给了我和弟弟， 那她中午吃了什么？ 她又瘦弱又吃不饱肚子， 每天是怎样干活和工作的呀？ 也就是那个时候， 母亲落下了营养不良和贫血的毛病。母亲病重期间和去世后， 每当想起这些我都止不住泪水盈眶。
1962 年的夏天， 姥爷去世了， 我们一家四口赶往湘潭奔丧， 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回到故乡。1964 年5 月， 已经三十四岁的母亲剖宫产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孩子。很想要一个女儿的父母未能如愿， 老三还是儿子。这次是父亲起的名字： 湘腹，意思很直白。父母的同事朋友都说： “你们家三个光葫芦，就缺一个女儿啦。” 直到70 年代初， 父母想抱养一个女儿，我们也很想有一个妹妹， 但主要是经济拮据吧， 加之母亲身体不太好， 这个愿望终究没有实现。这也成了父母一辈子的遗憾。
有了三个儿子的母亲， 负担更重了。那时父母的工资加起来一百三十多元， 在当时已不算低， 但要养活全家还是要精打细算， 常常是老大穿小了的衣服老二穿， 老二穿小了的鞋留给老三穿。为了节省开支， 在老家从未做过针线活的母亲， 买回一些布头和处理的白坯布， 也开始学着做衣裳。我夜里起来撒尿， 经常看见母亲还在昏暗的灯光下量呀裁呀缝呀。一直到上高中前， 我们兄弟几个的衬衣衬裤、棉袄棉裤，包括裤头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70 年代中期家里买回一台蝴蝶牌缝纫机， 从此母亲做得就更勤了。除了我们穿的，家里用的被里子、床单、窗帘都是母亲用缝纫机踩出来的。
母亲自己也非常节俭， 常年都穿着中式的灰布外套， 没有首饰也没有化妆品。记忆中母亲最好的衣服， 是一件羊皮袄和一身哔叽呢的套装。母亲怕冷， 大概是70 年代末吧， 父亲托人从宁夏买了两张“九道弯” 的羊皮， 俩人一人做了一件羊皮袄。做好后， 母亲只是对着镜子试了试， 就叠好放在箱子里舍不得穿， 每年拿出来晒一晒又放到箱子里， 我从来没见母亲穿过。而那身毛料套装是父母结婚二十五年时做的， 母亲也从来舍不得穿， 直到她去世都一直压在箱子里。
母亲很节俭， 但对三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却非常舍得。
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 买肉太贵， 还要肉票。为了让我们吃上荤腥增加营养， 母亲就托她的同学在肉联厂买猪头、猪尾巴或猪下水。冬天不容易买到， 只有夏天才能买回来。那时没有冰箱， 母亲就把它们用盐腌了， 吊在炉子的上方， 在炉子里添上刨花和锯末用烟熏。这样熏上十天半个月， 就变成黄亮诱人的熏肉熏肠了， 既可给我们解馋又能长时间存放。
记忆最深的是母亲做的墨鱼干炖排骨。把墨鱼干用淘米水泡软洗净， 切成块与排骨块放在砂锅里炖， 锅开不久就满屋飘香。吃饭时每人盛上一小碗， 咬一口肉， 墨鱼筋道， 排骨绵烂； 喝一口汤， 醇香浓郁， 余味悠长。现在回味起来， 那才是家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如今， 这道菜已成为我们家的传统佳肴， 就连远在国外的女儿也时不时炖上一锅， 体味一下故乡的味道。
湖南人无辣不欢， 母亲特别爱吃辣椒， 几乎餐餐要吃辣。
实在来不及做了， 就抓一把辣椒放到炉子的铁盘上烤， 烤熟了撕成条调上酱油， 就是一道下饭菜了。尽管吃起来辣得吸溜冒汗， 脸颊绯红， 但仍止不住把辣子往嘴里送。母亲做辣子是行家里手， 腌的、泡的、剁的， 既有传统的做法， 又有自己的独创。每年秋末， 母亲都要买回一大堆线辣椒和雪里蕻， 把没有伤的辣子一个一个擦净剪蒂， 晾到半干， 在一个小口大肚的坛子里， 堵上草帘， 再将坛子倒扣在盛了水的碗上， 上三四十天， 就可以食用了。这种的菜味道又酸又辣， 有点像四川的泡椒， 炒菜百搭， 一直能吃到来年春天新辣椒下来。剩下来有伤的做成剁椒韭菜。那一段时间， 母亲几乎每天下班回来， 都忙着切雪里蕻剁辣子。切久了手都磨破了， 辣子水一浸， 钻心地疼， 母亲就用冷水泡一会儿， 贴上胶布继续切， 一直到我们睡了她还在忙活着……现在想想，我们吃的那味道特别、辛辣香爨、可口下饭的美味里包含着母亲付出的多少辛苦啊！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 开始了。不久，许多学校都开始停课闹“革命”， 红卫兵、红小兵天天写大字报、小评论， 大串联， 批斗“地富反坏右” 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学校里很难有安静读书的环境了。母亲虽然左右不了大环境， 但她常常给我们讲姥爷读私塾的故事， 讲姥爷的私塾先生如何中了举人； 讲姨妈是一个女孩子， 读了书如何变得有出息。为了让我们有一块学习的地方， 母亲从旧货市场淘回一张约半米高一米见方的条几， 硬是在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家里挤出一块空间， 安下这张“书桌”。我从小学到中学大部分作业都是在这张“书桌” 上完成的。母亲喜欢读历史， 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 硬是从牙缝里挤出钱，买了一套四册范文澜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母亲告诉我要好好学习中国历史。我当时翻了翻， 没有兴趣就放下了。真后悔当时没有认真去读， 后来搬了几次家， 这套书就再也找不到了。我上初中的时候， 母亲老家一个表舅的孩子在西安交大上学， 母亲就经常请他到家里来， 一边给他做家乡的饭菜， 一边让他给我们讲讲大学里的事情， 讲讲如何学习， 有什么样的理想……母亲从不说教， 只是用这种方式来影响我们。
高中毕业后， 按政策我要上山下乡。走之前母亲默默地为我准备行装， 还花了十几元钱给我买了一件蓝色的海军大衣， 那可是我当时最好的一件衣服了。临行前母亲悄悄塞给我二十元钱， 叮嘱我饿了就买点吃的， 太累了就回家歇两天。
尽管我回家的次数不多， 但我每次从知青点回到家里， 母亲都要做一些我爱吃的饭菜， 缝补我穿破的衣服， 临走时还给我带上一瓶雪里蕻炒辣子。1977 年恢复高考， 我向队里请了假回家复习补课。高中的课本已经找不着了， 母亲就找她同学的孩子借， 千方百计为我打听补课的老师和地点。复习补课的一个多月里， 母亲尽全力为我做好后勤保障。高考结束后， 母亲也没有问考得怎么样， 只说了句尽力了就行。1978年春节前， 当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的时候， 全家人和邻居们都很高兴， 最激动的是母亲。我看到她捧着通知书， 脸颊上泛起红晕， 眼睛含着泪水， 那是她最欣慰的时刻。欣喜的母亲把我被大学录取的喜讯告诉了她的同学们， 春节又把大家请到家里来聚餐庆贺。母亲把平时舍不得吃的腊肉全都拿了出来， 从不喝酒的母亲那一天还喝了酒……母亲身体一直不太好。20 世纪70 年代初期， 由于贫血严重， 母亲注射了一段时间的维生素B12， 虽然有所好转， 但体质仍然较弱。父亲在“五七干校” 的那一段时间， 苦闷无助的母亲又抽起了纸烟。但母亲从不买好烟， 只抽一毛四一包的劣质烟。长期的操劳和艰辛， 不到五十岁的母亲已是两鬓染霜。1983 年6 月， 母亲被诊断出患上白血病， 那时医疗技术还比较落后， 国内还没有骨髓移植这样的治疗技术， 白血病几乎算是不治之症。父亲四处托人求医问药， 在西安市第一医院、西安医学院附属二院、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都住院治疗过， 但病情一直时好时坏。西医不行就看中医找偏方。
记得当时打听到一个中医大夫能治这种病， 就千方百计找到这个大夫。他开了一种中成药丸， 在当时一丸就好几元钱。
刚开始一段时间似乎还有效果， 但过一段时间病情又反复了。
母亲得病期间， 最大的愿望就是回一趟湖南老家。由于当时的治疗不能间断， 加之母亲的身体状况不能长途颠簸劳累，回老家的愿望便难以实现。为了弥补母亲的遗憾， 我们写信把舅舅、两个姨妈请到了西安。见到亲人， 听着乡音， 回忆往事， 母亲的病痛似乎也减轻了许多， 脸上绽出了少有的笑容， 那是母亲治疗期间难得的一段愉快时光。
尽管用了各种治疗方案， 但病魔仍然把母亲逼上了绝境。
最后的日子， 母亲最放不下的还是我们仨。那时我刚结婚不久， 母亲很想得到有孙子的喜讯， 我只能哄骗她说儿媳妇已经怀孕了， 等妈的病好了就能见到孙子啦。她还嘱咐我：“你是老大， 老二还没成家， 老三还在读书， 一定要帮着你爸关照好弟弟……” 母亲有太多的不舍、太多的牵挂， 多么不情愿离开我们呀！ 在母亲弥留之际， 我们看着病**时昏时醒、被病魔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母亲， 忍不住哽咽流泪……1984 年1 月14 日， 无情的病魔夺走了母亲的生命。母亲走了， 仿佛天塌了一般。灵堂上我含着泪写下了这样的挽联：一生俭朴为儿操尽慈母心； 两手空去恩情永留亲人怀。母亲安息。祈愿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 在天堂里好好休息。
人常说：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 此生只剩归途。如今父母都走了， 父亲是八十六岁高龄走的， 而母亲却是在不满五十四周岁的中年就匆匆走完了她的一生。每每想到这里， 我都懊悔不已， 为什么那时自己不能替母亲多分担一些， 让母亲少一些操劳、少一些愁苦？ 那样的话， 她或许能多撑持些时日， 哪怕多活二十年甚至十年， 也会看到儿辈的独立、孙辈的成长。母亲去世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 那时物资短缺， 住房紧张， 经济拮据， 过的是穷日子。如今， 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物质极大丰富， 交通通信发达，去一趟湖南坐高铁也就几个小时； 大家的经济条件也都好了，出国旅游说走就走， 日子天天像过年。而这样的好日子母亲一天都没有享受上。母亲生了我们， 养育了我们， 为我们付出了全部的心血， 我们却没有机会去孝敬她、报答她。子欲孝而亲不待， 叫儿怎能不后悔！
三十五年来， 我多次梦见母亲， 梦见母亲没有死， 而是去工作了， 于是就到处找， 在母亲工作过的单位， 在母亲的同学家……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每次从这样的梦里惊醒，才意识到母亲是走了， 再也找不回来了……写到这里， 我已是泪水肆流， 难以持笔了。我只想告诉母亲： 亲爱的妈妈，您的善良、您的坚忍、您的品格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血液中， 影响着我们的一生。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好， 您的三个孙子也都很争气。放心吧妈妈， 愿您的在天之灵能感应到我们对您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