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陕不善吃鱼。这里说的老陕严格上指的是关中和陕北的原住民。陕南水多， 鱼也多， 所以陕南人爱吃鱼也会吃鱼。而关中和陕北缺水， 唐以后， “八水绕长安” 的景象逐渐消失，陕北更是黄土高坡， 沟壑纵横。缺水便无鱼， 所以老陕天生就不是吃鱼的命。
也就是20 世纪70 年代前期吧， 一次放暑假我到北郊一个亲戚家串门， 见到暴雨后团结水库里漂着许多一尺来长、翻了肚皮的鱼， 当地许多村民围观看热闹， 近在眼前的鱼却没有一个人去捞， 任凭鱼从溢洪口被冲走。我问他们为啥不捞， 他们反问我捞这弄啥， 我说吃呀， 他们则惊讶地说： “这怎么吃？
没吃过没吃过。” 这可能就是老陕不吃鱼的佐证吧。我应该也算老陕吧， 陕西生陕西长， 父亲是正宗的关中土著， 母亲50年代从南方来支援大西北， 尽管她爱吃鱼， 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 鱼在内地可是稀罕物， 除了过年副食店里偶尔能看到带鱼的身影， 一年到头家里的餐桌上几乎没有见过鱼。
实行市场经济后， 随着流通的活跃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加之本地养鱼的池塘越来越多， 市场上、餐桌上鱼的品种便日益丰富了。但吃鱼是要有技能的， 我的岳父就是吃鱼高手。从小在山东海边长大的他， 吃起鱼来如行云流水， 不管什么鱼都是一边进嘴， 一边吐刺， 舌头牙齿配合默契， 鱼肉在嘴里翻转自如， 一抿一咂吱吱带响， 干净利落地吐出刺来。吃完鱼还能用鱼骨头和刺拼出一只鹤或其他小动物来， 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真佩服他老人家吃鱼的功夫。而很少吃鱼的我根本没有这种技能。小时候过年， 母亲偶尔烧一次带鱼， 吃的时候也小心翼翼， 手嘴并用， 母亲怎么教也学不会， 常常要用手把嘴里的刺掏出来， 母亲就会说： “这陕西娃真笨！”
等我有了女儿后， 妻逢年过节会买点鱼回来给孩子增加营养。大概是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的一个周末， 全家人难得一起吃饭， 妻子做了几个菜， 其中有一盘红烧鲤鱼块。我斟上一杯酒，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共进晚餐。其他菜我都大快朵颐， 吃得很爽， 唯独吃鱼要在嘴里倒腾半会儿， 用手把刺一根根掏出来， 确认没刺了才敢下咽。有一口没留神还是没倒腾干净， 到了嗓子眼就感觉不对， 紧咳慢咳还是没吐出来。我对妻说：“坏了， 刺扎到嗓子了！” 妻说赶紧吃两口米饭就咽下去了， 我急忙刨了一大口米饭吞了下去， 感觉刺还在嗓子眼没有下去。
妻说再来两口试试， 于是将碗里剩下的米饭全吞了进去， 但鱼刺仍然卡在嗓子眼不肯下去。妻说喝些水看能不能冲下去， 当我把一大杯水咕咚咕咚喝下去后， 鱼刺依旧“巍然不动”。妻又从冰箱里拿出个罐罐馍， 掰了半个给我， 嚼了一大块吞咽下去仍不见效。这个刺已折腾得一家全没了吃饭的兴致， 匆匆结束了这顿晚餐。
第二天上班， 由于鱼刺仍在喉中， 咳又咳不出， 咽又咽不下， 整个人坐立不安， 全无工作状态。同事见状， 纷纷给我出主意、教偏方。什么吃锅盔、吞韭菜、喝醋等， 还有一个偏方： 把杏仁在瓦片上焙干， 碾成粉喝下去就可以把鱼刺化解掉， 据说很灵。于是中午急忙回家， 先把醋倒在杯子里， 喝上一大口一点一点往下咽， 原理是醋可以把刺泡软， 等鱼刺软了再吞一口馒头就把刺带下去了。当我用了近一个小时把多半瓶醋喝完后， 急忙咬了一大口馍咽下去， 感觉怎么鱼刺还在呢？
再吞一口馒头下去感觉依旧， 真令人沮丧。这一招不灵就试下一招吧。下午下班时， 让妻子顺路去中药房买杏仁， 我下楼满院子找瓦片。几乎找遍了院子的各个角落， 也未见瓦片的踪影。当我已不抱希望时， 终于在一个旮旯里找到一块不大的瓦片。如获至宝的我急忙奔回家， 把瓦片刷洗干净， 放到灶头上烤干。这时妻的杏仁也买回来了， 我急忙把杏仁摆在瓦片上开始小火烤焙， 还用筷子不时翻动杏仁， 直到焙干。凉凉后妻用碗把杏仁碾成粉状， 晚上临睡前我把一大匙杏仁粉喝了下去，然后上床睡觉， 等待奇迹的发生。
早上醒来， 忽然想起鱼刺的事， 赶忙咽了一口唾沫， 感觉嗓子扎疼扎疼的， 再吞咽两下仍然如此， 似乎比昨天更严重了。心想这是什么狗屁偏方， 下了这么大的功夫， 一点作用都没有， 真是晃**人呀！ 尽管嗓子很难受， 但还是坚持到了单位上班， 但人已没了精神， 注意力都到了嗓子那儿， 一吞咽嗓子就疼。中午吃饭更成了难场事， 只吃了半碗汤泡米饭， 还得慢慢往下咽。晚上下班回家整个人都蔫了， 对孩子也没了耐心。
妻看我寝食不安的样子， 就说： “看来什么方子都没用， 明天还是去医院吧。” 刺疼的嗓子整得我一夜辗转难眠， 第二天一大早向单位请了假， 便奔向西五路口的西安医学院附属二院。
到了医院排队挂号， 排到窗口问嗓子扎了鱼刺挂什么科，窗口里没有吭声， 撕了一张耳鼻喉科的号递了出来， 于是交钱拿病历直奔耳鼻喉科。接诊我的是一个年轻的男大夫， 问我哪儿不舒服， 我说嗓子扎了鱼刺。大夫打开头顶灯说： “张大嘴， 啊———” 大夫拿了压舌板， 翻下头上圆圆的中间有孔的反光镜， 在我不停的啊声中看了半会儿， 说： “没有刺呀， 没看见鱼刺。” 我说肯定有， 感觉很明显。他又看了半天还是看不到， 说可能位置比较深。如此折腾了几次还是找不着鱼刺。实在没办法， 年轻大夫找来了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大夫。老大夫听了情况后， 找了一个有长长的手柄、像小勺一样的反光镜， 伸到我的嗓子来看刺在什么位置。然而反光镜刚触到嗓子便**恶心， 我真担心再这样弄会吐到大夫身上， 忙说不行不行。于是大夫又让我张大嘴， 向我嗓子里喷了麻醉剂， 继续找鱼刺。
虽然喷了麻醉剂不恶心了， 但舌头又不听指挥， 成了寻找鱼刺的障碍。大夫让我把舌头伸出来， 用一块纱布包了， 让我用手抓住， 如此这般试了几次还是不行。于是又叫来一个大夫， 三个大夫仿佛给我上刑一般， 一个固定住我的头， 一个扯住我的舌头， 一个操作器械负责取刺。折腾了半天， 终于看到了鱼刺卡在食道约一寸的位置。老大夫拿了一把前面有弯的镊子， 在反光镜的指引下， 用镊子把扎在食道上的鱼刺小心翼翼地夹了出来……几个大夫终于松了口气， 而我则是大口喘着气， 汗水湿透了内衣， 下颌僵硬， 舌头仿佛要被拔掉一般， 又损又木。
看着白色搪瓷盘里那根约半厘米长的三叉鱼刺， 心想这个可憎的鱼刺快把我折磨疯了。大夫交代回去吃点消炎药， 这两天吃流食， 不要吃辛辣食物。谢过医生， 回到家已是中午了。
麻药劲儿过去后， 嗓子虽然不扎了， 但仍隐隐约约有些疼。
按医嘱吃了两粒阿莫西林， 晚上勉强喝了点粥就睡了。迷迷糊糊中做了一个梦， 梦见嗓子顺畅无比， 吃了一碗黏面， 喜气洋洋……第二天早晨妻起来给女儿做饭， 发现我脸色通红， 用手一摸额头很烫， 急忙找出温度计给我夹上。这时的我也糊里糊涂的， 浑身无力， 连呼出的气都是热的。测完温度一看， 39.8摄氏度， 妻忙拍醒我说： “发高烧了， 赶紧起来去医院！” 我说： “算了吧， 睡一觉就好了。” 妻说： “不行， 体温太高了会烧出问题的。” 于是急忙打发了女儿去上学， 妻子用自行车载了我又去了西安医学院附属二院。这次挂了急诊， 一测体温40.2摄氏度， 比在家里烧得更厉害了。大夫开了化验单， 接下来排队交费、抽血化验， 等把化验单交给大夫， 已经快两个小时过去了。大夫看了化验结果， 说是感染了， 要注射青霉素。于是又排队划价、交费、取药、做皮试， 等轮到我打针已近中午时分了。
护士说皮试没有问题， 谁知注射时却出了意外。当针扎进去后，药水还没有推完， 我突然满头冒汗， 心慌恶心， 瘫了下去。
当我醒来时， 已躺在住院部的病**， 打着点滴。守护在旁边的妻子告诉我： “你青霉素过敏， 简直吓死人啦， 切记以后不敢再打青霉素了。” 就这样， 我住在医院输了一个星期的抗感染**， 才消了炎， 人总算恢复了点精神。一根小小的鱼刺整得我几近崩溃， 取刺加上住院共花费医药费近五千元， 体重下降了近十斤。这难道就是我这个老陕吃鱼要付出的代价吗？
一朝被刺扎， 十年怕吃鱼。有了这次教训， 我对鱼是敬而远之， 别人吃得再香， 我也不敢下箸了。有十几年的时间， 我几乎没有吃过鱼。然而到了2011 年， 这样的遭遇竟然又重演了一回。那天几个朋友相聚， 吃的是麻辣火锅鱼， 我只夹了凉菜， 不敢吃鱼。朋友们听了我吃鱼的经历都劝我， 少夹点， 慢慢吃， 没事。也不知是盛情难却还是看大家吃得很香， 我夹了一块鱼肉尝了尝， 味道真是不错。在接下来的推杯换盏中， 也不知是谝得热火还是疏忽了对鱼刺的防备， 忽然间只觉得有刺到了嗓子眼附近， 吓得我急忙放下筷子， 跑出饭馆， 又咳又呕， 折腾了半天， 鱼刺仍然顽强地卡在了嗓子里。这回有了经验， 连忙打了的士， 直接去了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也就是原来的西安医学院附属二院。这时的医疗设备和技术比十几年前先进了许多， 医生听了我说的情况， 直接给嗓子喷了麻药， 用探头带夹子的食道镜从鼻腔探到了食道， 在显示屏上食道被看得一清二楚， 只用了两三分钟便将鱼刺夹了出来。真要感谢医疗技术的进步， 这次遭遇才有惊无险。
有了两次吃鱼的遭遇， 从此吃鱼便成了我的一块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