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援破大案官运亨通
1935 年11 月1 日，南京中央党部，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此召开。此前由于汪精卫闹辞职事件，以及国民党内部的诸多矛盾，一直从9 月份开始就纷争不断，一直推迟会议。到正式召开当天，除了西南派的粤、桂中央委员未出席之外，各路诸侯云集金陵，表面看起来十分团结。
国民党委员们到中山陵拜谒后，于当日9 时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开幕典礼。汪精卫诵读了致词之后，蒋介石以身体不适为理由，去二楼休息，不参加集体合照的活动。
9 时35 分拍照完毕，各委员正待转身赴会场继续开会之时，突然，记者群中闪出一人，拔出手枪，“啪啪啪”对着汪精卫连射三枪，枪枪命中———一枪射人汪左臂，一枪中左颊，第三枪则打入背部，汪精卫惨叫一声，当即倒地。张继急忙扑向开枪者，将其拦腰抱住，张学良则飞起一脚，将那人踢倒；卫士们这时才醒过神来，其中一人也拔出手枪连开两枪，将刺客打成重伤，行刺之人当场被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刺汪案。
蒋介石当时正在大厅二楼与秘书长叶楚伧谈话，听到枪声，连忙下楼，见到汪精卫已经倒在地上，他赶紧与陈璧君、陈公博、曾仲鸣等人一起，将汪移至沙发上。
汪精卫朦朦胧胧睁开双眼，见到蒋介石，呻吟道：“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要你单独完全负责了！”
“快叫救护车来！中央党部全部戒严，南京城给我全部戒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蒋介石喝令身边警卫，几人应声跑出。
汪精卫老婆陈璧君这时腾出手来，这女人扭住蒋介石就号啕大哭，“蒋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为什么，为什么？”
蒋介石恼羞成怒，又无何奈何：“汪夫人息怒！此事确与蒋某无关，汪夫人请放手！”
“无关？那您为什么不来照相？还让警卫把凶手打死，居心何在？精卫，你真傻真傻……”
这时救护医生赶来，蒋介石才从陈壁君的手中挣脱开。汪精卫经过简单检查及处置后，被送人鼓楼中央医院。
南京全城的戒严阻挡不住汪派人物对蒋介石的不满。他们怀疑定为蒋的手下所为。南京城也是满城风雨，舆论哗然。蒋介石被弄得非常下不了台。他把特务头子陈立夫、戴笠等人叫来臭骂了一顿：“每月花几十万就干出这类好事来，要你们这些机构何用？我令你们一周之内破案，倘若逾期，拿你们的脑袋是问！”他一挥手，戴笠等人慌忙退下。
“立夫留下！”看着蒋介石阴沉得吓人的脸，陈立夫真有点透不过气来。
“是你们的人干的？”老蒋盯着他，冷冰冰地问。
陈立夫连声否定。
“据查，为凶手孙凤鸣弄到入场证的是中央党部徐秘书，这个如何解释？立夫你是组织部长，负责会场秩序的，你当负全责！”
“校长，那个中央党部的徐秘书，是中央秘书处的徐秘书，不是我们中央组织部的徐恩曾秘书，还望校长明查！”陈立夫急忙辩解。
“不必啰嗦！一周之内不查出凶手，拿你是问！”蒋介石加重语气。
陈立夫退出后摸了摸脑门，一脑门冷汗。他让属下把徐恩曾找来，又把球推给了徐恩曾。“在老头子鼻子底下竟整出这等事来，你手下都是吃素的呀！限期五天破案，否则后果自负！”
徐恩曾何尝不想破获此案，立一大功？他把自己手下心腹大将、特工总部科长顾建中叫来商量：“建中弟，搜查凶手所在的晨光通讯社了吗？他的老板是谁？这一点至关重要！”
“晨光通讯社我们早已搜查过了。那里已是屋徒四壁，什么都没有了。
那帮王八蛋全跑的没影厂。社内所有文件簿册全部烧光，只字片纸都没留下！”顾建中咬牙切齿地说，“至于孙凤鸣的老板，我们经过多方调查，发现为孙风鸣办记者证的是晨光社的采访主任贺波光，这小子现在杳无音讯，不知道跑到哪个窑子去了！不过据调查这家伙曾在上海教育界工作过。”
徐恩曾动了动嘴角，目光阴暗凶狠，白白净净的脸上布满杀机，那份狰狞令顾建中也觉得不寒而栗。
“建中弟，这个贺波光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把他抓来归案！我令你速飞上海侦察，我还要同蒋先生要架飞机供你专用。”
“是！”顾建中欲转身离去。
“慢，记住宁可冤枉一千，不可放走一人！限期三天必须破案，否则拿你是问！”顾建中哪敢说个“不”字，急慌慌领命而去。
徐恩曾这才轻轻地舒了一口气，陈立夫声色俱厉的言辞一直像铅一样压在他心头，他只敢唯唯称是，不敢有丝毫拂逆。刚才把陈立夫的言辞加倍“奉送”给了自己的手下，看着手下一脸惶恐的表情，他的心里才寻到了些许平衡。
顾建中到上海后，把所有被认为有嫌疑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全数逮捕。人数达200 余人，都用严刑拷问。
结果还真给顾建中“打”出了一条线索，一个老头告诉这帮刽子手，说贺波光有一寡嫂住在江苏丹阳乡下。顾建中如获至宝，赶快电告徐恩曾。
徐恩曾赶到的时候，贺波光的嫂子当时正在灶间做饭，她5 岁的小儿在旁边玩耍。特务们不由分说把孩子抓住，逼她交出贺波光的下落。贺嫂被逼无奈，只得告诉特务说贺波光确实来过她家，但前一天已经转往周庄子了，那是个更加偏僻的小村子。
特务们又匆匆赶往周庄，当时贺波光正和一男子一起弹棉絮，来不及反抗，就被特务们抓住了。
徐恩曾闻讯大喜，亲自提审贺波光。经过多方调查，反复审问，得出的结论足：主谋为陈铭枢，是陈指使贺波光，通过收买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孙凤鸣执行了对汪精卫的谋杀。徐恩曾的脸上绽开了花，几日的劳累总算没有白费。他赶忙把“这天大的喜讯”告诉陈立夫，陈立夫又立即电告了蒋介石。
蒋介石顿时转怒为喜，“看来调查科还是挺有作为的呢，徐恩曾还满聪明嘛！哈哈哈，这一下陈璧君那娘们就不会胡搅蛮缠了！对了，我们要开一次会，让徐恩曾把破案经过报告一下，展示一下我特工人员的智慧与神勇……”
在翌日的报告会上，徐恩曾戴着金丝眼镜，神清气爽好不自在。他竭力克制心中的激动与得意，调动自己的口才，尽可能谦逊地、绘声绘色地讲述了破案的经过。他的表演博得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一阵又一阵的喝彩声、掌声，还有人当场夸他为“东方的福尔摩斯”。徐恩曾一时间真是出尽了风头，他切实地体会到“春风得意”这四字的畅快，好长一段时间做梦都乐出声来。
2援处心积虑建中统
每个人的权力欲望都随着权力的扩张而增加。官职越高，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更多，如此反复。徐恩曾就陷入了这样的怪圈。
当徐恩曾的反共工作收获杰出成绩，受到蒋介石的亲自召见和特别嘉奖之后，那份透彻身心的喜悦溢于言表。但同时，一种不满足感也随之产生。
他想自己绞尽脑汁统治的党务调查科，说到底也不过是中央组织部下属的一个科级机构，无论怎么扩大，也只是一顶科长的乌纱帽，与戴笠的军方特务组织那是没法比，人家一成立就是处级，叫起来也是不折不扣的“戴处长”，可自己呢，只不过区区的“徐科长”罢了。再者说了，狡兔还有三窟呢，自己手下不过两小处地盘———公开的党务调查科和秘密的“正元实业社”，唉，怎样才能堂而皇之地扩大自己的权力呢？
苦想多日，徐恩曾忽然脑子一“激灵”，想起了蒋介石召见自己时说的话。记得那一日老蒋青青的胡茬都泛着光彩，语调亲切、坚定地对他说：“你干的很好、很出色，我非常满意！须知有共无我，有我无共，剿共乃党国之千秋大业也……共匪不除，国无宁日！你，还可以放手大干，必须放手大干！有什么要求只管提出来，只要有利于剿共，都没有问题，一切都没有问题！”
徐恩曾一拍脑瓜，对了，何不藉此扩大编制，大干一场呢？那么，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才可以内涵不变、外围却能无限膨胀呢，他想起了蚁穴、蜂窝等等，一个全新的“特工总司令部”的方案逐渐成熟了。
他兴高采烈地跑到陈氏兄弟那里，把自己的“思想火花”和盘托出，他说这个特工总司令部妙就妙在它是一个“三无”机构，即一无主管部门或挂靠单位，二无公开的单位名称或门牌号码，三无编制限制或人员定额，“非常有利于搞情报特务活动，非常有利于与中共作战，非常有利于为党国服务”，他一脸灿烂地笑，像个忽然琢磨出“小把戏”的孩子不无得意地把徐恩曾陪同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官
自己的鬼花活报告给了爹娘。
陈氏兄弟相互看了两眼，不禁同时点了点头，“可均弟果然好主意！
就按你说的办吧，只是这特工总部我们看实质上仍归中央组织部管理比较好，万一有什么事也好照应一下。”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烦请两位兄长把建立特工总部的方案呈交给蒋先生看看！”徐恩曾乐颠颠地说。
徐恩曾的方案很快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并予以实施，这是1932年的事了。
特工总部就设在南京中华门内道署街132 号（此地以后改称瞻园路），这是个绝对秘密的机关，既不挂牌，也不设岗，门房内却站着七八个彪形大汉，对进出人员均进行严格盘查，外人非经允许，不能进入。
经过不断完善，特工总部逐步设立了书记室、情报科、训练科、总务科、总督察、设计委员会、电讯电台等。其中的书记室是特工总部的核心，内设组织、指导、审理、行动4 个小组，大凡组织人事的安排布置、对中共地下组织的侦察破坏及逮捕关押、对被捕人员的审理劝降等等，全交书记室处理，书记室书记濮孟九、副书记王思诚是徐恩曾的左膀右臂；情报科是特工总部主要业务部门，科内设指导、编审、译电三个股，徐恩曾在特工总部所做出的反共“政绩”，主要是这个科贡献的，该科科长先后由徐兆麟、梁辅丞等大特务担任；训练股主管特务的政治思想、情报业务、行动技术的训练工作，这里集中了特工总部的一批高手，被称为藏龙卧虎之地。这个科的特务大都有一些理论水平，“劝降”技术较高，中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等人被捕后，就是被训练科的特务“说服”投降的。
特工总部成立后，徐恩曾终于成了这个特务机构真正的老板，在这个具有无限秘密权力的特工机构中具有无可摇撼的最高地位。事实上，特工总部时期，是徐恩曾特务活动最为活跃、“成果”最为显著的时期，徐恩曾一生中所破获的许多反共重案，大都集中在这个时期。
徐恩曾虽然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特工总部的“老板”，权势逼人，名利双收，可仍不敢睡踏实觉，仍有危机感，这不浓不淡的危机感源自自己的手下高参张冲。
张冲，字淮南，其才能确非寻常人等，他经历坎坷、道谋高深，从事国民党秘密活动多年，党务工作的资历、经验都较徐恩曾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研究的一系列训练特务的手段和方法，令陈氏兄弟都赞赏不已。更要命的是，这家伙人缘极好，不但陈氏兄弟对他言听计从，张道藩、叶秀峰与之交往过密，特工总部还有一拨小特务对他更是赞不绝口，他几乎成了人人口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帅才。这对徐恩曾无疑是个强有力的威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徐恩曾决定来个釜底抽薪，在特工总部的体制设置上，不设副主任之职，也不把书记室主任的职务授予张冲，而让他“高就”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只是个咨询单位，毫无实权。
张冲是何等样聪明之人，他当然明白徐老板的心思，他找到陈果夫，主动求去，希望另谋他处。陈氏兄弟自然明白其中端倪，没办法，二马不同槽啊，也就答应了张冲的要求，将他安排到新成立的中央宣传部电影事业处担任处长一职，同时兼任特工总部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挤走了张冲，徐恩曾大大地舒了一口气，“以后这特工总部我就是爷了！”
徐恩曾深知自己发家的根本是建立在“剿共”基础之上的，老蒋之所以那么痛快地答应他创建特工总部，主要也是希望他“再接再厉，取得‘剿共’工作的更大胜利”。为了让主子满意，徐恩曾可没少动脑子。他除了千方百计地笼络人心让手下为自己卖命之外，还必须完善机制，增强特工总部的战斗力。他从许多共产党人的坚贞不屈中深受触动，认为共产党所以能有坚强的革命信念，甘愿为自己的主义献身，关键在于共产党会做政治思想工作，对成员有很强的控制力。所以他提议特工总部也像中共一样，在成员中开展小组活动，提倡集体意识，过小组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结果每次活动中，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演变成了对家长里短的琐事的讨论和互相揭短辱骂。不过既然开了头，停下来也不容易，名存实亡的小组生活还是一直坚持到抗战爆发。照搬照抄中共的结果是落了个非驴非马，不伦不类。
3援分权荣升特工王
蒋介石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当初在成立党务调查科和特工总部的时候，特务活动处于刚起步阶段，也没有多大的成效，因此他把全部权力交给陈氏兄弟。一段时间之后，他逐渐听到“蒋家天下陈家党”的传闻，也敏感地嗅到了特工活动的重要性。于是他决定分权削藩，对特务力量分而治之。
1935年5月4日，蒋介石命令成立了军事调查局，局长的“宝座”让陈立夫担任，下设三个处，一处处长徐恩曾，二处处长戴笠，三处为邮电检查处。表面上看三个处都归陈立夫管理，陈立夫的权力更大了，实际上又派老资格的首都警察厅长陈焯任副局长，以牵制陈立夫，使之不能为所欲为。
而且三大特务组织收归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领导，都成了军方的特务组织，老蒋自己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正言顺地把所有特务组织都抓到自己手中。
老蒋的计谋不能说不高，但效果却不尽人意，原因是他对陈氏兄弟估计太低。
实际的情况是，陈立夫虽然领导不了戴笠，但徐恩曾的一处依旧被他牢牢拴在手里。其中的奥妙是，陈立夫早已经从实践中建立了一整套严密控制特工总部和徐恩曾的办法。他其实是徐恩曾率领的那杆子队伍的真正主子，是中统的董事长。说起来陈立夫控制徐恩曾的手腕不少，他一方面把徐恩曾视如“自家人”，多方笼络，使之深感知遇之恩，时时产生知恩图报心理；另一方面对特工总部的一应重大问题，始终坚持务实不务虚，从业务发展到重大案件，从人事安排到经费筹措，陈立夫都一一过问，并且切实帮助解决。这样一来，陈立夫不但对特工总部的内部情况始终了如指掌，使徐恩曾不敢从中“打拐”，而且在具体的人和事两方面都介入很深，形成一种丝丝入扣的紧密关系。最重要的是，他还通过建立CC 系的核心组织“青天白日团”，加强对徐恩曾的控制。这“青天白日团”是陈果夫创立的一个派系组织，其核心领导层是一个由7 人组成的常务干事会，除陈果夫、陈立夫外，张道藩、叶秀峰与徐恩曾都是7 人核心层成员。凡是涉及到CC 系活动的所有大政方针，都由这7 人讨论和决策，他们要求特工总部的一切重大活动，都不允许与CC 系的政治利益背道而驰，都不能摆脱掉核心层的控制。
陈立夫还建立了一个由他亲自领导的特工总部“高于会议”制度，参加会议的除了特工总部的科长以上高干外还吸收张道藩、叶秀峰、张冲等调查科特工元老参加，做到既集思广益，强化集体决策，也在CC 系高层中增加了特工活动的透明度，加强团体监督，使徐恩曾不能对特工总部的重大活动独断专行，以脱离陈立夫的手掌心。
中统这种独特的政治性格和一贯的作风，使得它既接受蒋介石的指示，同时也接受陈果夫、陈立夫和CC 系核心高层这一“董事局”指示，而且蒋介石对中统的指示，也必须通过陈证夫和CC 核心层过滤后方能传达贯彻到徐恩曾那里。事实上，徐恩曾每年受到蒋介石亲自接见的机会也并不多。所以说，蒋介石要想从陈氏兄弟手中接收特工总部，只是枉费心机。
可老蒋毕竟是老蒋，他一方面默许、鼓励戴笠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寻找机会“限制”陈立夫，削一削他的重权。1935 年11 月国民党“五全”大会选举，戴笠诬告检举陈立夫利用大会秘书长之职，在组织选举中作弊，而且利用CC 系和特工总部的力量大搞派系选举。这两条罪名使得蒋介石轻而易举地除去了陈立夫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的要职，并委派“小鬼”、陈诚手下的张厉生接手陈的职务。陈立夫受到重创，只得“下野”
几年。直到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才被重新启用，被任命为党务、特务部部长，主管战时民众动员事宜等，事实上也还是没有什么实权。
七七事变爆发后，徐恩曾撤到重庆。这段时期内，蒋介石一方面耍手腕夺了陈氏兄弟对中统控制的实权，分别任命他们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和江苏省长等职务，同时又在1938 年3 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一切派系小组织，这其中自然包括有陈氏兄弟的CC 系“青天白日团”
（原先的7人核心层控制特工总部的形式也随之取消）、黄埔系的复兴社、汪精卫的改组派等，成立了大一统的三民主义青年团，这是个被黄埔系控制的“第二国民党”组织。大权自然归蒋介石自己揽着。也正是在这次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又宣布对特务体制进行重大改组，分别建立军事调查统计局和中央调查统计局两大特务组织。军统局由原先戴笠的第二处升格建立，戴笠任执掌实权的副局长；中统局由原先的第一处升格建立，原一处处长徐恩曾任主持实际工作的副局长；原来的第三处即邮检处则划归军委会。这样调整最直接的后果是，把陈氏兄弟从中统及徐恩曾的身边支走了，老蒋的削藩术遂大功告成。徐恩曾也从这场上层之间的权术争夺利益再分配中得到了实惠，成了“局级干部”。
1938年5月，特工总部以中统局的名义正式开张。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宣布成立，徐恩曾被任命为执掌实权的副局长，正式攀上了“中统”王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