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援急功近利攀权贵
1925年，徐恩曾从美国学成归来，怀着满腔的抱负，一肚子的“先进知识”，发誓要在广阔天地中一展身手。
两三年后，机会终于到来。当时国民党政府处于宣传国民革命的需要，准备在南方自己的地盘内筹建一座广播电台。陈果夫征得蒋介石同意后，从“财政大臣”宋子文那里讨要了4 万元大洋，一方面在广州筹备无线电学校，一方面在上海建立无线电制造厂，同时紧锣密鼓地筹建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广播电台。而在闭塞落后的中国，精通无线电技术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因此徐恩曾这位一流的无线电专家被网罗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在筹建广播电台的过程中，陈果夫亲眼看到徐恩曾那种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与任劳任怨的吃苦精神，甚是欣赏。于是经其提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正式委任徐恩曾为中央广播电台第一任电台主任。
中央广播电台建立之后，徐恩曾为充分扩大这“党国喉舌”的功能而努力奋斗。但是不久，当他看到同时留美的一批同学，如陈立夫、曾养甫、叶秀峰等人都纷纷奔上仕途，还做出了一番名堂，自认为学贯中西，聪明练达，岂能久居人下？
他认真分析了当时中国权贵的出生地域分布状况，不禁喜上眉梢，原来“党国”要人中，相当一部分都是自己的老家吴兴县人，且看：自孙中山创建革命党以来，吴兴籍的陈其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都先后位居党内高官。蒋介石在南京开府以后，“吴兴现象”更是引入瞩目，且不说“党国”元老张静江、戴季陶，便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也已自成一体，成为须仰望才可及的“党国”新贵，而朱家骅、潘公展等人的加盟，更使“吴兴帮”声势大振……自己同为吴兴人，从“吴兴集团”中分得一杯羹当为顺理成章之事，更何况白己与陈氏兄弟又沾亲带故，“果兄”、“立弟”若助自己一臂之力，何愁功名不就乎！他越想越兴奋，时时掐指细算，觉得自己真是占全了天时、地利、人和，若不“出山”真要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了。
自徐恩曾打定主意要到官场上“潇洒走一回”后，他就用尽心机去讨好巴结陈氏兄弟。不管是在电台门口还是路上遇到“果兄”、“立弟”，总会巴巴地跑向前去，点头哈腰地帮他们打开车门。打听到他们想吃什么时令瓜果、菜蔬、海鲜、飞禽，也会想尽办法买去孝敬。陈氏兄弟最初不知道“可均弟”怎么如此客气，直到有天，徐恩曾找到二人，直截了当地表白心胸，两人才恍然大悟。
经过陈立夫建议，陈果夫就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总务科长之职授予了徐恩曾，这是1928 年的事了，那一年徐恩曾正好进入了30 岁的而立之年。与此同时在陈氏兄弟的介绍下，他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当时，中央党部实行的是处、科、股三级架构，徐恩曾这个科长算得上是中央党部的中层官僚了。不过总务科管的都是些杂七杂八、鸡零狗碎的事，从衣食住行到吃喝拉撒，做的都是伺候人的活儿。总务科长的职位，也就相当于中央党部的一个生活总管吧。一个奴才式的“管家”位置，徐恩曾做起来还乐颠颠的。他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新知识用到中央党部总务工作中来，干得还挺出色。一年多时间里，他着实干了几件令陈氏兄弟刮目相看的事。
一是建立了严格有序的文书档案管理制度，使原来比较零乱的文书档案一下子变得井井有条，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二是利用他在南洋公学既已掌握的电机知识，为中央党部新安装了一部电话总机，使各部、科对内对外的电话联络更为方便、快捷，工作效率又提高了一大块；三是利用他在无线电方面的专业知识，亲自为中央党部设计了一套较为复杂的密电码，使保密功能大大增强；四是在经费开支方面做到“厉行节约、开支合理”。有时候经费紧张，徐恩曾甚至不惜主动放血，自掏腰包补贴，这在当时官场上可是少见。徐恩曾的这一系列努力，得到了陈氏兄弟的充分好感和信任。
一次徐恩曾又提着礼品拜见陈氏兄弟，寒喧一通后，郑重其事地向“果兄”、“立兄”请教一些官场上的事情，陈立夫不禁一愣：“可均兄该不是糊涂了吧，怎么改口称小弟为兄长了？”
“虽说我较您长几岁，但您为官已久，这里面的学问比我丰富得多。
应该说您是老师，我只是个小学生。古人云：‘朝廷以爱为尊，又道是亲不敌贵，请受上礼。’因此恭称您为兄是理所当然的，立兄就不必谦虚了！”陈果夫在旁边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徐恩曾走之后，陈果夫对弟弟细细道来：“可均其人，人斯斯文文，风度不凡。说话轻声细语，做事踏实卖力，表面上看确是个胸无城府的白面书生样的人物。其实不然，从细微之处观之，他却是个外秀内恶、城府很深的人。就说他改口称你为兄这件事吧，我看就颇藏心机。”
他接着说：“可均聪明机警，好学肯钻，接受新事物快，若从事工业技术，当是块难得的材料。可是他心不在此，官欲太盛，这样的人或可成为旷世良臣，或可沦为一代奸雄，全看他的内在定性和外围环境了，这是我所以劝他不入仕途之故也。不过，若将他用置于特工上，我看倒是扬其所长，他为中央党部设的密电码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我料他若搞特工，今后的成就当不在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诸人之下……”陈立夫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可以说徐恩曾在陈氏兄弟面前已经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而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不久之后，徐恩曾就开始为成为一个特工头子铺路。
2援艰难创业志革新
机缘凑巧，1929 年底，调查科长叶秀峰因某一件事与陈立夫意见相左，做了甩手大掌柜的，“撂挑子”不干了。他留下的烂摊子急需有人担当起来，陈立夫就想起了徐恩曾，让他过来试一试，一来趁机看看徐恩曾到底吃几碗干饭，是不是这块料；二来也缓解一下与叶秀峰的矛盾，让叶坐两天冷板凳，刹一刹他的威风。就这样，徐恩曾以总务科长之职兼职调查科负责入，从此涉足情报工作，开始了对“中统”长达15年的统治。
其实早在进入调查科之前，徐恩曾就对这里产生了好奇。徐恩曾进入中央党部以后，第一次知道了中央组织部内部还有一个神秘的“党务调查科”。
这个科的人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与其他部门不相往来，其工作人员整日鬼鬼崇崇不知道搞什么名堂。更令他感兴趣的是，这调查科的许多称谓与别科不同，科长不叫科长，而是称之为主任，第一任负责人陈立夫就被称之为陈主任，而且这调查科主任升迁也是非常快的，像“立兄”、张道藩、吴大钧都位居许多人之上。同样是个科级，为什么待遇不同，彼厚而此薄呢？
徐恩曾曾经问过陈氏兄弟，但是没有得到答案。这个神秘的调查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为什么陈氏兄弟都对它讳莫如深呢？这还要从南方革命政府时期说起。
最初，国民党仿照苏联共产党的体制和经验进行国民党的党务调查活动。开始主要是调查统计党员的成分、学历、经历以及掌握党内动态，并对社会政治进行一般意义上的调查统计活动等等，性质类似于档案部门，情报工作的成分并不占主导地位。直到1926 年5 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之后，蒋介石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任命陈果夫为组织部秘书，代理主持组织部日常工作，也就从那时候起，党务调查工作正式展开。但陈果夫当时的主要精力在于分共清党和整理党务方面，于是就把党务的调查活动委托给弟弟陈立夫来做。
陈立夫当时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科担任机要科长之职，主要从事军事情报等相关工作。接手党务调查后，陈立夫一手托两家，左手负责军方的情报工作，右手扶着党方的情报工作，成为脚跨党、军两界的情报总管。
因为完全没有经验，所以陈立夫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先七拼八凑拉来二十多个人组成了个草台班子，再把调查科分为两股，一为采访股，一为整理股。因为没有人真正做过情报工作，所以最初的工作并没有什么起效。后来由一批留俄回国的学生加入到这个组织中，才使得调查活动像模像样起来。
这批人主要照办了苏共国家政治保卫局，即“契卡”组织的工作性质、工作内容与组织形式，陈立夫的情报组织才得以规范化，达到了能够与日俄相匹敌的现代化情报活动的水平。
徐恩曾好容易进入党务调查科，自然要把吃奶的劲儿都表现出来。“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要着着实实地把调查科“革新”一番，让别人见识一下自己的本领。
他放的第一把火，是建立特务领域的最高秘密指挥机关。他进调查科之前，调查科设在丁家桥中央党部机关内，那里机关多、人又杂，非常不利于搞情报这样的秘密活动。徐恩曾认为，调查科既然是搞秘密调查活动的，办公地点、人员身分等等，当然是越隐蔽越好，不宜过分招摇。他把自己的想法呈报给陈立夫，得到了“立兄”的赞同，徐恩曾于是放手在南京中山东路5 号中央饭店附近找到一栋半中半西的两层楼，作为党务调查科的又一办公地点。新的办公地点作为党务调查科的秘密指挥机关，除了总干事张冲、特务组长顾建中等少数几个大特务可以进出外，其他人等不经安排均不许涉足。为避人耳目，他又指示手下在门外挂上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装扮成一个商业机构作为掩护。从此这秘密的“正元实业社”成了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真正核心与神经中枢，至于设在丁家桥的党务调查科，则只承担一些公开的调查活动。国民党的特务活动也从此按公开与秘密两条线索运行。随着特务工作的逐步展开，徐恩曾又确立了“公开掩护秘密，秘密指挥公开”
等特工原则。
徐恩曾放的第二把火，是建立了秘密的特务电台。玩无线电对他来说自然是驾轻就熟的事儿。为了加强特务之间的联络，增加安全系数，徐恩曾首先在中山东路距正元实业社不远的地方，建立了党务调查科的电讯总台，并在上海、武汉等地分别建立分台，使各地的情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发送到南京特务指挥机关，大大提高了特工活动的效率。此外，徐恩曾还“捋草打兔子”，利用电讯总台楼下的门面，开办了一家电讯器材商店。
他刚筹备开店时，原配梅氏还很不理解，说你整天这么忙，还开什么店哪。徐恩曾却不急不火地说：“真是妇人之见，我开此店可谓一石二鸟、一箭双雕。其一可赚钱充实特务经费、补贴家用，其二可监控电讯器材的流向，与中共的地下电台捉游戏……唉，妇道人家不足与之谋也！”
徐恩曾放的第三把火，是加强与首都警察厅及宪兵司令部的合作。通过“积极活动”，调查科与警察厅督察处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调查科甚至可以指挥督察处进行公开的特务活动。1930 年秋，徐恩前甚至被宪兵司令部特聘为顾问，每月多拿80 元顾问费不说，“私人方面的”、“工作上的”便利就更不用提了。这么说吧，调查科若逮捕了政治犯，大都可送往宪司监狱关押。宪司甚至网开一面，让徐恩曾在监狱里单独盖了一排平房作为特务活动的专用监房。
徐恩曾放的这三把火，还真糊弄住了不少人，调查科一时间红红火火起来，徐恩曾又一次在主子面前展现了自己的“卓越的才华”，进一步得到了陈氏兄弟的青睐，为以后的“飞黄腾达”铺垫了道路。
3援顾顺章被捕叛变
徐恩曾接手调查科主任的时候，还只有十几个人员。他深感人员缺乏，捉襟见肘，便向陈立夫要求从黄埔调一批即将毕业的学生来辅助开展工作。
在陈立夫的首肯下，蔡孟坚等人来到了徐恩曾手下，并被送到南京郊外的一处隐蔽的地方进行训练。毕业后大部分人留在南京，一小部分派驻外地。蔡孟坚、黄凯、杨登瀛三人前往武汉，主要任务是配合“国军”共同“剿共”。
为了避人耳目，三人都是孤身一人，分头行动。
蔡孟坚到武汉和当地的军警宪兵组织拉上联系。他在武汉的公开身份是武汉行营侦缉处的副处长，暗地里是徐恩曾特务组织派驻武汉的特派员。他和另两个特务一样，成日出入于酒楼茶肆，市场小街，多方搜寻可疑人员。
这天，三个人闲逛到了著名的新市场游乐园，想去看看热闹。突然，尤崇新一眼认出，在新市场乐园堂而皇之演魔术的人，竟然是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尤崇新叛变前作为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曾多次见到过顾顺章。不曾想今日双方会在此时此地见面，尤崇新感到既有些大喜过望，又有些不可思议，但不管怎么说，这可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好事。这顾顺章又名顾凤鸣，他是中共中央在上海总部的关键人物，若是抓住他，不啻是抓住了一条大鱼。
尤崇新凑在蔡孟坚和董佑强耳边耳语了几句，二人脸上顿时也露出惊讶之色，随后互相看了一眼，点点头。只听呼哨一声，三人掏出手枪窜上前去，将顾顺章团团围住。围观的人群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先是吓了一跳，紧接着四散而去。
正演到精彩处的顾顺章，似乎还没有明白过劲来，待他定下神来，早已被闻讯赶来的巡捕抓进了汽车。
按照南京总部的要求，蔡孟坚乘船押顾顺章前来自首。
4 月27 日凌晨，南京下关码头外的江面上，雾霭沉沉。一艘机动帆船正停在离下关码头不远的江面上，船上赫然站立着荷枪实弹的军警宪特，船舱内，陈果夫和徐恩曾正焦急地望着舱外江面上的动静。这是陈果夫和徐恩曾为防押解顾顺章的行船遇有不测，特意赶到江面上迎接。
见面之后，蔡孟坚连忙“请”出顾顺章，向陈果夫和徐恩曾引见。其实这也是国共两党的特工首脑第一次面面相对，互相都不免上下打量一番。
顾顺章正在入神打量之际，倒是徐恩曾面带笑容首先说了话：“顾先生远道而来，有失远迎。失礼！失礼！鄙人徐恩曾，和果夫先生在此迎候先生已多时了。”说完，拉起顾顺章的手，和陈果夫一起向船舱走去。对于徐恩曾的“热情举止”，顾顺章也显得颇为领情，二人手拉手并肩走进内舱休息室。
按照预先的计划，蒋介石立即召见了顾顺章。自恃官高爵显的顾顺章，原以为凭着自己在中共内部的身份，蒋介石定会许他一官半职，未曾想老蒋见他之后，以他浓重的江浙口音轻描淡写地只讲了几句诸如报效党国、好好工作的官面话，就把他打发了回来。对于蒋介石那一番话，顾顺章虽然表面上唯唯称是，心底里自然是老大的不乐意，看来，当叛徒的滋味也并不好受。顾顺章自此立下横心一条，好好干一番事业，看今后谁还瞧不起他顾某人。
来到南京的当晚，陈果夫、徐恩曾和顾顺章做了一次长谈。为了显示自己的价值，顾顺章故意淡淡地说：“徐先生，先不说别的，你身边的私人秘书钱壮飞，就是中共打入你们内部的地下特工，跟你认识的李克农也是个共产党。”
顾顺章一句话，吓得徐恩曾魂飞天外。陈果夫惊诧地看了徐恩曾，继而用将信将疑的语调急声问道：“军中无戏言，顾先生若是取笑我们，可不是……”
“唉，二位先生要是信任我，就听我一句，要是不信任我，就请现在把我拉出去！”顾顺章也颇理直气壮地回应了一句，“钱壮飞，又名钱潮，跟你徐先生还是浙江老乡，曾经在你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学习过，你在上海任无线电管理局局长时，他就是你的秘书，你前年在杭州办西湖博览会时，他还帮你不少的忙……”
徐恩曾这里听完顾顺章的一席话，直恨得要把牙根咬碎，他自知工作有失，干系重大，连忙亲自领人去抓钱壮飞。
这钱壮飞确实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是周恩来派到国民党内部，隐蔽极深的一名中共特工。在没暴露身份之前，他曾经把许多机密的情报转给周恩来，挽救了许多同志的生命。钱壮飞的身份，曾作为“中央特科” （中共的情报机构） 负责人的顾顺章自然知道。
顾顺章这次从上海出发护送张国焘等人去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滞留汉口准备多玩几天，怎奈手痒，就在汉口把自己的老绝活耍魔术又拿了出来。顾顺章为人好卖弄，在上海时就开过魔术店，结果被周恩来同志屡次批评。积习难改的顾顺章终于在汉口被叛徒、特务尤崇新所指认。
被捕之后顾顺章本就担心消息走漏，因此临行之前，他极力阻止蔡孟坚往南京发电报。但是蔡孟坚比他还心急，也想立头功。因此背着顾顺章，连夜起草了一份密电报，发往南京总部进行汇报。而这份电报又刚好被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刻通知了中共地下组织，并且连夜撤离。
顾顺章的叛变给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震动相当大，对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的破坏也是相当严重的。
徐恩曾、顾顺章、顾建中、张冲、王思诚等一批特务一到上海，就在大批军警的保护下，马不停蹄地对中共上海的各个主要机关展开了大搜捕。搜捕的结果，除了像《红旗日报》等机关没来得及撤离遭到破坏之外，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大部分机构早已是人去楼空了。看来钱壮飞的情报已发挥了效力，徐恩曾、顾顺章后悔他们来迟了一步。顾顺章看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他告诉徐恩曾，中共的重要领导人恽代英就押在国民党的监狱里。
徐恩曾当然晓得恽代英的大名，奉陈果夫之命马上又亲自赶回南京说服恽代英。可任凭徐恩曾说破了三寸不烂舌，使尽了九曲花招术，恽代英大义凛然，丝毫不为所动。徐恩曾见百计不得施，遂上报陈果夫和蒋介石，称此人冥顽不灵，教化难改，死不足惜。1931 年4 月29 日，恽代英在南京监狱壮烈牺牲。
在上海搜捕中共，徐恩曾表现得十分卖力，他的家眷其时正在上海，七十老母、二房王氏以及几个子女都蛰居于此。可徐恩曾为了弥补用人不当的失误，几过家门而不入。徐恩曾在上海的所作所为，自然早有人报知给南京的陈果夫，陈果夫听后大为嘉许，一纸电文命令徐恩曾率队“班师回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