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援戴老板扬名西方蒋不爽
太平洋战争使正在苦苦抗击日本军队的蒋介石有了喘息的时机,也给戴笠提供了与美国人合作的机会。原本骄傲的美国将军们这才认识到中国军统的特殊作用,一个个都服气地低下头,主动前来寻求合作。正是与美国人的合作,戴笠终于走到了他一生最得意的时候。
戴笠想要和美国人进行合作,无非就是寻找一个洋主子作为靠山,进一步稳定和发展军统,加强自己的势力。而美国也是有图谋的。他们从珍珠港事件中发现了中国破译日本密电的能力,希望很快地能掌握军统几年所积累下来的对日本空军密码研译的技术经验。而戴笠不但不打算把自己懂得的一些东西让美帝了解,还希望美帝能向中国提供一套研译密电码的科学设备。
双方各自心怀鬼胎,所以最初进行的工作,只限于双方交换有关对日寇的密电码的侦收研译。一年过去了,美国只提供了一批普通的无线电制造器材,而戴笠也不肯把真正懂得这方面的技术人员派到中美所,只提供一些研译出来的材料。双方都没有捞到好处,可是也都看出了对方可利用之处还很多,于是彼此不肯就此散伙,将就着“合作”下去。
渐渐的,从美国又来了八十多名美国特务,逐步深入到军统的各个部门和中国民间,也看出了戴笠特务系统在中国蒋管区内的特权。美帝国主义又有了想法,他们认为可以借助戴笠种种为所欲为的作法,进一步把美国特务势力伸到中国来,便重新调整了策略,主动向中国方面示好。
戴笠看到美国愿意主动提供武器弹药、气象器材、交通运输工具、医药设备等来协助军统,把密码研究扩大到情报交换,心里止不住的高兴。虽然他明知美国人内心里在打小算盘,可是这小算盘里也挟带了给军统的好处,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在双方合作彼此都感到满意的情况下,终于决定正式签订合同。
中美所第一次合同签订后,蒋介石极为高兴,决定把侍从室主管情报的第六组组长唐纵,派兼军统局帮办,协助戴笠处理军统方面的一些业务工作,好让戴笠腾出手来与美帝紧密合作。之后,美国特务开始在中国大肆活动。
由于第一次合同中有些问题没有列入,中美在1944 年秋天又补充签订了第二次合同。除了正式规定美国为军统训练新式特务分子及供应有关器材外,并答应由军统选派大特务40 名分两批赴美留学,为军统培养出一批高级骨干分子。除来往旅费及制装费由军统负担外,所有在美国受训时费用由美方供给,每人一万美元。
在第二次合同中,规定美方供应的武器、交通工具等在数量上均有增加。仅十轮卡车便增加到2000 辆和全部维修设备,中小吉普增到120 多辆,其他医药、电讯制造器材等也有所增加。而抗日战争结束后,“好心肠”的山姆大叔仍怕特务部队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不够用,又从冲绳等地送来3000 吨各式武器给军统,并海运至秦皇岛。后来因戴笠死去,内部争权夺利,对这件事未即处理。蒋介石知道后,便全部拨交前往东北的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接收了。这批武器虽未送到军统手中,却同样达到了以中国人用美国武器杀中国人的目的。美帝这一阴谋,实现得可谓是天衣无缝,梅乐斯也因此在几年间由一个中校连续被提升到了准将。
美帝对梅乐斯与戴笠的合作越来越重视,除了美国总统代表赫尔利到中美所视察过外,美帝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也前往视察,对该所工作极为满意。戴笠更兴高采烈,特意隆重设宴招待这位海军上将,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如程潜、张治中以及周至柔等都被邀作陪。由于梅尔斯在中国取得很大成绩,美帝的其他特务机关便非常眼红。杜诺万到重庆时,曾与梅乐斯商谈要他把一些有关情报分别供应给陆军方面和在华美军高级将领。但是梅乐斯不同意,结果被杜诺万把他扣留在美驻华大使馆一天多,才放他出来。由于梅乐斯一向气量狭小,受了这一打击,竟弄得神经失常,1945 年春回美国医治了几个月,直到“二战”快胜利时才病愈返回重庆。戴笠去世后,他也送去了挽联和花圈,并亲自到场表示哀悼。
如果说戴笠和梅乐斯的感情还是出于私人情谊,那么他对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司令柯克的关系则更多的是借以利用。1946 年初,戴笠还邀请柯克到北平一游,这是戴笠与柯克的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柯克即将退休归国,以美国海军耆宿的地位,仍然不失为海军界的红人。
戴笠这几年通过梅乐斯的牵线搭桥,与美国海军界有了相当的默契。美国海军部甚至答应战后以部分海军舰艇援助中国政府作为条件,来达到换取支持戴笠出任中国海军司令的目的。
戴笠一直认为,陈诚、胡宗南等都握有雄厚的武力作为后盾,而他只有一些特务,恐一旦蒋介石死了,无所依归,在国民党陆军方面没有基础,不能与陈、胡抗衡。当时陈绍宽所主持的海军总司令部已无军舰,戴笠因为和美海军情报部门关系密切,梅乐斯答应向美海军部接洽,以一部分军舰援助国民党,由戴笠来主持海军,并以中美所训练武装的特务部队的一部分改编为海军陆战队。在军统局即将化整为零的情况下,戴笠认为只要自己能当上海军司令,那么就可以将军统所属的部分特务武装改编为海军陆战队。而在这方面,柯克无疑比美乐斯更有发言权。戴笠一再拉拢他,就是为了能够在美方的支持下,获得海军的领导权。由于戴笠觉得自己在海军中的资历不够,想要让国民党海军“宿将”曾以鼎(是戴笠的亲信、中美所主任秘书潘其武的四舅父,即曾流隽的四弟) 出任海军部部长,戴笠和桂永清分任次长(那时桂任驻英武官,新由英回到重庆,住在戴笠的公馆),由桂在海军部负实际责任;该部所属的舰队和陆战队,由军统掌握运用,以作戴笠的后盾。
1943年8月份,梅乐斯赴印度视察时,在阿拉哈巴车站遇刺受伤。戴笠下令军统在印度的组织彻查,很快弄清是日本间谍所为。梅乐斯闻讯极为高兴,称赞军统的力量确是不凡,并大力在美国国内替戴笠进行宣传,以至引起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注意。再加上美国情报人员传来大量关于军统和戴笠的情报,于是,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向参加会议的蒋介石提出,他想见戴笠。此举无疑使蒋介石内心极其不快,并产生警觉。蒋历来认为特务工作决不能让其他势力染指,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国际强国,一旦戴笠被其控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蒋介石找了借口推脱,使得戴笠至死都没有见到罗斯福。但是这充分表明,在美国人的眼中,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是无能和低效的,而戴笠的军统局以极高的工作效力,给美国在军事上带来了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这不能不使美国人另眼相看。
2援“四一”大会太铺张反遭疑
到重庆后,随着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不断加强,戴笠的特务“事业”也不断发展。仅局本部就达到1000 多人,所属特务不算武装部队,有5 万多人。除了本部的快速发展外,其基层组织也迅速增加,共有16 个区、41 个站、17 个办事处和各种各样的训练班。
因为是在1932 年4 月1 日成立了复兴社,戴笠也当上了特务处的主任,告别了跑单帮的日子,真正有了自己的小衙门。从那之后,他就对“四一”
这个日子特别重视。1942 年4 月1 日是军统成立10 周年的日子,这年也是重庆军统局扩大成立后的第二年,军统内外活动和形势趋于稳定。戴笠决定热热闹闹的办一场“四一”大会,扬扬军统的威风。
当天,戴笠亲自接来了蒋介石。当他们的车子停在大礼堂门口时,几百名特务队伍在周围鸦雀无声地站队,等待他们进入大礼堂,雷动的掌声几乎要掀翻了屋顶。同时军乐队也弹奏了起来。整个场面极其热烈。
蒋介石对周围人一边挥手,一边顺着人群让出的甬道走向主席台。他嘴边带着微笑,眉头却紧锁着。他对这么多人对自己如此忠心的拥戴感到满意,可是此外,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却让他很不舒服。
戴笠跟着蒋介石踏上主席台后,转身一抬手,全场立刻安静下来。戴笠说:“向领袖敬礼。”
立刻有人站出来指挥:“敬礼。”场内刷一声,无数双手臂一致地抬起。
“礼毕。”又是刷一声,无数双手臂一致放下,动作规范得令人瞠目。戴笠满意地点点头,转身向校长鞠了一躬,宣布道:“下面欢迎领袖为我们讲话。”
蒋介石此刻的心情是复杂的,他的目光自然瞟到了主席台边的一副对联:“从四条巷到罗家湾,组织虽有前后精神还是一个;改特务处为军统局,同志遍布中外忠奸决不两全”看到这副对联,他心里又是一颤。因为这副由毛万里撰写,戴笠选中并修改的对联说的正是军统的发展历程,而这发展又是在蒋介石的扶持和默许下进行的。到现在蒋介石却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姑息养奸,纵容了自己的下属力量过分膨胀。比如今天这样的场面,万一戴笠要对自己下手,岂不是瓮中捉鳖吗?
蒋介石身上冒冷汗,面上却并不表现出来,他讲了几句老调重弹的勉励话,并和早期的“十人团”成员逐个握手、颁发奖金。
接下来戴笠宣布进行“公祭”。他一声令下,主席台顶端和背后的布帘被撤掉,悬挂着的许多军统死难人员的照片和陈列的500 多个灵位一下子显露出来,令人毛骨悚然。戴笠带着悲怆的语调沙哑地说:“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团体,10 年来,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跟军统人员的献身是分不开的。今天我们在此悼念他们的离去,激励诸位继续努力,为了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听着介绍人的发言,众人依次向“殉难”、“殉职”、“殉法”的死难者行注目礼。“殉难”指的是为团体战斗而牺牲的;“殉职”指的是因公积劳成疾不治而亡或自杀的;而“殉法”则指那些因违犯集团纪律而被处决的。
戴笠一面杀人,一面还要彰显自己的宽容和恩慈,表现自己的大家长身份。
这样的手段让在场的人都感到莫名的阴森。
蒋介石在戴笠的引导下,看完500 多位死难者的灵牌和遗像,然后对死难者家属代表进行慰问、接见,发给大笔奖金和抚恤金。
公祭结束后就是聚餐。戴笠照例走到扩音器前,端着一杯斟满的酒,叫所有的人起立,高声叫着:“第一杯酒,祝领袖身体健康,大家干杯!”现场欢声雷动,蒋介石也笑着举杯示意。
戴笠接着又命斟上第二杯,喊道:“第二杯酒,祝所有的同志们身体健康,干杯!”大家干杯了之后,戴笠便请蒋介石坐下。而现场没有人敢跟着坐下,而是等着接下来的命令。
这时大会指挥官传令斟上第三杯酒,大叫:“第三杯酒,祝戴先生身体健康,干杯!”
“祝戴先生身体健康,干杯!”喊声让地面都微微震动。戴笠开怀地笑起来,这才命令:“开动。”
他没有注意到,蒋介石的嘴角已经开始抽搐。聚餐到一半,他就借口有公务在身,告辞离去。在特务们欢送的掌声中,他坐上自己的轿车,驶离了军统局本部,这心才算安定下来。
而“四一”大会还在继续。晚上是罗家湾的联欢晚会。现场张灯结彩,一片灯火辉煌。各内外勤单位、特训班都有节目演出,有京剧、现代戏、歌舞,还有散打、擒拿气功等等,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戴笠最爱听京戴笠在农场做活照
戏,而不喜欢看话剧和电影。军统的晚会也是以京戏为主。因一些话剧剧本多带有进步性,很少能合他的口味。他对电影选择很严,只喜爱陈铨所编导的像《野玫瑰》、《天字第一号》等为军统特务工作作宣传的一类东西。开场时候,礼堂里是座无虚席,戴笠在视野最好,也最隐蔽的位置看着一切,满意地笑了。
随着演出进行,许多特务觉得无聊,想溜。可是跑到出口一推门,却发现大门是铁将军把守,全部上了锁了。
一个资格较老的特务看到沈醉在礼堂外守卫,叫了一声:“沈醉,快来把门开一下,我要出去。”
沈醉走过来,非常抱歉地说:“对不起,老板喜欢大排场。他吩咐,这样热闹的场面实在难得,还是请诸位回坐位去好好看戏罢!”
特务们无奈,又不敢露出什么抱怨的声色,只好假装高兴地坐回位子继续观看。直到4 月2 日清晨5 点,戴笠宣布“四一大会圆满结束”之后,礼堂大门的锁才被打开。
而此时在蒋介石的府邸,他刚刚醒来,在案头批改文书。可是“四一”
大会却一直像一个心结一样,哽在他心头难受得很。军统的发展,戴笠手中的权力、地位、实力,都已超过让蒋放心的程度。他不由得开始猜忌,担心有一天戴笠会超出他的控制,转而对他不利。
蒋介石暗暗下定决心,从此要开始限制戴笠和军统的扩张,提防他一手栽培出来的学生又转过头来害他。
一次原本想在蒋介石面前邀功讨好的“四一”大会,却成为了两人关系恶化的导火索。蒋戴之间由过去的两无猜忌变成相互戒备。戴笠在筹备使一切都万无一失时,却唯独忘记了,盛极必衰的道理。
3援伴君如伴虎折翅摒声息
从1942 年的“四一”大会开始,蒋介石就开始加倍提防戴笠。但是在抗战时期,他并不敢轻易打破人员设置上的平衡,怕党内的不稳定加剧了局势的混乱。因此他冷眼看着戴笠在抗战中东奔西走,不但建立了自己的武装,还跟美方的关系越来越近,势力一步步地壮大,心情越加的沉重和不安。所以他暗中在试探戴笠是否还在保持忠心,是否依然随叫随到,便于控制。
为了显示自己没有政治野心,在1945 年5 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戴笠坚辞中央执委。蒋本来已把他圈定为中央执委,但戴笠考虑,多年来自己树敌太多,特别要防陈立夫和陈果夫犯难作对,与其让他们做手脚,不如自己干脆谦让给郑介民、唐纵二人,既抽身退步,洁身自好,又让二陈找不到把柄,还笼络了郑、唐,蒋也会减少对己的戒心。果然,戴笠的做法受到蒋的好评。
1946 年1 月,由于戴笠日益扩大的势力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以及戴笠与其他势力的矛盾,再加上国共两党经过43 天的谈判,签订了《会谈纪要》。这个纪要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国民党迅速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平时应享受的权利,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的权力等。这在蒋介石来说,虽然并没有要真正遵守执行的打算,但为了做些表面文章,也是出于抑制和打击戴笠势力的需要,向戴笠秘密发出了撤销军统局化整为零的指令。
戴笠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他就抢先拿出一套办法来对付蒋介石。
蒋介石的命令颁布之后,戴笠连夜起草了一份改组计划:一、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军事情报、军事稽查业以务及军队中各级谍报参谋方面的力量都独立出来,使得军统局的情报机构得到削弱;二、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特工警察力量分化出来,使得军统局不再掌管警察行政大权;
三、改组军统局主脑部分,使其成为隶属于司法行政部之下的一个调查室;四、削减军统局本部及各外勤机关,化整为零。
另外戴笠还要军统局坚决贯彻他提出的“裁弱留强,里外三百”意图的同时,在内部体制上减少指挥层次,下令撤消所有区一级的组织,恢复在省范围内以省站为最高指挥机关。原来归属区一级指挥的特务人员,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全部转入地下,不再以公开机关和任何名义作掩护。在此基础上,戴笠迅速清理整顿军统内部的贪污受贿问题,以免被蒋介石和政敌抓住口实。
他指示毛人凤成立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自己也迅速到各地去清理财产。
蒋介石收到这份计划的时候,心中还有一些疑问。因为他不相信戴笠会这么干脆地做出对他力量如此不利的削减。所以他表面上对戴笠的决定表示肯定,但是私底下却派人继续调查。这一查却发现了诸多的疑点。
首先戴笠虽然削减了军统局内部的军事部门,却掌握了军令部第二厅,把军事情报、军事稽查业务以及军队中各级谍报参谋方面的力量都拨归进去,全部抓到手中,成立军事特工方面的独立系统。
其次戴笠掌握了内政部警政司,并将警政司扩编为内政部的警察总署,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特工警察力量划拨过去,形成警察行政业务与警察特工业务一把抓。
戴笠另外改编了忠义救国军和军统局的特务团,再加上军委会的别动军、交通警备司令部所属的各团、交通巡警总队和军统局掌握的部分国民党税警部队,把约10 万人组建成了交通警察总局。
尽管戴笠削减了各内外勤机构,但是他并没有解散削减下来的人员,而是把这些人安插到各个司法行政部门,形成军统化整为零后的基本力量。同时也成立了一个调查室,安顿下军统局主脑部分的主脑部分。
最让蒋介石气愤的是戴笠竟然默许军统内部成立一个叫“警坛社”的秘密组织。而该组织成立的目的甚至是明确地表示要争夺全国的警察大权。经过这几步计划,军统力量没有被削弱,反而比原来还要更加强大。
这个消息传到了蒋介石耳中,他沉默了很久,最后愤愤不平地说:“这个戴科长闹昏头了,他得明白他自己的位置。”
为了加强对情报机构的控制,蒋介石下令除了在原先情报特工部门建立的甲种会报和乙种会报之外,又建立了年度会报和月度会报。第一次年度会报是在蒋介石的官邸举行的,并由蒋自己主持。月度会报地点设在军统局大院对面的漱庐,由唐纵主持。曾经是戴笠下属的唐纵摇身一变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对军统局及其他情报部门呈送的情报提出意见和指出应当注意的问题。除了重大情报由蒋介石自己亲自掌握外,其他的情报和行动全由唐纵整理分析后上报。这就使唐纵有了更重要的地位,对戴笠及军统局内部存在的问题能及时如实地向蒋介石密报。相比之下,此时的戴笠除了负责召集和接待外,在月度会报上没有更多的地位。可见他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已经逐渐下降了。
长期以来,蒋介石手下的嫡系派别中,虽然山头林立,派系纷呈,但是谁也难以对蒋构成威胁,蒋要削弱或打击谁,也只是举手之劳。但只有对戴笠,他不敢这样做,以当时戴笠的势力来说,早已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了,就是在蒋身边的侍卫和警卫人员中,到底有哪些是戴笠的心腹杀手,这是蒋永远无法弄清的,也是蒋始终不敢想象的。蒋、戴的矛盾发展到这一步,使得两人从过去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变成现在戴笠让蒋介石感到如芒在背、如鲠在喉。蒋介石不得不采取最终极的手段对付戴,这就是蒋要成立五人小组秘密监视戴笠的原因。
五人小组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组成,由蒋介石亲自进行领导。这些人中,宣铁吾是戴笠的冤家对头,又是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唐纵是全国各特务系统的总协调人,也是安插在戴身边的钉子。这两人负责对戴笠进行近距离监视。就钱大钧来说,由于先后两次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在军界、政界屡任要职,所以不但与蒋关系很深,而且同僚友好、门生故吏等遍布各界,吸收他入组便于了解掌握戴笠言行,所以也实属必要。
而对胡宗南来说,蒋介石明知道他是戴笠的密友,却仍然把他吸收到五人小组中,甚至将他列为五人中的核心组长,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荣耀和知遇之恩。他跟戴笠也心照不宣地保持无话不谈的关系,然后转而向蒋介石密报戴笠的情况。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一个人的地位保住了,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蒋介石的一着险棋却收到了奇效。而蒋、胡、戴三人之间互相拉锯,互相欺骗又互相利用的关系却一直保持了下去。
五人小组成立以后,不但戴笠和军统的活动大都在蒋的掌握之中,而且对军统势力的抑制和削弱也都有了明显的成效。蒋、戴的较量进入最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