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耐住物质匮乏，却耐不住精神贫瘠，或许，我就是这种人吧。这也许是我写小说的根由。
真正直面生活，是结婚以后，走进了婚姻，才走进了生活。
和所有农村妇女一样，一走进婚姻，一下子就开始了种地，干家务，生孩子，过艰辛而单调的农村生活。遵循春播秋收，掌握柴米油盐，学习针线茶饭，维系婆媳关系，调和妯娌矛盾，经营夫妻感情等生活中所有琐碎的事情，叠加在一起一下子迎面扑来，令我应接不暇。
跳过了年少情窦初开的青涩，并不代表我已成熟，我不但是个新手，还是个生瓜。生活在我面前是新鲜的、陌生的，我在尝试中摸索，在摸索中学习，在学习中搞笑。
常常地，蒸馍馍，我会一不小心走神，火烧得过旺了，烧着了蒸笼；掌握不好碱的多少，不是蒸一锅“黄将军”，就是一笼酸蛋蛋。给孩子缝的棉袄不是一只袖子伸不出去胳膊，就是扣子扣不到一起。我的男人穿的鞋子是村里最丑陋的，我总是不能缜密地挨着针脚纳好一双千层底儿，底子还好，做成在脚底下踏着，别人看不见。尽管使出浑身解数，就是不能用针线将鞋面上的那双“眼睛”紧凑、圆满地“走”过去，不是一个眼皮耷拉着，就是一只眼睛斜着。男人穿着我的鞋子，人没到，一双蔫头耷脑的鞋子先到了。农村生活十余年，我大大小小做了上百双鞋子，没有一双能入婆婆的眼，这让他们很没面子。我是拿不出手的儿媳妇，摆不上台面的老婆，不称职的母亲。我不能融入周围生活，不能和他们打成一片，甚至被剥离了出来，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迷茫、无所适从。
生活在我面前拉开了一张令我畏惧的面纱，我感觉我的前路是崎岖灰暗的，我一直在寻找那一丝光亮，摸索我的那个支点。
读书成了我唯一的出路，山村没有报纸，没有书籍，我到处搜寻，能抓到我手里的可读的东西我都读了，并开始记日记，写写画画。
生活并非过家家，尽管我懵懂，我无知，日子就摆在我的眼前，要我亲自掌握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每一天。经济拮据，物质匮乏，不得不让男人外出打工挣钱，生活的重担真正地落到我的肩上，日子的烦琐和精神的孤寂让我迷茫，让我跌入谷底。唯有读到的书和写点什么的时间是属于我的。
二〇〇六年，小说《葱绿裹着的棒子》在固原市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六盘山》发表。尽管那篇小说不到千字，当我从邮局凭着汇款单兑现二十元钱的稿费时，我高兴得要飞了起来，那二十元是我十多年里最大的一笔财富，主要的是，我的名字被印刷在期刊上，所有《六盘山》的读者都能看到属于我的那一方文字，那一方文字让我和外面的世界有了联系。
那是一个阳春三月，男人打工刚出去，两个孩子就发热感冒了，一双“大脖子”展现在我眼前让我揪心，我背了一个，领了一个，翻山爬坡，到十公里以外的药铺去抓药。那个乡村大夫总共给我开了七块八毛钱的药，我却没钱付，记在了账上。这七块八毛钱的外债是我亲自欠的，我深刻感受到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羞辱，更体会到挣钱的必要性。我要带着孩子跟着男人一起去打工，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山窝窝，到山外面去。
二〇〇七年，我带着孩子去银川找打工的男人，在城市的最边缘处租了一间房子，开始了我长达十多年的打工生活。我从一个农妇变成了一个农民工，在钢筋水泥铸就的城市里开始讨生活，我感到我生活的空间更小了，人情变得生硬而淡薄了，空气也黏稠了。再也没人在乎我针线好坏、茶饭咸淡，针线茶饭等家务琐事不再能衡量一个女人的好坏了，人们都很忙，忙着挣钱，忙着供给孩子上学。我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村妇女，在城里能干点什么呢？我和城市有一道无形的屏障，无法融入这个城市里来。
经过无数次的求告，两个孩子终于有学可上了，我在一家餐厅也找了一份洗碗的工作。白天上班，晚上陪孩子写作业，我开始尝试着写《收狗的女人》。
《收狗的女人》在我心里就像一颗种子，那个身材高大丰润的农村妇女是我的榜样，她健康、能干，胆子大得能骑摩托，她和男人一样能做生意挣钱。我如果能挣到钱，何至于七块八毛钱的医药费要挂账上。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为什么就不能呢？
我带着手写稿《收狗的女人》很莽撞地闯进银川市《黄河文学》编辑部。一进去我就用蹩脚的普通话说我是谁谁谁。话一出口，在座的几个编辑老师都纷纷抬起埋在电脑前的头看我。我感到自己的可笑，窘在那里，脸火烧火燎的，不敢抬头，更不敢挪动。我真的第一次体验了羞愧难当的滋味。好在编辑部的老师们用他们的方法化解了我的尴尬，给了我安慰，耐心地看了我的手稿并留了下来。我感受到了来自他们的善良、祥和和包容。
在这之前，我遇到的大多数人对我们这样苦哈哈的打工人是不屑一顾的，是很排斥的，他们没有耐心听我们口音浓重的方言，更别说伸出援手帮我们了。这次编辑部之行，让我感受到了人情还是有暖和的一面的。
过了几周，我忍不住将电话打到《黄河文学》编辑部，询问我的稿子的情况。接电话的是李向荣老师，因李向荣老师也是彭阳人，听见是我，他就用彭阳话跟我说话，我们的交流才顺畅了许多。李老师告诉我，他们只收用电脑打的电子稿件，不要手写的。李老师在电话里耐心地让我把那篇小说再完善一下，自己多检查多过几遍。每晚看孩子写完作业，我就反复修改我的小说。小说终于改到我自己觉得满意了，可我连电脑摸都没有摸过，怎能将我的稿纸变成电子邮件？思虑了多日，我决定学习操作电脑。可我一个打工的，哪来的时间和闲钱？几经周折，我辞掉了餐馆洗碗的工作，在一家网吧开始打扫卫生。一闲下来就偷偷地学习，还怕被老板发现了辞退我。见自己学习得太慢，这啥时才能学会将文章写进电脑，发给编辑？网吧里收银的小姑娘用五笔打字很快，我就百般讨好她，给她充话费，请她吃烧烤，央求她帮我将《收狗的女人》录入电脑，并发至《黄河文学》编辑部的邮箱。
二〇〇八年五月，《收狗的女人》在《黄河文学》发表了，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北方民族学院门前有个报刊亭，那里有很多当期的文学刊物，其中就有《黄河文学》《朔方》等。自打我将电子文件发出去，每次路过报刊亭我都会停下来看看。一个周六，在网吧打扫完卫生下班回家，路过报刊亭，见到五月份的《黄河文学》出来了，我颤抖着双手翻到目录，看到我的名字和《收狗的女人》赫然列在其中，我激动地告诉守报刊亭的人，我说我的小说发表了。这个男人站起来，放下他手里的杂志看我，我怕他不信，指给他看。他微笑着说，太好了，祝贺你。我当即表示要买一本，报刊亭的人说送你吧，就当我的贺礼，随后他们会给你寄样刊的。拿着刊登着我的姓名和我的文字的《黄河文学》，我抑制不住地站在马路牙子上嚎啕大哭。其时正值下班，过路的行人都侧目看我，有老太太上前询问我怎么了，哭得那样悲惨。我光顾着大哭，全然不顾过路人的目光和好心老人的询问。只有那个守报刊亭的人，隔着报刊亭的玻璃橱窗静静地看我，没有上前拦劝我，任我哭个够。
《收狗的女人》的发表，让我看到了光亮。自此，我就开始了艰难的小说创作。我在料理我的生活的同时，偷空写作。我只有初中毕业，文学功底浅薄，我写的小说错字连篇，常识性的错误在我这里常有出现。但众多的编辑老师在我的写作中给予指导、批评，给我信心，给我鼓励，给我帮助。
我是幸运的，有幸得到像《朔方》《黄河文学》《六盘山》《彭阳文学》这样的文学期刊的关注，使我在艰难中笨拙地走下去。他们的心地是那样的柔软，感情是那样的丰富，对尊严和人格是那样的尊重，对真相那样的坦诚。他们给了我努力的榜样，使得我跟着去学会理解、学会思考、学会包容；他们让我懂得了把真诚、善良、美丽当成信仰，也是他们一次次地给我鼓励，给我支持与帮助，是我坚持创作的动力。
如果说我有一个作家的梦想，实属有些大言不惭。可农妇也有农妇的生活，有了生活也就有了追求，有了追求就有了动力，我的动力是我要通过自己努力追求美好的生活。我知道，我的这一追求不能改变什么，但我的内心是踏实的，有目的的。我想把和我的父母亲一样的人，我的工友一样的人，我自己一样的人的素材变个形式记载下来。让更多的人，更多的不熟悉、不了解我们的人知道，我们虽然做着最卑微的工作，下着最苦的力气，接纳着最微薄的收入，可我们依然生活着、快乐着、爱着……
小说《叶草》《梦见槐米》等在《朔方》发表，《喊魂》《篝火》《打碗碗花》等陆续在《黄河文学》发表，《好大一棵树》《干大》在《六盘山》发表，让我的打工生活有了色彩，有了光亮。因为小说，我偶尔参加一些文学活动，认识了很多作为一个打工妇女不可能认识的人，他们不约而同地用人性最宽厚的一面待我，给予我支持、帮助，那股温暖的力量对我更是无穷尽的。
二〇一三年，我加入了宁夏作家协会。其间，我在宁夏大学做保洁员、在商场做导购，在库房做保管员，在洗衣房做洗衣工，换了无数个工作。知识的匮乏，农民工漂泊不定的艰难的生活，使得我退缩过、犹豫过，也曾想放弃过。兴许我与小说有缘吧，当我的写作欲望颓废时，我就会得到来自各方面不同形式的鼓励或者批评，是他们一直不断地鼓励我、鞭策我，给我打气，让我甘愿忍受生活的拮据、精神的寂寞来追求来自文字的温暖。
我的小男孩儿初中毕业，居然没有考上高中，这是我始料不及的，这给了我当头一棒，这一棒子敲得我晕头转向。作为一个母亲，让我感到了无力。我在生活中遭遇的磕磕绊绊，让我深刻体会到，知识对一个农村孩子的重要。我心疼地发现，几年后我的小男孩儿的生活就是我现在的生活，他或许比我现在更艰难，他将来的路要比我现在的路更窄更陡更坎坷。
我领着我的小男孩儿，无头苍蝇一样，到处打听，到处求人，就想让他上个高中，可处处碰壁，偌大一个城市，没有我孩子的一张课桌，我深感一个打工者的卑微。
在我领着他求学无门后，给他报了技校，我内心里是那样的疼痛，我深知这三年高中生活在他的人生里是多么地重要，这跟考不考得上大学没关系，我就想让他上个高中，有那样一段人生经历。
那短短的几分钟报名时间我竟是那样的煎熬。我就那样把我自己身上的责任推卸掉了。他还不到十六岁，他只是长了这么高的个子，他正是需要正规教育的时候，正是需要我这个做母亲的给他人生铺上路基的时候。而我，却过早地将他推向社会，让他在人生的浪潮中自己掌握深浅。
深感自己的软弱和无能，在这之前我觉得世界上除了钱再没有能难倒我的事情。我虽然没有一技之长，没有文凭，没有一副好看的身材和脸蛋，可我很拼的，我把一个农民的全部精力和体力都拼在了这打工路上。我和男人从那个穷苦的山沟沟里，空着手领着我的两个男孩儿，硬打硬拼，在这个城市安营扎寨生活了十多年。我总以为我是很强大的。可在为我的小男孩儿求学的路上，我屡战屡败，被挫败得不如一只蝼蚁。
这样一来，在外打工的十多年里，除了两个男孩儿从台阶高长成一米八几的瘦高个，我们两口子老成一副皮囊，再啥事都没有干成。就像我们老家里人说的：“白白滴日了十年的鬼！”
这十多年里，我们仿佛年年在搬家，每次搬家时，我们总发誓再搬家就直接搬回农村老家去，不再过寄人篱下讨要般的生活了。我们扛着锅碗瓢盆在大杂院、棚户区、居民楼之间马不停蹄搬了十年的家，却始终没有属于我们的一个家。其间，我换了无数的工作，尝试了各种不同性质的工作岗位，也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体验到了人情的冷暖。
二〇一七年，我锁了在银川的家门回到了县城。正如十多年前我们偷偷锁了老家的门去银川一样，除了换洗的衣物，没有带任何东西，我又能带回来什么？不同的是，这次回家，我们把两个刚刚步入大学校园的儿子丢在了那里。将两个男孩儿送进大学校园，我似乎卸下了千斤重担，好像完成了我毕生使命，整个人松垮了，原来一直紧绷着的那根弦不复存在了。
然而，出走十年，归来已非少年！我就像离家出走的孩子，漂泊十年后回家，近乡情更怯。谁知十多年过去再回到土地上种庄稼，发现我们两口子赶不上趟儿了，不会了，落下一步，就落了百步。和我们当初刚进城打工时一样，凡事都得从头做起。我们迷茫了……
家是宽厚的，包容的，她向我张开双臂，给我拥抱给我温暖，洗去我周身疲惫，给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在县城，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一份体面的坐办公室的工作，这份工作给足了我面子，给足了我安全感。在县城，我有了朋友，有了可以不做任何保留的知心朋友，有了给予我指导，给我建议，给我点拨的亲人一样的诸多朋友。
拨开云雾见月明，我漂着的心踏实了。我信心百倍，工作之余，报考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自考。一个大专文凭对于不惑之年的我来说，不能改变什么，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我就想在学历一栏中不再写“初中生”。事实证明，三年大专终于没有白上，我至少系统地学习了一遍大专自考的所有课程。这让我心里更踏实，更有底气。
写作，我尚在摸索中、跋涉中。让我欣慰、让我感激的是，在我追求的这条寂寞的文学路上，有那么多的老师、亲人、朋友给予我信心，帮助着我、扶持着我，而且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会用简简单单的一句真诚的言语给我不足的信心垫底。这些一点一滴的善意、恩情使得我不断地去追求，追求那一点一滴的温暖。
就像小说《昨天下了一夜雨》，不管雨下的大小，不管下雨时有没有刮风，有没有遇上雷电，有没有夹杂冰雹，只要早上起来能够见到阳光就是天晴了。新的一天开始了，就是幸福的，生活依然那么美好，充满希望，值得珍惜，值得我们用真心过好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