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以来，寿州城东门里就有条巷子，巷子里全都是青砖细瓦的三进宅院。这些宅院的主人是同一个吴姓家族的近支宗亲。这支吴姓家族在寿州城的东乡和南乡有着数千亩良田，靠着祖辈留下的家业，过着衣食无忧的殷实生活。同城里的其他士绅家族一样，吴家以诗礼传家，承续着古城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凡吴家子孙皆自幼入馆启蒙，稍长即读“四书五经”。吴家虽然不求子孙出官入仕，但要求他们知书达礼、正直做人。
这条巷子居中、面东的一处宅院，大门修成了两层的门楼。楼下的大门两侧各有一间门房，楼上三间小屋的四面都开有小窗。从这些小窗能观察周围景象，遇到紧急情况时，还能抵御外来的侵犯。在清代的寿州城里，这样的门楼独此一处。所以寿州人都叫它“吴家楼”，这条巷子也被叫作“吴家楼巷”。
清末民初时，吴家楼巷最北头的宅院是吴氏十七世祖嫡长房的住宅。家主吴老太爷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青壮年时期他亲身经历了国家贫弱、列强入侵和清政府屡次割地赔款。同所有爱国的中国人一样，吴老太爷备感屈辱、满怀悲愤，但又无处伸张，因而养成了忍辱负重、沉默寡言、与世无争的处世态度。
虽然吴老太爷生活在不幸的年代，但所幸拥有一个让他欣慰的家庭。他生有两儿一女，民国初年时长子伯安和次子仲安都已娶妻生子，女儿永芳也已出嫁。若论两个儿子的性情，却截然不同。次子仲安酷似父亲，而长子伯安却完全是另一种秉性。
吴伯安生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民国成立时他刚满二十六岁。千年帝制被推翻，令他惊喜不已。他敬仰孙中山先生，衷心拥护民主共和制度。伯安是个性情豪爽、喜欢广交朋友的人。他有见识、敢作为、肯担当，总是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公益事业，对本县的教育事业更是倾尽全力。对待朋友，他能仗义疏财、助人于急难之中；他还能主持公道，善于调解各类矛盾。别看吴伯安年纪不算大，但在寿县士绅阶层中，已是个崭露头角的人物。
清末时，中国知识界就提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拆祠堂、毁庙宇、办学堂”的强国主张。这些主张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各地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开矿办厂的热潮。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洋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
寿春城自古就文风昌盛，具有崇尚教育、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在“教育救国”的热潮中，这里绝不落后。寿州的第一所洋学堂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是寿州富绅孙多森在县城南街建立的私立阜财高等学堂。这是一所包括了初小和高小的完全小学。新式学堂传授现代科学知识，用现代科学教育取代私塾里单一的儒学教育，立即受到寿州父老乡亲的广泛欢迎。随后由乡绅集资，或由宗族、家祠出资兴办的洋学堂，在寿州城乡陆续出现。到清末时，寿县已建成了近十所私立的洋学堂。
民国成立后，寿县公署开始出资兴办公立学校。寿县的第一所县立小学，由城里的八蜡庙改建而成。这所县立第一小学比清末洋学堂又前进了一步。它完全按照西式教育开设课程。有些课程不但小学生们兴趣浓厚，连家长们也充满了好奇。譬如体育课，它使孩子们充分释放了好动的天性，又强健了小学生们的体魄；音乐课让孩子们享受到了歌唱的快乐和艺术的熏陶，使小学生们焕发了童真与活力。当人们走过校门时，常常能听到孩子们的歌声和笑声。似乎古老的寿县城也因此而焕发了青春，变得年轻活泼了。
不久，县知事决定依照县立第一小学的办学经验，将县城东街的卧佛寺改建成第二所县立小学。此时，县公署下设的劝学所里只有一名所长和一名劝学员，筹建学校的力量显然不足。于是县知事决定从民众中推举一位协办员，协助建校。
经过城中缙绅们的推举，吴伯安被聘请为寿县劝学所协办员。伯安心中明白，这协办员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但因是实施“教育救国”的事情，他二话没说承担了下来。
卧佛寺是所不大的寺院，因主殿中有一尊卧佛而得名。该寺院有前后两重佛殿，沿西面院墙还有十多间僧房，把它改造成一所小学是绰绰有余的。办学校校舍固然重要，但聘请合格的教师更加重要。劝学所将招聘教师的重任交给了吴伯安。
民国元年，教育总长蔡元培规定初等小学学制为四年，开设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等七门。另外，教育部对小学应聘教师的学历有严格规定，不允许降低标准。
为了招聘到合格的教师，吴伯安走遍了合肥、六安、蚌埠、淮南等周围的城镇、乡村。经过数月时间的努力，费尽周折，他终于陆续请到了六位合格教师。在学校筹建过程中，吴伯安的认真、努力和踏实肯干，深得劝学所所长的赞许。不久他被任命为县立卧佛寺小学首任校长。
县立卧佛寺小学即将如期开学了，但是难题又来了。教师们已经准备按课程表上课了，县公署上报省里的教育经费却迟迟没有批拨下来。这六位教师都是单身来寿县应聘的，领不到薪金，又没有家，一日三餐如何解决？为了让教师们能安心教书，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成了头等大事。伯安征得父亲的同意，从开学第一天起，即请六位教师来吴家吃饭，而且一日三餐全部免费。好在卧佛寺小学离吴家楼巷只有一箭之地，往返很方便。就这样，六位教师在吴家免费就餐将近一年，直到教师们领到薪金为止。
吴伯安舍己为公的举动得到了县公署的赞誉，也很快传遍了全城。对于伯安的义举，寿县人各持己见。大多数人敬佩他、赞扬他；当然也有人不置可否；还有少数人认为他是个大傻瓜，把他当作笑柄，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吴大傻子”。当年的寿县城里，“吴大傻子”这个绰号到处传扬，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与此同时，吴伯安在县公署以及本县士绅、民众中的声望也在不断增长。自此以后的几十年中，吴伯安的身影再也没有离开过寿县的教育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