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一发无情的子弹从他的右腮穿入，从唇部钻出，一进一出，杨勇失去了6颗牙。当时，血似喷泉，用嘴指挥不了战斗，他用笔下达命令，脸上是血，手上是血，笔上是血，纸上也是血，最后杨勇昏倒在血泊中。
从1933年秋天开始，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进行第5次“围剿”以来，红军在错误的方针指导下，与敌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死打硬拼，结果是根据地非但没有巩固，而且越来越小；红军伤亡得不到补充，也越减越少。面对几倍十几倍于己的敌人，弱小的中国工农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参加红军后，经过几年血与火的洗礼，杨勇已成为一名干练、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1933年10月，红三军团四十师十四团在中央苏区的绚口与敌遭遇，双方都措手不及。“狭路相逢勇者胜”。担任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的杨勇，冒着弹雨，带头冲入敌群，一场短兵相接的厮杀展开了。突然，一发子弹从他的头顶中央穿破了头皮，血很快流到面颊、颈部，他全然不顾，继续冲杀，敌人落荒而逃。战后，杨勇受到军团长彭德怀的称赞，胸前挂上一枚三等红星奖章。同时，头顶也留下一块永久的纪念───两公分长，不再生发的弹痕。
大军压境，炮声轰轰。红军战略转移中最激烈、最残酷的湘江战役揭开了帷幕。蒋介石为围追堵截红军，设置了4道封锁线，湘江是最后一道。由何键统领的40万大军利用湘江屏障，阻拦8万红军。在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误入蒋介石精心设计的铁三角合围圈。红军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蒋介石胸有成竹地认为，中央红军已经“流徒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对此，当时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博古、李德等惊慌失措、一筹莫展，甚至对红三军团的前进方向都不能明确，要由“侦察结果而定”。
11月25日，中央军委发出了突破敌人第4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的作战命令。这就意昧着红军要与敌人进行一场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搏斗。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向杨勇传达了这一指令，并要求十团作为先头部队过江后修筑工事，坚守阵地，掩护中央纵队和红九军团、红五军团渡过湘江，没有命令不准撤退。28日，担任红四十师十团政委的杨勇和团长沈述清率部挺进到湘江岸边，并同三营营长张震一起在界首、兴安之间侦察渡河点后，首先渡过了湘江。正当他们匆匆构筑工事的时候，桂敌七军独立团和十五军第四十五师就向他们扑来。
“轰，轰！”敌人开始炮击。炮火密集猛烈，大有炸平山头之势，不一会儿，像蚂蚁似的敌人朝十团涌来，红十团官兵奋起还击。枪炮声和手榴弹爆炸声顿时震聋发聩，敌人纷纷倒地。但是，打倒了一批，便另有一批上来，再打退一批，又有一批仍在向上冲。敌人仗着人多势众和精良装备，突入了十团前沿阵地。这时，团长沈述清毫不犹豫地率领一营迅速反击，不幸壮烈牺牲。接替其指挥的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当日下午在与敌反复争夺阵地中又不幸以身殉职。还不到一天的工夫，十团相继失去了两位主要指挥员，可见其战斗多么激烈。
望着倒在血泊中的患难与共的战友，杨勇义愤填膺，一跃而起，组织指挥部队与敌展开了白刃战。
敌人再次潮水般涌来，杨勇杀红了眼，一块弹片飞来，钻入他的右大腿，他咬牙一把将弹片拔出，大声呐喊：“为团长报仇！”冲出堑壕，战士们随其而上，疯狂的敌人“退了潮”。两昼夜的血战，十团400余名官兵血染湘江，使中央纵队顺利过江，从此，杨勇的腿部也留下了一块“湘江战役纪念章”。
1935年1月，在长征路上的土城战斗，给杨勇打上了第3块战争的烙印，也是他负伤最重的一次。
这年的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着重总结了第5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批评纠正了博古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军事路线。会议还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组成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全权处理最为紧迫的军事指挥工作。这说明，毛泽东又回到了军队的主要领导岗位.
若干年后，杨勇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毛主席出来继续领导红军，这是当时大家最为振奋的事。因为毛泽东同志领导、指挥红军时的节节胜利，和他被排除领导之后的不断失利，形成的鲜明对照，太强烈了，给人的印象太深了。如果说十几天前攻占遵义时，红军指战员像在朦朦月色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那么遵义会议之后，则使大家如同看到了标志着中国革命胜利而冉冉升起的红日。”
红军占领遵义后，蒋介石既怕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活跃在那里的红四方面军聚拢；又怕中央红军东出湖南，同战斗在当地的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所以，调集了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以及川、湘、滇和广西军的主力，朝遵义地区包抄而来。
遵义会议结束前后，薛岳部之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8个师的敌军，已尾追红军进入了贵州。红军为摆脱敌人而于1月19日凌晨撤离遵义，向土城、赤水地域进发，以便迅速渡过长江。
杨勇带领部队随红三军团作为左路纵队，于25日赶到土城附近。
土城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也是黔北大道的要冲。当他们进至这一地区时，川军刘湘的主力部队郭勋祺师已南渡长江，抢占了土城周围的有利地形以阻击红军。
中央军委为打开渡口通道，决定由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军团、五军团和一军团第二师，集中力量迎击川军。
1月28日拂晓，红军发起了进攻，激战3小时之后，才将敌阵突破。中午，敌人预备队投入战斗，赶来增援的川敌廖泽旅先头团也加入了正面作战。红军虽然英勇，但川军也很善战，所以战斗越来越激烈。
红十团政委杨勇又一次带队冲锋陷阵，战斗越来越激烈，突然，一发无情的子弹从他的右腮穿入，从唇部钻出，一进一出，杨勇失去了6颗牙。当时，血似喷泉，用嘴指挥不了战斗，他用笔下达命令，脸上是血，手上是血，笔上是血，纸上也是血，最后杨勇昏倒在血泊中。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甚至动用了精心保存下来的仅有的两门山炮，仍然无济于事。下午3时，战斗仍在激烈进行，部队的伤亡越来越大。
直到这时红军才明白，土城战斗，原以为敌人4个团，实为8个旅9个团，我军伤亡惨重。后来，军委命令停止攻击，避实就虚，西渡赤水。这次伤愈后，杨勇脸上留下的弹窝，30多年后，才由北京医院院长吴尉然用手术刀填平。
抗日战争时期的平型关大战，是我军首次与日军交锋，却是杨勇第4次负伤。
平型关，位于山西东北部古长城上，自古以来是晋、冀两省的重要隘口。关前有一条公路蜿蜒其间，直通灵丘、涞源，地势十分险要。当时，日寇正向平型关至茹越口内长城一线进攻。为了打击日寇的疯狂气焰，配合平型关友军防御作战，八路军一一五师决心在平型关利用有利地形，伏击日军精锐部队板垣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二十一旅团的日本兵个个不可一世，宁死不降。
1937年9月24日午夜，一一五师冒着寒风冷雨，越过急流陡坡，急行军来到平型关至东河南镇间20里长的公路以南设下埋伏。杨勇、李天佑端起望远镜，只见一条公路由东而西，公路北面有座三四百米高的秃山，山腰有座老爷庙。东面有六八七团，从灵丘来的日军将首先从他们面前经过；西面有六八五团，距平型关仅10里。单等敌寇一到，两边兄弟团截头断尾，六八六团即拦腰打下去。
清晨7时许，一阵马达声传来，百余辆汽车载着日军和军用物资在前面开路，200多辆大车和骡马炮队随后，再后面是骑兵，渐渐由远而近。猛然间，20里山岗一起发出怒吼，机枪、步枪、手榴弹、迫击炮，纷纷如雨，敌群顿时人仰马翻。一辆中弹起火的汽车堵住了西进的道路，敌人车队进不得，退不出，只有凭借汽车和沟坎地形顽抗挣扎。此时，八路军犹如猛虎下山，向敌人实施机动、猛烈的冲击。激战中，杨勇亲自深入到战斗最激烈的老爷庙去直接指挥，他率领三营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刀、枪、拳、牙都成了武器，枪托飞舞，杀声震天；马刀闪亮，敌头落地。搏杀中的杨勇，突然感到左肩一股热流，左臂肘一阵疼痛。接着鲜血浸透了军装……这是日本人送给杨勇的一块民族仇恨纪念章。
杨勇不幸负伤后，仍然坚持指挥直到胜利。此役歼敌1000多人，缴获步枪100余支、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200余辆，取得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和必胜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