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杨得志，在回忆自己几十年战斗历程时，无不深切地感到，自己的一切都是党给的，自己没有任何可以居功自傲的本钱。他常说，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不能滥用，要时刻想着人民，做普通一兵。
杨得志的家庭是一个光荣的革命家庭，他和申戈军1940年4月在烽火中结为连理，而后夫妻俩一直在前线并肩作战。抗日战争时期有过两个孩子，但当时敌人频频扫**，为了避免部队行动时暴露目标，就把孩子交给了老乡，再也没能找回来。
抗美援朝时，他们忍痛把4个年幼的孩子（最小的仅10个月）放在与朝鲜一江之隔的安东（今丹东）志愿军留守处，而义无返顾地奔赴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多少次硝烟中离别，多少次胜利后相逢，几十年风雨同舟，甘苦与共，夫唱妇随，相敬如宾，他们携手从血火弥漫的战争走向了云开日朗的和平……
杨得志和申戈军所生的前面两个孩子，在频繁作战、动**不定的战争岁月里丢掉了。在延安时期，朱老总还专门叮嘱过杨得志：“丢掉的两个孩子还是要想办法找一找。”但在那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要找回来谈何容易！多少年来，杨得志不敢在申戈军面前重提这件往事，惟恐勾起她撕心裂胆的苦痛。后来他们的6个儿女都在军队供职，真是子承父业、将门雄风。
在杨得志家的客厅里，端挂着书法家米南阳书赠的一幅对联。上面写的是：
横戈马上军威振，纵得天下志成城
这是一幅藏名联，夫人和他的名字“戈军”、“得志”巧妙地嵌进了上下联中，读来天衣无缝，正气盎然。这也正是他们夫妇风雨相伴的生动写照：寓爱情于战斗中，寓生命于大业中。杨得志夫妇对这一条幅十分钟爱和欣赏。
晚年的杨得志，在回忆自己几十年战斗历程时，无不深切感觉到，自己的一切都是党给的，自己没有任何可以居功自傲的本钱。
1928年10月，杨得志在井冈山的黄坳入党的时候，军龄不满1年，年岁不过18。小时候虽然读过几天《百家姓》、《三字经》和什么“桃花红，李花白，桂花黄”之类的所谓“新书”，但这些东西早就丢在他做童工的安源矿井和衡阳筑路工地上了。自己的一生，都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都是和那些生死与共的战友们的帮助分不开的。
杨得志还时常想到井冈山时的两位班长：一位领着他第一次参加打土豪；一位为他夺取了第一支“汉阳造”，他们自己却壮烈地牺牲了。他也想到了牺牲在“八月失败”中的哥哥杨海堂，死在他怀里的老“金”团长，并肩战斗的红一团政委黎林同志……井冈山，赣南闽西，长征路上，抗日前线……多少优秀的同志默默无闻地离去了，他们如果活到今天，有的将是出色的党的工作者，有的将是难得的军事指挥员。
几十年风风雨雨，杨得志保持着光荣革命传统，家教极严，他常说，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不能滥用，要时刻想着人民，做普通一兵。
1964年冬季，杨得志到山东海阳农村搞“社教”，他穿的是和老百姓一样的棉袄棉裤，腰里掖一只大烟斗，他化名“李有年”，以普通工作队员的身份深入群众微服私访。杨得志冒着风雪挨家挨户访贫问苫，肩扛镢头和社员一块下地干活，他和老乡摸一个锅里的勺子，吃一个盘中的菜，俯挨膀坐在炕头上唠家常，聊社情。看着他那一身地道的农民打扮，谁也不会想到他是威震四方的军区司令员。
后来有一天，驻军守备师的师长来看望他，见面先打了一个郑重的军礼。当地老百姓看到了，纷纷传说开来：“这个人（指杨得志）比那个师长的官儿还大！”
布衣老将军，浑如田家翁。杨得志当年头顶草帽视察农田、挑水脱坯，跟老农在田头对烟袋点火，这无不渗透着将军对人民的绵绵情意。
杨得志在任总参谋长8年期间，从林海雪原的东北边境，到藤深路滑的南疆险关，从波激浪涌的西沙礁丛到风沙滚滚的戈壁大漠，到处都留下了他奔波的足迹和一腔深情……
他是一位地位显赫的高级将领，但更是一位平凡的百姓、普通的一兵。
据杨得志家乡的当地领导介绍，在杨得志任总参谋长以后，乡里曾派干部去北京找过他，请求首长批个条子募集资金，把家乡的红土路铺成柏油路。这在当时，将军只要轻轻提笔批几个字就能办到。可是杨总长闻知后，摆摆手说：“使不得，使不得！国家这么大，要建设的地方很多，不要专为我的家乡铺路。我虽然是总参谋长，但权力是人民给的，不能滥用咧！”由于杨总长执意不肯，结果这条路就没有修成。
然而，差不多在同时期，当川西筹建大渡河英雄纪念碑时，杨总长挥笔批示予以支援。因为那是红军绝路逢生之处，那里有勇士以热血浇灌的热土。
1988年1月，杨得志作为参加过湘南暴动的老战士，应湖南省政府邀请，南下郴州参加纪念湘南起义60周年活动，重返他当年投奔红军的地方——板子桥。乡亲们纷纷围拢上来，将军问人群中一位年纪最大的老乡当年暴动的时候有多大，那位满脸褶皱、须发苍苍的老汉竟然不无稚气地回答，那时他才3岁。将军握着老汉的手，笑了，但这笑声里有酸楚，也有思痛。杨得志说：“当年参加暴动的人大都不在人世了，有的早已倒在血泊路上。多少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铺垫了通往胜利的坦途。没有他们，也就不会有阳光明媚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