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在党和军队的诸将和领导人之中天生“反骨”，以唱“反调”出名，他一生中曾为真理十次直言，又因直言而十次挨整。
（一）第一次唱“反调”——反“暴动”
1927年，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大肆捕杀共产党员，黄克诚愤而离开唐生智部队，艰难转折，寻找党组织。同年11月，他从武汉回到永兴，联络起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开始秘密组织农民武装起义的工作。
12月初，在白色恐怖下的永兴县城北的白头狮山顶的宝塔内，黄克诚、向大复、邝振兴等20多位党员、团员和革命分子正在召开特别支部大会。
这时“八七”会议确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而湘南特委为此却制定了“左”倾盲动政策，会上，黄克诚只传达了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指示。接着，向大复组织研究发动暴动问题，同时又传达了湘南特委提出的“杀！杀！杀！杀尽豪绅反革命；烧！烧！烧！烧尽他们的巢穴”的口号。这时，大屠杀使革命者早就心里窝了一肚子气，与会人员一听湘南特委的暴动口号，顿时沸腾起来，像点燃了火药桶，摩拳擦掌，要求立即行动。
黄克诚待大家安静下来，说：“同志们，暴动的事，我赞成，但不能立即行动……”
黄克诚的发言未完，立即遭到同窗好友邝振兴等人的指责：“别说了！胆小鬼，就你怕死，我看你是右倾机会主义！”
黄克诚毫不妥协，反击道：“你知道我们永兴的党员、团员有几个？革命群众又有多少？！”缓了缓口气，他又接着说：“要知道我们举行暴动的时机还不成熟，缺乏群众基础是要吃大亏的。还有，我们需要准备大量自制弹药，等组建起工农武装队伍后暴动也不迟。”
由于与会者多数赞成邝振兴的意见，黄克诚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者而受到批评。这是黄克诚参加革命后被批判为右倾的开始。
然而，尽管多数同志主张立即举行暴动，但毕竟没有多少力量，立即暴动只能是一个口号而已。在研究具体部署时，他们只能按黄克诚的意见进行。因此，这一次黄克诚的右倾实际上获胜。
（二）第二次唱“反调”——反“烧房子”
1928年1月，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永兴，黄克诚与刘申、尹子韶等人商议，决定立即发动农民暴动。他们带领几十名农会会员夜袭被朱德率领的红军打败而潜逃到永兴的一股民团，并一举歼灭。随后，他们带领队伍，打起红旗，发动群众，十几天时间，这股农民武装发展到了3000多人，成立了永兴红军警卫团。黄克诚任党代表兼参谋长。
湘南暴动后，各县的农民革命运动受到“左”倾盲动路线的严重干扰。湘南特委错误地提出所谓“焦土战略”，命令各县大烧大杀，以此来阻止敌人的进攻。老百姓为此不得安生。黄克诚坚决抵制这种错误政策。在永兴县委讨论贯彻湘南特委指示时，黄克城激动地站起来说：“烧房子的做法不行，不得人心，我不赞成！”
新来的县委书记李一鼎被这突如其来的粗大嗓门闹得一愣，等弄清他就是黄克诚时，对他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你不赞成，你说的算？就由你负责烧县城，看你烧不烧，否则我就给你处分！”
黄克诚未敢硬顶。他灵机一动，想出个折衷的办法，指挥部队只烧了衙门、祠堂、庙宇和个别商店，而把县城的大部分房屋和商店都保留了下来。
3月，蒋介石策动湖南、广东两省军阀调集了七个师的兵力，分南北两路对湘南地区进行“会剿”，妄图夹击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和湘南农民暴动武装。4月6日，敌军逼近永兴，黄克诚得知消息后，直奔县委大院，见到李一鼎，马上建议：“把分散在各区的武装集中起来，以应付敌人进攻，一旦情况危急，也便于转移。”
李一鼎心中不悦，不觉大骂起来：“你这个老右倾，就你怕死，未见敌兵就考虑撤退！”
但是，敌军兵临县城，李一鼎见敌我兵力太悬殊，无法招架，不禁慌了手脚，才急令黄克诚：“你迅速组织兵力，掩护县委机关和家属撤退！”
黄克诚只好率几百人坚守永兴，指挥部队顽强地抗击着敌人的进攻。等部队和家属安全撤出县城后，便率领余部乘夜冲出了永兴县城南门，向井冈山撤退。
湘南暴动失败之后，黄克诚怀着无限的惆怅，再次告别了故乡，踏上充满艰辛、布满荆棘的寻找党组织的漫漫征途。
（三）第三次唱“反调”——反“攻打武汉”
1930年初，黄克诚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到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工作。
6月，红五军扩编为红3军团。这时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他们把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看成是中国革命决定胜负的关键，决定攻打大城市。对此，黄克诚有自己的看法，他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陈述现在不能够去攻打武汉的理由。彭德怀也认为红军目前确实没有足够力量攻取武汉，因此没有下令去打武汉。
7月中旬，红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湘鄂赣特委在平江城举行联席会议。会上，一部分人仍主张按照中央部署，实行武装夺取武汉的行动；另一部分人则提出武装暴动夺取长沙。黄克诚对这两种意见都不赞成，他说：“现在提出夺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他进一步指出：“长沙不是不可以打，但不是暴动夺取长沙，只能是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将长沙守敌吸引到野外予以歼灭。若打胜了，相机占领长沙，可以达到扩大政治影响和扩军筹款之目的。”
黄克诚的发言刚结束，立即受到与会者的严厉批评，纷纷指责他的观点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据此，红三军团前委认为，黄克诚的思想状态已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原来准备要黄克诚任纵队政治委员的决定马上被撤销了。
（四）第四次唱“反调”——反“肃反”
1931年夏，担任红三师政委的黄克诚被从反“围剿”前线召回，肃反委员会交给他一份“ＡＢ团”分子名单，要他照单抓人。黄克诚一看，名单上都是本师的基层干部，他据理争辩，愿用脑袋担保这些人没有问题。结果，遭到严厉训斥。
肃反委员会的人很强硬，指着名单说：“已经有人供出了他们，必须抓起来审查！”
黄克诚看到硬顶不行，便派警卫员悄悄告诉点名要抓的人暂时上山找地方躲起来。
对于上山躲藏的干部，黄克诚派人偷偷给他们送饭，打仗时就派人叫下山，回连队带兵打仗。这些干部明知肃反委员会要抓他们，但并不逃跑，打起仗来更加勇敢。
此事被肃反委员会发觉，在一次战斗刚刚结束后，有几个人还未来得及躲避，就被抓走了，不久即被杀害。黄克诚痛心疾首地找肃委会质问：“何故滥杀无辜？”
据此，肃反委员会怀疑黄克诚有问题，将黄克诚逮捕，以“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坏肃反”的罪名，欲将他处决。
彭德怀军团长闻讯火速从前线赶回，要他们“刀下留人”。
因此，黄克诚才幸免一死，但是，他又被撤销了师政委职务，不准他再带兵。
（五）第五次唱“反调”——反“打赣州”
黄克诚刚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不久，临时中央再次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指令红军攻占中心城市，急攻赣州。
黄克诚一直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做法，当他亲眼目睹了赣州城的地形和红军攻城受挫的情况后，更深切地感到这个仗不能打。他打电话给军团司令部，建议撤围，但没有得到答复。
一天凌晨，国民党军突然出击，城外国民党援军已到，内外夹击。红三军团损失3000多人后，黄克诚再次建议撤退，仍未获批准。为减少损失，在前线的黄克诚断然命令突围。
赣州战役后，红三军团政治部专为黄克诚开了个广昌会议，集中对黄克诚进行批判，指责他“一贯右倾”、“对抗中央路线”。
他据理力争，不仅拒绝检讨所谓的错误，还直言不讳地批评上级推行的是“左”倾冒险主义。上级认为黄克诚态度不好，又一次撤销了师政治委员的职务。
（六）第六次唱“反调”——反“硬拼”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攻占遵义城后，黄克诚找了一大堆报纸，研究分析了半年来的形势，遂向上建议：“老根据地已被敌人摧残殆尽，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打击，剩下来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应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为中国革命保存火种和骨干。”
然而，有些领导不但不接受他的意见，反而怀疑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让他随军作反省。
5月中旬，部队进到西昌。红三军团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黄克诚又被点名批评是“老右倾机会主义”。
长征途中，黄克诚尽管因刚直敢言而一再被认为是右倾而被降职、撤职，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个人恩怨，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工作仍然认认真真。
（七）第七次唱“反调”——反“小动作”
1942年，中共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为独揽党政军大权，采取不正当手段，把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排挤走。
此后，饶漱石又多次在会上大谈陈毅的不是。时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实在看不下去，拍案而起，批评饶漱石说：
“陈毅同志是我党我军一位有影响的老同志……你这种做法很不光明磊落，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
他襟怀坦白的批评，使得饶漱石哑口无言。
（八）第八次唱“反调”——反“抢救运动”
1943年夏，饶漱石传达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关于《抢救失足者》的讲话，要在党内军内大抓特务。黄克诚感到这与中央苏区抓“ＡＢ团”如出一辙，便一边向上打报告表示反对，一边下令在本师不搞“抢救运动”。
为此，他又被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
（九）第九次唱“反调”——反“四平决战”
1946年3月，抗日战争结束后，苏军开始从东北撤退。3月12日，苏军由沈阳一撤出，时任西满军区司令员的黄克诚立即把活动在彰武地区的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调整到四平附近待命。3月14日，苏军一撤出四平，十旅即乘机拿下四平，俘虏数千名伪军。4月中下旬，苏军从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撤退。第三师部队在东满部队的配合下，在4月18日攻下长春，俘伪军1万多人，同时第三师部队一个团在4月24日攻下齐齐哈尔。4月28日，哈尔滨为山东部队第七师和三五九旅一部所解放。
4月中旬，马歇尔由美国返回中国，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明朗化。不久，国民党军队开始自沈阳北进，于开原一度受阻，但很快兵分三路攻打四平。林彪此时征求黄克诚意见，商讨这一仗该怎么打。黄克诚建议择敌三路中较弱的一路，在西面打敌左翼，可以歼灭其一部分有生力量。林彪接受了他的建议集中相对优势兵力，很快把陈明仁的第21军第87师歼灭，敌军第一次对四平的分进合击遂被击退。
但是，敌人很快倾其全力再度猛攻四平，有8个军的兵力与我作战。林彪指挥10万人与敌人在四平一线展开激战。
这时，中共西满分局已由郑家屯移到白城子。黄克诚心情焦急，连续在白城子打了几份电报给林彪，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人硬拼。
在电报中，黄克诚说：敌人一开始进攻时，打它一下子以挫其锐气，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敌人是全力以赴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又不具备进行决战的条件。因此，应当把四平及其他部分大城市让出来，让敌军进来，我们则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根据地，积蓄力量。在敌人背上沉重包袱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逐个消灭它，那时我们就主动多了。
黄克诚这时并未参加四平之保卫战，他从全局利益出发，主动提出从四平撤退的建议，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可是，林彪却采取不理睬的态度，既不回电，也不撤兵。
毛泽东非常重视四平之战，从4月6日至5月19日，先后给林彪发去10多份电报，中心内容是坚守四平、死守四平，目前不要向敌人举行大规模进攻。但是，毛泽东关于死守四平的要求，是以军事手段来配合政治斗争。
党性特强的黄克诚，四平保卫战时时在牵动着他的心。林彪对他们的几次从四平撤退的电报建议不予理睬以后，黄克诚就在5月12日直接电致中央，对四平保卫战和东北战局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未给黄克诚回电。在5月1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和彭真的电报中指出：“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并取得时间整补军队，以便将来之用。”5月19日，他以军委名义给林彪的电报中指出：“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很明显，毛泽东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有一天毛泽东要黄克诚到他那里吃饭，当谈起当年保卫四平情况时，毛泽东问：“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
黄克诚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时，我们打它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
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
黄克诚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一时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像是对黄克诚，也像是自言自语：“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通过此次与毛泽东谈话，黄克诚方明白当初林彪撤兵不给他回电的原因。由此也可看出黄克诚的真实性格——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总是要讲出自己的真实看法。
（十）第十次唱“反调”——反“浮夸风”
1959年7月，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因对大跃进等“左”的错误提出不同意见，受到批判。黄克诚是会议中间被叫到庐山批彭的，他却在会上公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看法，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
其间，在与毛泽东难得的一次接触中，他不顾自己大难临头的处境，据理力争，试图驳掉主席扣给他的几顶“帽子”。
结果，正因黄克诚这种“倔”与“迂”，最后被认定他与彭德怀组成“反党集团”，犯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会议撤销了黄克诚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进行监禁审查。这样，一顶右倾的帽子又被戴上了，而且戴了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