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某夜，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接到毛泽东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他要去广州，叫刘亚楼准备好飞机。

新中国成立后，按理说毛泽东应该有专机了，但中央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作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禁止毛泽东坐飞机。刘亚楼说：“空军组建不久，驾驶员水平不高，万一出了事故，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交代？”

他在电话中坚决不同意毛泽东坐飞机，可是，毛泽东坚持要坐飞机，并笑着对刘亚楼说：“你空军司令员不安排，我这个军委主席就给空军下令准备飞机。”

刘亚楼只好亲自安排，指示要选择最保险的机型、最优秀的驾驶员，各个环节严格操作，确保飞行安全。

这时，空军只有伊尔—14和里—2型的运输机。刘亚楼考虑到里—2型飞机飞行了五六年，稳定性比较好，最后确定使用里—2型飞机。然后，他又从众多飞行员人选中挑出胡萍。胡萍在陆军当过团长，到空军后是抗美援朝的空军英雄，这时担任飞行团团长，曾多次担任过接送中央首长的任务，驾驶技术好。

5月2日上午，毛泽东来到北京西郊机场，登上了里—2型飞机。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安全抵达广州。

5月29日，毛泽东结束了对广州的巡视。刘亚楼命令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率领3架里—2型飞机去广州接毛泽东一行回京。5月30日，机队由广州飞长沙、再由长沙飞武汉。由于北京天气不好，在武汉等了4天。6月4日上午，空军司令部气象处来电话说：“北京天气已好转，你们争取下午5点钟之前到达北京西郊机场。”

中午12点多钟，何廷一乘机飞在最前面观察天气。毛泽东、罗瑞卿、杨尚昆等中央首长乘第二架飞机，其他工作人员乘第三架飞机，3架飞机每隔15分钟起飞一班。

当飞到河北上空时，何廷一大吃一惊，西面和北面电闪雷鸣，雷雨云层可达1.5万～2万米。而里—2型飞机时速慢，升高极限也只有4000米，无法从云顶飞越。飞机如若遭遇雷电袭击，就有可能机毁人亡。更要命的是，由于强大雷电的干扰，使飞机上无线电通讯完全失灵，何廷一与后面的飞机失去了联系。

天气恶化，情况突变，在北京机场塔台坐镇指挥的刘亚楼心急如焚。当何廷一的飞机穿出云层降落后，刘亚楼急忙向他询问情况。谁知他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塔台与毛泽东的座机联系不上了！”

负责与飞机联络的塔台指挥员蔡演威更是急得大汗淋漓，他对着无线电话筒喊哑了嗓子，也没听到空中飞机的一丝回音。刘亚楼暴跳如雷，冲着蔡演威吼道：“你一定要联络上。”

刘亚楼在焦急中熬过了近1个小时，终于第2架和第3架飞机从厚厚的云层穿出来，平稳地降落地面。他马上跑下塔台，没等毛泽东走下飞机，就站在才打开的机舱门前，冲着里面大声说：“主席啊，我的脑袋可都掖到裤腰里了！”

自从这次毛泽东空中历险之后，中央政治局决定严格控制毛泽东乘坐飞机。从此，火车成为毛泽东到全国各地的主要交通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