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利为出发点，不为私欲所蔽
“义”和“利”是中国人进行道德评价的主要标准之一。南怀瑾认为，人有什么样的义利观，在生活中就会采取什么样的取舍态度，也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
子贡虽是孔子的学生，但也是一个珠宝商，和他打交道的主要是各国的贵族，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喜欢收藏稀有的珠宝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但珠宝是没有固定价格的，它的售价可因买主身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同一个珠宝，卖给大夫可能只卖十两黄金，卖给诸侯就可能以百两黄金的高价成交。同样，有些贵族买主也很看重销售者的身份和地位。同一个珠宝，在普通商人手里，他们会认为是一般的货色，不肯出高价去购买，而到了富商大贾手里，特别是到了有名望的大商人手里，他们就会认为这是稀世珍宝，用十倍、甚至百倍的价钱买来之后，还觉得很高兴。
子贡不仅卖珠宝，与此同时，还很重视从事慈善活动。一次，在做买卖的路上，子贡看到有一群人被鞭打着做苦工。一打听，原来他们都是流落在他国的鲁国奴隶，于是子贡就自掏腰包替他们赎了身，并把他们送回鲁国。按照鲁国当时的法令，赎回在他国为奴隶的鲁国人是可以向官府领取赎金的，可是子贡没有去领取，这件事不但为他带来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美名，而且因为他名声的提高，也为他带来了更多身份高贵的买主。
子贡身为孔子大弟子，在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后，还资助老师孔子到各国去宣扬儒家的政治理想。
众多的史书都证明，子贡在陪同孔子周游列国时一方面资助老师，一方面做着买卖。《史记》记载，孔子师徒被围困于陈蔡之间，断了粮，后来，子贡卖掉一部分所携带的货物，孔子师徒才摆脱了困境。
司马迁在评论子贡帮助孔子时，曾指出，“使孔子名扬于天下者”，是子贡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子贡也因为“助师”而名声显赫，司马迁认为师徒二人这是“相得益彰”。
孔子思想中最伟大的成就，就是他对“仁”的发现和关于“仁”的理论的创立，他提出“以仁为本”和“泛爱众”的主张，就是要贵族阶级把被统治阶级的奴隶当人看待，承认对方是人而不是牲畜，这在人格上便是主张人与人的平等，这就是孔子“仁”的社会意义，也可以说是孔子的平等自由的新人类观，它奠定了我国古代传统的伦理基础。
勿庸置疑，商战重在功利。在商业经营中强调各种物质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商人行为的出发点和动力所在。但是，人的欲望决不只是物质的，还应有丰富多彩的精神追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片面强调物质利益和物质刺激，就会误入歧途，使人一切“向钱看”。同时，人的物质需求欲望的无节制的增长，往往会远远地超过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孔子的商战伦理，既承认表示个人物欲的“利”，又强调代表利公利他精神的“义”，主张“义利”的统一，提倡“利以义制，先义而后利”，从而为商业的正常运行提供一种道义的协调力量。
在当代，经商的含义已越过单纯的交易与赚钱，它担负起了更多更重要的职责：
比如，一是创造新的文化，二是在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上，谋利应该是有原则的，利应该服从义，“见得思义”，“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也就是说，面对利益的时候，要先进行道德判断和是非判断，再确定取舍，这样，才能避免出现品性方面的偏差。
古人义利观，虽然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儒家思想的义利观，但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有指导意义。
我们要把握“义”和“利”的内在涵义，要把“义”摆在首位，“义”要高，“义”应该是主导，我们要做“喻于义”的君子而非“喻于利”的“小人”，这才对得起自己的良知，才能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