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洗脑又洗心

营销是满足消费者需要和实现企业经营目标,引导商品及劳务从生产者至消费者或用户之间的经营活动。所以,营销本身就是研究“满足顾客,创造市场”的行为科学。不管时代如何进步,外界环境如何改变,企业都是“为顾客而存在”,也要以“满足最大多数人的需求”为己任。因此,“顾客第一,消费者至上”的理念都将恒久不变。而能信仰并实践“营销优先主义”的企业,必将在未来的经营中,比技术导向、财务挂帅的企业取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当然,任何“反营销”或沉醉于昨日的成功的企业,迟早会成为“煮蛙理论”的祭品。

△营销优先主义

企业奉行“营销优先主义”就是我们常说的“营销导向”、“营销挂帅”,也就是“顾客至上”,“消费者为王”之意。许多成就非凡的企业,像美国的通用、可口可乐、宝洁、IBM、花旗银行、麦当劳,日本的丰田、松下、索尼、富士通等,都是将“营销优先主义”当作信仰,而且奉行不渝。

“营销优先主义”并不是否定技术、生产、财务或其他条件的重要性,而是因为“营销”比较能够设身处地,站在消费者或使用者的立场来看商品。生产优先或技术挂帅,则易局限于本位或完美,以致于只想提供给消费者“最好”的,而不是“最需要”、“最实用”或“最适当”的产品。因此,营销在企业活动中扮演的最佳角色,应不只是将产品顺利推销出去而已,更重要的是产品在规划和生产的过程中,适时地将消费者实际的需求和满意反映在产品上。

而生产优先或技术导向所谓“最好”的产品,可能研究开发期间太长,也可能成本很高,价格很贵,不是消费者有能力购买的。譬如:劳斯莱斯汽车、劳力士手表,它们都是车中或表中的极品、艺术品,可是价格却贵得只有少数人才有购买能力,对多数人来说只有望之兴叹! (但这种以价制量的策略游戏,骨子里仍然是另类的“营销优先主义”———以刺激少数最尖端的富人俱乐部成员的购买欲,来构成一次营销行动。)因此,站在多数消费者的立场,营销仍应以满足消费者最“需要”、最“实用”

和最“适当”的产品为主。

日本的日立制作所,基本上应属于技术挂帅、“技术优先主义”的企业,因此而有“技术的日立”之美誉。由于技术的日立,使日立公司的历任最高经营干部,几乎都出身于技术科班,同时日立的技术范围可以说既深又广,包括核能发电、电脑技术、半导体科技及家电的设计开发等,许多都处于技术尖端的领域。

而更能显示技术优先的是,日立由技术科班出身的厂长,拥有无限的权力,不仅有任免工人的人事权,而且有决定产品开发、生产量和产品价格的权限。

以技术为主的经营理念,固然有品质先进的优点,尤其是在重电(发电机)方面,因为多属订单生产,所以没有库存问题。

但是,在家电部门,则有市场需求量预测和顾客满意度的问题,生产部门和营销部门的预测和看法往往不一致。技术导向,有追求最好与完美的传统,而营销人员虽然较接近市场与顾客,对需求的反应较敏锐,可是往往因人微言轻而受到忽视。所以,产销之间的摩擦不断,优秀的营销人才因受到压抑而无法发挥作用。

也因此,以技术为重的日立制作所,在重电(发电机)或机电部分(压缩机、抽水机、电梯、电车),皆能在同业界扬名立万,独占鳌头。但是在家庭电化或消费性电子产品的领域,包括电冰箱、冷气机、洗衣机、照明器具、电视机、音响、录像机等,始终都不是松下、东芝和索尼的对手。

再譬如德国的许多企业,像奔驰、宝马、福斯、拜耳、蔡斯等等,几乎都以技术为导向,其技术制程和品质水准均居于世界顶尖。但是,德国生产的工作母机,不管是车床或研磨机,就不会像日本产品一样考虑到使用者的身高而有高有低,高的出口到澳洲,低的则出口到香港,让操作的人不会有不方便之感。

对德国企业来说,他们一方面认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靠广告吹牛是不切实际,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另一方面则主张追求技术和生产耐久性产品来服务社会,远比获得利润更有价值。

由于德国企业过于偏重技术,以致忽视营销能力,连带的影响需要重视品牌形象、大量沟通和公共关系的消费性产业的发展。

从日立和德国企业的实际状况看,在未来国际化的企业竞争中,“营销优先主义”仍将是经营管理的主流,奉行“营销优先主义”的企业还是会比“技术导向”或“财务挂帅”的企业拥有更多竞争的优势。

△企业为顾客而存在

商业界流行这样一句名言:没有顾客就没有企业,失去顾客支持的企业,将消失于大气之中。

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我们曾在报上看到一则报导,大意是批判亚特兰大奥运会当局太过商业化,几乎是唯利是图。因为大会将花钱买票的观众当大爷,不但在各比赛场地有许多方便的入口,而且提供各种资讯。相反,对各国前往采访的媒体记者,非但未予礼遇,入口又受限制,并且要通过层层检查,不仅感觉很窝囊,还几乎有寸步难行之叹! 于是各种国骂尽皆出笼。

这种现象,与有些国家的情况几乎完全不同。在有些国家,媒体记者不但有无冕皇帝之称,而且一向有高人一等的感觉。

官员、政客、企业家,谁都敢得罪,就是不敢得罪媒体,因为得罪媒体就会被修理、被屠宰。因此,大家对记者虽不一定是避之则吉,至少表面上都不敢冒犯,甚至还相当礼遇。但是这种礼遇并非尊敬。可叹的是,有些国家很多记者却将礼遇视为理所当然,而忘了职业上应有的分寸,稍有不适即抱怨连天。

但是像美国这样一个标榜进步自由、平等开放的国家,记者也只是一种职业,并无特殊特别之处。采访工作固然辛苦,但那是你的职业、职责,是你应该做的啊! 何况有什么工作是不辛苦或可以不劳而获的呢? 有的记者到美国采访不适应,主要就是源于对“工作”的认识和看法与美国人不同所致。

至于美国人将花钱买票的观众当大爷,想尽办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这在行销至上观念占主流的美国是正常的。奥运会主办当局相当清楚,他们服务的优先对象是运动员和观众,而不是记者。提供运动员好的场地、设备、食宿、交通等等,他们才会有精彩的表现,有优异的成绩表现才能吸引更多的观众前来捧场。

而买门票的观众多寡则关系着盈亏和利润,因此好好侍候巴结观众,让他们满意,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事,也是比让记者满意更重要的事。

总归一句话,奥运会是为运动员和观众存在的,并不是为媒体或记者而举办。媒体记者误认为奥运会是为他们而办,因此才会有认识上的期望落差。记者先生小姐不能了解美国社会的这种文化,当然就不免有斯文扫地、不受尊重的抱怨。

“奥运会是为选手和观众而办”,无此认识之媒体记者当然会感到委屈失望。同样的道理运用在行销上,就如同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所说的:“企业是为顾客而存在的”,失去顾客或为顾客所唾弃的企业,正如失去选民支持的政党或政客一样,将消失于大气之中。

因为“企业是为顾客而存在”,所以,企业不但要认清顾客在哪里,时时反思谁是我的顾客,而且还要好好地侍候、巴结、讨好这些衣食父母,让他们满意、开心,他们才不会朝秦暮楚,琵琶别抱。有忠诚的顾客支持,企业才能屹立不摇,历久弥新。从事营销若无此基本认识,就会以为企业是职业训练所、失业收容所,因而迷失了方向与目标。

△凡事都可以商量的人

未来的商人,不但要懂营销、会赚钱,还要有义气,懂艺术,才能称之为企业家。

日本一向从澳洲进口粗糖,因此日本制糖业者与澳洲供应商间都订有长期采购合约。本来双方关系均按契约的内容履行即可相安无事。不料,在1976 年到1977 年间,由于能源危机的关系,非但石油价格上涨了4 倍,国际糖价又大跌。如此一来,日本制糖业者可谓遭逢双重的打击与损失。于是日本业者乃要求澳洲业者基于互惠互利的原则,重新讨论契约与交易条件,而最重要的当然是比照现货市场,降低糖价。站在澳洲业者的立场认为,交易价格既经签定,双方就该遵守承诺的契约内容,忠实履行,怎可因意外或其他理由而变更?

然而,我们要问的是,日本业者何以敢于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就不得不从日本的“商场惯例”和“商业文化”加以了解。

依日本人的观点,与客户间的“长期关系”比“短期利益”更重要。因此,当客户有困难时,企业有义务伸出援手协助客户渡过难关。

上述观念上的差异与争论,关键即在于“契约的文字”与“契约的精神”何者为重的问题。依西方人的观点,自然是以明确、具体的文字为准,而依日本人的商业习惯,则更注重双方合作的“法律精神”。

日本企业由于具有协助客户渡过难关的义气,所以虽然会有短暂的顿挫或损失,但与客户的关系却往往会因唇亡齿寒、同舟共济,而更为加强。西方企业遇到有利害的争端时,则只有诉诸法院,对簿公堂一途。

买卖、做生意,在法治社会订契约以保障双方利益,固然是不可或缺的要件。但是,如果对契约咬文嚼字、打死不让,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而要创造双赢,日本人“协助客户渡过难关”的商业文化,实在有值得学习师法之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会成为商业大国、经济大国,应该多少是得此文化之赐吧! 毕竟所谓“商人”,应该是可解释为“凡事都可商量商量的人”。因此,商人非但不可把话说死、说绝,更要留下缓冲的空间,契约也不要订得僵化生硬,而要为双方都留一点回旋缓冲或解释的余地。

“满足顾客,创造市场”的营销;协助顾客渡过难关,建立彼此长期而稳固的关系是义气;契约的订定留下若干“进可攻,退可守”的余地是艺术。未来的商人懂此艺术,才能成为名实相符的企业家。

△员工、股东都是顾客

传统营销对顾客的定义,大抵是指经销商和消费者。但是这种定义太过狭隘,广义的顾客应该还要包括员工和股东。

营销是为“满足顾客,创造市场”而存在。过去的营销几乎都只专注于经销商和消费者的满足,而忽略了员工和股东的心声。事实上,员工和股东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经销商或消费者。

试想,企业所生产的商品或服务,如果连员工、股东都不满意,都不愿意购买,那要如何推销给经销商和消费者呢? 因此,员工和股东的满意应更优先于经销商和消费者才对。把员工和股东都当顾客一样看待,他们都满意了,还愁会有不满意的顾客吗?

若以这样的观点和定义来检视国内的企业,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企业的员工或股东,几乎都不愿和企业形成荣辱与共、唇亡齿寒的命运共同体。他们宁愿购买竞争者的产品,也不愿购买自己生产的产品。

企业的员工或股东,为什么不愿购买和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产品呢? 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二。第一,因为身历其境,深知公司的产品品质低、价格高、服务差。第二,经营者以赚钱为唯一的目的,因而欠缺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的权益也十分漠视,以致形成不良的企业文化和组织气候。

不论是哪一种原因,对企业来说都是无形的杀手。最根本的补救之道,就是改变对待员工和股东的心态,将这些人当作顾客,作为最忠诚的消费者,让这些人都能满意。有了这些满意的顾客作基础,才能创造更多、更大的市场。

所以,未来的营销,不论推销的产品或服务,对于顾客的定义,绝不可局限于外部的经销商或消费者,内部的员工和股东也应一视同仁。

日本东京首屈一指的大仓饭店(OKura)如今已被《Institutional investor》杂志评鉴为全球十大饭店之一。该饭店的服务以精致入微著称,而其视员工为顾客的企业文化,则是凝聚员工向心力和敬业心的主要动力。譬如,其员工餐厅的设备就不亚于顾客使用的餐厅,内部光线明亮,装潢典雅,还有25 名专属的厨师。员工用餐时非但可以同时欣赏优美的音乐,而且获得与顾客相同的美食与服务品质。员工的自尊心和荣誉感就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中获得提升,使他们更乐于为顾客服务。

许多企业都致力于将商品或服务变成“顾客的第一选择”,但在成为“顾客的第一选择”之前,更应反思如何成为“员工与股东”的第一选择。试想,裕隆或三阳汽车的高级主管,乘坐的是福特或奔驰汽车,看到的人会有何盘算? 飞利浦公司经营家的客厅摆的是索尼电视机,客人会有何反应? 黑人牙膏的员工竟然用高露洁刷牙,别人知道了,心中会有何感想?

企业的资产,并不在于拥有多少顾客,而在于顾客对企业的看法和评价。如果连员工和股东对企业都持负面的看法和评价,企业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顾客满意是企业的终极目的

力争上游、全力以赴的荣誉感,成全团体、牺牲小我的敬业心,是使产品品质臻于至善的关键。

降低产品不良率,提高顾客满意度,是营销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也是企业经营的终极目的。

产品不良率的降低,也就是品质的提高。在这方面,日本企业经过努力,已经从百分之一降低到百万分之一的境界,令全球许多工业先进国望尘莫及而感到汗颜。

日本的企业何以能有如此傲人的成就呢? 我们可以从美国人类学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与剑》(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和傅高义(Ezra Vogel)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O. 1)两书之中得到梗概。

潘乃德在《**与剑》一书中,提出日本民族的“羞耻文化”

(Shame Culture)加以说明。所谓日本人的羞耻文化,就是日本人特别在意别人如何看他们,因而产生了特殊的竞争压力。换句话说,由于日本人注重别人对他们的看法,所以有一种力争上游、全力以赴的荣誉感与责任心,这种民族性让他们极力想把事情做得比别人更好,如果做得比别人差,他们就会有强烈的羞耻感。这种羞耻文化,不仅使日本产品的不良率降到百万分之一,也间接提高顾客的满意度。

傅高义在《日本第一》书中,则将之归因于注重“团队合作”

(Teamwork)和生产过程的“全面品管”(TQC)。由于产品生产的流程相当复杂,任何一个部门的疏忽或粗心,都会影响品质的完美,因此,就需要团队的合作。日本人具有为成全团体而牺牲小我的敬业精神,这种精神是使产品臻于至善的关键。

不论是“羞耻文化”或“团队精神”,都是提高产品品质不可或缺的要件。而更难能可贵的是,日本企业并不以百万分之一的不良率而自满。因为就企业而言,百万分之一的不良率固然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对那个万一买到不良品的顾客来说,非但毫无意义,而且对该产品或公司将是百分之百的否定。因此,莫说百万分之一的不良率,即使是千万分之一、亿万分之一不良品的存在,都表示企业还有必须努力的余地,一直要努力到“零缺点”、“零瑕疵”为止。

中国企业的产品,在品质提升和满足顾客方面的努力不够是无庸讳言的。并非我们的智慧或能力不如日本人,而是我们的努力和决心不够。今后我们如果想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品质和顾客的满意度,日本的“羞耻文化”和“团队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和反思的。

△国界消失

地球村、国际人、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等理想,在经济自由化、企业国际化浪潮的带动下,已经逐步落实。较有远见的政治家、企业家,都已预测21 世纪的世界,政治上将是没有战争的和平时代,经济上则是没有国界的自由市场。目前阻碍和平发展和自由竞争的主权观念、民族主义,乃至爱国意识、保护主义等等,都将因人类整体的共同利益而逐渐淡化、没落、消失。

即使在尚未进入21 世纪的今天,国际上许多领域的议题都已经超越国界了。譬如:人权、环保、反毒,乃至网络的延伸、资金的流通,都已不是国家的政治力所能左右或影响。而各国经贸、学术、艺术、科技、文化、体育的交流,不仅日渐密切,而且都已打破国界的藩篱。即使是货币、语言的单一化,在未来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在国界逐步消失后,对行销会产生什么影响和变化呢? 这是企业不能不关心,也是从事行销工作者不能不预为绸缪的大事。

首先,市场竞争会更为激烈。目前各行各业的竞争早已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未来则是“千娇百媚,万紫千红”,这是毫无疑问的。

其次,决定营销优胜劣败的关键性因素,将是“文化”的内涵与素质。譬如:企业经营的理念与使命、对顾客的关心与照顾、与商品开发的用心程度,以及对人才的重视与资金的合理运用等等。

因此,未来营销的竞争,将不再只是国与国之间或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竞争。

在文化与文化的竞争中,未来新营销人首要的心理建设,就是要树立“去异存同”、“包容尊重”的心胸,肯定别人文化的优点,了解不同文化的语言、风俗。如此才有接近顾客,创造市场的机会。其次,则要认识文化的多样性,学习、模仿不同文化间观察世界的方法,透过不同的角度来看世界,才能培养国际化、世界性的眼界。

今天我们放眼看天下,像世界贸易组织(WTO)、欧洲共同体(EU)、亚太经合会(APEC)等等,几乎都是国界消失的例证。

而世界各地虽然仍有零星的冲突或战争,但都不足以影响国界消失的主流。因此,营销非但不可违逆此一趋势,更应该走在趋势的前端。

△“行得通”最重要

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执政的30 多年间,将新加坡建设成一个廉洁有效率且现代化的国家,因而赢得举世的钦羡与赞扬。

李光耀治理新加坡能够如此成功,主要的原因有二:首先,他以身作则领导一群诚实、有道德、有荣誉感的官员,将贪污腐败、利益输送、裙带关系等恶质文化,排除于行政体系之外,由此树立公务员在人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其次,他的施政方针和政策都是务实且实际,李光耀称之为“行得通”的政策。

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政府,官员的廉洁有效率,不仅在亚洲排名第一,就是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至于政策,则出自于他务实的施政理念。他说:“对于任何理论或建议,我只问一件事,就是行不行得通? 我们是要解决问题,我不在乎理论漂不漂亮,优不优雅。如果不能解决问题,高谈阔论有何用? 如果没有用,就换别人来做。”

所以,政府的领导人,首要的工作就是延揽好的人才,让他们有机会磨练,承担重任,然后就是提出“行得通”的政策,彻底执行。新加坡的成功,证明将一个国家治理好,并不是高不可攀,或做不到的。

从李光耀的治国理念和新加坡的成功,回顾台湾这几年的发展,我们发现政府的政策很多都是纸上谈兵,都是行不通,也做不到的。譬如:要花82,000 亿的六年计划、亚太营运中心、综合实力提升到前五名等等。诸如此类的计划蓝图,可说洋洋洒洒。但是,六年计划没有考虑财源和国民的负担,结果因大而无当而人去政息;亚太营运中心的计划提出来也已经快四年了,可是还停留在原地踏步的阶段;至于要在公元2000 年以前将综合实力提升到第五名,更是阿婆生子,难上加难。

李光耀的治国理念,对经营企业应该也有所启示:延揽优秀适任的人才,制订“行得通”的政策,尤其是“行得通”的行销政策。

所谓“行得通”的营销政策,就是可欲可行。可以达成,也可以衡量评估的政策,才是有效的营销,因为大家都了解任何企业的资源都很有限,而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谁都不可能有多余的时间或精力用来讨论“行不通”的政策。因此,目标也好,策略也好,都要以是否“行得通”作为第一优先的思考。

△危机就是转机

通常我们谈“危机就是转机”这句话,多少都带着事不关己而用来鼓舞别人的意味。那是因为危机还未来临,等到真正的危机出现,恐怕就轻松不起来了。

危机是不是转机? 危险是否会带来机会? 答案当然是未必。因此,多数人还是认为平安最重要,因为危机很可能变成灾难,也可能因之覆亡灭顶,所以最好不要出现。

虽然大家对危机都采取避之则吉的态度,但这并不能保证危机就不会找上你。

事实上,处在今天变动不居、变幻莫测的世界里,不论国家、企业、个人,几乎无时无刻不面临危机的威胁。简直可用“步步惊魂,危机四伏”来形容。

企业面对生存竞争的压力,管理上不论生产、行销、财务、人事或研究发展各方面,只要稍有疏忽或大意,都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严重的话,要面临购并、倒闭、关门的危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个人的学业、婚姻、事业、健康,更是无时无刻不面临造物主的作弄而危机处处。

所以,处在今天的世界里,危机就像天罗地网一样,缠绕着我们,更像阴魂般如影随形地与我们长相左右。因此,我们只有以忧患之心面对危机、处理危机、解决危机。或许我们更应该认为没有危机才是真正的危机呢!

营销是竞争压力之下的产物,竞争固然带给营销发展的空间,但竞争同样给营销带来危机。

每一场营销的竞争都有成败或胜负的可能,成功则危机解除,转危为安,企业也可能脱胎换骨,失败则危机变成灾难,企业可能从此一蹶不振。

将营销的每一项任务,都当作危机来看待,而且以专业的危机处理手法,解决营销的难题,将是新营销人员今后必须面对的挑战。

若能如此,则危机自会变成转机。

△突破传统,逆向操作

逆势营销就是颠倒传统营销思考与法则的“创造性思考”。

当所有可以运用的营销手法、变数都已到了创意不再,难以突破之际,则不妨跳出原来思考逻辑的框架、格局,以全新反向的角度来看问题或商品。如此一来,很可能会产生前所未有的或截然不同的概念。行销专家称之为“逆思考营销”。

由于营销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所有营销的变数、利器或战略、战术等等,往往会有无效失灵或射程有限的情况。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正常的思考方法已不足以解决难题,此时就要毫不犹豫地运用逆势思考。

逆势营销成功的例子很多,譬如:王永庆先生所谈的在冬天开冰店、义美在冬天卖冰棒、丰田在不景气时投资广告、信义房屋周俊吉先生的弯道加速、宏基电脑施振荣先生的“卖电脑给不懂的人”,甚至爱维斯(Avis)租车的“老二哲学”等等,可以说都是逆势行销的成功范例。

台塑王永庆、宏基施振荣,以及义美、丰田等,都因为该企业或经营者具有“逆思考”的习惯,所以能打破传统,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行人之所不敢行。所以才能创造事业的王国。

1982 年北京宣布将在1997 年收回香港主权,香港的股市、地产、港元汇率等,在一夜之间**千里,港人笼罩在世界末日的恐慌中。但是,像李嘉诚、郭炳湘、吴光正等人则大量低价收购英资和地产。匆匆十多年已过,香港之繁荣更胜于昔日。于是这些当年冒着风险逆势炒作者,如今都已成为亿万富翁。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黄埔、港灯三家公司,市值共达3249 亿港元,本嘉诚成为香港首富和世界第六大富豪。

上述港商的成功之道就是“人弃我取,人取我弃”,而不是“追涨杀跌”,也可以说是“火中取栗”、“行险致富”,而从营销的角度,用营销的术语来说就是“逆势行销”。

全民保健实施以后,台湾医疗生态产生改变。由于在保健给付制度下,开业医生的收入高于医院的主治医师。因此,医院医师的人数开始出现负增长。任职医院的医师竞相开业,固然可以提升基层医疗品质,但在市场竞争之下,亦难免会有供过于求的现象出现,尤其是热门的科别像小儿科、内科、外科、牙科等的生存空间势必遭到压缩。为此,台大医疗机构研究所所长杨志良,就建议医学院的准医师们,选科应采“逆向操作”原则,亦即目前愈是冷门的科别,将来愈有生存的空间。杨所长的“逆向操作”指的也就是逆势营销。

不过,大家也要了解采取逆势营销只是一时的黔驴“技穷”,而非真正的江郎“才尽”。因为“技穷”,所以才要以“穷则变,变求通”的颠倒性思考寻找再出发、再出击的机会。而在营销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上,“逆思考”不但会被更广泛地应用,而且也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莫沉醉于昨日的成功

企业的经营固然不能忽视“今日”,但更重要的是要经营“未来”。

德国一向是个工业大国,德国的汽车工业像奔驰、宝马、福斯,制造工业像赫斯特、拜耳、西门子等,都是历史悠久、名闻遐迩的企业。

但是,在迈向21 世纪的关键时刻,德国企业的生产力和市场占有率,不但已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日本,即使在高科技工业方面,亦已不如亚洲的台湾和韩国。在全球12 大半导体制造公司的名单中,德国竟没有一家上榜。显然德国企业的优势不再。

德国何以会陷入如此的困境呢? 主要就是企业沉醉于昨日的成功。

在全球瞬息万变的高科技竞赛中,德国的企业不愿意将经费投注于研究发展是主因之一。根据德国汉诺威经济研究机构发表的调查指出:高风险的高科技产业,研究经费至少要占公司营业额的8. 5%以上,但是德国多数企业的研究经费只占营业额的3. 5%。由于研究经费的短少,并使德国每年获得高科技的专利权只有美国和日本的一半。德国在高科技市场的占有率为13%,落后于美国的28%与日本的19%。

此种短视的做法,不仅使德国高科技产业的规模无法和美、日相比,亦使德国的产业升级陷入瓶颈。

产业升级遇到瓶颈,工资又节节上涨,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竞争力衰退。如此恶性循环之下,各行各业包括资讯、航空、生化科技等企业,只好以裁员来因应,但是最根本的生产效率并没有得到解决。

德国企业的问题,基本上是“沉醉于昨日的成功”,而忘了“明日的竞争”,这是犯了现代营销的大忌。在竞争激烈、瞬息万变的环境中,企业的经营固然不能忽视“今日”,但更重要的是要经营“明日”。因此,沉醉于“昨日”的成功,怎能不落后失败呢?

德国环保要求的高标准和文化艺术的深厚根基,是德国国力的主要来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像中国有5000 年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我们的光荣和骄傲一样,可是它与今天的国力和企业的竞争力,有多大关系呢? 美国建国至今只有200 多年的历史,新加坡的历史还不到50 年,但却无碍于他们富强的地位和先进的事实。

△煮蛙理论

最近企业界很流行一则寓言故事———煮蛙理论。

“煮蛙理论”是指在许多有关企业发展的研究中发现,失败的企业并非一朝一夕,而是许多习焉不察的错误,在长期的累积后达到临界点,而成为致命且无可挽回的。

就如把一只青蛙放进沸腾的水中,因为瞬间的刺激,青蛙会有本能的反应而奋力跳出,青蛙可能被烫伤,但还不致于死亡。

反之,如果你把青蛙放进冷水中,然后慢慢用文火加温,温度逐渐上升,青蛙可能毫无感觉而怡然自得,当温度达到临界点时,青蛙的命运就是“安乐死”了。

以台湾“圆山大饭店”的没落来印证“煮蛙理论”,应该相当贴切适当。

台北的圆山大饭店继电梯故障之后,公共安全检查也没过关。对曾风光数十年,为台北市地标之一兼接待重要来宾的大饭店而言,似乎有些流年不利。

接二连三的出事,对相信风水或流年的人来说,当然不无意义。但是,若从理性、逻辑或科学的角度检讨,则所有的风水说或流年论,几乎都是事后诸葛亮或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

那么,圆山饭店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说穿了,是缘于长期享有特权,以致轻视管理、不重营销,导致效率不佳、纪律废弛的结果。

圆山饭店所处的位置,台北市无一家可比。其外型之气派雄伟及风格特色,更是无与伦比。但是,硬件的优势若无软件配合,就像一座死火山一般,发不出光和热。饭店的光和热则是来自软件的待客热诚与服务品质。

世界各国一流的大饭店,在设计之初,首要的考虑即在于如何保障顾客安全。

雕梁画栋美固然美,但是建材却都是易燃材料。厨房防火门不符规定,且未设防火区,天花板都是三夹板装饰,也无排烟设备。其他像逃生标志设施不足,屋顶安全门设栓锁但无自动关闭器等等。仅此“安全”一项,圆山饭店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圆山饭店另一个特色,是有两条具有防爆、防音效果的紧急避难通道,长各约100 米,宽约2 米。一条通剑潭公园,一条通北安公园。不可讳言,这又是一项华而不实、毫无意义的避难设施。试想,当火灾发生,住在高楼的旅客在电梯故障、逃生无门的情况下,地道对他们有何意义? 至于说防爆、防音的效果,那更不知该如何解释。

饭店是服务业,服务业的竞争和生存之道,理当以服务水准和品质以广招徕。但是,当台北的凯悦、西华、亚都、来来、福华、晶华等饭店相继成立后,圆山饭店并未感受到竞争的压力和生存的危机,仍然我行我素地沉醉在往日“一店独大”的美梦中,继续以自大、傲慢的心态经营着,其日落西山、渐趋没落的命运,几乎就是“煮蛙理论”的写照。

“煮蛙理论”对营销的启示,在于提醒我们对周遭环境的变迁要有危机意识。尤其是细微末节或不足挂齿的变化也不能等闲视之。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一、两个顾客的不满不在意,或许对企业不会有明显而立即的威胁。但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必然会在毫无警觉中腐蚀赖以生存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