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与次郎在学校里到处推销文艺协会的戏票。两三天的工夫,所有认识的人几乎都被他强卖了票。下一步与次郎便开始向不认识的人推销了。他一般是在走廊上捕捉兜售对象,一旦抓住就不轻易撒手,死缠烂打,非叫人家掏腰包了事。有时候,正在说服中途,上课铃响了,只得放对方一马,与次郎称之为“时不利”。有时候,对方笑而不买,空费一番口舌,与次郎称之为“人不利”。有一次,与次郎揪住了一位刚从厕所出来的教授,这位教授一边用手帕擦手,一边说着“我现在有点儿事”,急匆匆地钻进了图书馆,再也没有出来。与次郎对这种人,想不出恰当的称谓,目送着教授的背影,对三四郎说:“那位准是患了肠炎。”

三四郎问与次郎:“演出部门托你卖多少张票?”与次郎回答:“能卖多少就卖多少。”三四郎问:“卖得太多的话,会不会出现剧场座位不够的情况呢?”与次郎说:“有可能。”三四郎又追问:“那么票卖出之后,演出时不就麻烦了吗?”与次郎说:“不要紧,有的人是碍于情面买的,也有的人有事不能来,再加上有少数人可能患肠炎来不了。”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三四郎看与次郎卖票时,对于掏钱买票者自然是当场给票,但是,对那些没有付钱的学生,也给了他们票。小心谨慎的三四郎看到与次郎这样白给票,不禁有些担心,就问:“回头他们会补交票钱吗?”

与次郎回答:“当然不会了。与其精于算计地卖不了几张,莫如马马虎虎地多销售一些,从整体上来说更划算。”与次郎还将此举比作《泰晤士报》社在日本销售百科全书的模式。这样比较听起来颇有道理,但是三四郎心里总有些不踏实。因此,他还是提醒与次郎小心为上,当时与次郎的回答相当有意思。

“对方可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呀。”

“即便是大学生,像你一样对于钱毫无概念的人也很多呀。”

“哪里,只要不是有意不付钱,文艺协会方面也不会说三道四的。反正不管卖了多少票,到头来都是协会负债,这是明摆着的。”

三四郎为慎重起见,追问道:“这是你的想法还是协会的意思?”与次郎说:“当然是我的想法,要是协会的意见可就求之不得了。”

听与次郎一说,三四郎觉得似乎不去看这次演出的人,就是个大傻瓜。与次郎总是絮叨到让对方感觉不去看戏特别吃亏为止。与次郎这样做究竟是为了兜售戏票,还是因为真的推崇这次演出呢?或者只是为了激励自己,同时也激励他人,顺便为这场演出捧场,尽可能将社会上的气氛搞得更热烈一些呢?

由于对这一点与次郎没有明晰地加以阐明,因此,三四郎宁肯让对方觉得自己很傻气,也没有被与次郎的游说感化。

与次郎首先讲述了协会会员刻苦排练的事。听他说,多数会员排练之后,演出前日都累得表演不了。然后介绍了舞台背景。那背景很不一般,据说是把东京的有为青年画家全部请来,让他们尽情发挥各自特长画成的。接着又谈到了服装,那些服装从头到脚都是按照古代装束缝制的。之后又谈到了剧本,这些剧本全都是新作,都非常好看。此外,还啰啰唆唆地说了好多。

与次郎说,他已经给广田先生和原口先生送去了请帖,并说服野野宫兄妹和里见兄妹买了头等座位的戏票,一切都很顺利。三四郎为了与次郎,高喊:“祝演出完满成功!”

就在三四郎为演出喝彩的那天晚上,与次郎到三四郎的寄宿处来了。他和白天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与次郎身子僵硬地坐在火盆边,不停地喊着“好冷好冷”。看他的脸色,不像是单纯因为冷的缘故。起初,他向火盆弯下腰伸出手烤火,但很快又把手揣进怀中。三四郎为了照亮与次郎的脸孔,把桌上的煤油灯从那头挪到这一头。然而,与次郎却沮丧地垂着脑袋,只将黑乎乎的硕大和尚头对着油灯,一直无精打采的。三四郎问他怎么了,他才抬起头来瞧着煤油灯,问了个与他的脸色完全无关的问题。

“这房子里还没有装电灯吗?”

“没有,听说不久就要装,油灯太暗了,不方便吧。”

三四郎回答,而与次郎却仿佛突然忘掉了电灯的事似的说:“小川君,出了一件大事。”

三四郎问他出了什么事,与次郎从怀里掏出揉得皱皱巴巴的报纸来,两张报纸是叠在一起的。与次郎揭开一张,将它折叠了一下,递给三四郎说:“你看看这儿。”他用指头点着那个地方。三四郎把脸凑近油灯,看见标题是“大学的文科”,大致内容如下:

大学的外国文学课一直由西洋人担任,学校管理者聘请外国教师担任所有的课程。但是,鉴于时势的进步和多数学生的要求,现在校方终于认可本国教师所开的课程也属于必修科目了。因此,据说从最近开始,正在物色适当的授课人选,最终决定聘用某氏,并将于近期公布。某氏乃近年奉命留学过海外的才子,当十分胜任这一职务。

“聘请的人不是广田先生呀。”三四郎扭头望着与次郎。

与次郎的眼睛没有离开那张报纸。

“这是真的吗?”三四郎又问道。

“应该是真的吧。”与次郎歪着脑袋说,“我一直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结果还是失败了。不过,我听说此人也是多方运作呢。”

“可是,只凭这么一篇文章,还是传言呀,只有到了正式公布的时候才算数。”

“不,只是这篇文章当然无关紧要,因为涉及不到先生,可是……”

与次郎说着把另一张报纸重新折叠好,用手指指着标题,递到三四郎眼前。

这张报纸上也登着大致相同的报道。光是这些,不会给三四郎留下什么新的印象,但是读到后面,三四郎大吃一惊。

文中把广田先生写成一个品德低下的人。“此人当了十年的国语教师,本是个默默无闻的平庸之辈,可是一听说大学要聘请本国教师讲授外国文学,便即刻悄然发起宣传活动,在学生中散布吹捧自己的文章。不仅如此,还指使其门生在小杂志上发表题为《伟大的黑暗》之类的论文。现已查明,这篇文章虽是以零余子的化名发表的,实际上是出入广田家的文科大学生小川三四郎的手笔”云云,最终出现了三四郎的名字。

三四郎惊讶地瞧着与次郎。与次郎从刚才起就一直盯着三四郎的脸,两人相对无言,良久,三四郎说道:“这可如何是好!”他有些怨恨与次郎,与次郎却并不在意。

“你对这事怎么看?”

“什么怎么看?”

“我看一定是读者来稿,绝不是报社的采访稿。《文艺时评》上用六号铅字排版的这种投稿多得是。六号铅字的文章几乎都是充满恶意的。只要仔细一调查,谎言居多,有的明显就是捏造。要问人们为啥要干这种愚蠢之事,我告诉你,几乎都是为一己私利所驱动的。因此,我负责编辑六号铅字的稿件时,凡是居心叵测的都扔进纸篓里了。这篇报道恰恰属于这一类,它是对立派搞的鬼。”

“可是为什么不是你的名字,反倒登出我的名字呢?”

“就是啊——”与次郎沉吟片刻,解释说:“恐怕还是因为,你是本科生,我是选科生吧。”

但是三四郎觉得,这个解释根本说不通,依然百思不解。

“归根结底,我就不该用零余子这类龌龊的化名,堂堂正正地署名佐佐木与次郎就好了。实际上,那篇论文除了我佐佐木与次郎之外,没有人写得出来呀。”

与次郎显得一本正经的,被三四郎夺去了《伟大的黑暗》一文的著作权,反而令他受了委屈似的。三四郎简直无语了。

“你对先生说了没有?”

“这才是关键。《伟大的黑暗》的作者无论是你还是我,都无关紧要,然而事关先生人格的话,就不能不告诉他了。只要对他说:‘先生是品格高尚的人,完全与此事无关,恐怕是哪里搞错了。《伟大的黑暗》一文虽然在杂志上刊登出来,却是化名,定是先生的崇拜者写的,请您放宽心。’先生也许说一句‘是吗’就算完了。可是这回就行不通了。无论如何我得承担这个责任,如果事情办得顺利,我佯作不知,会感到愉快,但事情搞砸了,我仍保持沉默的话,就难为情了。首先,是我自己惹了祸,使得那样善良的人陷入麻烦,自己怎能坦然作壁上观呢?弄清是非曲直的事姑且不论,现在我只觉得对不住先生,愧疚万分!”

三四郎第一次感到与次郎是个值得钦佩的人。

“先生看到报纸了吗?”

“家里订的报上没有登,所以我也不知道。不过先生到了学校,会阅读各种报纸的。即使先生没有看到,也会有人告诉他的。”

“这么说先生已经知道了?”

“当然知道了。”

“他没有对你说什么吗?”

“没有。当然也没有好好交谈的时间,所以什么也没有说。前些时候,我一直为演出的事四处奔走,因此……啊啊,对那个演出,我也厌烦死了,真不想管那些事了。脸上擦了白粉演戏,有什么意思呢?”

“要是对先生说了,你准得挨骂。”

“一定会挨骂的,不过挨骂也没办法,太对不住先生了。

都怪我惹是生非,给他添了麻烦。先生是个没有嗜好的人,不喝酒,烟也……”

与次郎说到这里停住了。先生的哲学化作烟雾由鼻孔喷出来的数量,日积月累,也是相当可观的。

“只有烟抽得比较狠,此外再没有其他嗜好,既不钓鱼,也不下棋,又没有天伦之乐,这是最不应该的。要是有个小孩子就好多了。先生的生活着实枯淡无趣啊!”

与次郎说罢,将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

“本想偶尔给先生些宽慰,稍稍四处活动了一下,竟出了这种事。你也到先生那里去一趟吧。”

“不光要去一趟,我也多少负有责任,要去谢罪呀。”

“你没有必要谢罪。”

“那么就去解释一下吧。”

然后与次郎就回去了。三四郎躺在**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觉得还是在家乡更容易睡着。虚假的报道——广田先生——美祢子——来接美祢子的英俊男人,这种种刺激令他不能入眠。

直到半夜时分终于睡着了。第二天,三四郎像平日一样按时起床,但感觉很疲倦。在洗脸的地方遇到了文科的同学,彼此只是见过面的程度。互相打招呼时,三四郎推测他多半读了那篇报道。对方自然是有意避开谈论这件事,三四郎也没有试图做什么解释。

三四郎闻着热酱汤的香味时,又接到故乡母亲的来信,看上去照例写得很长。三四郎懒得换西装,便在外面套上一件羽织,把信揣在怀里出去了。大门外,因下了一层薄霜而闪闪烁烁。

来到大街上,三四郎看到的行人几乎全是学生。而且所有人都朝着相同的方向急匆匆地走去。寒冷的街道上弥漫着年轻人的青春活力。从学生中间,三四郎发现了身穿雪花呢外套的广田先生高高的身影。夹裹在年轻人行列中的先生,步子显然已经落伍了。同前后左右的人比起来,显得非常缓慢。先生的身影隐没在了校门里。校门内有一棵大松树,伸展开的树枝犹如一把巨伞,遮挡着校门。三四郎走到校门前时,先生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迎面看到的只有松树和松树上方的钟楼。这座钟楼里的大钟常常走不准,要不就停摆。

三四郎瞅了一眼校门内,嘴里念了两遍“Hydriotaphia(瓮葬)”。这个词儿是三四郎学的外国语中最长最难记的词之一。他还不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一直打算请教广田先生。

他曾问过与次郎,回答是“恐怕属于de te fabula之类吧”。但三四郎认为,这两个词语的意思差别很大。“de te fabula”很生动,而“Hydriotaphia”就连记住都不那么容易。他重复念了两遍这个词,脚步自然就放慢了。这个词的读音,就好像是古人特为广田先生使用而制作的似的。

三四郎走进学校后,仿佛感受到某种作为《伟大的黑暗》一文的作者,集众人注意力于自己一身的氛围。三四郎想到外面去,可是外面很冷,只得待在走廊上。他利用课间休息,掏出母亲的来信读起来。

① 日本神话中的谷物和食物神,主管丰收。传说它有时以男人形态出现,有时以女人形态出现,甚至会变化成蜘蛛等其他形态。它有两个随从,即白色的狐和狸猫。稻荷神社的鸟居是统一的红色,如果某些企业效益很好,会向神社敬献一座鸟居,因此稻荷神社的鸟居和其他神社不同,经常在门前排有一列鸟居,有大有小。最壮观的是伏见稻荷大社。

“今年寒假你回来吧。”母亲这样下命令,就像当年在熊本上学时一样。因为在熊本时发生过这样的事:学校即将放假时,家里来了封“马上回来”的电报。三四郎以为是母亲病了,十万火急地奔回家去,母亲见了他欢喜万分,只差没有说“我没得病,一切都好”了。一问怎么回事,原来母亲左等右等,见儿子总是不回来,就去向稻荷神①求了个签。签上说,儿子已经离开熊本了。母亲十分担忧他途中遇到什么不测,所以打了电报。三四郎想起那件事,以为这回母亲又去拜佛求签了。但是信上没有提五谷神的事,只是在间隙处写了一句“三轮田的阿光姑娘也在等你回来”。接下来还写了“听说阿光姑娘从丰津的女学校辍学回了家;托阿光缝制的棉衣已经用小包裹给你寄去了;木匠角三在山里赌钱,输掉了九十八元”,并详细写了输钱的过程。三四郎觉得太啰唆,大致浏览了一下。

说是有三个男人来家里,要买山里的地,角三就领他们到山上转了一圈儿,这工夫钱被偷了。角三回到家,对老婆说,不知什么时候被偷了钱。于是老婆就骂他:“你莫非被人家使了蒙汗药了?”角三说:“嗯,你这么一说,好像是闻到了什么气味。”但是村里人都说,角三是在赌博时被人骗走的。母亲还告诫他,乡下尚且如此,你在东京千万要当心啊……三四郎卷起这封长信时,与次郎凑到他身旁,说:“啊,是女人的来信呀。”比起昨晚,与次郎精神好了些,开起玩笑来了。

“什么呀,是母亲写来的。”三四郎悻悻地连同信封一起揣进怀里。

“不是里见小姐的信?”

“不是。”

“喂,里见小姐的事你听说了没有?”

“什么事?”三四郎反问道。就在这当,一个学生来找与次郎,说想买演出戏票的人正在楼下等着呢。与次郎立刻下楼去了。

与次郎就此不见了踪影,不管怎么找也找不到他。三四郎只得专心做好课堂笔记。下课以后,他遵照昨晚的约定,到广田先生家里去了。宅子里仍旧很安静,先生躺在餐室里睡觉。三四郎问阿婆:“先生身子不适吗?”阿婆回答:“应该不是,昨晚先生睡得迟,所以说是有点儿困,刚才一回来就睡了。”广田先生长长的身躯上盖着一条小被子。三四郎又低声问阿婆:“先生为何睡得那么迟呢?”阿婆回答:“哪里,先生总是很迟才睡,不过昨天晚上不是因为看书,而是和佐佐木先生谈了很久的话。”读书的时间替换为和佐佐木谈话,并不能解释先生午睡的原因。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与次郎昨晚把那件事情对先生讲了。三四郎想顺便打听一下与次郎挨了广田先生怎样的训斥,但想到阿婆不可能知道,而与次郎本人在学校时又逃之夭夭,无从了解。看与次郎今天心情这么好,想必是先生这关有惊无险地过去了。再者说,与次郎的心思到底不是三四郎能了解的,所以很难想象他们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

三四郎坐在长火盆前边,水壶发出刺刺的声音。阿婆很知趣地回女佣房间去了。三四郎盘腿而坐,双手拢在水壶上方烤火,等着先生起来。先生睡得很熟。三四郎的心情也变得平和了。他用指尖碰了碰水壶试试热度,然后倒了一杯开水,噗噗吹了吹,喝了起来。先生侧身向里躺着,好像是两三天之前理的发,头发很短,胡茬很浓密,鼻子也朝着里边,鼻孔咝咝作响,睡得很安稳。

三四郎拿出准备归还的《瓮葬》读起来。他逐字逐句慢慢地看着,怎么看也看不懂。书中写了一段往墓里扔花的事。其中有一句是“罗马人对蔷薇花颇为affect”。三四郎不懂affect 是什么意思,猜测可以译作“喜欢”吧。还写着“希腊人常使用Amarantha”。这个词义也不明白,但肯定是一种花的名字。接着再往下读,就完全不知所云了。他从书本上抬起头看了看先生,先生仍然在酣睡。三四郎不明白,先生为何要把这样难懂的书借给自己看呢?而且,为什么越是读不懂这样费解的书,越是引起自己的兴趣呢?最后他又想到广田先生毕竟是Hydriotabhia。

这时,广田先生忽然醒了,他抬起头看着三四郎问:“什么时候来的?”三四郎劝先生再睡一会儿,因为他并不觉得无聊。

“不,我该起来了。”先生说罢就起来了,接着照例抽起了“哲学之烟”。在先生沉默的时候,烟雾就像木棒一般喷出来。

“谢谢您,这本书还给您。”

“好。看了吗?”

“看是看了,可是看不太懂,连书名的意思都不明白。”

“Hydriotapbia。”

“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好像是希腊语。”

三四郎没有勇气再往下问了。先生打了一个呵欠。

“真困啊,睡得好舒服,还做了一个有趣的梦哩。”

① 雁来红。别名老来少、三色苋、叶鸡冠等,原产印度。

先生说梦见了一个女人,三四郎以为他要讲讲那个梦,不料先生问他要不要去澡堂子,于是两人拎着手巾出了门。

从浴池里出来,两人踩着安放在木板房里的仪器测量身高。广田先生是五尺六寸,三四郎只有五尺四寸半。

“你有可能还长个儿呢。”广田先生对三四郎说。

“不会长了,三年来一直这么高。”

“是吗?”

三四郎感觉,先生把他当作小孩子看了。回到先生家后,先生说:

“如果没有要紧事,不妨聊一聊再走。”然后打开书斋的门,自己先走了进去。三四郎觉得自己也有义务为那件事给先生一个交代,就跟着进去了。

“佐佐木好像还没有回来吧?”

“他打过招呼说,今天要晚些回来。最近他好像一直为演出的事到处奔走,也不知他是喜欢帮助人,还是闲不住,总之一向是个没有头脑的人。”

“他很热情啊。”

“只是对于目的多少有些热情而已,无奈头脑过于简单,所以做不出什么像样的事来。乍一看,好像挺机灵的,简直机灵得过了头。到了最后,到底为了什么耍这些小聪明,连他自己都稀里糊涂了。不论怎么说他,也不知改过,只好随他去了。这个家伙,就是为了惹是生非生到这个世界上的啊。”

三四郎虽然觉得还可以为与次郎申辩几句,然而明摆着这么个失败的例子,他只好放弃了。便换了个话题。

“先生看到报纸上的报道了吗?”

“嗯,看了。”

“报道没有登出之前,先生完全不知情吗?”

“不知道。”

“您特别吃惊吧?”

“吃惊?当然不能说完全不吃惊,不过,我知道这世上的事莫不如此,所以并不像年轻人那样大惊小怪。”

“让您烦心了吧?”

“也不能说不烦心。不过像我这样久居人世的年长的人,不大会看了那样的报道就信以为真,所以也不像年轻人那样真的烦恼。与次郎絮絮叨叨地提出了好多无聊的善后办法,什么他报社里有个朋友,可以托朋友写文章说明真相啦,什么可以追查那篇稿子的出处追究其造谣的责任啦,什么可以在自己的杂志上予以彻底反驳啦等等。问题是,与其这般劳神费力,当初不做这种多余的事,岂不更好?”

“他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先生,并没有恶意。”

“要是出于恶意那还了得?首先,为了我而开展活动,却不征求我的意见,自以为是地选择活动方式,自以为是地制定方针,这不等于从一开始就没把我当回事吗?一个被无视存在的人,真不知道还怎么保住自己的体面。”

三四郎无言以对。

“而且,居然还写出《伟大的黑暗》那样愚不可及的东西。

我听说报纸上说是你写的,但实际上是佐佐木写的,是吧?”

“是的。”

“昨晚,佐佐木都坦白了。应该说给你添了麻烦。那种愚蠢的文章,也只有佐佐木写得出来。我也看了那篇文章,既无深度,也无品格,与救世军①的擂鼓无异。只能让人觉得是为了引起读者的反感而写的。从头到尾全是在故弄玄虚。稍有常识的人看了,就会做出有所企图而写文章的判断。这样的文章,也难怪人们会说是我授意自己的门生写的了。我读了那篇文章,就觉得报上的报道不是空穴来风了。”

广田先生说到这里没有再说话,照例从鼻孔里喷出烟雾。

与次郎说过,从喷出什么样的烟雾,可以判断先生的心情:浓厚而很冲地迸发出来时,是哲学思考达到了最好状态之际;当缓慢而松散地飘出来时,说明此时心情平和,或是有可能受到先生嘲讽;当烟积蓄于鼻下,在胡须处徘徊不去的时候,则是陷入冥想或是诗兴大发。最可怕的烟圈盘桓在鼻孔前,一旦出现这样的烟圈,意味着你将受到严厉的训斥。因为是与次郎说的,三四郎当然并不相信。然而在今天这个日子,他还是用心观察了烟的形状。结果,并没有清晰地出现与次郎所说的那些式样,可又觉得每次喷出的烟,各种形状兼而有之。

由于三四郎惶恐地守候在广田先生身旁,迟迟不走,于是先生又开口了。

① 新教中从事传教与社会服务的国际性组织,成立于1865年,创始人为英国人威廉·布斯。1878年定名为救世军,并模仿军队的建制,他们主张爱穷人,在拯救他们灵魂的同时,还要满足他们身体的需要。所以救世军也致力于社会服务,从事各种慈善事业。1895年在日本设立支部。

“已经过去的事,就不说它了。佐佐木昨晚也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向我道了歉,所以他今天大概又像平时那样快活地连跑带颠了吧。不管我私下里如何责备他做事鲁莽,他还是不以为然地到处兜售戏票,真拿他没办法!咱们还是谈谈其他有趣的事吧。”

“嗯。”

“我刚才午睡的时候,做了一个有趣的梦。我竟意外地梦见了生平只见过一次面的女子,虽说这个梦就像小说里的故事一样,不过听我讲这个梦,你会觉得比报纸上的报道更愉快噢。”

“哎,是什么样的女子?”

“十二三岁的漂亮女子,脸上有颗黑痣。”

三四郎一听十二三岁,不觉有些失望。

“是什么时候见过她呢?”

“差不多二十年前。”

三四郎又吃一惊。

“您居然还认得出那个女子呀!”

“这是梦呀,梦当然是认得出的嘛。而且因为是个梦,所以越离奇越好。我好像是走在很大的森林中,穿着那件褪了色的夏季西装,戴着那顶旧帽子。当时我似乎在思考一个难题。

一切宇宙法则都是不变的,而法则支配下的宇宙万物都必然发生变化。那么,这种法则必须是存在于物质之外的。醒来后一想,觉得这个问题十分无聊,但因为是在梦中,所以很专注地思考着这个问题,穿过一片树林时,突然遇见了那个女子。并不是擦肩而过,她是一动不动地站着的。仔细一看,她仍然是以前的模样,穿着以前那身衣裳,头发也是过去的发型,黑痣当然也在。就是说,和我二十年前看到的那个十二三岁的女子毫无二致。我对这女子说:‘你一点儿也没有变。’她对我说:‘你可是老多啦。’接着我又问她:‘你怎么一点儿没有变老呢?’她说:‘因为我最喜欢这个模样的那一年,喜欢穿这身衣裳的那个月,喜欢这种发型的那一天,所以就是这个样子。’我问:‘那是什么时候?’她说:‘二十年前初次见到你的时候。’我说:‘那么我为什么变得这样老?’连自己都觉得奇怪。女子告诉我:‘那是因为你总想要比那个时候变得更美。’这时我对她说:‘你是一幅画。’她对我说:‘你是一首诗。’”

“后来怎么样了?”三四郎问道。

“后来嘛,你就来了呀。”先生说。

“二十年前见到她的事不是梦,是真的见过吗?”

“因为真有这回事,才觉得有趣呀。”

“在哪里见过呢?”

先生的鼻孔又喷出了烟雾。他望着那烟雾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道:

“颁布宪法那年是明治三十二年吧?当时文部大臣森有礼①被刺身亡,你不会记得的。今年你多大了?没错,这么说你那时还是个婴儿呢。当时我是高中学生。说是要去参加大臣的葬礼,大家都扛着枪去了。原以为要去墓地,其实不是墓地。体育教师把我们带到竹桥内去,让我们在路两旁列队站好。我们便站在路旁,目送大臣的灵柩。名义上是送葬,其实就是看热闹。那天天气很冷,我现在还记得呢。一动不动地站着,脚冻得生疼。旁边一个男子瞧着我的鼻子一个劲儿说:‘真红,真红。’不一会儿,送葬队伍过来了,非常长。在严寒中几辆马车和人力车从眼前肃穆地过去了,其中一个车子上就有刚才说的那个小姑娘。现在即使叫我回忆当时的场景,也模模糊糊地记不清了,唯独还记得这个女子。而这个女子的印象,也随着年纪增长,渐渐变淡了,如今很少想起这件事来。

今天做梦之前,我几乎把她忘记了。不过,当时她给我留下了烙印在脑子里般滚烫的印象。真是奇妙!”

① 森有礼(1847—1889)日本明治时期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萨摩藩士之子。年轻时赴欧洲留学,明治维新后回国。1873年与福泽谕吉等人创建明六社,积极宣传西方启蒙思想。1885年任文部大臣。在任期间致力日本教育的改革。使日本教育发生了深刻变革,由封建主义教育向资本主义教育过渡。1889年2月11日宪法公布日,遭“国粹派”青年西野文太郎暗杀身死。

“从那以后,再没有见过她吗?”

“从未见过。”

“这么说,您根本不知道她是谁,是哪里人了?”

“当然不知道。”

“没有打听过吗?”

“没有。”

“先生因此……”说到这里,三四郎就急忙打住了。

“因此?”

“因此而不结婚的吗?”

先生笑了起来。

“我不是那么罗曼蒂克的人,我远比你更缺少情趣呢。”

“但是,要是她来见您,您会娶了她吧?”

“有可能吧……”先生思索了一下,“会娶了她的。”

三四郎露出同情的神色。这时,先生又说话了:“如果说我为此而不得不过独身生活的话,就等于我是因为她而变成了一个残疾人。不过世界上确实有一生下来就无法结婚的不健全的人,也有因为其他种种情况而难于结婚的人。”

“这种妨碍结婚的情况,世上有很多吗?”

先生透过烟雾凝视着三四郎。

“哈姆雷特就不想结婚吧?哈姆雷特或许只有一个,但是和他相似的人有很多。”

“比方说有哪些人呢?”

“例如……”先生又沉默了,不停地喷着烟雾,“例如这里有一个人,父亲早逝,靠母亲一手拉扯大。这位母亲得了重病,气息奄奄,临终时对儿子说:‘我死了之后,你就去投靠某某吧。’要儿子务必去找那个既未见过面也不认识的人。儿子问为什么去找他,母亲概不回答,儿子一再追问,母亲才用微弱的声音说:‘某某是你的亲生父亲。’这不过是个故事,假如一个孩子有这样一位母亲,那么做儿子的,对于结婚不再憧憬也就不奇怪了吧。”

“这种人很少吧。”

“也许很少,毕竟是有的。”

“不过,先生的母亲不是那样的吧?”

先生哈哈大笑起来。

“你的母亲肯定还健在吧?”

“嗯。”

“你父亲呢?”

“死了。”

“我的母亲是在颁布宪法的第二年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