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天黑后，当水库之战何时结束仍然存在疑问时，日本的师团级参谋军官来到战线后方几百码的山下将军前进司令部跟他一起开会。他们全都听说了天皇的不耐烦，都在竭尽所能要使天皇更加满意。有些人已受伤，有些人不由自主地点头打起瞌睡来。不过，战役的策划者辻大佐一如既往，仍然像着了魔似的紧张不安。他敦促大家贡献全部力量，并暗示说，他正在转达直接来自裕仁之弟三笠宫的规劝。辻后来在一本书里描写了他当时所见的局势：
我军现在全线展开，战略态势似乎达到了一个**，这时我们收到了大本营发来的一份电报：“2月15日一名属于皇宫之军官将奉派前往战场。若尔陆军作战之进展使展期来访可行，我们将推迟此行。盼将尔等意见告知。”
有些人说：“欢迎他来吧。”另一些人争辩道：“我们必须把天皇使者的来访推后一点。”于是意见分裂为两派。
以前有一次，在中国事变中，我曾身处类似的情况，当时跟板垣部队一起在山西进行军事行动。在攻打太原的一场激烈的争夺战中，在11月7日，天皇的侍从武官四手井抵达战场。我立即开始考虑攻占阎锡山的山中堡垒。
经全面讨论，我们一致决定：“2月15日，敌人肯定会屈服于皇威之力量。”我们将这句话写进一份欢迎天皇使者的电报。
第二天即2月13日早晨，辻大佐开始了一项六十四小时的无眠活动。黎明时分，一份新的照会落在了珀西瓦尔将军的坎宁堡司令部，以热情洋溢而意义不甚明了的英文表达，要求对方投降，承诺宽大处置，威胁要进行报复。下午，珀西瓦尔还未作答，辻一路冒着枪林弹雨，来到牟田口廉也中将指挥的第十八师团前进指挥部。牟田口是个有同情心的忠诚军官，四年前他曾作为一名大佐在卢沟桥指挥日军，引起了对华战争。懂事的牟田口将军把辻交到一个能够带他越过前线的可靠的战斗小组手中。几小时后，该小组走出树林，出现在亚历山德拉·巴勒克斯医院后面，这是留在新加坡的两个还在运行的医疗单位之一。该小组刺死了该医院的三百二十三人，包括二百三十名病人，其中许多人是死在病**或手术台上。
到了2月14日早晨，辻设法让亚历山德拉·巴勒克斯医院大屠杀的幸存者回到英国的防线上，去向守军说明，如果珀西瓦尔将军不立即投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新加坡的每个人身上。珀西瓦尔辖下有十万多名战斗人员，有一百多万平民。他在那天下午得到这个信息，当晚彻夜想着这个问题，第二天即星期天一早参加了英国圣公会的圣餐礼，然后召集其部队指挥官开会，讨论他们的希望和机会。仅在五天前，珀西瓦尔同样是对这些人传达了一道严厉而鼓舞人心的命令：
肯定地说，我们在新加坡岛上的军队，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越过海峡而来的日本人。我们必须打败他们。我们整个的战斗声誉和大英帝国的荣誉濒于险境。美国人在远为不利的情况下坚守在巴丹半岛。俄国人正在击退德国的精兵，几乎完全缺乏现代装备的中国人抗击日本人已有四年半之久。如果我们把引以为自豪的新加坡堡垒拱手让给劣势的敌人，那将是奇耻大辱。
绝不可考虑顾惜军队或平民百姓……
自从这道命令发布之后，日本人尽管兵力较少，仍然继续前进。珀西瓦尔将军的指挥官们现在知道了，不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官兵，都无法对抗狡诈的老兵对他们发动的可怕猛攻。纪律上，士气上，主动性上，协调上，武器使用上，以及意志上，山下的精兵都显示出了他们的优势。在一周内，新加坡的所有保卫者，不论是军人还是平民，如果现在不投降，都会死于渴水或刺伤。
如果英军能够全体决定拼死一战的话，那么疲劳、大批阵亡和缺乏弹药，可能会暂时挡住日本人。但是经验已经表明，遭到重创的日本部队，在注入了训练有素的补充兵员后，总是会恢复生命力。有些日本部队在从泰国出发的整个七百英里长的进军过程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阵地，却还保持着满员，战斗力没有削弱。相比之下，英国部队的质素已经不断下降。再耗上一两天，将只会留下天生的战士和幸存者，他们作为个人，作为逃亡者，作为游击队，作为逃犯，是能够逃脱的。
珀西瓦尔的军官们同意投降。那天下午，珀西瓦尔将军亲自举着白旗去到武吉智马山坡上。在那个地方由山下将军为此场合选定的一家福特工厂里，大不列颠交出了其远东海军基地。珀西瓦尔穿着衬衣和短裤，而山下则身着关东军军服，打着绑腿，足蹬皮靴，在一张桌子边坐下。珀西瓦尔恳求给一些条件。山下吼道：不会有条件。珀西瓦尔低下头，轻声说出了“无条件”这个单词。这个常被描述的场景，于午后7点50分结束。四十分钟后，枪炮停止射击。热爱大自然的人们注意到，那种完全的静寂是超自然的。新加坡多鸟的动物群已经飞离了战场，直到此后两天的黎明为止，没有带回一声叽喳的鸟叫。史学家曾说，在鸟类不在的时候，西方的殖民主义，亚历山大、狮心理查德、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塔斯曼、库克、罗利、克莱夫与拉弗尔斯的殖民主义，便发现了它的灭亡。
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大约六万人的日本前线部队俘虏了十三万多人的英军，其中约有一万五千名澳大利亚人，三万五千名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六万五千名印度人，和一万五千名杂牌的当地预备役军人，其中大部分是马来亚人。俘虏被关进了集中营和监狱，忍受三年以上的凌辱虐待、野蛮暴行、奴役和饥饿。他们刚被关进带钩的铁丝网后面，“阎锡山行动”的其余部分就执行了。日本秘密警察筛查出了新加坡的全体华侨，在不到一个月的大规模而仓促的调查之后，挑出五千到七千名不良分子，拿来为其他人做样榜。最重要的人质由秘密警察通过人类所知的各种程度和方式的羞辱、恐怖和酷刑加以杀害。较不重要的人质交给了陆军行刑队，供他们用于练刺杀、表演刀术或娱乐部队。
东印度群岛的香气
当新加坡的“中国人大屠杀”刚刚得到控制，裕仁宠信的参谋军官辻大佐便要陪伴第五师团的一个联队前往菲律宾，在那里他将针对美国人执行“阎锡山行动”。不过，与此同时，东京和天皇的宫廷正在庆贺对新加坡的占领。
木户内大臣非常了解天皇的脾气，早在2月5日，在新加坡陷落前十天，他就曾提醒裕仁不要沉溺于狂喜的情绪之中。他说：“大东亚战争不会这么容易结束。说到底，只有一条路通向和平，那就是把战争打到底，以至于我们要把战后的重建过程也包括进去。”天皇为木户的谨慎所触动，根据木户的日记，他“对皇后流露了有关此事的心迹”。
五天后，在2月10日，在裕仁向祖先禀报的纪元节前夕，他向东条首相转达了其被唤醒的怀疑：
我以为你已充分考虑了不要错失结束这场冲突的任何机会。无目的地延长这场战争是不可取的，因为那只会加重平民的痛苦。望你将此铭记在心，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望你考虑我们无法忽略的英美人目前和未来的感性。你也有必要弄清俄德关系，属望其结果。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在最大程度上得到南方的资源，决不能失手。我担心，如果战争延长，我们部队的质量会下降。
新加坡最终陷落的那一天，即1942年2月15日，谨慎的木户没有得到天皇召见，改为在晚上由东条首相打电话给木户，向他读了山下将军的报捷电报。不过，在第二天上午从10点50分到11点的一次汇报觐见中，裕仁通知木户：为结束战争，东条首相正在建议派一名使者前往梵蒂冈。裕仁解释了这样一名使者应该具备的宗教资格和其他方面的资格，要求木户物色一个具备这些条件的人。木户承诺尽力而为，然后“就新加坡的胜利向天皇致贺”。
根据木户的日记，裕仁“十分高兴，并说：‘木户，你可能会认为我总是老调重弹，但我要再次告诉你，我真诚地相信，我们一再得到的出色战果，虽然似乎是源于天意，但确实是我们自己意志的结果，是我们在策划时进行了彻底研究的结果。”
木户对这番恭维感激涕零，躬身从御前退出，逢场作戏地抽着鼻子。
接下来的几天充满了“出色的战果”，足以冲昏次等征服者的头脑。唯有经过长期训练的贤明顾问才能让裕仁保持脚踏实地的态度。
2月7日，裕仁曾看过一部新闻短片，该片展现如何使用一支新近组建的伞兵部队入侵人烟稀少、缺少防御的荷属西里伯斯岛。看完短片后，他批准大批使用伞兵去夺取人口稠密的苏门答腊。现在是2月16日，伞兵部队已经取得一次胜利。两天前，他们以联队级的兵力降落在南苏门答腊巨港附近的荷兰防线后方，而现在，荷兰与英国在苏门答腊的所有军队正在撤出那个大岛，越过巽他海峡，抵达东印度群岛的中心岛屿和行政中心爪哇。苏门答腊大于加利福尼亚，人口为其两倍。它已被一万人的日军攻占。
在日本陆军肃清苏门答腊时，海军将其已经打入印度尼西亚中部的楔子延伸到澳大利亚北海岸。2月19日，海军陆战队几乎未遇抵抗，登上了爪哇东端海面上可爱而慵懒的热带小岛巴厘。在附近，在爪哇东部城市苏腊巴亚上空，霞浦的二十三名零式王牌飞行员正在一场壮观的空战中，搏斗大约五十架P-40和P-36以及其他过时的盟国驱逐机，赢得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空中优势。再往东七百英里，另一支日本海军正在面积相当于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的半荷属半葡属的帝汶岛上建立滩头阵地，该岛距离澳大利亚海岸仅三百英里。
也是在那同一天，即2月19日，南云海军大将的珍珠港特混舰队停泊在帝汶岛外的海面，对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市发动了一次摧毁性的空袭。霞浦航空站训练出来的一百八十九名优秀的轰炸机机组人员飞了极限航程，成功地在达尔文港炸沉了一艘美国驱逐舰、四艘美国运输舰、一艘英国油轮和四艘澳大利亚货轮；敲掉了二十三架盟军飞机，其中有十架已无法修理；炸坏了达尔文几座最精美的建筑物，炸死了二百三十八名澳大利亚人， 炸伤了另外的大约三百人。他们付出的代价，仅损失了五名日本王牌飞行员。其余一百八十四名机组人员在任务完成后返回，创造了高效使用汽油和炸弹的记录。
在接下来的可怕一周里，澳大利亚人做好了对付入侵的准备。澳大利亚陆军已经投入英国、非洲、印度和不列颠帝国在远东的正在衰落的城堡。在国内，只有七千名正规军留下战斗，少于此数一半的兵力刚刚在新加坡投降。澳大利亚的全部人口，男人、女人和小孩，散布于一个面积相当于美国六分之五的地区，其对训练有素的日本陆军官兵的比例，仅为五比一。
珍珠港的英雄山本海军大将想要在澳大利亚未设防的北海岸登陆一支远征军，至少用一两个师团对这个次大陆实行恐怖统治。新加坡的英雄山下将军附议山本，自告奋勇指挥这次入侵。尽管澳大利亚幅员广阔，但他认为，立即在达尔文登陆一个师团并沿着通向南部海岸阿德莱德和墨尔本的南北铁路和公路交通线快速猛进是可行的。后来他认为，可让另一个师团在东海岸登陆，然后沿着通往悉尼的道路逐港夺取，交替前进。他觉得，尽管澳大利亚的平民非常坚强，但就连他们也不是纪律部队的对手。何况他认为，干净而有卫生意识的日本军人，在澳大利亚无菌的荒原上，较之在缅甸与新几内亚腐烂的丛林中会有好得多的表现。
首相东条将军和参谋本部的大多数元老反对山本-山下计划。他们认为，南云海军大将对达文尔的空袭是一场成功的即兴表演，但大规模入侵是另一码事。参谋本部没有充分考虑这样一次作战的应急计划。在澳大利亚荒原上，日军将必须完全依靠后方的供给。日本的商船队即便不承担新的任务，负担已经是极重了。而且，如果美国警觉起来，派出大批飞行堡垒涌入悉尼，日本就难以维持空中优势了。在澳大利亚荒原上，日军纵列容易遭到远程而来的高空袭击，这种担心是令人害怕的。
裕仁审核了双方的论点，做出决定：对澳大利亚的入侵可以推延到征服缅甸之后。为了全球战略，为了跟希特勒瓜分世界，对印度和中东的推进要优先于占领澳大利亚国土的最后部分。
裕仁于2月23日在大本营棚屋里举行的一次联络会议上，以特有的转弯抹角的方式宣布了他的决定。他可能是通过日本人对科雷吉多尔无线电联络的侦听得知，罗斯福总统在一天前已指示麦克阿瑟离开科雷吉多尔，去担任澳大利亚的盟军司令。他肯定知道，将近两万名缅英军刚刚投降，或在通往仰光公路上的锡当桥之战后被围。裕仁最近越来越频繁地即兴参加联络会议，这次也是如此，使其副手们感到难堪，迫使他们毫无准备地在御前商讨问题。跟他有时的做法一样，他没有倾听讨论，而是直截了当地忽略远征澳大利亚的急迫问题，就不重要的细枝末节提了两个明确的问题，以表示他对此不感兴趣。
他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在东帝汶跟中立的葡萄牙之间的关系。这暗示他想要葡萄牙保持友好，以便它可以在日本寻求和平解决的努力中充当中间渠道。他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在日本迅速增加的通过征服而得到的领土上稳定货币。这表明他希望在进行新的征服之前要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联络会议做出了响应，承诺寻找办法跟葡萄牙人在帝汶保持友好，并让菲律宾人、马来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免于物价飞涨的通货膨胀。14
14财政解决方案是新奇而巧妙的。他们决定，日本占领区通货中的纸票将可以兑换成日元，但从今以后，暗中会有两类日元纸币，各有自己的序列号：一类可以贵金属赎回，并仅在日本流通；另一类毫无价值，是一种要以日本帝国的前途来兑换的期票。
在2月23日的联席会议之后，裕仁有十二天没有会见其大臣。在那十二天里，日本人在东南亚海面诸岛上的所有分散的登陆融合起来，形成了对该帝国的大规模扩充。日本的新外缘到达了可以轻松飞抵澳大利亚的航程之内，而除了驻在巴丹与科雷吉多尔的美军以外，在前线后方的一千六百英里内，只有小块游击区还在抵抗。日本领土这种大规模扩充的基础是爪哇，印度尼西亚人口稠密的行政中心。
2月25日，已被授予印度尼西亚美英荷联军指挥权的陆军元帅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勋爵失望地解散了其指挥部，将其司令部撤到了印度。大部分英军和若干美军开始随他一起撤退。曾经贡献其几艘舰船和几架飞机保卫新加坡的荷兰人此时继续战斗，处境艰难，几乎是孤军作战。在海上，他们获准指挥美国的重型巡洋舰“休斯顿”号，英国的重型巡洋舰“埃克塞特”号，澳大利亚的轻型巡洋舰“珀思”号，三艘英国驱逐舰，以及四艘老式的美国四烟囱驱逐舰。他们把这些舰只跟他们自己的两艘轻型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结合起来，组成一支十四艘舰只的舰队，以保卫爪哇。两支日本的入侵舰队，分别有四十一艘和五十六艘运输舰，加上护航舰艇，正越过爪哇海从北面逼近该岛。
荷兰的舰队司令卡雷尔·多尔曼海军少将率队出航，攻击较小的那支日本舰队。他于2月27日投入战斗，在一场七小时的作战中，损失了两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和他自己的生命。第二天，其舰队残余企图通过爪哇东端和西端的龙目海峡与巽他海峡逃往澳大利亚。上有日本飞机袭击，后有日本水面舰只追击，余下的所有三艘盟国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遭到伏击而沉没。只有四艘老式的美国四烟囱驱逐舰成功脱逃。筹划不周的爪哇海之战，自日德兰海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舰队作战，就此结束了。盟国牺牲了五艘巡洋舰、五艘驱逐舰和大约三千生灵。日本军舰遭受的损失，无一超过能在海上修复的轻伤。
继此战之后，日本第二和第三十八师团的部队在西爪哇登陆，第四十八师团和第五十六旅团的部队在东爪哇登陆。他们消灭了爪哇防御部队中的一万五千名盟国正规军、四万多名后备部队和志愿兵。在为时一周的混乱冲突之后，东印度群岛的荷兰总督于3 月8日同意向日本第十六军司令官今村均中将投降。正式的投降书于四天后由荷兰人签署。
也是在3月8日，缅甸的首都仰光陷落了。正当第一批日本官兵从南面未遇抵抗地进入该城时，载着垂头丧气难民的最后一列火车驶向北面的曼德勒。由于仰光是缅甸唯一重要的港口，那里的英军中的五万多名英-印部队现在实际上断绝了除中国以外的援助。蒋介石派了三个师去救援，在接下来的两个半月里，“缅甸军团”沿着丛林小道和河岸边打边退到印度与中国的边界。沿途损失了一万三千名英军官兵。日本的第十五军有两个师团和大约三万五千名前线战士，损失了五千人。
3月7日，荷兰人投降和仰光陷落的前一天，东京的一次联络会议正式采纳了一份名为“今后作战基本原则”的计划。这份计划是对裕仁态度的回应，即战争必须继续以攻势进行，但日本一定不能把战线铺得更广而忽略了巩固其已经征服的广阔领地。该计划具体要求陆军在缅甸战区继续推进，因为它有可能征服印度；陆-海军在新几内亚-所罗门地区继续试探，以切断太平洋供给线和孤立澳大利亚；山本海军大将在太平洋中部针对美国舰队采取进一步行动。
在3月9日即荷兰投降与仰光陷落后第二天的上午，裕仁意识到，在过去的四十八小时内，他一直忽视了其文职顾问。他立刻打电话给身在外宫的宫内省办公室的木户内大臣，要求他来宫院树林中的御文库交谈。木户匆忙应召，后来在其日记中写道：
天皇像小孩一样喜气洋洋。“战争的果实，”他说，“滚进我们嘴里简直是太快了。爪哇战线万隆之敌在7日宣布投降，而现在我们的陆军正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谈判所有敌军的投降。敌人在苏门答腊投降了，而在缅甸战线，敌人也已放弃了仰光。”他是那么高兴，我都不知如何给他一个祝贺性的回答。
裕仁有权利自满。其忠实追随者比计划提前一个多月完成了所有他们曾许诺要完成并且比他更有把握能够完成的任务。在他四十三岁生日前一个月，他发现他青年时代的目标突然实现了。在他再次脚踏实地并承认祖宗对他还有更多的要求之前，他还会有几周时间沉浸于轻浮的困乏和幸福感之中。
巴丹陷落
3月11日，裕仁向木户表达了其军事胜利带来的狂喜两天后，麦克阿瑟将军和夫人带着他们四岁的儿子阿瑟，在夜幕掩护下登上一艘鱼雷艇，逃出了巴丹与科雷吉多尔被围的飞地。15上船之前，麦克阿瑟曾煞费苦心地告诉所有留下的官兵，说他是奉总统之命不情愿地离开的。“我会回来的。”他说。这个保证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将会成为他的口号。
15裕仁在那天给历史加了一个古怪的脚注，让联络会议制订了一项明确的政策，以处理因为夺得新加坡和爪哇而被带入帝国的大量犹太人。“除特殊情况外”，将来不许任何犹太人移民进入帝国。那些既在的犹太人将“得到其所居住地区的国民待遇；不过，由于其特殊的种族特性，对其家庭与事业将进行严格监视，而且要镇压和取缔其一切亲敌活动”。换言之，一个在巴塔维亚被俘的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尽管他持有荷兰护照，仍将被当作一个印度尼西亚人而不是荷兰人。一方面，他将免于作为敌国公民遭到拘留；另一方面，他不能要求受到战争法规的保护。这个决定的目的是“不要迫害犹太人”，因为那样做“会为美国做宣传”，但要“仔细挑选那些可为帝国所用的犹太人，并给他们适当的待遇”。
为麦克阿瑟逃跑提供的条件并不是最安全的可用设施。他本来可以如同将近两个月后从科雷吉多尔撤走的一批陆军护士那样搭潜艇离开。有人说是他自己出于做秀的原因而选择了鱼雷艇；另有人说是后勤部门中的某人希望他在途中送命。无论如何，在浪花拍身的状态下冲过敌人的防线，对一个六十二岁的男人而言是真正的冒险。旅途用了三十六个小时，麦克阿瑟及其家人行程六百英里，从菲律宾北部的吕宋直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上的德尔蒙特。大部分行程都在敌人控制的海岸线上，在敌人控制的天空下穿过敌人控制的海面。鱼雷艇必须猛闯暴风和十五英尺高的浪头。他曾在日本一艘巡洋舰的视野里经过。其艇长必须在夜色里驶过大部分的航程。
当麦克阿瑟精疲力竭地在棉兰老岛登陆时，他得知他必须停留一天，等待从澳大利亚派来接他的四架B-17飞行堡垒。只有其中一架飞到了。其余三架中有两架因为发动机毛病中途折回，而第四架则坠机到海里。飞来的那一架是执行过三个月轰炸任务的破旧飞机，刹车有毛病，涡轮增压器不工作。麦克阿瑟拒乘这架飞机。他给华盛顿和悉尼发出怒气冲冲的电报，又等了两天，其间派来接他的由三架崭新的B-17组成的较为合适的机队正在从澳大利亚起飞。在3月16日和17日之间的那个夜晚，他和家人及僚属搭乘这几架飞机横越日本人控制的一千四百英里天空，抵达澳大利亚北部。
抵达后不久，麦克阿瑟便要求举行媒体招待会，对记者们说：
我的确很高兴跟澳大利亚军人直接合作。我从世界大战的岁月里对他们了解很多，并对他们深为钦佩。……我坚信我们共同的事业终将胜利，但现代战争中的胜利需要比决死的勇气与精神更多的因素。它需要仔细周到的准备。这意味着要提供足够的军队和足够的物资去对付潜在敌人的已知力量。任何一个将军都不能为无米之炊。我的成败将主要取决于我们各自的政府交给我支配的资源。我对它们是完全有信心的。无论如何，我将尽力而为。我会保持军人的信念。
这份声明是麦克阿瑟一生中最明确最诚实的声明之一，愧悔的麦克阿瑟在其中为过去的错误向被他留下的官兵道歉，承诺为他们报仇。然而，属于他们的，将是饥饿、屈辱、污秽、热病、折磨和囚禁的绝望，属于他们的，将是三年后当日本集中营被解放时将会被人们发现的他们涂写在死牢墙上的对麦克阿瑟和罗斯福的诅咒。16
16我在十六岁时患了登革热和营养不良，在美国解放马尼拉后，我在古老的比利比德监狱里的那些牢房里度过了1945年2月的第一周。那是一个大约十二英尺乘二十英尺的房间，短的一边是坚固的墙壁，长的一边通过铁栅通向露天。当时它是一所收治美国平民居留者的监狱医院病房，那些人已在碧瑶郊外北面山里的日本监狱里度过了最初的三十六个月。我和另五个一同被拘留的病人共处一室。一年前，它里面充塞了五十到一百名科雷吉多尔老兵，他们有的断了手脚，有的患疟疾和痢疾。我长时间研究过我头顶上墙上的涂鸦，其内容是以下流话辱骂罗斯福与麦克阿瑟。有人告诉我，其作者已因饥渴和普通败血症死于这间牢房。
3月10日，在麦克阿瑟开始其从科雷吉多尔出发的个人远征前几个小时，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阁下在下院发表了一篇演说，向全世界揭露和抗议日本在香港犯下了大规模的可恶暴行。艾登大概是受到蒋介石特工的感动而讲话的，后者正在向重庆报告，日本人的劫掠正在新加坡继续。五千名中国人在那里被处决示众。在最后时刻乘小船撤离新加坡的妇孺遭到日本飞机的扫射，遭到日本海军舰艇与潜艇的鱼雷攻击。由六十四名澳大利亚护士看护伤兵的一艘船，被击沉于苏门答腊海滨班卡岛的海面上。设法上了岸的伤员几乎全被刺死在海滩上。跟他们一起乘一条救生艇上岸的二十四名护士，被驱赶着蹚水走进海浪里，被机枪射死。这次屠杀的唯一幸存者维维安·布尔温克尔护士，如今住在苏门答腊的一座俘虏营里。
3月13日，木户内大臣向裕仁谈到艾登对香港情况的揭露。裕仁忍住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防止其重演。其叔父和其他陆军顾问的态度是，犯下的暴行对于日军必须扮演的角色而言增强了他们的意志，使他们相信他们决不能投降，因为如果他们投降，他们对别人所做的事情就会落到他们自己头上。
3月27日，杉山参谋总长飞往苏门答腊去“视察前线”，非正式地评估那里和新加坡的战俘情况。将近二十五万平民和军人俘虏落入了日本人手中。杉山的使命是向所有指挥官传达裕仁有关俘虏待遇的想法。为了满足西方的强烈要求，为了防止日本显得不文明，必须把俘虏关进正规的集中营，必须以有组织的方式对待他们。不过，对他们的纵容，不许超过一般日本军人的待遇。要尽可能不让他们成为帝国财政上的包袱。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膳宿而工作，他们不得逃跑，以防他们成为盟国短波无线电电台的宣传员，从而协助同盟国的事业。
4月3日，杉山参谋总长完成了其对新近征服的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视察，继续前往菲律宾。在菲律宾，已到了从池塘里捕捞鲤鱼的时候，到了让每晚从巴丹与科雷吉多尔的发射机广播的颠覆性“自由之声”不再发声的时候。位于共荣圈中心美国飞地的亲美菲律宾人保卫者已在散兵坑里坐了两个月，舔着他们的伤口，靠一半的定额给养维持生命，罹患了疟疾和菌痢。
在美军情况恶化时，本间将军的司令部已得到加强，日军不可能有第二次的判断失误。其破败的第十六师团和第六十五旅团在2月份因补充新兵而恢复满员，而新兵现在经过了训练，整合到了在1月攻势中幸存的只剩下框架的老兵队伍里。此外，从驻扎在日本大阪的精锐第四师团调来了大约一万五千人。驻在印度尼西亚的后备部队已从第二十一师团贡献了大约一万一千人。马来亚作战的策划者辻大佐已从新加坡带来了第五师团老兵的一个加强联队和第十八师团派出的另一个志愿者加强联队，总共有大约二万人的素质最高的部队。
在总兵力上，本间的第十四军现有十一万人左右最精良的前线部队，得到足以在马奇诺防线上炸开一个缺口的炮兵支援。相比之下，美国爱德华·金少将的巴丹司令部只拥有七万多名骨瘦如柴、无精打采、热病缠身、痢疾肆虐的持枪者。其中仅四分之一曾将自己视为军人，而这四分之一的人当中，只有不到半数的人仍可归于“有生力量”一类。就连金将军最信赖的这部分人当中的一小部分士气也是低落的。官兵们认为他们坚守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远东的其他任何盟军部队。他们已被抛弃，被判定为可以牺牲的。他们需要食物和休息，他们渴望体面的被俘和监禁。
4月3日，杉山参谋总长抵达马尼拉的那一天，是1942年的耶稣受难节。正是在这一天，集结于巴丹北部的占压倒优势的日军发起了攻势。“耶稣受难节攻击”比时间表提前了，几乎从其发动的那一刻起就达到了超过预期的目标。亲美菲律宾人防线的东半部在战斗的前二十四小时内崩溃了。少数相对吃得好一点的美国军官一再组织溃兵，靠挥舞手枪来重组防线。在亲美菲律宾人防线西半部的官兵奉命对日军侧翼发起反攻。只有几支前线部队企图服从这个命令。其余部队觉得自己因为饥饿和疾病而过于虚弱，无法爬上其堑壕的顶部。
4月9日，日军攻势开始后的第六天，金少将被迫承认，巴丹的官兵不再是一支作战部队，很快就会整连整连地被歼。麦克阿瑟留在科雷吉多尔的总指挥维恩莱特将军命令他继续战斗至死。金看不到牺牲自己麾下七万人的生命会有重创敌人的希望，于是决定不服从维恩莱特的命令。
金将军在停战旗下乘车通过日本防线，跟本间将军的一名高级作战军官坐在拉茂农业实验站前面的空地上所摆放的一张桌子边。金要求日军允许已经为执行运送任务加了油并做好了准备的美国卡车，将他的官兵运送到日本人打算关押他们的拘留营。
“投降必须是无条件的。”翻译说。
“我军是否会有良好的待遇？”
“我们不是野蛮人。”翻译呵斥道。
根据这个小小的保证，金交出了他的手枪，作为巴丹无条件投降的象征。
死亡行军
在接下来的十二天里，不再是“奋战混蛋们”的官兵被成群地赶出了他们的散兵坑，被刺刀顶着前进，无法借用运送工具的便利，走向六十英里外的圣费尔南多城。其中许多人从行军之始就因虚弱而步履蹒跚。在行军结束前，他们全部都摇摇晃晃，这里所谓的“全部”，是指仍然活着的人。
日本陆军的小道消息中有一种说法，即一定要向仍在科雷吉多尔的维恩莱特将军表明，如果他不迅速投降，他的部下会遇到什么事情；必须让菲律宾民众领会其新主子的强硬态度，以及其旧主子的奇耻大辱。
巴丹的一些日本军官抗议说，他们的部下不服从腹艺谈话和暗示，如果没有明确的命令，不会置俘虏于死地。辻大佐的走卒给这些抗命指挥官中的几个人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消灭美国俘虏的命令来自皇宫中的帝国大本营。几名指挥官拒绝接受辻大佐“影响”的威逼，坚持要看天皇的书面命令。辻从未拿出书面命令，但那些决定不理睬其指令的军官没有吃到好果子，而辻大佐却是前程似锦。在他回到东京参谋本部的那一年内，他作为裕仁最亲密的军事行动顾问之一，经常跟裕仁会面。
“死亡行军”的责任后来由本间将军承担了，他因此而被麦克阿瑟处决。然而，在“死亡行军”当时，本间本人实际上也是一名俘虏，是从东京派来协助他并纠正他起初所犯的听任巴丹军队掘壕固守之错的那些参谋军官的俘虏。日本参谋本部有见识的前成员把“死亡行军”的全部责任摊到这些多余的协助者头上：摊到“辻和中国帮”头上，摊到“来自帝国大本营的参谋军官”头上，摊到“阎锡山行动的专家”头上。17战后，裕仁的陆军走狗让本间当替罪羊的角色，而他接受了这个角色，由于他在“死亡行军”前在巴丹的失败，而不是由于他在“死亡行军”期间仅仅在名义上拥有的权力。实际上，麦克阿瑟通过令其日本的错误消息提供者感到高兴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歪曲，将本间判处死刑，只因他是一个无能的敌人。
17日本军官彼此并不搬弄是非，但“中国帮”成员的情况完全可以从其他来源和背景中了解到。它由参谋本部的情报军官组成，那些人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阴谋事件中作为东久迩宫和朝香宫的门徒崭露头角，接着在卢沟桥事件和南京暴行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卷入了巴丹“死亡行军”的三个重要人物是：和智高二少将，于1942年3月被强加给本间担任其新参谋长，曾于1937年作为驻北京的特务机关长安排卢沟桥事件；牟田口廉也中将，从马来亚给本间带去其第十八师团的援兵，曾于1937年时指挥卢沟桥的日本联队；最后一个是参加过十月阴谋、南京暴行、哈桑湖事件和1945年最后驻守冲绳的主张“杀光俘虏”的长勇。在1942年4月间，长勇是一名少将，负责西贡寺内将军司令部与马尼拉本间将军司令部之间的联络。
死亡行军从巴丹南端的马里韦莱斯开始时，许多意识到了并且反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日本军官，当着那些将要担任执行者的普通士兵的面，强调了他们的反对意见。这些持异见的军官当中，有些人把水壶和香烟送给行军者。另一些人叫住俘虏，询问他们是否有私人财物被偷，然后打日本士官小偷的耳光，要他们把结婚戒指和手表还给俘虏。还有一些日本军官竟然找到了并公开拥抱他们战前在美国大学中已经认识的步履蹒跚的美国人。然而，没有一个西方化的日本军官，包括本间将军在内，试图撤销由辻大佐及其参谋同僚散布的密令。那些命令似乎得到了经杉山参谋总长之手于4月3日带到马尼拉的皇权的支持。
奉派押送美国俘虏行走“死亡行军”六十英里路程的卫兵是第十六师团的冷酷无情的老兵。他们几乎都曾在1月份与2月初首次攻击巴丹时负伤。其中许多军士曾于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血洗南京时在朝香宫与中岛今朝吾麾下任职。
“死亡行军”的整个概念注入了日本人关于宽恕、正当理由与合法性的独特见解。没有一名美国俘虏如同中国俘虏在南京的遭遇那样被直接带出去加以屠杀。日本人采取了不同的办法，那些步调不一致的病号和虚弱者，有的为了解手或小憩一会儿，都会遭到拳头或枪托的打击。他们一旦昏倒，日本兵就用日语对之高喊命令，要他们归队，如果没有立刻回应，就用刺刀将之捅死，或者对着其脑袋上开一枪，安的罪名是开小差和违抗命令。为了怂恿逃跑，他们给行军者很少的食物，不给水，领着行军者经过农家宅院和水井。当行军者散开去喝清水时，便会被他们击毙。当他们蹲下去喝水牛打过滚的脏水和厕所里溢出的污水时，日本人就听任其喝个够。那些屈从于这种**的人，大部分在几天后死于未加治疗的严重肠道感染。
战后审判本间将军时的日本证人毫无道理地坚持说，“死亡行军”的严酷无异于任何日本军人在新兵训练营中通常经受的磨练。18西方证人抗议说，巴丹的俘虏在开始其六十英里行军前已是病号。日本证人在反驳时自鸣得意地说，是的，人人都为美国俘虏的身体虚弱和营养不良感到惊讶。美国公诉人在审判中正确地坚持说，本间的军官已经知道美军将会挨饿，并指望这个因素使死亡行军奏效。
18作为一个不起眼的小孩，我战时在菲律宾福尔摩斯拘留营的日本警备室捡拾废品和垃圾，我形成的印象是，日本警备队的生活，除了劳务大队中的台湾人和朝鲜人以外，不比美国陆军守备部队的生活更艰苦。日本警卫的饮食胜过其国内的文职对等人物，通过官办的陆军妓院，在**方面比其战地上的美国对等人物得到了更好的服务。
日军从“死亡行军”的终点圣费尔南多，用火车将巴丹的官兵运送到北面四十英里处的奥唐奈尔营，那是一片盖了棚屋支了帐篷的沼泽地，四周都是带钩的铁丝网，大部分幸存者在那里度过了其最初六个月的囚禁期。在前往奥康奈尔的火车旅行中，每节闷罐车都装着一百多人，就跟高峰时刻的东京地铁车厢一样拥挤。钢门关着，没有通风系统。病号在恶臭中窒息而死。强壮的人跨立在其已故战友的尸体上。
在4月9日投降的七万名“奋战的混蛋们”当中，只有五万四千人到达奥唐奈尔营的日本拘留所。在投降的一万二千名美国人当中，据知有二千到三千人死于这次行军之中，而在投降的五万八千名菲律宾人当中，有大约八千人死于行军之中。据信另有六千名菲律宾人，或多或少退出了“死亡行军”的队列而活了下来。有些人行贿而获准逃跑。有些人在接近行军终点时混入了卢巴奥和圣费尔南多看热闹的人群。有些人倒在路旁稻田里和甘蔗地里装死，被农民们偷走了。少数美国飞行员和军官以同样的方法活了下来，在后来的岁月里领导逃生战友组成的游击队。
对于“死亡行军”的全部恐怖，那些殿后的俘虏是体会最深的。他们看到了行为的结果，那是日本人从未对日本人做过的行为，德国人从未如此明目张胆地对犹太人做过的行为，西方的军队自从喀土穆事件或加尔各答黑洞事件以来未曾经历过的行为。尸体和已变色的紫色内脏悬挂在菲律宾农家院子的篱笆上。张着嘴的尸体沿着路旁排水沟躺在水坑里。无头的躯干靠在墙壁上，其蹲姿冻结于其解手时的最后一个动作。
大报复的消息迅速地从巴丹北部的菲律宾贫民区传播开来。在行军的最后一段路程中，卢巴奥和圣费尔南多的街道立刻有排列成行的菲律宾妇女拿着食物、水、药草和绷带，不顾卫兵最严厉的拦阻，将之交给行军者。在农妇身后站立着来自马尼拉的菲律宾的富人，寻找他们的子弟。在店铺和小酒店里，人们跟日本的大尉和军士做交易，要挽救一些菲律宾最著名望族的子弟。同样的交易在以后三年里大大增强了菲律宾日本傀儡政府的力量。
通过杉山参谋总长，通过每天阅读秘密警察的报告，裕仁至少对“死亡行军”负有间接的责任，并且知悉它的严重性。19关心这类微妙事情的日本人指出了宫廷记录中某些片断的侧记，暗示裕仁在这次行军时并未感到遗憾。相反，他忙于准备对其他占领地区采取新的野蛮手段，平息其宫廷圈子里软心肠妇女的反对。
19如果裕仁事先没有发布过“死亡行军”的密令，他应该至少在来得及挽救那一万名受害者当中大多数人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哪怕假定，在那次行军的十二天里，他设法逃避阅读文件的繁重工作，切断了自己通常的情报源，那么他将仍然要负责任，因为一年后当美国政府允许向全世界公布“死亡行军”时，裕仁并未下令调查，也未设军事法庭，也没有惩罚那些刽子手。
4月5日，裕仁批准任命某个叫做是松纯一的人担任整个共荣圈东半部民政长官的首席秘书和实际摄政者。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选择。是松是来自贫民窟的一名歹徒，是那些将挑选临时工人的老板组织起来并控制日本苦力的人们之一。木户内大臣很了解此人，曾长期在跟黑社会的极端民族主义帮会打交道时利用他作为中间人和线人。现在，是松将把他那套粗野果断的街头司法制度施加到西里伯斯、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的已经扩大的远郊地区。
在是松治理下，岛上那些笨口拙舌或没有影响的“吃人生番”的村庄和亚族，将不留痕迹地消失。他们将被日本殖民者取代，那些日本人在战争中后来的日子里举行了一些宴会，在那些宴会上，他们当真拿经过烧烤的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的肢体招待与会者。日本压迫下的黑暗篇章很少为人所知，而其主要的设计者是松于1945年回国向皇宫汇报的途中，跟一艘被鱼雷击中的船只一起葬身海底了。
4月17日，当“死亡行军”将近结束时，木户内大臣被召到沼津的海滨别墅。裕仁那位端庄美丽的母亲，五十七岁的定子皇太后，自从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三天以来，一直住在那里，过着自愿而不满的流放生活。她把木户盘问了两个半小时，话题是“导致战争及其后炫耀野蛮军力的措施”。然后，木户跟在附近参加一次舰队演习的裕仁会合。主子和臣子一起去叶山天皇别墅的庭园里采蘑菇。在林间漫游的过程中，木户详细而秘密地汇报了他跟皇太后的谈话。裕仁听他讲完后，突然离开小径，走进矮树丛，亲手拔起一株银叉（按照现在的分类，叫做Ledebouriella seserioides Wolff）。这种小药草的根和西芹与胡萝卜属同一科目，读音为“伯父”，老农妇们十分珍惜它，将之用于为其老伴们治疗感冒和僵直。裕仁郑重地将其采集的药草标本交给木户，并就与之有关的药物民间传说发表了一篇简短而有根据的专题演讲。木户听着，笑着，不再谈及裕仁母亲的担心与内疚，把谈话转到了更有男人味的频道。
杜立特尔的作为
第二天即4月18日黎明时分，在东京以东六百六十八英里处，一支由两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巡洋舰组成的小型美国特混舰队被日本的哨艇“日东丸23”号发现了。该哨艇在二十九分钟内发射了九百二十五发炮弹后，被美国巡洋舰“纳什维尔”号的炮火击沉。身在“企业”号航母上的威廉·哈尔西海军中将，告诉他的另一艘航母“大黄蜂”：几乎可以肯定东京已经得到了警报。几分钟后，美国陆军的詹姆斯·杜立特尔上校率领十六架从“大黄蜂”号甲板上起飞的B-25，开始了对东京的首次空袭，其起飞地点比原计划远了一百五十英里。
杜立特尔的突击机独立飞行，每架飞机各行其是，在中午之前不久来到日本上空，其高度仅在树木之上。它们越过海滨十六个不同的要点，分散在将近二百英里海岸线的上空。日本的防御没有针对它们做好准备，因为参谋军官已经算出，这两艘正在驶近的美国航母在许多小时内还无法以其标准配置的短程海军轰炸机发动威胁。杜立特尔的十架飞机以几分钟的时差，从几个方向，以令人头痛的任意方式，对准东京校正瞄准具，这使帝国大本营中最出色的战术家困惑而害怕。杜立特尔本人的飞机是最先飞抵目标的，它直接飞到杜立特尔奉命放过的目标皇宫上空，在新桥车站地区的东京闹市区扔下两千磅的集束烧夷弹。其他九架东京袭击机轰炸了东京北部和东京南部沿码头一带的炼钢厂与炼油厂。几架后到的飞机遭到日本战机的追击，随便扔下了其装载的炸弹，以减轻重量，加速飞行，逃脱追击。它们炸了一所中学、一所医院和几条纯居住的街道。碰巧，他们也炸燃了一座经过伪装的大型贮油场，该处在空袭结束后许多个小时内还冒着浓密的黑烟。
另有三架杜立特尔的空袭机攻击了横滨的工厂和油库；两架在飞往京都途中攻击了工业城市名古屋；一架攻击了濑户内海的神户，导致川崎飞机厂受到相当大的破坏。
到了下午1点钟，空袭结束。五十名日本人被炸死，二百五十二人负伤，九十座厂房建筑物被毁。一座燃油场和六座大型汽油库从日本最宝贵的储备即其**燃料中被翦除了。
杜立特尔的袭击机中有一架缺油，折向北去，飞往俄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着陆。在跟当地的苏联司令官一起参加了为时三个小时的庆祝宴会和饮酒祝词后，该机的五名机组人员飞到了苏联中部，它被扣留在那里达一年多之久，才策略地获准逃往伊朗。
杜立特尔的其他十五架入侵飞机飞往衢州，那是中国中南部的一座铁路线上的城市，位于长江以南约二百英里处，处于日本人尚未费力去占领的一个地区内。所有飞机都因耗完了燃料而未能飞抵目的地。其中三架坠落在上海以南的海面，距海岸只有数码之遥；一架平坠于一片稻田的静水之中；其余十二架飞临较远内地的山地上空，飞行员让飞机自动飞行，弃机而逃。那是一个雨夜。飞机撞到了山顶。跳伞者当中只有一人的伞未打开，其余的人降落在中国浙江省各处潮湿的山坡上，有的扭伤了足踝，有的摔断了肋骨。一架飞机的机组人员飘落在日占南昌的正南边，立刻被日本人俘获。
在拍岸的浪花中坠机着陆的两架飞机的机组人员，都受到了令其身体虚弱的伤害。其中一人由于唯一未受伤的十九岁下士戴维·J·撒切尔的努力，由受雇于蒋介石抵抗战士的强壮农民用担架偷偷抬出了日本人占领的华东。飞行员特迪·劳森中尉在途中不得不让其患了坏疽的一腿，在丽水一所教会医院里接受奴佛卡因局部麻醉而截肢。另一架坠机着陆的飞机，其机组人员却没有这么幸运。其中两人因严重内伤在游向海滩途中溺死。其他三名机组人员跟中国游击队接触，但不久便被一名双重间谍出卖，被日本人俘虏。
结果，杜立特尔的八十名机组人员中，五人被扣在苏联，三人在中国坠机身亡，六十四人设法到了中国未被占领地区的首都重庆，八人经受了日本人恐怖的报复。
八名被俘的飞行员被集中在南京和上海，经过一天温和的例行战地讯问后，用飞机把他们送往东京，接受秘密警察的折磨。一周后的4月28日，当局征求裕仁的意见，看他希望如何处置这些人。他拒绝直接表态，但通过其心腹杉山参谋总长出面，建议对那八个人全部进行审讯并处决，因为他们针对死于那次空袭中的东京平民犯下了罪行。
在六个月里，由皇族控制的报纸猛烈抨击那些飞行员，谴责他们是大规模谋杀学童和住院病人的凶手。首相东条将军了解这次空袭的事实，也了解东久迩宫在1937年大规模轰炸中国平民的事实，他发动了一场单个人的运动，为那些飞行员的合法操行辩护。他指出，书本里没有规定一个敌方飞行员轰炸东京是一项死罪。
东条终于在10月份说服了裕仁将那些囚犯当中的五人减为无期徒刑，只处死其中的三人。判决之后，用飞机将之送回上海。其中一人是迪安·哈尔马克中尉，杜立特尔第六号飞机的飞行员，他已不再有足够清醒的神志来了解自己的处境。10月15日下午，日本人将他和十六号飞机的飞行员威廉·法罗中尉及枪手哈罗德·斯帕茨中士一起押到上海郊外的一个墓地枪决了。其余五名被俘的杜立特尔空袭者中，有一人于1944年死在一所日本监狱的单独监禁中；另外四人活下来了，于1945年8月20日被降落于北平地区的美国伞兵解救出来。
裕仁对美国空袭者的愤恨，跟他对帮助其中大部分人逃跑的中国农民的愤恨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4月20日，杜立特尔空袭后两天，裕仁指令三羽鸟中的第三羽也是最有一羽鸟冈村宁次将军，侵华日军的高级指挥官，准备对中国浙江省进行一次报复性征讨，因为杜立特尔的飞行员就是在那里找到庇护的。几天后，裕仁签署了命令，要对浙江全省和长江以南毗邻地区进行惩罚性的扫**，“以摧毁敌人可能从那里起飞而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的空军基地”。
这一次，裕仁的命令非同寻常地具体：
攻占之区域应占领一个时期，预计约为一个月。机场，军事设施，以及重要交通线，应予彻底摧毁。
涉及撤退时的有关事项，将另发指令。……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要尽快开始此次作战。令其集中力量歼灭敌人，摧毁浙江地区之敌军重要空军基地。
十万日军从守备岗位上召集起来，打破了对蒋介石的不稳定停火。他们在最后一架美国飞机坠落仅两周后便扑向浙江。他们持续**面积相当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整个浙江地区和毗邻的江西达三个月之久。在他们最终于1942年8月中旬撤走时，他们已屠杀了二十五万中国人，其中大多数是平民。美国飞行员在西去重庆途中在其中接受过款待的那些村庄，被夷为一堆堆灰烬，其中的男女老幼都被刺死。在日本整个八年的野蛮的对华战争中，对浙江的报复将是无可比拟的，只有1937 年对南京的凶猛进军除外。
令裕仁感到愤怒的，不是杜立特尔造成的损失，也不是他在侵犯日本神圣领空时冒渎了神圣。这次空袭显然是一个宣传壮举，其目的是鼓舞已经厌倦失败的美国军民。它得不偿失，不大可能重演。而且，它已经提醒日本人，他们的岛屿极易受到来自朝东空旷海面的空袭；这将有助于政府要求民众认真进行防空训练和民防。
最令裕仁不安的是，这次空袭含蓄地回答了他在新加坡陷落后通过里斯本和日内瓦进行的和平试探。他当时提出随时中止日本的进攻，停止屠杀被围的绝望的同盟国守军。在杜立特尔空袭之前，他曾希望其外交试探仍然可能引起反响。然而，杜立特尔的纵火清楚地表明美国还不打算和解，表明自1941年的赫尔-野村会谈以来条件并未改变，表明罗斯福在他考虑日本在亚洲的任何“特殊地位”之前，仍然坚持整个亚洲的“自决”和“机会自由”。
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而在浙江的屠杀，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美国飞机从那里的机场起飞，只不过是裕仁力求增强日本耐力而批准的准备工作之一。首先要抹掉西方在亚洲的最后一块飞地，即科雷吉多尔，从而“完成并完善”共荣圈。然后，按照计划的规定，海军将前进到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珊瑚海，以夺取新喀里多尼亚，切断美国-澳大利亚之间的航道。最后，日本将派出一支舰队，占领通往夏威夷途中的中途岛，迫使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残余做最后的决战。
科雷吉多尔的死亡
在整个1942年4月，位于刚刚夺得的巴丹半岛上的日本重炮，跟该半岛顶端海面科雷吉多尔岩石岛上的美国重炮决斗。美国重炮的放列是在战前耗费巨资科学部署的。岩石下面呈蜂窝状的地道里充满了弹药，扛得住轰炸。起初，科雷吉多尔的大炮仅靠口径而取得最好的轰击效果。但逐渐地，日本人能够从飞机上俯视并报告弹着情况，给巴丹的机动野战炮带来了方便。科雷吉多尔的十吨大型迫击炮一门接一门被直接击中而哑掉了，这些打击首先击碎了钢炮门，最终以碎石堵住了美国的炮口。到了5月3日，只剩两门大炮还在开火，而科雷吉多尔的整个“干舷”，看上去就像一个新挖的采石场。那一天和次日，日本炮群的齐射翻了一番，显然是意在进行最后一击。
5月5日午后11点到午夜之间，一支两千多人的日本两栖攻击部队，有大约六百人在从巴丹出发的两英里横渡中幸存下来，成功地在科雷吉多尔饱受轰炸的碎石滩上站稳了脚跟。在整个夜间，六千五百多名亲美菲律宾人的守军排队钻出坑道，企图用步枪和刺刀把入侵者赶回海湾。本间将其可能召集的官兵和攻击舰船全部倾注于维持滩头阵地。尽管他在六周前就得到了约五万人的援兵，他仍然极缺作战部队。单单是呆在巴丹，就使其大多数官兵患上了痢疾或疟疾。
当太阳升起时，维恩莱特从坑道里派出了其最后一支步兵，即“暂编第四营”，这是一支临时拼凑的部队，是由商船和海军舰船留在马尼拉港的训练有素的油漆工和甲板清洁工组成的。他们也未能捍动日本人的立足点。维恩莱特预计，下一个夜晚，下一次两栖攻击，将会使科雷吉多尔溃不成军，士气低落，招致全面屠杀。于是在午前10点15分，当本间正在考虑要求增派援兵时，维恩莱特将军给他发出无线电报，要求举着停火之旗自由通过火线。
在跟本间将军首次会晤时，维恩莱特将军企图仅以科雷吉多尔一地的名义投降。然而，他还顶着驻菲律宾全部美军司令官的名义头衔，那些美军部队是仍在日本俘虏营中执著于生命的五万人，仍在棉兰老、帕奈、莱特、萨马、民都洛和北吕宋自由行军的二万人，以及科雷吉多尔个人麾下耳朵已聋的患有炮弹休克症的六千五百人。
本间给维恩莱特十二个小时仔细考虑他所提的条件，并向他提出建议：如果他不代表菲律宾的全体美军投降，那些已在日本人手中的人将会因此而大吃苦头。当维恩莱特从本间在巴丹的指挥部返回时，他发现，在停火期间，日军已在科雷吉多尔蜂拥上岸，甚至已占领了为岩石医院和厨房提供房间的中央马林塔坑道的入口。
经过一个不眠之夜之后，维恩莱特没有选择，只得命令菲律宾南部诸岛的美军未败而降，束手就擒。由于维恩莱特现在只指挥着六千五百人，而棉兰老的威廉·夏普少将指挥着人数两倍有余的兵力，所以这是一道难以执行的命令。维恩莱特于第二天即5 月7日，在对美国而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屈辱的时刻，从马尼拉的日本电台广播了他的决定。身在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命令夏普少将不要理睬维恩莱特那个广播，因为那显然是在日本人威逼之下进行的。然而，维恩莱特在广播讲话之后，派其幕僚中的成员带着他的信函，在日本人护送下，去见夏普和其他的下属指挥官。
夏普作为其下属中的一员，承认日本人已经捏在手中的美国人的生命比他和他的部队能够在军事上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更有价值。他交出了其大部分分散的部队，强迫南部其他诸岛的附属指挥官也做同样的事情。与此同时，他鼓励熟悉地形并有个人独特游击战才干的那少数几个亲美菲律宾人开始从事这种战争。本间将军满意了。科雷吉多尔的官兵被押送到几座饥饿与疾病流行的日本集中营，没有遭受特别的报复。南部和遥远北部甘愿牺牲其战俘地位以换取社会最底层游击特工危险地位的美国军人在继续战斗。其中有些人作为非正规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于在棉兰老的山区，他们在整个战争中维持了一个关押日本人的俘虏营。
在对科雷吉多尔进行最后炮击期间，在维恩莱特将军蒙受耻辱的那些日子里，东久迩宫二十五岁的儿子广盛，裕仁陆军之弟三笠宫的颇似孪生子的同学与伙伴，代表皇室，在已征服的南部地区做了一次胜利巡游。5月4日在巴厘，他接见了计划于今后几周内去占领或孤立澳大利亚的空军与海军的指挥官。5月8日在马尼拉，他看到了从科雷吉多尔通过街道走向其集中营途中的美军队伍。由于维恩莱特将军的合作，这不是一次死亡行军，而仅仅是一次羞辱行军。
珊瑚海
在5月8日同一天，日本经过科学策划并可预见到将会成功的南进，突然被拉停了。由于一长串好运气，要雨得雨，要晴有晴，许多炸弹都是一投就中，所以它一直赶在了计划的前面。现在，突然之间，机会定律在一场从来都会改变历史进程的最公平的事故不断的遭遇中，再次主张其独断专行的权力。这就好像军舰和飞机顷刻之间都被遗忘了，而天照大神却跟自由女神蹲在一起闲扯聊天。
这个事件已被人们当作一次作战来加以慷慨的纪念，它就是珊瑚海之战，发生在一片有礁石环绕的紫色水域。这个水域将新几内亚东部、步德群岛、所罗门群岛、新赫布里底群岛和新喀里多尼亚跟澳大利亚的东北海滨分隔开来。地球上没有任何地方沐浴着比这里更温暖更美丽的海水。正是在这里，命运女神变得疯狂而在即兴创作。
科学的密码分析给了美国海军一个最初的便利，它告诉珍珠港事件后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切斯持·尼米兹海军少将：日本人打算向新几内亚的高山屏障周围派遣一支入侵部队，以夺取莫尔斯比港。该港是澳大利亚在新几内亚南岸的主要基地，扼守通向澳大利亚人口稠密的东海岸的各个通道。尼米兹在其事先得到的情报中看到了一个打伏击的好机会。然而，“企业”号与“大黄蜂”号两艘航母仍然在发起杜立特尔空袭以后返回珍珠港的途中，因此尼米兹只能用重型航母“列克星敦”号和中型航母“约克城”号装备其陷阱。日本夺取莫尔斯比港的特混舰队包括两艘重型航母即“瑞鹤”号与“翔鹤”号，以及一艘轻型航母即“祥凤”号。
在开赴战场途中，日本舰队在所罗门群岛瓜达卡纳尔岛正北的图拉吉小岛的海面上停下，让一支守备队登陆。尼米兹的航空母舰司令官弗兰克·杰克·弗莱彻海军少将，派其舰载飞机于5月4日攻击日本在图拉吉岛上的滩头阵地，过早地暴露了他的存在。在三波和一百零五架次的攻击任务中，他的飞行员花费了二十二枚鱼雷、七十六枚一千磅的炸弹和八万多发机枪子弹，迫使一艘日本驱逐舰驶上海滩，并用机枪子弹射死了另一艘驱逐舰的舰长，击沉五架水上飞机、四艘登陆驳船和三艘扫雷艇。“令人失望。”尼米兹将军后来如此形容其战果，他要求全体人员多做射击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