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国联注意力
国联行政院在奉天陷落后不久便休会，告诫中日双方“不要采取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现在它于10月13日复会了。在这个日子之前五天，满洲作战中的狂热战略家石原中佐已经行动起来，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关东军会自行其是，不会受制于国联能够从东京强行取得的任何承诺。石原亲自领导了一次十一架飞机的空袭，在满洲西南部城市锦州上空投下一万张传单和七十五枚炸弹。日本外务省曾明确向国联承诺日军不会进攻锦州；现在该部将这次空袭称为擅自行动。西方报纸在头版报道了这个事件，对于日本外相的信义表示怀疑。
为了进一步让国联行政院得知日本政府面临的国内问题，让他们明白制裁日本是不切实际的，天皇的“大哥哥”们决定让全世界看一看他们即将登场的“政变威胁”。间谍秘书原田于10月10日刚刚回到东京，便听说了他们的计划，立即给这个计划起名为“十月阴谋”。
事起仓猝，这场十月的演出是对早先“三月阴谋”的滑稽模仿。“陆军中的年轻军国主义分子”将被“揭露出来”，其可怕计划的实施将被“及时”阻止，全部细节将被作为新闻泄露给所有驻东京的外国记者。那位大师级的阴谋家大川博士，以及无所不在的铃木中佐，负责舞台之下的准备工作。站在台上的是陆军情报局俄国课的桥本中佐，就是将在1937年炸沉美国“帕奈”号军舰的那个人，以及华北特务机关的昶伟少佐。此二人在10月的第一周前往金龙茶室，呆在那里不走了，比拼谁最能喝，谁能为这次政变写出最适用的“小说”脚本。
昶少佐的小说是被选去进行表演的脚本。他有戏剧写作的天份。就是这个人，1937年在南京城墙之外，将会草拟由朝香宫签署的命令：“杀光俘虏。”就是这个人，1945年将在冲绳的山洞里起草给岛上日本军人和平民的最后命令：“战斗至死。”不过，现在他表现了若干幽默感。他的十月计划要求南进派的思想家大川博士去负责防守一个路障，其位置就在其最大的智力对手北进鼓吹者北一辉身边。昶还指派了“大约十名海军击剑队队员”作为他们的援兵。
经过认真的润色，昶提出这场政变应得到十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和霞浦湖空军站十三架飞机的支持。
我们的目标〔他写道〕是进攻首相官邸，在内阁会议进行时杀死若槻及其大臣；夺取东京警视厅；占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惩办陆军和官僚机构中的各类废物；建立一个新政府，以荒木贞夫中将〔“北进派”的高级军官〕为首相，以〔“帕奈”号击沉者〕桥本为内相，以〔盖世皮条客〕建川为外相，以〔大师级阴谋家〕大川为藏相，以〔嗜血少佐〕昶伟为东京警视厅长，以小林祥三郎海军少将〔霞浦湖航空站司令官〕为海相。
每一个熟悉内情的艺妓、党派政客和陆军官僚，在10月10日至10月13日之间，都获悉了这场大笑话。一本正经的东条大佐，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首相，在陆军省传阅一份备忘录，批评这是“一桩愚蠢的行为”。报纸于10月13日和14日发表了有关这个阴谋的暗示，那是国联行政院在瑞士开会的头两个日子。
10月15日晚上，小集团中最重要的年轻将佐在陆军省开会，要打铃降下帷幕。他们决定：小集团中的北进派高级军官军事教育总监荒木贞夫中将，应该让他承担责任，作为政变政府就任首相的候选人，前往金龙茶室去跟阴谋策划者对话。
南进的宫廷倡导者也许希望，如果让荒木成为阴谋中设定的实力人物，就可以抓住他的一条小辫子进行勒索，可是荒木比在“三月阴谋”中上当的宇垣将军老练得多。荒木是个炉火纯青的政客，是个有着三寸不烂之舌的演说家。他很起劲地跑去金龙茶室，为了取悦于那里的艺妓们，给她们上了一堂有关武士刀的布道课。他说，武士刀“不应该不问青红皂白地就抽出鞘”。临了，他总结说：“简直不敢相信，我竟然穿着一身军服来到你们正在喝米酒的地方，来给你们讲这么一堂课。”
在对整个茶室宣告他为人正直以后，荒木中将跟桥本和昶一起坐下，迅速地喝下了几盏米酒，以安慰的口吻向两名共谋者说明为了走走过场将会对他们适用的惩罚程序。
一天多以后，在10月18日凌晨，秘密警察袭击了涉身于“十月阴谋”的十一名年轻军官，并将之就地拘押。昶和桥本在金龙茶馆的保护性软禁中快活地休息了二十天。另九名年轻军官被短暂拘留，然后被训诫了一通便获释了。大川博士及其文职参与者没遇到一点麻烦。牧野内大臣逢人便说那些阴谋者计划要暗杀他。他的门生大川博士，在城里到处吹嘘“已经重创了腐败的日本政党政治”。
当“十月阴谋”于10月18日被揭露后，西园寺拜访了京都的一位乐于助人的医生朋友，去做一次体检。10月20日，他告诉原田，遵照医嘱，他要直接回到兴津的海滨别墅长休。他无法按照预期于10月21日前往东京，他希望原田能向宫廷转达他的歉意。
在西园寺于10月21日从京都前往兴津的途中，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登上了他乘坐的火车。此人是闲院宫的骑兵密友，曾在“三月阴谋”中为陆军安排角色。裕仁刚刚把他擢升为中将。小矶上车后，在西园寺身旁坐下，用礼貌的日本式腹艺谈话方式警告他，如果他不立即去东京觐见天皇，他的健康情况便会彻底恶化。西园寺默然听着，假装其不速之客的旅伴并不存在。到达兴津后，他回到其海滨别墅，在那里等待，与世隔绝地等待国联的决定。
国联行政院令西园寺失望了，完全按照阴谋策划者的意图对“十月阴谋”做出了反应。10月24日，在通过十二天的会议对“东京的微妙形势”进行斟酌之后，行政院休会了，没有对日本发表任何直率的谴责。相反，它决定在11月16日复会，它真诚地希望，到了那时，日本会从满洲撤走它的军队。日本驻国联行政院的代表抗议“这个最后通牒”的无礼，在投票时投出了其首张孤零零的反对票。
又一次羞辱
西园寺老人通过其在外务省的门生，一小时接一小时地跟进国联的讨论。当他刚刚看出投票将会是怎样一种结果时，他立刻尽可能迅速、尽可能体面地屈服了。他的投降是在10月23日，在小集团的一次晚餐会上宣布的。西园寺既未否认也未证实这个消息。他一直等到10月30日，牧野给他送来一封措辞谦谨的信：“我感到在此关头已不足胜任天皇的顾问。”在答复此信时，他同意了对皇宫进行其延期已久的访问。
宫廷圈内礼貌地传播着给西园寺保全面子的故事，说裕仁的神经已为这场历时已久的危机绷得太紧，而西园寺作为一名忠心耿耿的廷臣，打算进京为天皇打气，并力劝他善自珍摄。这位疲惫受惊的八十二岁老人的健康状况，被礼貌地忽略过去了，这也是顺应西园寺出于自尊提出的要求。尽管如此，1931年11月1日在东京火车站目睹他被人搀扶着下车的那些新闻记者，对他衰弱加重的状况和眼圈上的“黑洞”发表了评论。
1931年11月2日上午，西园寺坐车来到皇宫内的宫内省，会见其从前的门生，他在巴黎和会上的助手牧野内大臣。一到两人独处之时，西园寺就以字斟句酌的日本式语言告诉牧野：他辜负了自己的国家。
“令尊大久保利通，”西园寺说，“是一个伟人。……在国家存亡千钧一发的危机时刻，在人民就朝鲜问题被煽动起来快要赞成发动战争的时候，令尊跟其最亲密的朋友，他的长辈与同乡西乡分道扬镳，而由于他的反对，成功地阻止了对朝鲜的进攻。当时主要是由于大久保公爵的立场，日本才有了今天，明治维新才得以胜利，所以他是一位国务大臣，一位所谓的伟大家臣，他无愧于这个称号。相信我，一个人要在当今世界上有一番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成就，就必须采取同样坚定的立场。……”
“是啊，”牧野伯爵平静地回答，“先父确实是西乡的密友，而尽管如此，他还是做了那些事情。”牧野无须补充说，由于其父曾为天皇而毁掉了西乡，那么他，牧野，也可能不得不毁掉其旧日的恩师西园寺。
西园寺从牧野内大臣的办公室出来后，于午后两点前往御学问所。他与裕仁单独呆了四十五分钟，进行完全正式的会谈。事后他给币原外相捎去一个信息，建议他利用一下裕仁对经济制裁的担忧。
“无需夸大，”西园寺说，“只要以从容、练达、礼貌的方式，把话给天皇说细说透就成。”西园寺怀着比较乐观的心境返回兴津。然而，第二天他获悉，正当天皇跟他谈话的时候，
日军已奉天皇敕令越过了松花江，进入了满洲的北半部。
在满洲的佯攻
身在奉天的本庄中将已于10月30日下令入侵北满。这次入侵是小集团对付国际联盟总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夺取远在满洲西北角上的齐齐哈尔城，然后在国联11月16日复会时，大张旗鼓地从那里撤出，作为对国联的献礼。之所以挑选齐齐哈尔为目标，是因为在北满的所有城市中，它离奉天最远，因此占领该城最为轰动。此外，张学良军队中最大的一支部队正在齐齐哈尔地区重新集结。如果现在能将之击溃，那么把北满留待冬天国联的面子已被挽回时再去攻克就很容易得手了。
为了给入侵开路，本庄中将派了一批工兵骨干去修复往北越过松花江的铁路桥梁。他们奉命跟在封冻的松花江北岸掘壕据守的东北军交锋。工兵得到了一支仓卒拼凑的满洲雇佣兵傀儡部队的增援，他们的存在是为关东军支持当地满洲独立运动的虚构故事装点门面。在雇佣军后面，则有几列车关东军正规部队驰赴北方从事真正的战斗。
关东军官兵穿得暖和，身上有军绿色的呢子军装，有羊皮背心，有加了衬垫的风雪大衣，还有带耳招的衬有毛皮的头盔，他们以为四天之内就可以突破张学良那些衣衫褴褛、饿着肚子的地方部队构成的防线。然而，中国的指挥官马将军对他的战士们说，如果他们能够坚守齐齐哈尔到11月16日国联开会，他们就会使日本大丢脸面。中国人心里抱着这个有限的目标，为了这个小小的报复，如猛龙一样战斗，以两周的浴血奋战，打乱了日本人的时间表。日本人直到11月18日才能拿下齐齐哈尔。直到11月 26日，他们才能将该城移交给他们雇用的满洲傀儡军，并按照诺言撤退。这时候，他们对国联的讨好姿态已经变成了很不体面地对国联提出的愤怒要求让步了。
诱拐溥仪
就在西园寺说他将会前往东京的同一天，也就是本庄中将发动对北满入侵的那一天，日本间谍组织的集体领导层启动了他们将小皇帝溥仪立为满洲傀儡统治者的计划。那天上午，奉天市长兼满洲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大佐造访溥仪在天津的别墅“静园”。他发觉这个小皇帝已因其妻子和太监们的忧虑而动摇了。溥仪仍然渴望复辟其祖先的皇位，但别人劝他说，在日本完成其对满洲的征服并解决它跟国联的争议之前，就把他的朝廷迁往奉天，是太性急了。土肥原的花言巧语和劝告都白搭了。溥仪铁了心。午前不久，土肥原回到天津特务机关，致电上海，要求性感的满洲格格东珠前来效劳。
当电话铃响起时，当对东珠的召唤被传达到她在上海的公寓时，这个女人还在**。她给认识的一名日本飞行员打了个电话，说服对方立即驾机把她送往天津。然后她起床了，把短发拢进一顶无沿便帽，穿上中国士绅宽松的长袍。她就是以这副装扮，在当天晚上抵达天津。她和其飞行员朋友在一家旅馆开房短暂歇息，在午夜之前她就到了天津特务机关的土肥原总部。她装出十分神秘的样子，告诉值班的军曹，她不能透露自己的姓名，只能当面告诉土肥原。土肥原以为她至少还得过一天才会到来，正在忙于开夜车补做他的日常文书工作。在他停笔之前，他让东珠等着，然后将其所佩的左轮手枪放在身前的案头上，才叫人把这个神秘的访客领到他的跟前。
“请说出你的名字。”他敷衍了事地点点头说。
“我的名字并不重要，”东珠说话时把嗓音压得最低，“我是来帮你的。”
“你说话像个太监，”土肥原说，“难道你是溥仪的手下？”
东珠摇摇头，冲着他笑。
根据土肥原后来对朋友们的说法，他当时说：“那好吧！如果你不告诉我你是谁，让我来看看你是谁吧。”他拔出指挥刀，使用刀尖，伸出一臂之长，灵巧地把她长袍前襟上的排扣一一割断。东珠兀立不动，继续冲他挑逗地媚笑。他拂开袍子，走近对方，抓住东珠的肩膀。接着，他发出武士的粗嘎的嚎叫，猛然扯开东珠用来束胸的绸巾。“我看出她是一个女人，”土肥原后来老爱对人说，“所以我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并决定不在她那白嫩的肌肤上留下哪怕最小的一点伤痕。”
第二天，东珠访问了“静园”，小皇帝溥仪的别墅。她快嘴快舌地讲着上海最近所有的小道新闻，花了一个下午跟溥仪神经衰弱而爱抽鸦片的老婆伊利莎白·婉容重续旧交。当晚婉容吃饭时没耍过一次性子。“静园又安静了。”溥仪的一名大臣说道。溥仪邀请东珠在天津停留期间把他的家当成自己的家。
婉容虽然高兴有东珠做伴，但无论怎么哄骗，她也不赞成迁居奉天的想法。四天过去了，土肥原大佐越来越不耐烦，决定吓唬一下溥仪，使他做出独自去奉天的决定。他收买了当地一家咖啡馆的侍者，叫他去静园向溥仪报警，说满洲前军阀张学良的部下要刺杀他。此后土肥原每天都设法让这位倒霉的小皇帝收到一封老朋友写来的报警信，或接到一名宿敌的威胁电话。当溥仪还在犹豫不决时，东珠安排人把两条不会咬人但样子很可怕的蛇，在溥仪晚上临睡之前，放到他的龙榻上。11月8日，一名从前的满人相识送给溥仪一筐水果，东珠在其中发现了两枚炸弹。东珠召来了一小队日本宪兵，把炸弹从溥仪的寓所搬走，做出煞有介事、紧张兮兮的样子。日本的刑侦人员进行了调查，立即“证明这两枚炸弹是在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
那天夜里，即11月8日晚，土肥原在天津的中国人居住区制造了夜间骚乱，其后又制造了一连串治安事件。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利用骚乱为借口，于11月10日宣布日租界戒严，以警备部队和装甲汽车组成的警戒线，把静园跟外界隔离开来。现在，受了惊吓的溥仪终于同意逃往满洲了。东珠劝他说，如果他当晚就单独出走，留下其妻婉容以后再跟去，将是最为安全的做法。
人们把溥仪锁在其敞篷汽车的行李箱里，悄悄地带出了静园。别墅外面的日本岗哨与路障，令他的司机过于紧张，以致拐错了一个弯，倒车时又撞上了一根电话线杆。呆在行李箱里的溥仪，头部猛撞了一下，昏昏沉沉地经历了一路狂驶。汽车在日租界昏暗郊区的一家饭馆前停下了。溥仪被从行李箱里放了出来，穿上别人给他的一件日本军大衣，戴上给他的军帽。他以这副装扮，坐上一辆日本指挥车呼啸而去。车子将他送到英租界的一个码头，那里有一艘摩托汽艇正在等着他。
溥仪坐在汽艇舱底，身边有一大桶高辛烷值的汽油，这是为了出问题时把他烧死。汽艇载着他沿河行驶，经过中国的海岸防御工事，驶向中国海。有一次，汽艇遭到中国哨兵盘问，令其靠岸接受检查。舵手顺从地关停马达，汽艇向岸边漂去。当岸上的哨兵松懈下来时，河水已经把汽艇稍稍送到了下游，舵手突然启动马达，在稀疏的来复枪声中，开足马力安全地驶离了。
商船“淡路丸”停泊在在河口，已经烧足了汽头。人们把溥仪放在一张吊椅上，推到船上，“淡路丸”便驶出港湾，越过海峡，驶向关东租借地。第二天，在日本南满铁路公司的营口码头上，溥仪受到了一个代表团的欢迎，其团长是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刽子手甘柏正彦。这预示着，在未来的岁月里，围绕在溥仪傀儡皇座周围的就是这样一个朝廷。
在接下来的五周里，溥仪像一个备受优待的俘虏被豢养着。他住得像个帝王，首先住在旅顺口外的一个温泉疗养地，接着住在奉天大和饭店的行政套房。然而，在这两处地方，他都发现日本人不许他混在其他旅客当中。12 月中旬，其妻婉容被东珠哄骗入彀，终于来到他的身边。这对夫妇又同床异梦地生活在奉天的一所别墅里，它一度属于东珠的父亲，“铁帽子”肃王。第二年3月，溥仪将被宣布为新成立的满洲傀儡国家的执政，而不是皇帝。
骗局之前的政治活动
在陆军从事占领整个满洲并将之置于一个傀儡政府统治之下的准备工作期间，裕仁在东京的“大哥哥”们忙于设计各种政治势力的一种适当组合，以为“美元骗局”承担责任。这个骗局是“三大阴谋”的第一幕，将为第二幕的“虚假战争”筹款，而后者又将转移国联的视线并保全国联的颜面。“大哥哥”们成功地缔结了同盟，其成员有北进派军官、宪政派政客和三井财团的董事。跟北进派的协议，由裕仁之弟秩父宫亲自搞定。
自从日军占领奉天以后，若槻首相再三向裕仁提交辞呈。他和他的反立宪主义政党即民政党，急于在“三大阴谋”期间下野。他们未加掩饰地表明，他们希望在下次大选中落选。在野的立宪主义者也不愿组成一个政府，但他们没有选择，因为他们已向其金融后台三井的巨头做出承诺，要让日本脱离金本位。三井的那些董事有一亿美元停滞在美国的银行里。他们急不可耐地要求政府更迭，那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领取其赢利，将他们的金钱重新派上用场。
裕仁坚持要若槻首相留任到国联提交其裁决为止。结果几天的等待变成了几周，三井的账房们越来越着急。为了暂时让他们放心，政友会的总裁在1931年11月11日的一次集会上，公开承诺让日本脱离金本位。这个宣告导致了日元在公开市场上的价格下跌，导致了三井囤积在海外的美元比价上升。这降低了三井所冒的风险，削减了三井的竞争者即美元收购骗局中的后来者的潜在赢利。当首相制造者西园寺老人听到这个宣告时，他诧异地摇摇头，喃喃自语地说：“这就像一家银行在开门之前就宣告破产了。”
国联的决议
当国联于11月16日在瑞士日内瓦召集代表之后，它在一个月内一直开会讨论满洲问题。裕仁在东京为旷日持久的紧张所困扰，其廷臣们为他的健康而担忧。11月19日，当他从年度的陆军大演习中回到其战列舰上时，他在天黑后走到甲板上，站在栏杆旁边，朝着黑洞洞的大海挥手。小心翼翼保持距离跟在他身后的一名侍从官，满怀关切和担忧地跑到他身边。
“没事啦，”裕仁笑道，“在那个海岬上，在黑暗的那一边，农民们点亮了成千上万萤火虫一般的篝火，对我今晚的经过表示敬意。我只是感谢他们的敬意罢了。”
当国联的讨论变得越来越不利于日本时，东京的职业政客一时都估计若槻政府将要倒台。在猜测继任内阁由哪些人构成时，他们大多数人预料将有一个同盟，将会在各党派之间分派未来的责任。黑龙会首领头山认为，只有他自己的由黑社会头目组成的“暗面内阁”，才有足够的爱国心来挑起这副担子。裕仁及其廷臣把自己的计划秘而不宣，等待国联提交其裁决。
国联在1932年12月10日投票。它决定既不谴责也不容忍日本的侵略。它另辟蹊径，放弃原则，决定派一个“调查团”去东方，当场决断事情的是与非，纽约的《先驱论坛报》称之为“冠冕堂皇、引人注目但实质上是无条件地”置原则于不顾。尽管国联敷衍拖延的决议对日本而言好过谴责的决议，却仍然很难取悦于裕仁及其宫廷。让一个冷漠的调查团到东方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四处窥探，违反了日本贵族政府的所有准则。这个调查团会挑起日本国内的政治问题。它将鼓舞中国的斗志。它将无限地延伸日本与国联之间的危机。
在国联做出决议的当天，裕仁容许内务大臣，黑龙会的一名雇员，采用在四十八小时内拒绝参加内阁会议的办法，推翻了若槻政府。裕仁接受了内阁的总辞职，派间谍秘书原田去兴津，把首相制造者西园寺接来参加任命新政府的仪式。西园寺讥讽地询问原田“十一俱乐部”做出了什么选择。原田提到了政友会的犬养总裁。“既然如此，”西园寺叹道，“看来是非犬养不可了。”
即便按照日本的标准，犬养的身材也是矮小的，而即便按照中国的标准，其政治手腕也是等级很高的。他有资格担任“三大阴谋”第二场即虚假战争的领导人，因为他是蒋介石的一位密友。他跟黑龙会的头山满一起，跟未来充当替罪羊的南京刽子手松井将军一起，成为鼓吹“亚洲人的亚洲”的三个救世主。他在孙逸仙与蒋介石流亡日本的岁月里，许多次以朋友的方式对待他们。如果他现在告诉蒋介石，计划在上海发动的战争是一个骗局，是为了照顾国联才发动的，蒋可能会相信他。如果他还告诉蒋，这场战争是一道烟幕，日本想由此而掩盖其向俄国北进的准备，蒋甚至可能会愿意在这场演出中跟他合作。
在12月12日即裕仁接受若槻内阁辞职那一天的午后2点23分，西园寺抵达东京的新桥车站，来履行挑选下一届内阁的繁琐的礼节性职责。其间谍秘书原田从簇拥在站台上欢迎西园寺的显贵们当中抽身出来，溜进站长室去打电话。他叫通了牧野内大臣的秘书，即受宠的“大哥哥”木户侯爵。
“我敢肯定地说，”他对木户说，“犬养是西园寺公爵将会呈交天皇的那个名字。”
“好嘛！”木户以一贯的警惕态度说，“对犬养不会有反对意见的。不过，内大臣非常关心金融管理，或者应该说是外交关系？所以你最好给藏相一个暗示，告诉他，被提名的可能是犬养，在内阁辞职公布之前，要好好关照各种事务。”
靠美元赚钱
当晚是一个星期六之夜，当纽约、伦敦和巴黎的股票交易所全部关闭后，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提示海外的日本商人，有利的时机即将出现。在十二个不同国家的首都，货币“卖空”和商品“买空”的各种未了结的复杂交易，都在加紧解决。在日本，百货公司的店员整个周末都忙于重新给货物贴上反映预期中的日元突然贬值而价格随之上涨了的标签。星期一早上，家庭主妇都为食品价格自星期六以来猛涨了百分之三十至四十而感到绝望。
1931年9月，在构想“美元骗局”之前，日本有九亿日元的纸币流通，以价值八亿七千万日元的黄金为后盾。一日元纸币值半美元。现在九亿日元的纸币只有价值三亿七千万美元的黄金作为储备，而一日元纸币的牌价很快将是三十二美分。价值不下于五亿日元的黄金已被运往国外，以偿付日本对西方贬值货币悄然进行的大规模投机买卖。日本的纸币在理论上应该已经跌到了以前价值的百分之四十三。事实上，这场骗局的秘密保守很严，日元只跌到骗局前价值的百分之六十四。由于日元仍然坚挺，海外的日本投机商先将他们的美元换成原材料，接着再换为日元。例如，三井的纺织业经理在1931年大量采购美国丰收的棉花。他们将棉花运回日本，在日本廉价的劳工市场上把它织成布匹，用它倾销到印度和中东的市场。英国的纺织厂纷纷倒闭，日本得到了廉价商品供应者的名声。日本的工业家充分利用了国内通胀和国内工资之间的时间差，而获得双倍的欺诈之财。日本的财团和政府本身的横滨正金银行合起来净赚了六千万美元的账面利润，最终将会兑现为二亿美元的现金赢利。
14
虚假战争
(1932)
一名担任司令官的亲王
随着犬养内阁于1931年12月13日履职，“三大阴谋”的第二场拉开了帷幕。那天下午，西园寺在冷漠地按照规范觐见裕仁时，正式推荐犬养为国家的下一届首相。新内阁立即开会，投票决定最终平定整个满洲所需的经费。犬养首相的已在中国做好准备并已在南京等待了几周的一名特使拜访了蒋介石。黄昏前，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刮起一场风暴，以下野相威胁。他在两天后兑现了他的威胁，退居山间的豪华别墅。他将呆在那里，坐观这场虚假的战争，直到时机成熟时，他将以结束战争而居功。
12月16日，蒋介石下野后的那一天，日本陆军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将军也下野了。两年来，他一直在干一些高于并超越军职正常要求的政治英雄主义的事情，而现在他请求卸下主持即将到来的虚假战争的重任。掌管陆军的三巨头，即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和陆军教育总监，同意提名卸任的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为金谷的继任者。但裕仁发现南次郎在夺取奉天时有些迟钝，便通过中间人建议三巨头重新考虑推荐人选。三巨头经过仔细的打听以后，发现裕仁个人选择的参谋总长是皇族的幕后操纵者闲院宫。首相制造者西园寺和参谋本部中的北进派对这个任命进行了六天的抵制，但徒劳无功。12月23日，裕仁压倒了一切反对意见，将日本的最高军职授与了他的叔祖父。
闲院宫虽然只有六十六岁，却是七十八年前培理海军准将叩开日本大门时辅佐孝明天皇的朝彦宫的仅存于世的兄弟。只有他知道那些年里皇室决策中的所有机密。只有他作为一名国父在地位上高于首相制造者西园寺。正是他的骑兵密友建川和小矶，策划了导致日军夺取奉天的计谋。他的责任就是要使裕仁的祖父明治天皇所留传给他的帝国计划的其余部分得以实现。在接下来的九年里，直到1940年秋为止，闲院宫将精心完成他继承的使命。他将主持制订陆军参谋本部的所有计划，并将之呈奏裕仁签署。在他退休之前，他将监督对北满、蒙古、中国和北印度支那的征服。在他于1945年5月死于严重的痔疮之前，他将看到日本对西方的大决战在瓦砾和火焰中消耗殆尽。
在东京明治体育馆举行的一个“全国谢恩”的群众集会上，庆祝了对于闲院宫的任命。在乡军人会、青年团体、妇女联合会和文化俱乐部有不下于一万八千人出席大会，表达他们对天皇委任其自家的一个成员担任一个负有公共责任的职务所怀的感恩之情。集会的进程在无线电中进行了广播，播送到海外，播送到帝国最远的角落。以前从未有过一名皇室成员在无线电里对普通民众讲话。为了向大家保证他们可以听广播，而不会被揍成聋子，黑龙会的头山，在贫民窟中受人崇拜的罗宾汉，担任了仪式的主持人。他致了开幕词以后，身着笔挺元帅服的闲院宫站立起来。他仪表堂堂，上了蜡的胡子在灯光下闪闪发光。他威风凛凛地发表了讲话。他话语不多，字斟句酌，呼吁全国团结一致，在日本今后将要面对的需要英雄气概的严峻考验中无私地为天皇效力。
上海的美人计
在使小皇帝溥仪跟其第一夫人团圆以后，精力充沛的满洲格格东珠于12月中旬即东京发生内阁更替的时候，回到了上海特务机关她那肌肉发达的情人田中少佐的怀抱里。孙逸仙的儿子孙科在上海试图说服日本支持其国民党的粤系，以对抗刚刚下野的蒋介石派系。田中少佐有钱，可以用于部署虚假战争的挑衅。东珠如鱼得水。她勾引孙逸仙的儿子，把有关国民党内派系倾轧的详尽情报交给了田中少佐。她跟驻上海的一名英国武官睡觉，从他嘴里套出一些情报，据此对西方国家只愿为制止日本侵略满洲承担很少义务的情况做出了实际的评估。在业余时间里，她雇用中国的恶棍去从事街头斗殴、纵火和爆破，这些人将会成为虚假战争的导火索。身为一名中国公主，她能活跃于日本的上海特务机关其他工作人员进不去的中国人圈子。身为一名满人格格，她看不起汉族民众，她的那种狂热的鄙视超出了中国人所能理解的程度。
1931年12月17日，东珠回到上海后第四天，上海的朝鲜独立运动组织的一名叫做尹邦昌的成员，带着一箱子手榴弹乘船前往神户，决心朝裕仁扔出一枚手榴弹。在神户码头上，他神秘地设法从通常很有效率的日本移民官员眼下溜了过去。在前往东京的八小时火车旅程中，他又好歹逃过了铁路便衣侦探的注意。到达东京后，他在浅草下等娱乐区的尾张屋旅馆要了一间客房。他在客房里看报，研究东京街道地图，等待机会到来。
裕仁的离奇脱险
在1931年整个最后一周，满洲的关东军正在准备最终全面地占领北满地区。1月份的第一周，他们沉着而迅捷地执行了计划，令国联看得张口结舌。1932年1月5日，关东军的政客板垣大佐飞到东京，向裕仁和参谋本部报告，中国抵抗的脊柱已被敲断，剩下的任务就只有例行的扫尾作战了。板垣停留在东京，协助制订虚假战争的作战计划。
日本恢复对满洲的侵略行动，正当国联调查团尚未向东方出发的时候，令许多西方政治家如同脸上挨了一记耳光一般愤怒了。史汀生国务卿考虑召回美国驻东京的大使，并削减美日贸易。然而他发现，他提出的这两条措施，在华盛顿征集不到足够的政治支持。他只能满足于给日本发出一份在美日关系史上空前强硬的照会，其中表示，美国政府决不会承认一个日本在满洲建立的傀儡政权。
如果说裕仁的小集团对于启动其在上海的虚假战争计划仍然迟疑未决，那么，当史汀生的照会于1月8日星期五早晨送达东京时，他们的犹豫便一扫而空了。
那一天，天皇要去东京北郊代代木参加一次军事检阅。他一反惯例，将他要行走的路线图提前五天在报上公布了。保安预防措施是非常严格的。满洲关东军的秘密警察被空运过来协助东京的各个警察部队。许多茶室、妓院和朝鲜人的公寓事先遭到了突击搜查。尽管如此，从上海过来的朝鲜刺客尹邦昌还是钻了空子。他在每只口袋里揣了一枚手榴弹，知道裕仁回宫时将要通过皇宫的樱田门，便在聚集在门外看热闹的人群的前排占了一个位子。
自从1923年发生了谋刺裕仁的事件之后，在御驾巡幸时，其队列两侧都会有警察站岗。警察背朝街道，垂头肃立，目光则盯着围观人群的眼睛。按照古代的传统，人群是跪着的。尹邦昌以这种虔敬的姿势，当皇家队列沿着街道朝他走来时，便有机会对之进行仔细的观察。队列中有几辆马车，但只有一辆车的车顶上装饰了皇室的菊徽。不过，根据警方后来的说法，尹邦昌犯糊涂了。他跃身而起，从口袋里抽出一颗手榴弹，将之甩出六十五英尺，即便对于受过训练的铅球运动员而言，这也是一个好成绩。宫内大臣一木喜德郎乘坐的马车左后轮下发生了小爆炸。道路两旁密集的人群中无一人受伤，但后来警方展示了三块弹片，声称是从一木宫内大臣马车下侧挖出来的。刺客立即被警察逮捕了，关在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地方。九个月后，秘密警察宣布他已被判处死刑。
“十一俱乐部”的“大哥哥”木户于暗杀事件发生前在其日记中提到，他预感那天要出事。后来他只是简单地将这次爆炸事件定性为“一种政治阴谋”。其马车被手榴弹击中的一木宫内大臣，在爆炸发生几分钟后，平静地在电话里告诉间谍秘书原田，说此事并没那么重要，不必给首相制造者西园寺提交一份专门的报告。裕仁本人得知刺客的身份时，咯咯笑道：“他一定是朝鲜独立党派来的。”宫内一名叫做木下千男的侍从官，当天下午声称，这次未遂的刺杀会有助于裕仁重新获得对他越来越失望的国民的同情。许多爱国的日本人认为，主管警务的内务大臣应该为其部下的粗心大意而剖腹谢罪。但内务大臣只是走过场地和内阁其他人一起向裕仁递交了辞呈。裕仁看也不看，就把辞呈函都退给了首相，要求整个内阁留任。
当晚，间谍秘书原田抵达兴津，向西园寺详细报告未遂暗杀的经过及其背景。原田在日记中没有记载谈话的细节，只记了西园寺的一句话，如果其他日本人说出这句话，必定会遭到“思想警察”逮捕。
“大家都说，”西园寺愤愤不平地说道，“天皇凌驾于宪法之上，但除了宪法，还能在哪里找到其存在的合法依据呢？”
爆炸案发生的第二天，即1932年1月9日星期六，东珠在上海的一名中国报界熟人在其专栏文章中冒失地写道：那个以裕仁为目标的炸弹“不幸错过了目标”。这份报道被上海《民国日报》和其他中国城市的许多报纸刊载出来。自律性很强的在华日侨骚乱抗议，捣毁了几家中国报馆。尽管中国的编辑们为其失礼而道歉，但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工们却不肯让事件平息，他们经过三周的鼓动，最终将其扩大成为开战的理由。
鬼宅
刚刚给“三大阴谋”的第二场“虚假战争”提供了开战的由头，为第三场即“政变威胁”所做的筹备就开始了。
对裕仁一行实施未遂爆炸次日的夜晚，东京北部某个街坊上的一些孩子向其父母报告，“空屋”里的鬼怪又开会了。那所空宅附近的住户礼貌地放下了挡雨的百叶窗，使自己看不见隔壁怪异的光亮，也不会表现得好像要去窥探鬼魂的隐私了。
这所空宅属于间谍组织中一个在中国有多年经验的老牌特工。1他曾在这所屋子里住过，在里面写了一部农学著作。但在大约一年前，他把该处住宅封闭了，搬到别处居住。他搬走后不久，夜里就能看到此屋中有了灯光。每次把警察叫来查看时，灯就灭了，警察没在屋里找到任何人。四邻们接受了有鬼魂搬进去的事实，此后便以最恭敬的态度对这所屋子视而不见。
1权藤成章。
四邻们猜想不到而当地警察也可能已经奉令视而不见的是，这所空屋已被“血盟团”接收为秘密总部，这个组织是潜在的三大恐怖组织之一，牧野内大臣手下的大川博士，通过间谍组织的退休领导老“蜘蛛”田中的斡旋，已经与之取得联系。
这里所说的那天晚上，空屋里正在举行入会仪式。一名身着白色法衣的魁梧佛僧，站在门厅的尽头，被身后闪烁的烛光映出了身影。不时有人敲叩大门，他便应声而唱起阴森森的欢迎词。一名健硕的新会员踏入门厅后，便会在僧人的指点下，从伞架旁边的一堆白色兜帽中取一顶戴上。接着，僧人会将他领入进深处的一间漆黑的屋子，即“凉骨厅”，叫他打坐入定，直到众人到齐。
当十二个人已经聚集起来凝视内屋的黑暗时，僧人举着蜡烛走了进来。他吟诵了佛经中神秘的莲花经，接着庄严地布道。他说，他们效劳的时候快到了。从现在起，直到派给他们任务为止，他们将会跟他一起住在这里，举行必要的净化仪式。当他们已经清除了自身所有不洁的私心杂念之后，他们就做好了最终清洁血液的准备，他们将“一人杀一人”，这样他们就可以进入天堂了。僧人布道完毕后，入会者都用自己的匕首刺破手指，在僧人称之为“血盟书”的纸卷上添上他们的签名。然后僧人给他们每人分派一个小房间，一床草垫，供他们在空宅中度过剩下的日子。
和空宅的主人一样，井上和尚这个僧人，一度也是间谍组织在中国的成员。他于1920年跟两个好朋友和老同事一起返回日本，其中一个是南进理论家大川博士，另一个是北进理论家北一辉。当大川与北一辉闹翻后，井上和尚觉得他的忠诚在他们之间撕裂了。他曾退隐到一个隐士洞穴打坐，那地方位于太平洋沿岸怪石嶙峋的岩层之上，靠近间谍组织中心所在的大洗。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说，在辟谷期间的一天，他进入昏迷状态，看到了日本征服美国的幻象。这个幻象驱使他追随大川博士与南进派的星象。出山后，他宣布已将自己的名字从井上昭（井上光辉）改为井上日召（被太阳女神召唤的井上）。在改名的同时，他披上了武士日莲宗的佛僧袈裟。
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间谍组织的老“蜘蛛”田中赞助下，井上和尚在大洗一座废弃的寺庙里开办了一所“国防学校”，距离“蜘蛛”田中的日日明治传记研究所仅数宅之隔。他在这里为大洗初级间谍学校“紫山书院”最有希望的毕业生教授高级间谍课程。
如今，在这所空宅里，井上和尚有从前的学生作伴，他们当中最具献身精神的一批人跟他呆在一起。几个星期之内，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会做好准备去刺杀一个献祭的牺牲品，刺杀出身豪门的一名企业家或一名政客，在井上眼里，那些人在妨碍裕仁完成毕生的使命。
在一面蒙尘的镜子前，井上和尚脱下了带兜帽的僧袍，显露出剃光了的秃头和严厉的圆脸。两只冷酷而非常严肃的眼睛透过圆形的眼镜片盯着前方。井上和尚吹灭了蜡烛，躺下过夜。入会仪式进展顺利。使用向西方降神术和非洲巫毒术学来的舞台效果，的确是个好主意。为此他非常感激天皇的叔父东久迩宫。不一会儿，井上和尚就睡着了。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井上和尚的“血盟团”将要恐吓已经西化的日本工商界人士和政客。通过暗杀和暗杀威胁，它将阻止日本的自由派人士跟国际联盟调查团坦率交谈，并将强迫他们拿出金钱去供虚假战争和开发满洲新殖民地之用。“血盟团”在完成任务之前，将会享受免遭警察逮捕的奇怪豁免权，一种由其高层后台才能提供的豁免权。井上和尚是“大哥哥”近卫公爵和“大哥哥”东久迩宫的密友。井上向大川博士领取命令，而大川是通过裕仁的首席文职顾问牧野内大臣在皇宫内直接派出的专门信使来传达命令的。此外，井上和尚还得到霞浦湖空军开发站的海军飞行员给予的支持。那些飞行员给他提供枪枝弹药，并在距离那所空宅几个街区的地方设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变威胁总部。这种密切的合作是不足为奇的，因为那些飞行员全是井上和尚之兄海军少佐井上文雄的弟子。井上少佐是霞浦湖的资深飞行教官。他教过皇家的试验飞行员山阶宫如何飞行，也教过后来袭击珍珠港的山本大佐。
挑起战争
1932年1月10日，在空宅举行入会仪式的第二天，来访的关东军政治军官板垣大佐，在东京跟参谋本部一起做好了发动虚假战争的安排。他从东京的旅馆房间给上海特务机关长即满人格格东珠的情夫田中发出了如下电报：
满洲事变按预期发展，但列强之反对仍使中央某些人迟疑。因此请利用当前中日间之紧张局面发动你之事变，将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第二天上午，板垣进宫，向裕仁呈交了一份有关“建立新满洲国进展情况”的详尽报告。“大哥哥”木户侯爵后来收到了有关天皇那一次在接待室召见板垣情况的摘要，据他说，板垣向裕仁说明，这个新的傀儡国家将维持独立和自治的表象。他说，日本的“顾问”将会实际经营这个国家，但他们将会得到满洲国的公民身份，并会被称为“满洲国人”。与此同时，他们将保留日本国籍，并仍然服从东京的命令。裕仁垂询，关于这种双重国籍，究竟有无先例可援，板垣举了几个例子。在谈话的这个节点，在召对的前半截中一直侍立于一旁的天皇侍从武官长，此时连忙躬身退了出去。按照宫廷的规矩，他决不能旁听人事问题的讨论。结果，裕仁和板垣在完全私密的情况下完成了他们的会谈。
接到板垣大佐从东京发来的电报后，上海特务机关的田中从机关的经费中提出大约六千美元，给了他的情人东珠。后者化装成男人，据她自己说，她把这笔钱的一半给了日本人所有的三友实业公司毛巾厂的一些中国工人。该厂经理在当地的日侨当中不受欢迎，因为人们认为他有社会主义倾向。东珠说，她把另一半钱给了一帮街头恶棍，他们将会去帮助毛巾厂的工人。
1月18日下午，两名日莲宗的僧人和三名妙法佛寺的信徒，大摇大摆地沿着那家毛巾厂附近的引翔河行走，按照其讨厌的习惯，敲着锣，念着经。田中后来解释说，他选这些人作牺牲品，是因为妙法寺的人大多数“只是朝鲜人”。这五名僧人和信士遭到毛巾厂中国毛巾织工的袭击，攻击者中还有街头恶棍，其人数之多足以证明东珠的报销账目是合理的。他们被痛打了一顿。其中一名僧人因此而于1月24日死亡。但早在他死去之前，在1月19日，即在最先的冲突发生后还不到十个小时，就有三十二名“日本人青年同志会”的成员，由一名叫做重藤的秘密警察2带领，在拂晓前袭击了毛巾厂，烧毁了它的一幢建筑物。中国警察在起火时出了现场。其中二人被杀，二人负伤。同志会雇用的打手队一人被杀，二人负伤。
2东京参谋本部重藤千秋的兄弟，这个千秋在一年前的“三月阴谋”中曾扮演过重要角色。
同一天早晨天亮后不久，上海日侨举行群众集会，在田中少佐鼓动下，决定请求东京政府派远征军来保护他们。田中和秘密警察重藤把这个请求提交给三井财团驻上海的代表，用手枪逼着他拍电报向其东京的总部传达。东京的三井管理部门没有按照命令将这个请求送交首相，但这份电报后来被裕仁的小集团用作证据，说虚假战争是为保护三井集团而发动的，证明这是三井应当承受部分财政负担的一项服务。
上海的市长吴铁城立即代表中国为日本雇用的中国毛巾织工的暴力行为道歉。在1月21日，他甚至承诺他会逮捕和惩办那些毛巾织工，并给那些凶悍的日莲宗僧人的亲属支付医药费和抚恤金。日本人还曾要求他让上海的中国市民不得有反日情绪。吴市长承诺尽力而为，但委婉而遗憾地指出，民众的私人感情是他鞭长莫及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反驳道：“如果不能遵从，我们决心采取必要的手段。”接下来的几天里，上海的日本青年亡命徒，甚至日本的小孩，都不厌其烦地挑衅其中国的对等人物。这种精心制造的紧张与时剧增。
国内敲诈
在东京，犬养首相在那一天要求三井财团的董事长团冢磨男爵给政府捐赠二千二百万日元，约合八百万美元，以支付向上海运送军队去保护三井利益的费用。团男爵抗议说，三井不需要这种保护，出不起这么一大笔巨款，只会受到强制的情况下付款。犬养首相提醒团男爵，三井在犬养放弃金本位时至少赚了两千万美元；他还指出，善有善报。如果三井愿意为虚假战争出钱，犬养跟蒋介石有个安排，通过它可以解决满洲问题，可以维持日本的立宪政府。
犬养没有说明他的计划，但团男爵可能早已知晓。犬养希望把满洲建为一个既独立于日本又独立于中国的国家。犬养驻南京的代表与蒋介石之间的谈判表明，蒋会承认这样的一个国家。作为回报，日本会消灭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即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绝对权力的持不同政见的粤系的军队。一旦蒋介石承认了满洲的独立，国联就没有理由谴责日本了。为了国际的和谐与日本工商界的国内合作，裕仁可能会愿意接受这么一个妥协方案。他只须命令关东军撤回其在南满铁路区内的驻地，所有其他的事情就都会得到解决了。然而，为了劝说裕仁考虑这个计划，亟须财团方面做出诚意的表示。
团男爵答应考虑犬养首相的建议，但并不寄望于他能说服三井家族或其他财团的工业家支持这个计划。团男爵怀疑裕仁太专注于武力建设帝国，现在不会改变他的计划，他还怀疑，由于西园寺的自由派与宫廷的天皇派之间发生冲突的界线画得过于清楚，没有一次决出胜负的较量是难以抹去的。
1932年1月21日那天下午，裕仁命令议会休会，以准备2月20日的大选。在此间歇期内，他将依照宪法篡夺议会拥有的一项权力，即批准上次国家预算中未能预见到的额外支出。
那天夜里，裕仁的首席文职顾问牧野内大臣通过间谍秘书原田警告西园寺：如果各财团仍不支持虚假战争，将会于2月10日或其前后引起一次新的皇室政变。结果表明，他之所指，就是井上和尚的“血盟团”到那时将要行刺其第一个献祭的牺牲者。
战争的开始
上海是一个理想的城市，在此可以使西方国家了解日本为顾全国联体面而做的努力。在这里，有西方国家最大的飞地和主要西方商业集团在华中的总部。在这里，西方国家已经投资十亿多美元。在这里，日本驻扎了二千人的精锐，即皇家海军陆战队。
1932年1月23日星期六，一艘日本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全部满载额外的水兵，在长江口下锚，而在下一天和再下一天，还将有两艘航空母舰驶来。星期天，即1月24日，中国市民举行群众大会，要求南京派兵增援。然而，蒋介石在其别墅里生着闷气，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把上海的防务交给了孙逸仙之子孙科的第十九路军，而孙科正在上海跟日本人谈判，并和东珠睡觉。当晚，东珠雇来的一批打手到法租界内的日本领事馆放火未遂，此事甚至有可能是子虚乌有。
星期二，即1月26日，在未开一枪之前，裕仁的最高军事会议，在参谋总长闲院宫主持下，便指令上海的盐泽海军大将“行使自卫权利”。那天下午，上海的吴市长查封了《民国日报》，就是那份为原本要暗杀裕仁的朝鲜人找错了目标而感到遗憾因而得罪了日本的报纸。星期三，即1月27日，吴市长命令他的警察解散一切反日社团和示威游行。下一天即星期四早晨，按照当时日本官方的说法，“大约8点钟”，“一名中国人，好像属于反日的救国会”，把一个“看似炸弹的东西”扔进了日本领事馆，“但未爆炸”。东珠已经成功地提供了一根令人同情的稻草。
那天午后3点15分，吴市长通知日本海军司令官盐泽大将：中国的市政府将遵从日本的每一条要求。尽管如此，在午后4点，公共租界非中国政府的工部局在日本的压力下采取行动，宣布整个租界戒严，英国、法国、日本的守备部队进行布防，保卫其划定的区域，以对付中国暴徒可能发起的攻击。
午后5点，《纽约时报》记者哈列特·阿本德在港口访问日本的旗舰，跟盐泽海军大将共饮鸡尾酒。在喝第二杯威士忌加苏打时，盐泽告诉阿本德：吴市长接受日本的全部要求是“跑题了”。
“今晚11点，”盐泽说，“我将派陆战队进入闸北，保护我国侨民并维护秩序。”闸北是上海中国行政区内的典范。它位于公共租界日本区的北面。居住在闸北而声称需要保护的日本人，在两天前就已疏散了。
阿本德在礼貌许可的限度内尽可能迅速地回到岸上，把他的报道用电报拍发给纽约。接着他给在上海熟识的所有西方外交官打电话。他们无一例外，都说他是危言耸听。但是盐泽海军大将说到做到。当晚11点过后，他给吴市长送去一份照会，宣告了他的意图。12点以前，他的水兵开始越过日本防区北边的界线，沿着中国闸北的黑暗街道向北推进。在他们背后的边界线上，后卫部队拉上了带钩刺的铁丝网，设立了路障。穿着晚礼服的西方人在晚宴和剧院晚会后穿行于城内，看看会不会有什么行动，然后站下来抽烟笑谈。爱打趣的人说，比日本人获胜更糟的事情，只有中国人获胜。
当搜索尖兵出发约半小时后，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日本陆战队事先被告知不会遇到有力的抵抗。他们的推进好像是去野餐郊游，谈笑风生，用火把照路。现在他们的郊游遇到了大规模的伏击。在边界和他们向之推进的北站之间，在墙头和楼上的窗口，突然出现了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的步枪手和机关枪手。海军陆战队遇到了交叉火力，其中几百人来不及整队撤退就被撂倒了。
随着夜晚慢慢流逝，港内日本船只上所有可以抽调出来的水手，都领到了枪支，被派到岸上去参战。尽管他们努力抵抗，但中国的第十九路军仍在迫近。到了1月29日星期五破晓时，他们眼看就要突破街头工事，进入日本人居住区。盐泽海军大将在绝望之中，命令其两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出动。到了午前7点左右，那些飞机轰炸扫射推进中的中国军人，并在人口密集的闸北平民区如雨点一般投下重三十磅的小型恐怖炸弹。他们的目标之一是商务印书馆，全中国教科书的工厂。它收藏了许多无价的中国卷轴和手稿。它被炸得只剩下一个空空的骨架。日本人不加掩饰地解释说，那所房屋里印刷过反日的宣传品。
世界上从未见过用飞机大规模轰炸平民的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德国的飞船曾投下炸药包，把伦敦的几所房子炸开了花，但伤亡是微乎其微的。现在，在闸北，仿佛透过一块暗色的镜片，依稀可见后来出现在广岛的可怖场景。成百上千的妇孺被炸成了碎片。盐泽海军大将成了闻名于西方的“婴儿屠夫”。
随着轰炸持续，随着上午的时间向前推移，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上将宣称：“纵令血染黄浦江”，第十九路军也要“同日军作战到最后一人”，这使其政治领袖们甚为恼火。孙逸仙之子孙科尤为恼火，他已跑到东珠的寓所去躲避战火。当天下午，当蒋介石意识到第十九路军的官兵不但没被消灭反而让他们自己成了英雄时，他立即回到南京，提出要“在此危急关头”出来领导国民党。国民党粤系虽是他的国内对手，但他们终究是中国人，当他们在为国家牺牲自己的时候，他岂能袖手旁观，不负责任！
为了日本的利益，蒋继续跟犬养首相派到南京的特使萱野长治秘密谈判。为了中国的利益，他公开宣布他已命令其私人“警卫团”准备行动。然而，直到三周有余之后，也不见蒋的部队抵达前线。何况，蒋的那支小型海军竟宣告中立，远远开到长江上游去躲避战祸。它已向神户的日本船厂订购了一艘新舰。那艘军舰在激战犹酣时下水，中国驻东京的公使还出席了下水典礼。他跟在场的日本海军军官举酒干杯，跟他们互祝中日友好和睦。
在后来的岁月里，英勇的第十九路军将会投向蒋的公开敌人，即毛泽东的共产党。不过，在1932年，该部军官只是理想主义的土地改革者。他们为社会主义的国民党粤系服务，因为他们相信，粤系比蒋介石周围的那些银行家更加符合中国农民的利益。他们由于政治上的天真，竟为蒋介石许诺的援助而感到鼓舞。他们在闸北的瓦砾上筑起工事，出乎日本皇家海军陆战队的意料，他们甚至在冰雹一样落下的炸弹和海军炮火下坚守了阵地。当地的日本预备役军人，东京称之为“便衣队”，在战线后方为陆战队在前线遭受的损失复仇。他们袭击闸北边缘地区的中国店铺，抢劫，强奸，杀人。海军的水手们现在已为陆战队守住了后方的岗位，整天整天地忙于处理日本便衣队杀害的中国平民的尸体。
在上海地区，中国军队共有大约三万三千五百人，与之相比，日军起初只有不到五千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的其他外国军队有一万八千多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完全能够保卫外国的利益，对付第十九路军。但是日本海军不愿寻求西方的支持。相反，他们独自进行拼死的防御战，把中国海上所能征用的所有日本船只的水手都用上去了，最终十分丢脸地请求日本陆军的援助。皇家海军陆战队怒气冲冲地要争回他们的荣誉。
在东京，裕仁深恐他的武士们受损的荣誉会把这个处于控制之下的“事件”转变成为一场日本负担不起的失控的战争。他一再要他身边的人员向他保证，援兵登陆后，会缓慢推进，避免挽回面子的交战，随时准备好在他下令时撤退。他对战术和财务细节的专注变得如此令人生厌，以至于“十一俱乐部”的“大哥哥”木户侯爵差一点要批评他，并表达一个愿望，即希望他能放下那些吹毛求疵的担心，要做到“稳如泰山”。结果证明，裕仁的紧张其实是不必要的，但他正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他试图欺骗的不仅是全世界，也是日本的选民和那些处于死亡边缘的人。
为了防止失控升级，裕仁批准将其老婆的堂兄伏见宫任命为海军军令部部长。3一反宫廷常规，有关这项任命，事先未曾就商于首相制造者西园寺，只是在事后把既成事实通知他。如今皇族亲王主管了陆海两军的作战，可以指望军队中的武士绝对而恭敬的服从了。
3前任海军军令部部长谷口尚真海军大将，发现霞浦湖空军开发站牵涉到“血盟团”的杀手。他曾指出，那个飞行教官井上文雄，即刺客帮井上和尚之弟，是一个“怪人”，不适合呆在海军。当他解除井上司令官职务的请求被裕仁搁置后，谷口海军大将便辞职以示抗议。
宫内省特地宣称，伏见宫的任命与上海的战事无关。但全国都知道并非如此。若非裕仁想让上海事件得到体面的结束，是不会让一名皇族亲王来掌舵的。对所有认为日本不应该为了满洲而试图欺骗世界或冒险疏远海外朋友的富有的、见过世面的、有教养的日本人而言， 这项任命是一个明确的警告，即他们必须面对裕仁。
就是在这种氛围里，“三大阴谋”的第三场“政变的威胁”开始了。这个威胁不再单单是针对西方；这个威胁不再是单单着意于要让具有同情心的西方人相信合法的日本政府无能为力，处于被推翻的危险之中。现在这个威胁还针对着皇家政策的国内反对派；现在这个威胁为国内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了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合作，要么面临可能的暗杀。
15
暗杀统治
(1932)
祝福凶手
1932年1月30日星期六，上海响起炸弹的爆炸声已经超过了二十四个小时，而三井和其他财团的银行尚未同意给政府捐赠或借贷足够的钱去供作战开支。1这笔钱本身固然重要，但做出可以提供这笔钱的姿态，则在象征的意义上更为重要。通过拒绝给钱的方式，日本工商界表示他们仍然不赞同天皇的计划。这些商人实际上在否认大和民族以及由太阳女神传下来的使命所具有的唯一性。
1在日本，就影响国家财政的政策就商于大银行家族，过去是、现在也是政府的正常程序。
因此，在同一个星期六的夜里，“血盟团”的首领井上和尚，为其麾下将要恐吓工商界的刺客举行了最后的净化仪式。年轻的杀手一个接一个排队进入空宅的“凉骨厅”，在奉献的咒语伴随下，得到井上和尚的允许之后，从大川博士和霞浦海军少佐井上文雄的海军组提供的十支手枪中，拿一支在手上掂一掂。在给这些武器及其使用者祝福之后，井上和尚把手枪放回储物柜里，留待以后分发。
理论上，井上和尚给十一名凶手中的每个人指定了一个具体的刺杀对象，还规定了具体时间和地点。但在实际上，他后来耍了花招，推迟了任务，所以真正被杀的只有两个对象。有一次，他未能及时给凶手发枪，另一次，他派杀手去了一个并不指望猎物会去的会合点。
就这样，两件凶杀案便造成了很大的恐惧，他们大张旗鼓地宣传，他们饶恕了财团和民政党的许多领导人。典型的例子是，牧野内大臣就是那些被饶过不杀的人之一。奉派关照牧野的刺客是一名博学的东京大学毕业生，此人曾经充当“血盟团”和牧野自己的手下大川博士之间的信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