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课课长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起草了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出的第二份电报，发给关东军的政客板垣大佐。他在电文里重述了建川前往奉天旅行的行程，添加了以下文字：“敬希热情款待；其任务系阻止事变。”俄国课课长，六年后将下令击沉美国军舰“帕奈”号的桥本中佐，发出了第三份电报。电报纸上盖了“绝密，私电”的印戳，是发给其一位密友的，此人是关东军战略家石原的助手。这份电报简洁生动：“事机已露，在建川到达前行动。”
当建川悠闲地乘火车穿过日本和朝鲜，把一天的行程拉长到三天的时候，他的那几份电报正在旅顺口的关东军总部引起了惊惶。本庄将军出外去奉天视察准备工作了，板垣和石原留下来看家。政客板垣把电文的意思理解为天皇希望他们立即执行夺取奉天的计划。战略家石原则担心其精心设定了时间的计划因为最后一刻仓猝从事而遭到破坏。两人都担心本庄将军对这些电报的反应将是推迟一切行动，直到东京给予进一步的指示。那样一来，他们两人日以继夜为之工作了两年多的光荣事业便会全部化为泡影。他们商量着怎么办，一面扣下给本庄的电报不呈递上去。终于，他们决定要求本庄把夺取奉天的行动定在9月18 日晚，定在“盖世皮条客”建川预定到达时间的几小时之后。这样一来，他们就能从建川那里了解君主身边的东京局势，如有必要，还来得及打电话给各部队下令取消行动。当石原正在起草必要的命令时，板垣坐上火车去奉天，把计划提交给本庄将军。
9月16日，正当石原和板垣为那些电报的内容而伤脑筋的时候，本庄完成了他的视察工作，从铁路抵达一个名叫辽阳的地方，这个地名的意思是“远离太阳”。该地是奉天以南四十英里处的一个枢纽，日本的铁路管理部门在那里有一个小机场。本庄在那里会见了刚从东京飞来的老将军铃木庄六。铃木跟陆军元帅闲院宫简直如同一对孪生子，并且是四十年的骑兵战友。他大约是在建川拍发电报的同时离开东京的。在晚餐桌上，他和本庄讨论了国内的局势。
当夜晚些时候，当板垣气喘吁吁地从旅顺口赶来时，本庄匆忙地把他介绍给铃木将军，并告诉他，请他多负些责任，自行把握细节，而不要在老将军放松的时刻来打扰他们。板垣匆匆鞠躬告辞而出，通过电话跟石原商量，然后为后天夜里的行动发布了必需的命令。
幌子计划现已完成。如果行动出了岔子，闲院宫愿意为裕仁承担责任，而建川则为闲院宫，本庄则为建川，板垣则为本庄，一层层分担责任。如果一切顺利，每个人都会按照各自的身份分享荣誉。最终，石原和板垣将会承担其咎，而板垣将会为此被同盟国吊死。2
2多层的幌子故事将会使西方历史学家相信是下级军官擅自行动，并使上级军官因羞愧而不得不对既成事实加以批准。本庄将军的日记揭示的真实情况是，阶梯上的每一个人，从最低级到最高级，共谋欺诈，都很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
动手
1931年9月17日早晨，在跟闲院宫从东京派来的使者一起度过前一个夜晚之后，本庄将军前往辽阳的一所公园。他在那里检阅了铁路“事件”中的日军进行的彩排，这个铁路“事件”，将是计划于第二天晚上发动的征服战争的激发因素。开战日即9月18日一早，本庄取消了对一处俄日战争战场的预定访问，把上午和午后的前一段时间用于跟他的战地指挥官一起将全部计划仔细审阅一遍。下午两点，他登上一节普尔曼式火车厢，准备在返回旅顺口司令部的六小时旅程中美美睡上一觉。
当他的普尔曼卧车咔哒咔哒地驶离奉天向西南方开去时，“盖世皮条客”建川所乘的火车越过了朝鲜边境，从东南方接近奉天。5点18分，它在本溪湖村车站停下来加水。关东军的那个平易近人的政客板垣登上了火车。他被领到平易近人的建川所在的特等豪华车厢，这两个志趣相投的军官坐下来，享受了历时一小时四十七分的字斟句酌的“腹艺”式谈话，其间火车已开进奉天，结束了它的旅程。根据他们后来对朋友们所讲的故事，这场谈话的开局是这样的：
板垣：“您很好吧，长官？”
建川：“嗯，说实话，我在车上没睡多久，我听说你们这些爱搞事的年轻人需要纪律约束，不过这一切都留待我好好睡上一宿之后再说吧。”
板垣：“我们年轻人近来也是工作得很累了，长官。所以请不要对我们放心不下，等我们到了奉天，让我把您送到一家好旅店，我们明早再谈公事吧。”
当火车在午后7点05分抵达奉天时，一辆指挥车在等着他们，司机是一名年轻的少佐，就是三天前接到“帕奈”号击沉者桥本所发电报的那名军官。他驱车将建川和板垣送到日本人居住区里最好的“文菊”茶室。那里已为建川过夜预备了精选的艺妓和米酒。板垣敬了一杯酒，然后说，他要去特务机关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以此为借口，他留下建川在年轻少佐和艺妓的照料下去洗浴和饮食。
特务机关是一所两层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被选定为当晚行动的通讯中心。南满铁路的司线员们已在总机上安装了开通的线路，通往铁路用地沿线的日本守备队。一批尉官站在一旁操纵电话机，装备了地图和已经对时的手表。“满洲的劳伦斯”土肥原贤二大佐，特务机关的头子，当时出门在外，正在城里跟他的中国朋友搞政治，为他自己在明天早晨成为“奉天市长”而铺路。他不在机关时，维持着一种精心布置的假象，好像板垣大佐只是来替他进行例行公事的值夜。
当板垣从“文菊”赶到时，他从土肥原在奉天的私人办公室里打了一个电话给紧邻旅顺的港城大连的一名画像师。事有凑巧，几分钟前，在午后8点，本庄将军也在大连闯进了同一位画像师家里。本庄经历了演习和旅行的一天劳累之后，在回旅顺口途中，决定下车去看看那位画像师正在为他画的肖像画进展如何了。本庄和板垣肯定在电话里谈了很长时间，于9点稍过时离开了画像师的家，乘车到旅顺口，回到家里，在一只日本式的热水浴桶里恢复正在衰退的精力。
在奉天，板垣打完了电话，满脸堆笑地走出办公室，对其下属而言，这就意味着绿灯已亮。接着，他炫耀似地在一张长沙发上躺下打盹，准备迎接一个通宵的工作。
在奉天以北的南满铁路线上，特务机关的一名特工3正在给路基上的四十二块黄色炸药连接电线，炸药位于从长春北区延伸而来的铁轨以西五英尺处。他埋放炸药时十分小心，要让炸药爆炸时扬起大量尘土，且不会对属于日本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铁路线造成真正的破坏。后来，日本的外务省会坚称是中国军人安排的爆炸，而且炸毁了一码有余的路轨，严重地中断了铁路线的运行。在进行修复时，日军将会封锁这个地区，使中国人无法靠近破坏点进行视察。在“官方调查”之后，军方试图解释，从长春开出的10点40分的快车，如何在爆炸发生几分钟后通过这段路轨并抵达奉天，而车上的乘客们却没有感到一点颠簸。陆军将会为未遂的出轨制造一个“目击证人”并引用此人的话说：“当快车到达爆炸地点时，我看到车子摇晃，倾向一边，但又复原了，没有停下就通过了。”
3河本木森少尉，神户河本家族的一员，该家族的河本大作大佐，曾于1928年在类似的情况下炸死张作霖。
一夜的战争
对铁轨进行假爆破的起爆器，是在午后将近10点20分压下去的。对中国人声称为了进行为期一周的“夜间演习”而等候在这一区域的日本铁路警备队，立刻扑向奉派来监视他们的中国保安巡逻队。驻扎在附近的两个中队的日本关东军正规部队，立刻加入了扫**行动。
铁道边的日本爆破者给奉天的特务机关打了电话。板垣大佐在机关里刚刚起身，看了看表，打个哈欠，穿上衣服，对其迷惑不解的部下说，他要回营房去睡觉。然而，当电话打来时，他镇定自若地叫电话另一头的爆破人员立即开始进攻距假爆破现场约三百码的中国驻军北大营。他刚发出这道命令，总机便切断了线路，换接了通往隐蔽的九点五英寸俄国大炮的第二条线。他命令那里的射击军官开火。特务机关的工作人员一个接一个地为板垣接通南满铁路用地沿线从头到尾的日本驻军的值班军官。一遍又一遍，板垣重复着一个命令：“我是板垣；立即按计划进行。”两个小时内，南满中部大多数小枢纽站都落入了日本人手中。
午后9点，在文菊茶室，来自东京的建川少将已经就寝，和为他提供的一名艺妓一起歇息了。建川对她说：“我无意于阻止我们爱国的青年军官。”10点半左右，当大炮开始向中国的飞机场和保安队营房轰击时，建川的同床者把他摇醒，说她被爆炸声吓坏了。建川只穿着睡衣，走到旅店的走廊里，发现那里有一批军人，礼貌地叫他放心：“我们奉命来保护您，不让您到危险的地方去。”
“太好了！”建川说，“那么这个姑娘就跟我去睡觉了，苦差就留给你们年轻人啦!”建川回到他的房间，穿上衣服，从后门溜出去，由另一批军人护送到参加行动的一支部队的司令部。当夜晚些时候，当他的艺妓赌咒发誓证明他像个小孩一样睡在自己身边时，却有人看见他拔出军刀率部进攻奉天围城。
当两门大炮的炮弹落在通向中国保安部队营房的大门时，院子里的一万名中国人开始从后门有秩序地撤退。他们让其住过的建筑物里的灯亮着，以吸引日本人的火力，并向全世界表明，他们正在进行正常的夜间消遣，没料到有意外发生。一支五百名日本军人的队伍，全副武装，一寸一寸地占领这座空**的院落，毫无伤亡地将它夺到手了。
午后11点，当“营房攻击战”开始时，本庄将军仍在奉天南面二百五十英里处的旅顺口，泡在其热水浴桶里。他的参谋长闯了进来，嚷道：“板垣来电话了！他未经您明令许可，动用了警备队！”
“原来如此，是不是？”本庄低声咆哮。他威风凛凛地从洗澡水里站起来，披上和服，大步地走进隔壁房间，他的参谋们正围在电话周围等着他。战略家石原以恳求的语气为他们代言：“对我们不利的成算是很大的。4整个乡村都可能反抗。进攻是我们唯一的防御。我希望，长官，希望您允许板垣按已经准备好的应急计划进行。”
4据后来日方的估算为二十万人对一万人。实际上本庄大约有二万人可供调遣，即一个加强师团加上五个大队的铁道警备队。针对他部署的二十万中国人包括新兵和非正规部队，装备窳劣，未经训练。他们奉命避免对抗，如果真正爆发战斗，要有秩序地后撤。
本庄中将夸张地在电话机旁的草席上盘腿坐禅入定，片刻之后，睁开眼说：“好极了！那就干下去，由我自己承担责任。”他拿起话筒，高声责备板垣擅自行动，然后只听不说，只是偶尔插上一句：“嗯！就这样吧!”
本庄批准了板垣于午后11点半进攻奉天市中心的计划。板垣说，一个完整的联队已经集结，准备进攻。建川少将隐姓埋名，正在协助该联队的大佐，以鼓舞部队的“斗志”。在该城北面的铁道旁边，日军已经占领大多数的保安队营房。对准张学良机场的九点五英寸大炮，据报已将炮弹射中目标，摧毁了飞机库和飞机。没有一名中国飞行员试图在夜间起飞。
本庄微笑着挂了电话，命令属下准备立即将关东军司令部北迁奉天。9月19日午前1点半，他给日本驻汉城的朝鲜派遣军司令官打电话，寻求对方分担一点他的责任。对方向他保证：驻朝鲜的日军会给予必要的协助。以朝鲜为基地的日本空军，有一个中队准备天一亮就在奉天机场着陆。本庄中将把这些安排通知了板垣大佐，于午前3点半登上了一列前往奉天的火车。
十分钟后，日军宣告已经占领奉天围城，建川少将回到文菊茶馆睡觉去了。大约一小时后，长谷部旅团占领了奉天以北一百九十英里处的长春市中心。到了午前5点，自旅顺口以北五百英里南满铁路沿线所有的中国城市都落入日本人手中。天刚亮，从朝鲜飞来的日本轻型轰炸机在被占领的张学良机场着陆了。
到了中午，当本庄中将抵达奉天时，南满的战事实际上已经结束。长春还有激烈的战斗，但将在傍晚时结束。到那时，所有中国军队将全部撤向分隔南满与北满的松花江，这条江水也将奉天地道的中国商业社区，跟北满省会哈尔滨的白俄伐木工人、矿工和高利贷者分隔开来。 战略家石原在两年多以前开始制订的自内向外的征服计划，已经充分证明，他在这个计划上花费的过度耐心与细节关注是完全值得的。只有四百名中国人被杀，而日本人确实只死了两名。
寻求合法化
9月19日晚，“盖世皮条客”建川少将在抵达奉天二十四小时后，从他下榻的文菊茶馆出来，沿着已经安静下来的街道漫步。他欣赏着北方夏天漫长的黄昏，对那些被宪兵强令打开百叶窗照常营业的战战兢兢的中国商铺老板说些高兴的话。在特务机关，他通报了自己的身份，爬楼梯走到二楼的指挥部。本庄将军正在等他，这时建川才正式传达首相制造者西园寺的口信：关东军应该“小心谨慎”行事。
本庄对建川那副假正经的样子不耐烦。在建川睡觉时本庄已经得知，那天早晨，天皇在破晓前就被满洲传来的消息唤醒了。他以接见若槻首相开始了一天的宫廷生活。若槻没跟往常一样首先试探天皇的态度，而是一竿子到底，声称政府的政策是制止陆军擅自的“冒险”，坚持要求陆军“不扩大”行动。裕仁吃了一惊，谨慎地回答：“政府的立场似乎是完全得当的。” 若槻得到了天皇的鼓励，便花费一整天时间试图迫使陆相要求参谋本部命令所有日军撤回关东租界地。参谋本部当然拒绝了，而且在未得到天皇新的命令之前，他们会继续拒绝。但是本庄坦率地说出了他的担心。日本驻国际联盟的大使已代表他的政府承诺，关东军将会被召回其营房。天皇会有多坚定？会有多大的热情？
“放心吧，”建川回答，“只要眼下把军事行动限于南满，一切都没问题。”建川接着解释说，裕仁要求民众和内阁在已经完成的事情上支持陆军，然后才可进一步行动。他要求，在吞并满洲的其余部分之前，要评估一下世界各国银行和政府的反应。当他的政治顾问们正在通过交涉争取国内外的认可时，本庄的职责就是守住既得之物并耐心等待。本庄怀疑地摇摇头。目前的阵地很难防御。现在犹豫不前，就是容许敌人在松花江以北重新集结。如果日军必须在没有得到天皇批准其战争行为的保证时采取守势，他们的士气就会迅速低落。建川想把本庄从指挥部哄出去度过一个庆祝胜利的夜晚，但没能奏效。在每一家酒馆，跟每一个姑娘和艺妓呆在一起时，本庄都把电话机带在身边，以便随时跟进战场上和东京方面的军事与政治进展情况。
午后6点半，大约在本庄和建川开始交谈的时候，若槻首相把西园寺的政治秘书原田男爵召到他的东京官邸。他请原田告诉西园寺，内阁的文职阁员已决定直接向天皇吁请。他们会请求裕仁命令陆军服从内阁指令，不得扩大作战区域。午后8点半，在晚餐之后，大约在本庄和建川结束谈话的时候，裕仁的主要顾问在皇宫树林中新建的混凝土御学问所的接待室里开会，以考虑内阁的要求。与会者有内大臣牧野伯爵；他的头脑清醒的秘书，“大哥哥”木户侯爵；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那位爱吸雪茄的道教哲人，他将于十四年后在御学问所的地下室里主持日本的投降；宫内省大臣北一辉，此人为官僚机构的毕业生，自明治天皇的时代以来，就被用于处理跟内务省和警察部队之间微妙的联络工作。这四个人讨论若槻首相的要求，直到午后11点。他们承认一个事实，即首相不仅代表日本的文职政客，还代表西园寺、住友同业联盟以及大多数知识分子、工业家和专业人士。四名廷臣寻求一个妥协方案，一种能使各方满意的措辞方法，但没有结果。陆军要求得到天皇的批准，内阁则要求天皇不予批准。而裕仁要求全国团结。他要求内阁通过投票决定是否为战场上的官兵提供资金和鼓励。
经过两个半小时绞尽脑汁的思考，裕仁的三名主要侍从和木户侯爵一起，决定向首相提出下列看法：“首相过份依赖于别人会使天皇感到不快”；君主认为“内阁并非完全一致”；因此，如果首相希望停止军队的擅自行动，“他必须自己负责加以阻止”。在裕仁批准了这个意思之后，若槻首相在第二天即9月20日上午得知了这些意见。
也是在那天上午，陆军的高级官员在宫墙之外的旧陆军省开会，研究满洲的本庄中将提出的一个要求。本庄请求驻朝日军给他派出增援部队。南陆相指出，内阁的政策，裕仁认为“适当”的政策，是“不使事态恶化”的政策。
实际上，派出增援部队是有可能扩大战区的。南陆相说，应该由与会的军官们来决断是不是要把这种情况视为“事态的恶化”。经过讨论，陆相发现大多数人反对他。那天上午早些时候曾去会见裕仁的侍从武官长奈良将军的一批高级将领，站在小集团的少壮派一边，赞成增兵。最后，南大将极其严肃地承认：“我现在明白了，不使局势恶化并不一定意味着不扩大战区。”
闲院宫的手下，军务局的小矶少将，同样严肃地站起来补充说，当然，未经陆军大臣和整个内阁的同意，不应从朝鲜派遣援兵。从宪法上而论，并不需要他们同意。调动军队的权力只属于天皇，由参谋本部向天皇提供建议。不过，在这样一件关系全国的大事中，天皇最好能取得政府各部门的一致支持，包括官僚和政客们的支持。与会的将领们一致认为，这种一致的支持是值得等待的。他们赞成给驻朝日军的司令官拍发一份电报，电文为：“如无法及时取得东京的同意……授权(你)采取适当措施。”
驻朝日军司令官5跟东京有各种电话联系，使他能够明白电文的要旨。他等了一整天，故意避免跟宇垣总督举行预定的联络会议。接着，在9月21日中午，他给参谋本部回电，称其第三十九混成旅团已奉令出动，在二十四小时内将越过满洲边境。这个从容不迫的日程安排是出于对内阁的礼貌，让它有时间改变其集体的意见。每个要人都知道，日本陆军驻朝鲜的飞机已在满洲上空行动了两天，整个朝鲜派遣军已沿满洲边境集结，只要本庄将军真正需要援助，便可在五分钟之内越境。
5林铣十郎中将，后任陆军大臣与首相。
若槻首相可以坚称军队的调动不关内阁的事。将军们通常会倾向于同意。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将军们在帮助裕仁证明，战场上的日本男儿的生命关系到每一个人，尤其关系到政客。9月21日，本庄将军派了“盖世皮条客”建川和闲院宫的私人特使铃木将军两人回东京，向政府会议增加压力。与此同时，他将其大部分兵力北移松花江，让奉天防务呈空虚状态，以等待增援。
9月22日，随着声援海外官兵的民间呼声高涨，裕仁向首相提出了一个保全面子的妥协方案。如果内阁投票通过为远征拨款，裕仁将亲自承担向驻朝日军下令的责任。令西园寺老人反感的是，若槻首相屈服了。9月23日上午，内阁投票通过了为军队的调动提供经费，而裕仁则签署了朝鲜派遣军越境开入满洲的命令。
日本的反情报行动，是为天皇装门面的故事中的一个部分，它后来反复强调一个事实，即日本陆军的一个大队在得到天皇的批准之前便越过了满洲边境。其含意是，裕仁只是迁就于既成事实形成的压力。事实却是，热情的陆军军官们跟皇座殿之间具有非常高超的沟通技巧，即便在得到天皇正式的命令之前，他们也知道应该在何时行动。
在这场默剧表演中，世界做出了反应。所有的西方列强根据其驻东方大使的看法，都以为关东军是擅自行动，所以很快就会受到约束。几个月来，那些大使一直不理会西方记者和商人的警告，只注意日本外务省官员的保证。现在大使们眼看就要丢脸了，不愿在一夜之间改变他们的专业判断。例如驻北京的美国公使尼尔森·T·约翰逊，在奉天陷落前仅二十四小时，曾收到蒋介石一名美国顾问的一纸便笺。这张字条直截了当地指出：日军将要占领满洲。约翰逊公使把这份内部通知贴上“荒唐不可信”的标签，把它放在一个普通外交邮袋里交给华盛顿，直到奉天已落入日本手中为止，那个邮袋还未到达其目的地。
在东京，美国大使W·卡梅伦·福布斯，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爱打马球的外孙，很少关注类似的警告，竟然安排在9月19日那天乘船回国做例行的述职报告。当那天早上突然传来奉天事变的消息时，他当然要给华盛顿打电话，询问他是否应该取消他的航程。后来将力促杜鲁门总统用原子弹轰炸广岛的史汀生国务卿，奉劝福布斯大使按原计划回国。史汀生无法相信他那些能干的海外观察家全都受了骗，无法相信到处散发其担保的日本外交官，竟然全都是在黑暗中焦虑地吹口哨给自己壮胆。
因此，1931年9月22日，史汀生致电驻瑞士国际联盟的美国首席观察员说：“显然日本军人是在经过精心准备后才发动了一场广泛延伸的侵略行动……军人首脑和外务省明显存在意图和意见上的尖锐分歧。因此我要建议……不要唤起支持军队而反对外务省的民族感情。”类似的指令由其他西方政府发给了驻国联的其他代表。事实是，没有一个列强打算在军事上对抗日本。美国海军有一半已束之高阁，实力空前虚弱。人们告诉史汀生，它需要五年时间才能准备好对日本作战。
在那同一个下午，国联行政院经投票决议，要求“中日两国政府不采取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巧合的是，几小时前，英国已宣布它将放弃金本位。整个英镑集团，当时世界上半数的经济体，都不再以贵金属兑现其股票凭证。显然，西方软弱而自顾不暇，不会派军队前往东方。就连苏联也没有显示任何进行干涉的意向。
在裕仁及其宫廷顾问看来，如果日本能足够礼貌地占领亚洲，似乎亚洲就会属于日本了。没有一个日本人会否认，裕仁赢得了一个大捷。他的关东军官兵以寡敌众，夺取了南满，伤亡可以忽略不计。缺乏自信的日本公众吸入了一股军事荣耀的兴奋气息。民选的政府已经承担了部分责任。温和派已经默许。裕仁已经动用了其真正的力量，却未曾从神圣的**帘幕后伸出哪怕是一个小指头。
只有裕仁的心腹亲信们知道，庆祝胜利还为时过早，如同一场杂耍，还有许多已被抛到空中的球没有接住。陆军小集团中那些最有才干的成员，那些希望征服苏联的空想家，曾经得到许诺：南满和北满都要占领。西园寺、企业界人士和宇垣派温和倾向的陆军军官，也曾得到承诺：在侵入北满的扩大化开始之前，全国要停顿下来进行思考。
在国外，国联已经休会，直到10月13日为止，以等待时局发展。到那时，它还可以实行经济制裁和抵制。国联即便无船无炮，仍有能力染指日本的进账，使日本国内的天平倾向于西园寺而不利于裕仁。日本的许多生意人以其引以为自豪的那种间接的“腹艺”方式，对其西方同行表达了这种意思，但几乎没有一个西方人能领会到这个信息的紧迫性。
在国联投票通过“不恶化”决议的当天，裕仁最忠诚的奴才立即转而处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必须找到一种办法，尽可能循序渐进地、没有痛苦地唤醒西方面对现实。必须保全首相制造者老西园寺和小集团中北进理想主义者的颜面。为了迎接这些挑战，近卫公爵、原田伯爵、木户侯爵和其他人，为来年即1932年，亦即不吉利的猴年，设计了三大阴谋和一场三重暗杀。他们的努力，以前从未见诸英文的记载，将是真正如同女巫轻纱一挥般的政治权谋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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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骗局
(1931-1932)
间谍组织
如同一团乱麻似的惊恐，在海外有战争与战争的威胁，在国内有暗杀与暗杀的威胁，在国内外都有贿赂和敲诈，从1931年9月底到1932年5月底，使得日本忙于应付。只有几十个男人在这场为期八个月的闹剧中担任主演：一批各色各样的宫廷顾问，爱国的街头恶棍，退休的中国问题专家，训练有素的海军飞行员，以及陆军情报部的军官。在日本人的记述中，他们各自的角色都有分别的记载，却没有纳入一个完整的脚本。然而，总是有人指出这个演员和那个演员打过交道，当所有的这些联系汇总到一起时，结果就出现了一张单一的网络，涉及到彼此都是朋友的朋友的那些人。他们彼此关联，并非因为他们共有同一个罪恶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被组织起来了，被一个大致相当于当代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智囊团组织起来了。
关于这个一名消息提供者所谓的“文官间谍组织”，人们所知不多。它保存下来的有关其业务的少数文字档案，每年都会销毁一次。在美军于1945年占领日本以前，就连其最后的官方代号也被完全遗忘了。不过，尚存的线索表明，它不是日本政府认可的机构，而是一个临时的网络，是以天皇本人及其丰满的私人钱包为中心，通过一对一的接触和一对一的友谊发展起来的。所有的证据表明，裕仁是从其祖父明治天皇那里继承了其组织的框架。
这个间谍组织的影子指挥者所起的作用，是许多不同的半独立间谍机构的神经中枢，这些机构包括：陆军和海军的情报部，某些大型同业联盟的市场研究组织，伪装成文化或科学基金会的民间情报交换所。那些交换所中最重要的一家，就是大洗温泉疗养地的“日日明治传记研究所”，此地位于东京东北方约五十英里处过去属于忠皇派的水户地区。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通过一个设在皇宫院内的幌子机构给裕仁的顾问送去简要的报告，这个幌子机构在20世纪20年代叫做“帝国密码研究所”。
大洗的日日明治传记研究所的所长，是日本的荣誉退休间谍田中光昭伯爵，此人有时被称为“蜘蛛”。这个厉害的老阴谋家年已八十九岁，完全失聪，但仍很健康，能够活到九十六岁，见证对中国的征服。从1898年至1911年，在十三年里，他担任过皇家宫内大臣，是明治天皇最信任的两名侍从长之一。正是这个“蜘蛛”田中，曾经安排了裕仁过度成熟出生的特殊环境。正是这个“蜘蛛”田中，如今将要为以后的阴谋提供恐怖分子。1
1田中于1843年出生于土佐一个乡下的武士家庭，于1863年进入古都京都，在那里参与了1868年维新之前发生的复杂阴谋。二十五岁时，他被任命为神户的首席法官，而神户是对外国人开放的最重要的口岸。1871年，当暗杀孝明天皇的岩仓开始其美欧的实地考察之旅时，他被派去作为间谍秘书随行。在1874年回国后，田中先后被任命为日本新建国民军的审计员和财务主管。1885年，当后来将被暗杀的伊藤出任日本的第一任首相时，田中被安插到他手下任内阁官房长官。1889年，他被任命为贵族学校校长和明治天皇十二岁儿子即未来大正天皇的教育监督人。在其十三年的宫内大臣任期结束后，田中退休了，监管明治官方传记的编纂。表面上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创建了日日明治传记研究所。
在自明治时代以来的二十年内，“蜘蛛”田中注视着这个间谍组织的发展，直到1931年，它已将其间谍网撒到整个亚洲，南至澳大利亚，西到伊朗。到了 1941年，它将遍及世界，在北美南美和欧洲的每个大城市里都有其特工人员。当对西方的战争爆发时，罗斯福总统将会高度估价其第五纵队，所以他会批准将西海岸所有的美籍日本人强制迁移到内地的隔离营。当日军于1941年抵达菲律宾时，美国殖民者将会惊讶地发现，日本裔的菲律宾木匠和瓦匠立即登上了日本占领政府中的权力高位。在碧瑶(本书作者一家人在那里被捕)，甚至在第一批日本占领军到达之前，在日本人社区中就突然冒出来了或者说突然激活了一个指挥体系。
阿姆莱特·维斯帕，一个旅居国外的意大利黑衫党人，在1936年写了一本书，其中提供了对这个间谍组织领导层的唯一的一瞥。维斯帕曾在中国当过雇佣兵、警察头子和间谍专家。当这些被披露的真相作为一个冒险家居心不良的编造作品印刷出来的时候，日本人能够置之不理。但维斯帕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观察家，具有多年的相关经验。第二次大战后在战犯审判时提出的证据，表明他标明的日期和描述是准确的。他逐字报道了日本人的自夸和狂喜，那些话语在他发表的时候，显得过于耸人听闻，难以令人相信，但后来多次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盟军战俘的演讲所映证。2
2戏剧风格是日本武士道传统的一部分。它真实地反映在一部老套的日本电影里：粗声的嚎叫，黑暗中的一串脚步声，接着是月光下闪着血光的刀刃。
维斯帕曾为满洲军阀张学良工作，1932年2月，在奉天陷落五个月后，他被拉入了日本的间谍组织。四年后，他因不满和失望而逃到华中，写下了那本书。他很坦率很小心地写作这本书，以它作为要挟，以确保仍被日本人扣押在满洲作为人质的妻儿得以获释。书稿的一份拷贝为他的家人赢得了自由，但没有赢回拖欠他的工资。于是他破坏了跟日本人的要挟协议，还是出版了他的著作。他说，他没有其他办法筹到足够的钱把他自己和家人运回西方的家。
维斯帕最初是由土肥原大佐介绍进间谍组织的，后者是巴登-巴登亲信和所谓的“满洲劳伦斯”，他在奉天陷落的那天上午接任了该市的市长。对维斯帕进行考验后，土肥原把他转交给他的“上司”，“一个外表友好的人”。维斯帕写道：“此人大约四十五岁……穿便服……异常聪颖。”维斯帕接着写道：
我在这个了不起的人物手下工作期间，始终没有发现他的名字和他真正的身份。我从未在任何宴会、任何派对或其他任何人家里见过他。他总是有一架飞机可供使用，当他要做神秘的旅行时，他会坐私人汽车去登机。……他的英语，在日本人当中是罕见的，几乎是完美的，使我相信他一定在国外住过很多年。……我几乎能记住他说过的每一句话。
“维斯帕先生，……如果土肥原大佐对你说过不愉快的话，请不要介意。……他喜欢以盛气凌人的样子来表示自己了不起。他为我工作了许多年，……很多任务都出色地完成了，但是……他有很多令他丢脸的缺点……例如，你认为张作霖大帅的死是个高招吗? ……
“记住，我从不在现场露面；我从不引人注目，除非完全是日本内部的事情。你的主要作用就是充当我的中间人。……我给你这个特权不是因为我信任你，而是因为，你是一个入籍的中国公民，所以我随时都可以叫人枪毙你。而且，我们掌握了你的家人……
“日本人是地球上唯一神圣的民族；这就是他们绝对不想和其他民族混合的原因。我们的文化是神圣的……我们已经征服和将要征服的民族……会从根本上灭绝。朝鲜人会被恶习腐蚀；中国人会成为鸦片和其他毒品的牺牲品；俄国人会毁于伏特加。……别笑，……日本的命运是神安排的。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日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帝国。……
“不，不，别说日语，即便你懂这种语言……这好像是在亵渎神圣。……每当我听到外国人讲日语，我就恨不得把他掐死。我们讲英语吧……这种语言适合讲令人不愉快、令人反感的事情。每当我要骂人的时候，我总是宁愿用英语骂。……
“我给你的这些指示，我也给了北满日本情报组织的所有其他头头。我是唯一能对你发号施令的人，除了我，你不必向任何人报告。……我们的情报组织决不能像一条锁链。一环不能引向另一环。相反，它必须是一连串的点，彼此协调工作，但不发生任何直接的接触。”
讲这些话的人，如果他对维斯帕讲的都是真话，那么他一定是个高级别的的宫廷贵族。其他任何一个四十多岁的日本人不可能像他那样谈论土肥原那样一名四十九岁的武士。在该书的其他部分，维斯帕细心地区分了他那属于“文官特务组织”的头，以及属于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的特务机关即他所谓的“军方使团”的头。按照他的叙述，这两人一起密切合作，但军方的头总是听命于那个着便装的人。维斯帕总是知道军方头头的名字，并正确地指出了1932年和1936年之间那三名北满特务机关长的名字。他却从不知道同一时期其文职上司的名字。不过，其第二个文职上司，“一个五十刚出头的男人”，他认出是1918年他曾在西伯利亚见过的驻伊尔库次克的前特务机关长。现存的日本人事档案表明，此人是个年轻的贵族，名叫武田仲藏。从1918年至1928年，当武田以间谍组织隐姓埋名的手段消失之后，他通过跟裕仁的两个叔叔密切合作，通过跟裕仁从前在甲板上的拳击伙伴小松寺寿侯爵的密切合作，在军事情报部一路飞黄腾达。维斯帕的第一个“头”，以那么慷慨激昂的妄想谈到日本的宏图大业，无疑是来自同一圈子的经过伪装的年轻王公。
木户家的晚宴
1931年9月23日星期三午后6点，日本人占领奉天五天后，木户侯爵，裕仁“大哥哥”中的老大，在美国大使馆拐角处的城中住宅，接待了“十一俱乐部”的成员，即他的“大哥哥”同僚。他在那里请大家吃了一顿炸鸭加米酒的普通晚餐，没有艺妓作陪。这不是一个社交场合。宾客都是间谍组织的高级特工人员，聚在一起讨论问题：在天皇于完成对满洲的征服之前所许诺的“停顿反思”期间，可以用什么“论据”来反驳西园寺公爵及其拥护者，即自由主义者和银行家工业家。日本尤其需要一项计划以躲避国联，以防止将会损害日本国际贸易的经济制裁或抵制。此外，还必须找到一个途径去安抚和控制银行家与工业家，使他们继续为军事预算特别是为海军建设提供资金。经过五个小时集思广益的讨论，“十一俱乐部”的成员们决定，有三个主意值得实施。这三个主意就是接下来会上演的八个月戏剧中的三幕戏剧即“三大阴谋”的起源。
第一个主意，“美元骗局”，是西园寺自家的间谍秘书原田男爵策划的。他是在当天下午从银行界学来的。3第二个主意，“保全国联面子”的“虚假战争”，是古老藤原宫廷家族那个无精打采的高个子近卫公爵转交的。他说，这是驻满洲关东军中天皇小集团的军官们临时提议的。第三个主意，“政变威胁”，是个老点子了，跟间谍组织的黑社会特工人员有联系的“大哥哥”里松就此做了一个进度报告。
3原田本人名义上也是个银行家。他在庞大的住友银行有个纯粹挂名的领薪水的职位，那个职位是银行董事住友金左卫门为他创设的，后者是老西园寺的外甥和孙女婿。
“美元骗局”是一场大规模外汇投机，旨在给日本工商界一笔巨大的贿赂。两天前，当英国出人意料地放弃金本位时，自由市场上英镑市价下跌了百分之二十。日本银行家计算，他们因其英镑储备的突然贬值总共损失了二千二百万美元。其中有些人为其英国同业没有事先警告他们而感到愤怒，但另一些人指出，英国银行家自己损失得更多。英国政府没有私下散播这次行动的预告以保护本国的金融家。为英国辩护的人说，如果像日本这样的国家要采取类似的措施，大藏大臣的亲属就会大发一笔横财。他们会事先把日元抛售变为外币，然后他们会以很大的折扣买回日元。不满的日本银行家被迫承认这种说法的真实性，说英国人真是傻瓜。
天皇小集团中的那些有爵位的年轻人，想到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财主们，即西园寺最忠实的拥护者，可能被集体收买，背叛他们的西方自由主义事业，不由得心里直乐。“十一俱乐部”里那些懂得高级复杂金融的人估计，如果在放弃金本位之前几个月谨慎地抛售日元，可以获利达一亿美元之多。那些懂政治的人则在这个数字中看出了规模足够大的贿赂，可以把西园寺的主要支柱抢过来。以后，还有可能采用扬言要向公众揭露同业联盟投机行为的威胁手段，把大部分赢利从他们手中拿回来。原田说，西园寺非常指望在即将到来的“停顿反思”中得到那些最大同业联盟即三井财团的支持，而该财团向来都给立宪主义政党的大多数候选人提供竞选的经费。如果三井得到承诺，在三个月内会任命一个立宪主义者的内阁，而天皇会预先批准日本实行纸币制，结果将会怎样？
当眼下跟西园寺之间的政治危机过去之后，也可以把其他卡特尔引来分一杯羹。政府的横滨正金银行本身也能买进美元。国家的财政可全面收益。而裕仁将会高兴。7月份，在胡佛总统倡议各国之间延缓一年支付一切债务之后，裕仁叫人把胡佛的声明专门给他翻译出来，并在阅读后建议：“我们应该能够找到某种办法来规避其他列强的这种单方面的金融宣言。”
三大阴谋的第二项“虚假战争”，在“十一俱乐部”的会上提出来了，但未深入讨论。近卫公爵只是说，关东军准备在上海发动一场转移视线的行动，可以为国联提供一个机会去满足其促成和平的意愿，从而“挽回国联的颜面”。结果，近卫的“转移视线的行动”，演变成了一场血腥的局部战争，付出了三万条生命的代价，直接危及西方在中国口岸上海的价值十亿美元的投资。西方国家在提出叫停此事的要求时，将会感到惊讶和欣慰：日本将会退让，将会压制许多武士受伤的自尊和激动的情绪，将会在打开了通往中国首都南京的大门后撤退。
在取得了这种公开的让步之后，国联的和事佬可能会乐得对于将在转移视线时发生的日本对北满的征服不闻不问。为了在表面上尽可能讨好国联，满洲将在硝烟味中以一个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出现。中国的前儿皇帝亨利·溥仪，将会被重新扶上其祖先的满洲皇位，作为日本的傀儡来统治满洲。一想到溥仪，一个懦弱无能得可怜的年轻人，作为关东军手中的一个现代警察国家的元首装腔作势地登场，那些最有见识的“大哥哥”就会觉得很滑稽。在木户的晚宴上，那些懂得风趣的人找到了足够的材料，一时打破了严肃的讨论。近卫幽默地要求大家保持秩序，于是会议继续进行。
议程中的第三项是“政变的威胁”，早在1931年就由“三月阴谋”的后果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牧野内大臣的心腹大川博士，小集团宫廷教导中心的学监，保有陆军为那次阴谋提供的炸弹。他这么做，只是为了确保陆军参谋本部会帮助他清偿黑龙会和金龙艺妓茶室的账单。但随着几个月过去，他继续持有这些炸弹，竟然成了最有用的政治工具。这有助于使陆军温和派在夺取奉天之前不吭声，而且这事现在仍被用于恐吓工商界的既得利益集团。只须对此事稍加歪曲，就使驻东京的西方大使相信了：日本需要以微妙的方式去应付；他们应该体谅裕仁所面对的国内难题；如果西方不予谅解，就会有一场革命摧毁亚洲最大市场的稳定性。
根据“大哥哥”里松对“十一俱乐部”所做的报告，大川博士的效力还可以继续利用。通过“蜘蛛”田中在大洗开设的日日明治传记研究所，大川博士得以跟三帮忠君的激进分子有了联系，那些人渴望让政变的威胁活下去，愿意为了天皇策划政变，并在必要时发动政变。
有一个名叫“爱乡塾”的团体，是贤明农夫的一个公社，可以从中招募自愿的刺客。他们崇拜托尔斯泰，在连结大洗与该县首府水户的十英里铁道支线的中段，经营着一个十二英亩的合作社。1930年的歉收发生之后，贵族院的“大哥哥”近卫和裕仁的叔叔东久迩宫曾为“爱乡塾”安排了一笔捐赠，使他们能在自己的农场上办学，向其他人教授其公社的哲学。
第二个激进分子团体是“血盟团”，是从受训赴中国工作的学生间谍中选拔出来的一批坚定的骨干。他们都是日日明治传记研究所的附属机构在大洗建立的两所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在其中一所学校里可以学习自卫，在另一所学校里可以接受精神教导。
第三个“敢死队”是从大洗以南三十英里处霞浦湖空军开发站海军飞行队的军官中招募而来的。由于日本海军航空兵的普通驾驶员和投弹手都是士官和水手，霞浦湖的尉官和佐官都自视为精英，比武装部队中其他任何单位的同级别军官至少要高两级。他们是将会策划1941年对珍珠港袭击的杰出的三本五十六大佐的学生。他们是良子皇后之父、日本空军先驱者久迩宫的门徒。他们是鱼雷飞机试飞员山阶公爵朝夕相处的同志，后者是皇室直系成员五名飞行员当中最优秀的一个。
一提到霞浦湖的飞行员，“十一俱乐部”的某些人便出声地吸了口气。让这样的人接触政治任务，表明了皇室方面下了极端的决心。当十一俱乐部的会议在当晚11点结束时，与会者决心要为君主消除举行一次政变的必要性，如果可能的话，也要为他省掉伪造的战争。要把诸如美元骗局之类的其他政治手段用尽用透之后，才能诉诸这种极端的手段。
傀儡溥仪
在裕仁的“大哥哥”们准备“三大阴谋”的时候，裕仁本人同意小心等待一个时期。这对他来说并不容易。当国联那边传来最初的好消息时，他在满洲的党羽们立即开始鼓动日军越过松花江进入北满。在北满省会哈尔滨，关东军的本地谍报特工，就是那个在1923年大地震余波中勒死社会主义者大杉夫妻及侄儿的秘密警察甘柏，雇用了中国暴徒，在夜里向日本商店的铺面扔砖头和手榴弹。天亮后，他给关东军司令部拍了几份诉苦的电报，请求派军队来保护不幸的当地日侨。良子皇后在东京参谋本部的许多亲戚之一，只好前往哈尔滨，叫甘柏要有耐心。其他皇家信使同样沉稳地安抚其他未占领地区的鼓动者。
小集团中那些失望的年轻军官得到皇宫的点头许可后，便把他们的精力转投到“三大阴谋”的筹备之中。1931年9月30日，在攻占奉天十二天后，一名年轻的日本陆军翻译，奉关东军政客板垣大佐派遣，造访了中国前儿皇帝亨利·溥仪4的宅邸。这是中国北方第二大城市天津日本租界郊外的一所普通住宅。那名翻译官被领进用作“召对室”的西式小客厅，那里面塞满了加有厚软垫的椅子和躺椅。墙上挂满了中国书法，那是在这位儿皇帝谋求恢复满洲皇位的二十年里，那些想要讨好他的中国人、日本人和西方人给他写的褒扬之词。
4这是他在用于跟西方打交道时的名字。在中国他曾被称为“宣统皇帝”。在现代共产党的中国，直到他于1968年去世为止，人们称他为“公民爱新觉罗·溥仪”。
翻译官有点轻蔑地看着满墙挂着的吹捧性的字幅。这个破旧的“皇宫”，之所以属于这个儿皇帝，仅仅是因为日本政府许多年来为他支付了电费和气费的账单。亨利·溥仪能够假装一名国王，仅仅是因为他曾允许日本养着他，如同养着一名陋妾，相信他有朝一日能派上用场。
溥仪是残忍好斗的中国皇太后、满洲女人叶赫那拉氏的侄孙。叶赫拉那氏从1861年至1908年统治中国，其手段中结合了奇思异想、狡诈、杀戮和腐败。主要是由于她**的治国之道，中华帝国挥霍了其财富、威望和尊严，成为恶棍与贫民的破碎联邦，而在日本人眼里，这就是1931年的中华民国。
从1908年三岁加冕开始，到1912年七岁退位为止，亨利·溥仪生长在太监和妃嫔堆里，那些人都是其伯祖母叶赫那拉氏**教导下的学徒。在他十七岁之前，中华民国政府继续把他和他的侍从们供养于北京故宫的一角。他成长为一个羸弱、虚荣、戴眼镜的性变态者。他养成了对古典文学的兴趣，但他于此道一窍不通。他在杖击其所剩不多的几名太监的屁股时找到了性快感。20世纪20年代，在张作霖盘踞北京而蒋介石在华南得势期间，民国有时候忘了给他邮寄年金支票。在日本人的奉承引诱下，他搬到了天津的日租界。
溥仪在其总理大臣陪同下，步入他那间缺乏生气的小小国事厅。日本使节啪的一个立正，表示大大的恭敬，并向溥仪宣称，大日本帝国的天皇同僚对他很有好感。他说，裕仁派驻满洲的军队派来了一名信使，带有一封书信，只能当面交给溥仪，而且只能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中递交。如果溥仪陛下肯屈驾随同这个小小的翻译官乘坐指挥车走一趟，他将会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建议。自从十二天前奉天陷落以来，溥仪一直期待着有这种事情发生。他以掩饰不住的兴奋，转身向其总理大臣垂询意见。肥胖而毫无表情的首相声明，皇上乐于接受日本这个很不符合规矩的请求。
几分钟后，溥仪被领入了日本天津驻屯军营房的司令官办公室。主管中将把他介绍给来自奉天的信使，然后告退离开。信使说：“如国陛下愿来满洲，日本打算在那里恢复大清皇位，让您再当皇帝。”溥仪眉开眼笑，答应考虑这个建议。这名信使是间谍组织成员，他给关东军政客板垣大佐拍发了电报，说这位儿皇帝能够接受充当日本傀儡的劝说。板垣又给南边八百英里处的上海日租界特务机关的机关长拍发电报，请他立即前来奉天听取任务报告。
东珠
上海特务机关的机关长是田中隆吉少佐。此人体格魁梧，脑袋硕大，记忆力超强，后来将会成为东京战犯审判中盟国检察官基南的明星证人。当板垣的电报到达时，田中正出门在外，在上海的华楼饭店跟一个将会成为虚假战争煽动者的女间谍跳舞。她是那位儿皇帝的远房表妹，一名满人格格。她原名“东珠”。“东祸”这个名字对她将会更为恰当。
和小皇帝溥仪一样，东珠是创建清朝的野马骑手征服者努尔哈赤的直系后裔。后者建立清朝是在1616年，即沙士比亚和德川幕府第一任将军去世的那一年。和贫血的溥仪不同，东珠是个活力无限、渴望不止、趣味广泛的女子。她的父亲，北京前宫廷的八大“铁帽子亲王” 之一，继承了内蒙古各旗对其前辈的拥戴。他是一个鲁莽、极端的老派满族亲王，是良子皇后叔祖父闲院宫的密友，1916年曾煽动蒙古骑手的乌合之众，企图为闲院宫夺取奉天。东珠只是其二十来个女儿中的一个；他在1914年东珠八岁时，把这个女儿送给了其日本的结拜兄弟间谍组织成员川岛浪速。川岛给东珠重新起名为“川岛芳子”，把她从14世纪的蒙古包迁到20世纪的东京住宅，把她重新教养为一个日本人。据东珠后来吹嘘说，她十五岁时就被川岛七十多岁的父亲诱奸了。她在十六岁时便跟川岛本人睡觉。她在二十岁前就开始主动去勾引男人了。
20世纪20年代中期，她嫁给了一名蒙族亲王的儿子，很快就抛弃了丈夫，回到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居住区，在那里博得了“杨贵妃”的称号。杨贵妃是昔日的一名中国帝妃，她在断送一个帝国时发挥了特洛伊城的海伦的角色。1930年末，东珠二十四岁时，她同一名日本议员旅行去上海，此人为了供养她，很快就变得囊空如洗。侥幸，在那里的一个新年派对上，她遇见了上海特务机关的田中少佐。她被这个男人魁梧的身躯迷住了，并以她的回忆令田中大吃一惊。她说，她十二年前在东京的一个佛教葬礼上见过田中，当时她还只有十二岁。那天夜里她试图勾引田中。田中礼貌地拒绝了她，并提醒她：她是一名公主，而自己是一介庶民。第二天她顺路去了田中的办公室，向他借了相当于一百六十美元的钱。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她继续向田中借了小额的款子。最终，由于她坚持要做田中的债务人，打破了对方的阶级自卑感。“你是一个大人物，”她说，“而我在各方面都是渺小的。”
“她那时二十五岁了，还是极为漂亮。”田中在后来的岁月里写道，“我们的遭遇是肌肤贴肌肤的成熟关系。”
她和田中共有对靴子的恋物癖。田中爱穿高筒黑靴，而她坚持要田中总是穿这种靴子。那双靴子磨损了上海最明亮的舞厅地板上的光泽，每天夜里的归宿都是挂在床头。为了给他从特务机关“阴谋经费”中抽出的款额找个正当的理由，田中于1931年夏天把东珠送到一所中国学校去学英文，以便日后可以把她用作一名日本间谍。到了1931年秋天，她已经很好地认识了自己的角色，所以她和田中的关系只是起步，将会发展成为她和裕仁小集团的陆军军官们之间相当普遍的风流韵事。这种状况将一直延续到她最终于1948年被中国人砍掉脑袋时为止。
1931年10月1日上午，东珠的情人田中响应关东军板垣大佐拍来的电报，登上了一列开往奉天的火车。他预计他会因为盗用特务机关的经费而遭到贬黜。他在为时两天的火车旅行中，一遍又一遍地想着理由，指望能够把他跟东珠的关系和东珠的挥霍钱财说成有用的投资。当他抵达奉天时，他意外地发现，板垣大佐关心的完全是另一码事。
板垣说：“日本政府屈服于国联的威胁了。其结果，我们的计划被打乱了。在下一次大规模攻势中，我们要占领哈尔滨〔北满首府〕，使满洲独立。我们已派土肥原大佐去把溥仪〔小皇帝〕接来。如果我们办成了，国联会大惊小怪，而东京的政府则会担忧。我要请你在上海搞出点动静，以转移列强们的注意力。在你那边**期间，我们将拿下满洲。”
田中少佐如释重负地点点头，向板垣大佐保证，他能执行这个任务。他说，他正在训练一个完美的间谍，在上海收买中国的闹事者，来发动这场虚假战争。
“是的，我了解关于你情妇的一切，”板垣打断他的话，“她是溥仪第一个老婆的儿时朋友。溥仪那个老婆是个鸦片鬼，成天紧张兮兮。她想劝溥仪不要接受我们的计划。如果土肥原对付不了她，我会向你借东珠一用，让她去溥仪在天津的住处，去给他们做做工作。”
接着，板垣大佐给了田中少佐相当于一万美元的经费，是从关东军无需报销的特务经费保险柜里拿出来的，而田中拿着它回到了上海。有了这笔钱，他便为东珠清偿了债务，开始节俭地布置虚假战争的挑衅。
倔强的老人
9月17日，在占领奉天的前一天，首相制造者西园寺突然悄悄离开他在山间的夏墅，前往南方的故都京都，在其显赫先辈的陵墓前祷告。他离开了东京地区和裕仁，是无言地告诉全国，关于满洲的冒险行动，事先是征求过他的意见的，而他是不赞成的。在日本，家族意见的一致是被看得很重要的。只要西园寺公爵不在天皇的顾问圈子内，没有一个日本人会对新的征服行为感到放心。
“十一俱乐部”在“大哥哥”木户侯爵家里开会后不到三天，西园寺的私探就把京都有关“三大阴谋”正在暗中筹备的传言向他做了报告。这位老人意识到裕仁及其顾问并未遵守“停顿反思”的承诺，便打起精神，要让统治阶级睁眼看看正在酝酿中的诡计。
在其已故兄弟住友的京都别墅里，西园寺所处的位置能对住友卡特尔的那些经理施加他的影响，劝告他们不要参加“美元骗局”。通过他们，通过他在日本大商业城市大阪工商社区附近的其他熟人，他发动了一场私下密谈的运动。当然，其矛头不是指向天皇，而是指向天皇的那些顾问。
更为尖锐的是，西园寺命令他的一个名叫宅野天府的特工，一名属于黑龙会的放浪不羁的画家，在《日本》报上发表一封信，指责牧野内大臣渎职。西园寺为这项指控准备的证据非常充分，所以当被一般人称为“思想警察”的“特高警察”以冒犯君主罪的嫌疑逮捕宅野时，西园寺只是跟他的间谍秘书即“大哥哥”原田进行了一次坦率的谈话。原田大为震惊，立即赶去东京，向“思想警察”的头子陈言，让宅野未经起诉而获释。
裕仁的三大总管大臣担心西园寺可能走到决裂的地步，以致背叛传统，把宫廷秘密散播给大众，于是派间谍秘书原田于1931年10月6日返回京都，想从西园寺嘴里套出更多的话。
西园寺也高兴有机会能向裕仁传达他在工商界中传播的议论。他说，在“军部”，有一种共产主义的倾向在起作用，要搞国家社会主义。在这种倾向中，他看到了革命和颠覆皇位的先兆，他根据革命前夕的俄国和德国的经验，很熟悉这一组迹象。他说，黑社会的黑龙会正在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主张谨慎行事的元老，另一派是鼓吹立即采取更多征服行动的年轻激进分子。他说，西方国家可能不愿跟日本作战，甚至不愿对日本实施制裁，但西方的权势集团暗地里打算切断日本的原材料和市场。
最后，他说，就连民众也陷入了不安和猜疑之中。西园寺如实传达人们的一种说法，即皇室的血族王公，如天皇的叔叔东久迩，正在赞助恐怖社团，他在巫毒仪式上刺破手指，然后在刺客帮的血书上签名。
间谍秘书原田赶回东京，向宫廷报告了西园寺含蓄的威胁。两天后，即10月8日，他带着天皇的要求来到京都，要西园寺立即进京，以维护全国一致的表象。在匆匆北上的旅途中，原田已会见过“大哥哥”木户、内大臣牧野和爱抽雪茄的老道家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他回到京都时，已得知最大的同业联盟三井财团经不起**，买入了一亿美元外汇，期待着“美元骗局”实现。随着三井对国际汇兑中下跌的美元进行一场大投机，西园寺所寄予希望的工商界遭到了破坏。其他同业联盟也开始为这场骗局而买进。如果他们退缩，裕仁就打算维持金本位，毁掉三井，让全国陷入经济混乱。如果他们接受这场贿赂，他们一定能赚数百万；如果他们支持西园寺，他们肯定会损失数百万。
西园寺心知自己已被逼入绝境，却仍然拒绝进京。同时他告诉其已故兄弟的住友财团的银行家：一场金融屠杀正在酝酿中。他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应该从中牟利。值得赞扬的是，住友的大多数支行的董事仍然忠于西园寺，在两个月后日元贬值时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根据东京的命令，间谍秘书原田在京都逗留了两天，试图劝说西园寺回京。在与这位老人的长谈中，原田发现，唯一还能令西园寺产生顾虑的是天皇的健康。原田说，根据良子皇后的说法，裕仁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中受到极大的压力。他日夜担心国际联盟会实行经济制裁。在深宫内院，在无人窥视的时候，他又跛脚拖步行走了，显露了他从小一直掩盖得很成功的遗传病的征兆。作为一名多愁善感的廷臣，西园寺听到这种托词不免有点心软。不过他拒绝完全让步。他对原田许诺，在他“再观察一下时势动向”后，他可能于10月21日前往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