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五天，这支小舰队驶入新加坡的堡垒，在那里，裕仁不得不在甲板上站了将近一个小时，以向前来欢迎他并引他入港的爱国日侨们回礼。接下来四天的日程排满了正式的国宴，裕仁再次要求穿插几个令他本人感兴趣的项目。他参观了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著名的植物园，就是在那里，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于1857年撰写了关于物竞天择的学术论文，从而迫使达尔文发表他自己的进化论。裕仁在一天早晨停止了官方的日程，面朝日本，庆祝亡灵的神道教春节。他借了一艘游艇，绕着新加坡岛航行，关于此岛，二荒伯爵只写下寥寥几个字，即“与柔佛隔着一条狭窄的海峡”。
从新加坡到苏伊士运河的漫长的二十五天航程，只因停泊于锡兰的科伦坡而打断了一次，裕仁在那里惊叹并饶有兴味地观看了土风舞，以及四十头齐声吹号的大象下跪行礼。在海上的日子里，他打甲板高尔夫，在池中游泳，精修法语，并从跟他一起旅行的日本姻亲和权贵们那里吸收知识和流言蜚语。在战列舰放映临时电影时，他显示了他的进步倾向，命令挤在舱房后面的水手们到前面来，坐在紧挨其侍从官之后的位子上。
战线观光
在埃及的四天，他在那里碰到了一次难得而纯粹的运气，看到一场真正的沙漠风暴横扫开罗街头；在马耳他的两天，他在那里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护航任务中成为魂灵的七十七名日本人祈祷；在直布罗陀的三天，他视察罗克的蓄水池和隧道；6而在5月8日，裕仁停靠在英格兰的朴茨茅斯码头。在接下来几周的宴会、招待会和检阅仪式上，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站到了**帷幕的前面，处于西方摄影师和记者们充分的仔细观察之下。英国新闻界几乎普遍为他的谦虚、镇静和机智所征服。里德尔爵士所用的形容词说，他是“愉快的”，“不摆架子的”，“温文尔雅的”，“有鉴赏力的”，“眼睛以上明显突出，我相信，这表明他具有非同寻常的观察力”。
6二荒伯爵记载说，吉田茂先生，日本驻伦敦大使馆的一等秘书，登上战舰，“跟我们商议为了欢迎我们的王子当时在英国正在做出的各种安排”。正是这同一个吉田，将会于1933年发起南进的政治运动；将会于1945年在作为和平派的一员遭到秘密警察逮捕时被赋予一张新面孔；将会成为日本最重要的战后首相。
裕仁在他那排得满满的日程表中，似乎不难挤出时间来记熟他必须发表的祝酒词和短篇的发言。他事先了解并记住了数十名军官和外交官的姓名与履历，其中既有日本人也有欧洲人，都是在招待会上会见的。有一次他在有关英国陆军编制的微妙问题上指出一名英国军官的错误：“我认为在大战之初，英国只有师的建制，而没有军团的建制。”他以讲话的简明和直接，以对待属下的得体、公正与礼貌，给每个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最早也要到午夜才上床，他似乎能和钟表机械一样行动，一点看不出有所紧张，一分钟一分钟地执行他的日程。
在伦敦市长举行的招待会上，裕仁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一大批听众，用二荒伯爵的话来说，他“平静地看了一眼整个会场，在轻松地行礼之后，把饰有羽毛的军帽夹在左臂下，开始展开他的书面答词。由于纸卷又厚又硬，他要将之展开到可以照念的程度，似乎有些困难，但他一点也未显出尴尬之色，平静地展开纸卷，继续以高亢宏亮的声音和雄辩的语调讲话。……日本的那群人脸上发光了……为他胜利地完成这一微妙而难堪的任务……”
随着一天天过去，裕仁随员中的一些成员有时发现，他们的完人比他们更沉着更老练。5月10日，在白金汉宫，当他们在温莎城堡观光一天后，帮他为晚宴而穿着打扮时，门口突然响起敲门声，英王乔治走进房间，未经通报，跟裕仁一样衣冠不整：脚踏拖鞋，身着衬衣，肩上挂着吊带。家臣们惊慌失措。就连他们当中地位最高的贵族，对后宫深处的皇家习俗也是没有把握的，他们担心裕仁会对一个非同宗者空前的不拘礼节做出敌意的反应。但是裕仁的眼睛丝毫没有睁大。乔治国王伸出一只胳膊搂着他的肩膀，和他一起坐在床边，告诉他，有他来白金汉做客是多么荣幸，并跟他聊天，部分用法语，部分通过一名紧张的海军副官翻译，谈到裕仁最感兴趣的话题：最近的战争。
在交谈中，乔治国王说到英国在伊普雷斯损失了十五万人，并谈了一个想法：如果皇太子在比利时停留时能抽出时间，也许会想去看看那个战场。裕仁后来抽时间去看了，把他的印象电告英王：“我眼前的场景是令人难忘的，极具启发性，使我回忆起陛下曾向我解释伊普雷斯这个光荣战场上的斗争具有血腥的性质，陛下的话言犹在耳。”
裕仁作为国王的客人在白金汉宫住了三天，作为英国政府的客人在切斯特菲尔德大厦住了八天，在一连串的观光和仪式之后，动身去苏格兰，和阿索尔的公爵在布莱尔城堡一起进行为期一周的狩猎、射击和钓鱼。他对宗族民主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制度给城堡带来了一批志愿的仆役，以满足他的来访所产生的繁重需求，同时容许“仆役们”跟公爵本人一起在狂欢之夜跳舞。
裕仁第一次在一列普尔曼式卧车上度过了一晚，用两天时间视察了飞机公司与轮船公司，于5月27日返回伦敦，在日本大使馆作为本国的客人，度过了在英国的最后四天。他在这里为所有年轻有为的日本海军中佐和大佐举行了一系列招待会和宴会，那些人是设法赶到伦敦来见他的。
他这次旅行的英国阶段结束了。他参加了一次分列式或检阅。他穿上一名英国将军的制服照了相。他仔细观察了他经常的同伴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的行为举止，非常钦佩那个年轻人优雅自在的风度，有时怀有妒忌，有时怀有受伤的感觉。裕仁懂得很多口头英语，后来在旅行中，他竟然能相当轻松地用法语交谈，但在这个阶段，他和爱德华还要靠日本侍从武官和英国监督官为他们翻译。交谈的数量可以根据一名英国译员的回忆录所记述的一次交谈测算出来。在一次冗长的招待会快要结束时，爱德华王子走过主人和贵宾的迎宾行列，按照礼仪去跟裕仁皇太子打招呼。他说道：“告诉皇太子，我在卡万勋爵指挥的第十四军团麾下时，你（翻译）也在该军团的第二十师服役，有一天你把马借给了我。”裕仁一如既往，非常认真地倾听，并询问细节。威尔士亲王说：“好极了！这是今晚的一个重头戏！”然后就讲开了。
怀着乔治国王的友善和爱德华王子潇洒风度带来的愉快情绪，裕仁动身前往巴黎。在最初的仪式过后，他登上了埃菲尔铁塔。第二天，即6月3日，根据法国《时代报》有些辛辣的报道，他“忙碌地”参观了罗浮宫和米罗的维纳斯像，然后前往残废军人宫的拿破仑陵墓，在那里，他长久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把奥斯特列茨之剑。在陵墓逗留的时间为参观罗浮宫的三倍，他显得那么感动，以至于为拿破仑纪念碑的维修捐赠了四百美元，这个数额，按照皇室慷慨捐赠的正常标准，在日本可以补偿一个村庄在二十个夏季招待一名亲王或王妃的费用。
6月4日，裕仁视察了法国炮兵学校，同行的有闲院宫及其在圣西尔军校时的教官之一贝当元帅。当时贝当是凡尔登的一名英雄——“他们无法通过！”他已是德安农齐奥的意大利黑衫队的崇拜者，他后来将会作为纳粹的内奸而使头上的桂冠凋谢。在裕仁逗留的其余日子里，他一直充当这位年轻皇太子的向导，领着他去参观法国的军事旅游景点。
6月5日，裕仁取消了计划中对凡尔赛的访问，而去观看赛马。日本的媒体故意忽略了这种疯狂的堕落行为，而在第二天故意拉长其游历报道的篇幅，就皇太子对法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泛泛而谈。事实上，裕仁在法国停留的文化访问阶段，从5月31日延续到6月9日，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敷衍了事。在大部分例行参观的旅游景点，他只是象征性地露一下面，而为私事保留尽可能多的时间。
6月7日，裕仁花了很长时间与东久迩宫亲密地共进午餐，此人是陆军情报处的“大哥哥”，正在巴黎为山县组织一个间谍网，又为裕仁组织一个反山县的组织。在那个6月的早晨，二荒伯爵，皇室的公关官员，只是把东久迩宫说成是“以东伯爵的化名进修”。
两天后，在6月9日，裕仁本人也微服出游，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独自在一座城市的街上行走，并且用自己出手花钱。他在几家店铺驻足，为其家人和未婚妻购买礼品带回国。他也为自己进行了一生中唯一的购物：买了一尊拿破仑半身像。后来此像将立于他的书斋，在20世纪20年代，它旁边又添了一尊达尔文的头像，1945年又添了一尊林肯头像。征服，进化，解放：这就是命运强加给他的执政纲领。
6月10日，裕仁离开巴黎去布鲁塞尔，在接下来的十天里，他又回到了正式的约束之中，访问滑铁卢、伊普雷斯和低地国家的其他战场，还参加了跟荷兰与比利时王室的重大聚会。当他于6月20日回到巴黎时，战场似乎令他着了魔。他对下议院做了短促的访问，又去看了赛马，并根据他本人的要求在圣克劳的国际度量衡局参观了国际铂金米尺，和东久迩宫共进了另一次长时间的午餐。剩下的所有时间，足有十分之九，他在闲院宫和贝当元帅陪同下，跋涉于布满弹壳的树林与草地，参观军事院校，观看坦克和飞机的表演。他研究的一次坦克演习十分逼真，以致其指挥官在坐骑脱缰将他摔下时摔裂了骨盆。
裕仁又花了两天去格拉沃洛特、圣普里瓦和梅斯附近的圣艮廷堡，花了一天去凡尔登，一天去索姆河，一天去兰斯附近的战场。在其日程的空隙中，他有时间参观古老的法国工兵与几何军事学校、工艺专科学院、索米尔的骑兵学校和圣西尔军事学院。7月5日，他又见了东久迩宫，在拉布利埃打了一早晨高尔夫球。
第二天即7月6日夜里，他为日本驻欧洲的武官和观察员们举行了几次宴会中的最后一次。以前在欧洲大陆从未出现过这么多的日本年轻军官，其人数确实很多，引起了美国、英国和法国安全人员的密切关注。他们主要在巴黎、苏黎世和法兰克福三座城市的三角地带活动，因为在这里，在鲁尔、萨尔和瑞士的工厂里，在战争年代的秘密状态中，已经开发了很多新的工业技术，使日本应该尽可能地去复制。关于这些工业间谍，引人注目的不是他们的间谍活动，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支由长州藩的男人们具有最强影响力的军队里，他们当中竟无人是来自长州。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花名册囊括了大约半数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著名的日本法西斯将领。裕仁会见了他们所有的人，以有见识的简短谈话和训诫，对其中许多人给予了荣誉。
7月7日，裕仁登上一辆专列，前往法国南部的土伦，他将在那里赶上他的战列舰，起航回国。从7月10日到18日，他访问了那不勒斯和罗马，粗略地观看了圆形竞技场和西斯廷教堂，并再次花时间观看坦克和大炮表演，还与当地的日本官员们谈话。在梵蒂冈，有件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那是一名早期日本基督教徒的毛笔书法，此人曾旅行来到罗马，并于1613年觐见过教皇保罗五世。
或许裕仁厌腻了在国外抛头露面。他刚回到战列舰上，其主要的体育消遣就不是高尔夫或游泳了，而是日本式的摔跤。他跟三十三岁的小松侯爵，他的体育教练，练习了几个回合， 然后设擂，让任何愿意跟他摔跤的近侍角逐。二荒伯爵写道：“一次又一次，殿下与其对手缠斗，鼻子流血也不停止。将对手推出场外似乎是他爱用的绝招。”当裕仁的舰船于8月9日再次停泊于锡兰时，一名英国殖民地的贵妇人发表了议论，说他比四个半月前的前一次来访时，大大增加了轻松与自信。
裕仁的接管
裕仁于1921年9月3日回到国内。年迈的陆军实力人物山县病了，只剩下几个月可活。然而，立宪主义者们的原敬首相，已在幕后接过了山县的权力，大声地向人民许诺民主。他以“伟大的平民”而闻名，经营着一个在金钱上彻底腐败但在观念上被视为正直的政府。接着，在裕仁归国两个月后，即1921年11月4日，在东京火车站，原敬首相被刀砍死。刺客中冈今一是一名年轻的铁路职工。几周前，他向工人同事们吹嘘说，他打算切腹自杀，以抗议当时爱享乐的放纵风气和逐步加深的西方化。
“好多人都说要切腹呢，”他的一名听众嘲笑道，“但有几个人能有胆量这么做！”
“哈！”中冈嚷道，“瞧我会不会切腹！”于是，经过几天苦思之后，他切掉了原首相，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因为在日语中“腹”字和“原”字同音。
这次暗杀被媒体轻易放过了，被当成了一个不幸笨蛋的行为，很快就被遗忘了。然而，裕仁的“大哥哥”近卫公爵，未来1937年的首相，告诉他的朋友们，他事先就知道这次暗杀。他还说，事实上，驻中国的日本间谍机关中的一个成员，他父亲和闲院宫的一名党羽，一个名叫五百城吉光的人，在行刺前夕来找过他，许诺此事将会成功。刺客中冈被判十二年徒刑，轻得非同寻常。1934年他从仙台监狱获释时，五百城和其他右派“爱国者”以欢迎英雄的方式迎接他，并为他提供终身的生计。
原首相被砍死后，日本其他的权势人物，特别是那些曾和裕仁一起旅欧的人，一致认为裕仁是真正的东方领导人，值得追随，如果可能的话，也值得引导。1921年11月25日，他 们支持一份皇室的公告，宣布裕仁代患病的大正摄政，并只听从由闲院和其他血族亲王组成的皇室议会的意见。
当裕仁在东京掌权时，身在巴黎的东久迩宫迅速地继续在陆军情报处的军官中组织他的皇家小集团。这个小集团于1921 年10月27日，在德国巴登-巴登的温泉疗养地，举行了第一次历史性的会议，这次会议将决定日本的命运，而且，这次会议此前从未以任何西方语言提到过。为了遵守皇室的戒律，与会者都拒绝说明东久迩宫是否曾亲自出席，但他若没有出席，至少就在附近。他是贝当元帅随从中的正式成员，而那一周元帅正在巡视萨尔的法占区，这使他在我们所说的那一天会经过巴登-巴登。10月份在巴登-巴登是淡季，物价较低。会议厅前的中国宝塔和许多公共浴室，使这个市镇和欧洲任何地方一样，对日本游客而言是很亲切的。莱茵河上游高地的黑森林，以及10月昏暗天空下的边疆伯爵的禁堡，给会议增添了一种严峻意志的氛围。密谋者们在罗马天主教堂后面蒸气浴室的一间密室里会合。
会上的三名主要运作者，来自伯尔尼的永田铁山，来自莫斯科的小畑敏四郎，以及巡回武官冈村宁次，后来在整个日本陆军中以“三羽鸟”而闻名。就是他们，将使陆军成为一支现代化的作战部队；就是他们，将使陆军摆脱山县长州藩武士的领导；就是他们，将通过策划对满洲的征服，推动裕仁实现其辉煌的梦想。这三人都不属于长州藩。这三人都是陆军少佐，其陆军军衔低于已是陆军中佐的东久迩宫。他们由几名资历较浅的少佐陪同，这些人在明治天皇治下的最后几年里，都曾和东久迩宫一起在禁卫军中服役。其中一人是驻来比锡的“观察员”，是“陆军大学备用教员”之一，是未来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首相东条英机。
“三羽鸟”的头子是永田铁山少佐，他的鬼魂以后将会被画到反映在裕仁防空洞里审议投降问题场景的图画上。他父亲是一名医生，在日本的阿尔卑斯山中诹访湖附近一个小型旅游胜地管理一家红十字会医院。在那些日子里，日本的红十字会是陆军医疗队的一个非正式的分支机构，其父的病人能够推荐他进士官学校任职。在学校里，永田非常努力，在班级以第二名毕业。他于1911年去陆军大学继续深造，以最高荣誉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驻哥本哈根大使馆，工作非常出色，从1920年6月起，他被授予了离岗“游历欧洲”的便宜行事权。
不管围绕着他的阴谋多么复杂，永田总是表现得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知道别人在干什么。也许，在日本陆军中，只有在他脸上，才适合戴那种极为实用、非常普遍的完全是圆形的铁框眼镜，使他具有一种超然的能干学者的风度。他留着参差不齐的短发，是普鲁士式样的，他的胡须修剪得像一只迎面飞来的海鸥。他丰满的嘴唇稍稍弯曲，预示着愉快或友好，很容易就会变成一条冷冷的直线，表示极度的嘲笑和鄙夷。他的耳朵形状很好，但大了一些。正是这个永田，执行了巴登-巴登决定的帝国纲领早期阶段的计划；正是这个永田，如果没有因为反对对华战争于1935年被东久迩宫的一名亲信杀害，他就会在1941年作为裕仁的幕府将军指挥全国。
东条英机少佐，在1941年真正成了天皇的幕府将军，是永田的门徒、最好的朋友和忠仆。当永田去世时，东条将顺从地取代他的地位。1921年，在巴登-巴登，东条很少说话，因为他在士官学校比“三羽鸟”整整低了一届。按照当时论资排辈的规矩，锋芒太露会招来耳光。所以东条替永田点香烟，定期去蒸气浴室的门口察看，确保没人在外面偷听。
密谋者中最健谈的是“三羽鸟”的老二小畑敏四郎，一个贵族。用他同僚们的话说，他“骨瘦如柴”，“神经质”，“聪明得几乎过了头”。当别人泡在巴登-巴登以难闻而著称的热水池中时，他却光着身子在蒸汽弥漫的房间里踱步。他在士官学校1904届学员中名列第五，正好排在永田之后，在陆军大学1911届名列第一，正好在永田之前。他是一名出色的战略家，想到入侵满洲时，他头脑里装满了各种可能性。在整个俄国革命时期，他驻在俄国，深信布尔什维克主义对日本和天皇是第一号的威胁。不过，他非常认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以致随着岁月流逝，他形成了一个信念，即日本必须有它自己的部落共产主义，在这种制度下，所有人都可以共享跟天皇进行神秘的交流。这些观点使他在20世纪30年代成了北进派即攻俄派的一个领导人，最终使他疏远了天皇。1936年的陆军兵变之后，他将会退出裕仁的核心圈子。不过，他作为战略家和战术家的天才不能摈弃不用，在1937年对华战争爆发时，他将被召回，为日本一流的机动闪电师团即第十四师团管理后勤。在全部战争岁月里，他将徘徊于政治的边缘，在1945年将成为许多没有职位的大臣之一，那些人将在东久迩宫的投降内阁中为麦克阿瑟组织一场欢迎会。
“三羽鸟”中的老三，冈村宁次，几个世纪来一直为德川幕府的将军们提供卫士的那个武士藩族的一名后裔，呆呆地坐在热水澡盆里，只是偶尔跳出来给自己浇上一桶凉水。他若不戴眼镜，就是半个盲人；而戴上眼镜，他的样子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四眼日本军官，成了一头被手电光照花了眼的凶猛的猫头鹰。他和平时一样未刮胡子，因为他要装出战地军官而非参谋军官那种不修边幅漫不经心的做派。他的理论是，一个战士，如果他避免外表的整洁，那他就会在自己身上养成鄙视身外之物的可贵品质，并会使敌人低估其战斗状态。在冈村满腮胡茬的茫然表情后面，有个敏锐的头脑在活动着。在士官学校的1904年届学员中，他名列第三，紧随永田和小畑之后，他在1913年被送进陆军大学时延误了时间，但他学习勤奋，取得了最高荣誉，得到大正天皇的颁奖。在东京的参谋本部作为情报军官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通过关系，被指派到裕仁皇太子旅欧的德川家正侍从队中，后者是前幕府将军家族中的高级后裔。
当裕仁返回日本时，冈村留在巴黎。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常被其余二鸟，即永田和小畑，抢去了他的风头，但在20世纪30年代末，当其中一人遇刺身死而另一人又失宠时，冈村便成了劳而无功的长期对华战争的主要指挥官。1945年，他设法不让他的部队在原驻地乖乖地放下武器，而是等待着，有时战斗，直至蒋介石政府有决定权的代表们到场来解散和接替他们为止。结果，他只是作为战犯在上海监狱里被短暂拘禁，接着，突然地，被提拔为蒋介石跟中国共产党斗争中的军事顾问。当那场斗争失败，蒋介石迁到台湾时，冈村宁次回到了东京，在那里发挥了幕后的重要作用，组建了日本现在的由美国支持的自卫队。1963 年3月，在将近七十九岁的年纪，他以日本退役军人协会会长的身份退休，成为自卫队“历史性”或突发性事件规划部的顾问。
在热汽腾腾的矿泉水里，后来在会议厅内，“三羽鸟”及其部下们喝着樱桃酒，决定献身于日本两点计划的完成：“在今日长州所在之处打开一个大窗口”，“沿着法国路线复兴国力”，使日本也能打“一场总体战”。这个计划，换言之，就是要清除山县的陆军及其他的长州藩领导人；改组陆军，使它与胜利的法国处于同等水平；尤其是，训练陆军用坦克和飞机之类的现代武器作战。在干涉西伯利亚期间，日本军人们注意到他们在装备甚至在战术上全都不及他们本应该去营救的捷克老兵。就是为了这个原因，裕仁在游历时勤勉地参加军事检阅。
在巴登-巴登决定的第三个要点是人事。“三羽鸟”选择了“十一亲信”去执行他们的计划。其中只有两人出席会议；其他九人当时在中国、西伯利亚或日本。他们都是1904和1905两届士官学校的学员，已在日俄战争期间毕业。他们都是非长州人士。他们尽管才华出众，却都只是陆军少佐。有几人已是航空方面的专家。其中三人，即东条、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赢得了足以在1948年被当作甲级战犯绞死的名声。另一人名叫小本大作，将会在1928年暗杀满洲军阀张作霖，从而完成闲院宫在1916年的血腥事业。矶谷廉介，作为驻中国的陆军中将，为自己积累了一份辉煌的记录，要为1939年诺门坎对俄战争的失败负责，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一直担任香港总督，活到了1970年。另有三人将会及早死于中国。7最后的三人将会证明他们终究并不怎么可靠，将在1936年的兵变后被革职。8
7渡正寿夫作为中将死于1939年；小笠原数夫作为陆航中将死于1938年；意大利专家小川恒三郎死于空难，他在1921年担任驻罗马的武官。
8二藤良夫、村松正一和山冈重厚。
滑稽的事故
实现巴登-巴登计划的第一个议程是收集关于现代武器制造的技术信息。那些武官回到其在欧洲城市的各自岗位之后几个星期，裕仁又从东京派了他的两名“大哥哥”去给密谋者们打气，并帮助东久迩宫为他们打开进入欧洲大型兵工厂设计室的门径。裕仁的新派特使为北白川宫和朝香宫，前者是明治天皇的第七个女婿，后者是后来南京的灾星，明治天皇的第八个女婿。北白川宫和朝香宫都是受过训练的情报军官。他们于1922年初抵达巴黎，而间谍网在那一整年都在发展。到了1923年，它有了三十个成员，战略性地安插在各国首都，都宣誓执行反长州的陆军重组计划。当时身在巴黎的美国情报军官们说，他们的日本同行，活跃于巴黎-苏黎世-法兰克福三角地带，有效地购买了柴油机和坦克的最新设计图样。
突然，在1923年夏天，间谍网收缩到正常和平时期的规模。这次收缩是由一桩奇怪的车祸引起的，之所以说它奇怪，是因为其周围的环境后来被日本媒体篡改了。1923年3月末，东久迩宫因一桩“急事”飞往伦敦，迫使他取消了以前定在巴黎的社交约会。4月1日，朝香宫和北白川宫，跟北白川的妻子及两名法国仆从一起，乘坐其大马力的旅行车，离开他们在布洛涅树林旁边的寓所，去搞一次“野餐”。当天下午4点半，在佩雷埃拉康帕尼，野餐者的汽车在贝尔内附近距巴黎八十八英里的瑟堡公路上，当他们以事后警察估计为每小时九十英里的速度驶向英吉利海峡时，撞上了一棵树。开过各种小型飞机的北白川亲王，当时握着方向盘，而正式的法国司机坐在他右边，坐在向来的死亡座位上。司机当场死亡，而北白川“样子可怕”——事实上，他失去了双腿，失去了大部分脑袋，于二十分钟之后死亡。在后座上的朝香宫，一条腿复合性骨折，由于这次骨折，他于1937年在俯瞰南京的高地上，仍然跛着脚。坐在他身边的侍女“伤势严重”。北白川之妻，明治天皇的女儿房子，坐在后座的右边，双腿折断，多处受伤，以致在医院住了一年多。
法国政府准备了精心安排的葬礼，但东久迩宫从伦敦赶上了第一趟港口联运火车，在日本驻巴黎大使的帮助下，取消了法国人的所有计划。他花钱打发了司机和侍女的家人，运用其影响力封住了巴黎媒体之口。北白川宫的尸体进行了防腐处理，在日本大使家里一个挂了白丝绸的房间里躺了三周。4月22 日，尸体被运送到停泊在马赛的“北野丸”上，由该船运回国内。
随后，《日本年鉴》在其年度大事摘要中常规地报道了这次车祸，但地点变成了“巴黎郊外”，距真正的现场八十英里。这个错误，以及东久迩宫制止法国新闻记者进行调查的行为，说明北白川亲王在他死亡之前正开车去英吉利海峡，执行其领导的情报网牵涉到的一项任务。在世的日本军官们指出，东久迩宫当时在英格兰，在海峡对面。接着他们神秘兮兮地嘟哝着什么。不管使北白川丢了性命的任务是什么，他的死亡导致了间谍网的收束。被特派到欧洲“游历”或“学习”的日本陆军军官人数锐减，致使本书作者初次在日本的个人记载中从统计上注意到这种现象，并只有在那时，才相信一定有值得注意的事情发生过，于是回过头去查阅法国报纸，才发现了这次车祸。裕仁本人深受其“大哥哥”北白川宫之死的影响。他对间谍活动失去了热心，再也不以热切的期望给予赞同。最重要的是，他取消了游历台湾的计划，从此拒绝离开日本的主要岛屿。
8
摄政王裕仁
(1921-1926)
裕仁的招募
时为1921年12月，皇太子裕仁，如今的日本摄政王，正在庆祝他的旅欧回国和他的掌政。灯光从大正天皇建造的小型凡尔赛宫的窗户洒了出来。雪花落在赤坂宫庭院的地面上，随着最新近的巴黎舞曲的韵律在黑夜中飞舞。在宫内，在铺着粉红色锦缎的椅子和沙发之间，穿行着身穿绚丽和服的艺妓们，她们为客人送酒，有时咯咯娇笑，答应去做舞伴，跳一支狐步舞、探戈或慢华尔兹。宾客全是身穿燕尾服的年轻人，既有二十多岁的裕仁从前的同窗，也有三十来岁的其“大哥哥”们的至交。请帖上已经规定当晚的规则是“无礼”。裕仁书房外面摆着一小桶苏格兰威士忌，是阿索尔公爵在苏格兰送给他的。
到夜深的时候，小酒桶空了，裕仁不拘礼节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大部分来宾都是典型的日本人，苦于天生不耐酒精。1呷一口威士忌就使他们两颊发黑，使他们管不住舌头，使他们晕头转向。不久，男人们在裕仁坐着的书房自由出入。嗓门提高了，吹嘘日本，嘲笑西方。大家嬉笑狂欢，定计划，许诺言，令许多宾客事后懊悔。裕仁饮着带茶色的水，他温和地容忍了许多对他失礼的言行，和一名艺妓调情，第二天清晨醒来，头脑清醒，为他昨晚的行为高兴。这是一个打破先例的派对。
1有无这种天生缺陷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大多数人喝了一点日本米酒过后，甚至是喝了一点罗姆甜酒过后，就会脸泛红潮。少数人能跟任何国家最胜酒力的人豪饮，作为与西方人打交道的谈判者而得到珍视。这少数人当中的大部分，或许全体，都是在各历史时期从大陆移民而来的那些家族的后裔。对大多数日本人会有特别照顾。首相们对醉酒时在议会的讲话可以不负责任；**犯罪通常在法庭会得到宽恕，只要在从轻发落时可以证明是醉酒所致。
派对后的第二天，爱弹琵琶的老西园寺，五十三年前身穿绿色甲胃驰骋于复辟战争中的那个人，从兴津海滨上的冬季别墅，乘坐两小时火车，来东京做一次少有的访问。他刚搬进其身为百万富翁的兄弟为他准备的市中心住宅，就打电话给赤坂皇宫，请求晋谒裕仁皇太子。他受其家族的其他侍从官之托，来跟裕仁谈谈他的行为，他的家族就是藤原氏，负有世袭的责任，保护天皇们免遭罪咎。这种道学家和检查官的角色，很不适合于这位爱享乐的老政客。他曾几度奉劝裕仁放松一点，找个女人或喝杯美酒。尽管他为了尽职，为了最近这次派对的“放纵”和“可怕的无礼”把裕仁训斥一通，但他对这两种情况都不在意。在大正的青年时代，他在赤坂宫中见过更放纵的狂欢。相反，那次派对令西园寺警觉的，倒是裕仁公开招募忠实的拥趸，以及对于未来计划的毫不隐讳的讨论，这些已经成为东京上流社会在派对之后的谈资。
摄政王裕仁带着无辜的表情接见了西园寺，倾听他的诤谏，假惺惺地为煽动**而道歉。接着，裕仁跟西园寺达成了一笔交易，将会令这位老人悔恨终身。如果西园寺愿意取代当时身患重病的陆军元老山县，担任君主的高级顾问，裕仁就承诺放弃对其小集团的公开领导，并尊重对一位立宪君主的所有传统规定。西园寺打量着眼前这个热情的年轻统治者，片刻之间，默默地凝视着地毯。他相信，日本人民在近十年里已经变了，终于接受了伊藤博文1909年在满洲遇刺前所提出的立宪与法治的哲学。西园寺认为，如果人民明确地表态，裕仁会听从大多数人的意见。
裕仁注视着正在仔细考虑其提议的老人，不耐烦地等待着。如果七十二岁的西园寺接受了他的提议，他将结下一个非常宝贵的盟友和挂名首脑。在明治天皇议会中的四十年的经验，使西园寺学会了如何给政府装饰以温和与整齐的外表。同侪们因为他机敏的务实精神而尊敬他。在其他人的陪伴下，他擅长发表混乱而谨慎的言论，他甚至有一种禀赋，能在必要时缄口不言。他有敏锐而细致的头脑，有正直的性格，而只有一个愚蠢的精神怪癖：绝对而不顾一切地忠于天皇。
西园寺把目光从地毯上抬起来，满面愁容地承认，接受裕仁的建议是他的本分。他说，他本希望在兴津渔村岸边的小别墅里安度余生，阅读法国和中国的小说，弹弹琵琶，为自己雕刻手杖，在夜不能眠时登上晴轩神社去看日出。但是，既然国家需要，他就必须接受这份责任。裕仁立刻赐给他元老的地位，这个描述性的称号，很久以来就被用于称呼明治天皇寡头组织的在世成员。按字面讲，它的意思是“开国元勋”，但用到西园寺身上，他很快就会成为独一无二的“元老”，其意思就是“首相制造者”，它包含着一份正式的责任，每当一个内阁垮台时，他都得在东京露面，探查政治形势，负责向裕仁推荐他应该为下一届内阁任命的人选。西园寺将保留这个称号和这份责任，直到1940年他以九十一岁的高龄在痛苦的醒悟中去世为止。
宫廷阴谋学校
裕仁向西园寺承诺要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谨言慎行的立宪统治者以后，立即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通过这个组织来指挥他那日益扩大的党羽圈子。皇宫庭园东边的古城堡有个凸角，留下了隔离外界的城墙与壕沟的突出部，那里座落着一幢低矮的久经风吹雨打的木头建筑，即皇宫气象台。裕仁在孩提时代，从贵族学校回家时，有时会在气象台的房间里溜达，观看六分仪、星座图、测雨器和18世纪的荷兰小望远镜。
这次派对之后的那一周，裕仁下令将这个旧气象台改建成了一所安全保密的教导中心，培养那些希望为他的日本梦发挥作用的年轻人。在这里，在宫禁之内，制定了日本企图征服半个世界的最原始的计划。在这里，建立了直到1945年为止统治日本的友谊和工作关系。在这里，1946年和1947年由盟国审判的每一名甲级战犯都曾从事学习。在这里，只可能在这里，酝酿过除裕仁以外的其他日本战争领导人为之被判有罪的“罪恶阴谋”。只有在这里，日本的所有罪犯曾在同一时间团聚一堂进行“阴谋策划”。然而，设在旧气象台的这个教导中心直到现在为止，从未有人以书面英语提及，只有1946年美国陆军情报处的一篇未公布的报告顺便提到过它。这份报告在审判战犯的盟国法官中传阅过，但有关教导中心的信息从未被引入证据，大概是因为它涉及了天皇。
这个中心起初叫做社会问题研究所，后来给了它一个较隐晦的代号“大学寮”，即大学宿舍。当然，对下级军官和初出茅庐的官僚来说，在皇宫的圣墙之内听课和讨论，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在未来的岁月里，参加者当中很少有人辜负天皇。然而，裕仁在创建大学寮时，不仅物色其忠实的党羽，还在寻求思想。在巴登-巴登酝酿的阴谋已经给了他一支陆军突击骑兵的骨干队伍和他共事，当时阿道夫·施克尔格鲁勃还在巴伐利亚努力控制一帮默默无闻的褐衫种族主义分子。但裕仁有更多的需要：他需要经济与政治的熟练规划者，需要一份长期计划，还需要一种民族的意识形态。
裕仁在1921年担任摄政时，接管了一个五千六百万人口的国家。自从他在1900年出生以来，这个国家的人口已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百分之百以上。尽管跟法国或英国相比仍然落后，但其经济增长之快，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国家。它在涌现出过剩的才干、精力和思想，需要慎重的协调一致的指挥。
裕仁把在旧天文台组建大学寮的任务交给了他的首席顾问，身材高大、容易激动、富有魅力的牧野伯爵，此人在旅欧期间曾率领过皇室的随员。牧野于是委任大川博士为大学寮的学监，此人是个智力型的暴徒，在旅欧之前的争论中设计了对西园寺公爵养子的痛殴。大川博士是个三十七岁的年轻人，外表机灵，一头黑色的短发，蓄着带尖角的黑胡须，对牧野伯爵有一种儿子般的感情。有些日本人说他是牧野的私生子。在牧野的支持下，大川有突出的资质完成手头上的这项任务。他曾与裕仁后来的参谋总长闲院宫，与裕仁未婚妻的父亲久迩宫密切共事多年。他是帮会头子头山的可靠助手，也是头山黑龙会中泛亚洲主义者年轻一代的领导人。他有过十年在中国当间谍的经验。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一名真正的学者。他在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东方哲学专业，能阅读中文、梵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德文、法文和英文。
直到当上大学寮的学监为止，大川博士一直代表他曾与之合作过十年的所有泛亚洲主义者、间谍和民族主义者的五花八门的思想。他们由一种对于日本未来的共同热情联合在一起，那是一种不明确的使命感，他们在1920 年7月发表于《战争呐喊》杂志上的一份集体信条中做了表述：
日本人民必须成为将会解放人类的一股旋风的中心。日本民族注定要完成世界的革命化。这一理想的实现，以及日本的军事改组，是精神的事业。我们相信，我们的职责不会单单随着日本的革命或改革而结束，但我们必须满足于自改革我们的国家而开始，因为我们相信日本人解放宇宙的使命。
当大川博士当上大学寮的学监时，他以前的许多同事认为他已屈服于当权派，背叛了革命事业。他们在跟他分道扬镳时，选择了追随另一个博学的间谍和政治哲学家，即北一辉，后来的北进派或攻俄派理论家，这个派别将在20世纪30年代令裕仁头痛。大川博士于1918年在上海的一间阁楼里发现了北一辉，他住在那个阁楼房间里，单靠吃米饭团与喝水，刚刚完成了八卷本的巨著《国家改造法案大纲》。在这部明白易懂而思想激进的巨著中，北一辉把马克思主义的酒灌进了日本的古老米酒壶，酿成了一场令人兴奋的论战，令裕仁感到不快，而他的弟弟秩父宫却觉得很刺激。北一辉号召彻底地重建并净化日本：停止执行戒严令下的宪法；召开一个由普选产生的国家家族委员会；将私人资本限制为五十万元，将公司资本限制为五百万元；雇主和雇员之间利润共享；维护跟美国的友谊以便开发中国；对抗俄国与英国，在北一辉看来，这两个国家在世界生存空间中控制了不公平的份额。
北一辉的八卷巨著，以秩父宫的密友之一印制的油印版流传，对许多追求幻梦的日本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裕仁皇太子对它冷眼相看，因为除了其他的改革措施外，书中还号召把皇室拥有的一切财产交给国家。
1922年1月，当大川博士奉邀担任宫内大学寮的学监时，他和朋友北一辉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沉醉于米酒和激昂争论的夜晚，就此分道扬镳，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北一辉担心警察逮捕自己，藏身在一座佛寺，在那里编了一部专门的劝世佛经送给裕仁。大川博士搬进了皇宫，组织大学寮的教职员工。
在大川博士的指导下，大学寮的课程中添加了一点点他所了解的“主义”。有幸加入大学寮的年轻官僚和军官们，听讲儒家伦理学、武器发展、应急计划、陆军改组，以及北一辉的地缘政治学——当然经过了精心的摘录。裕仁的首席顾问牧野伯爵，开了一门关于君主地位的课程，阐释皇室的各个部门；它们在居中调解忠实党羽们时所起的作用；使天皇永远免于被公众批评描黑的必要性。当“三羽鸟”于1923年1月和 2月从法国归国时，他们都曾在大学寮授课。他们在巴登-巴登选出的“十一亲信”中有几人也是如此。曾在这里授课的还有日本设在大陆的准军事设施复杂网络中的各色人等，如秘密警察、商业间谍、麻醉品专家、皮条客、恐怖分子和审讯专家。
在大学寮的研讨班里，参谋本部和陆军大学与海军大学的教职员工中最精干的低级成员们，逐渐和裕仁那些“大哥哥”混熟了，他们已经进入官僚集团、议会和文学多面手的有影响的组织，那是为内阁大臣们提供男性私人秘书的地方。课后，他们有时全都去茶馆品茶，并一起找女人。在后来的岁月里，裕仁的一名“大哥哥”回忆说，杉山大佐，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参谋总长，跳过一场戴上七层面纱的精彩的滑稽舞，那些面纱其实是餐巾大小的毛巾。后来晋升为海军大将、策划并领导了袭击珍珠港的山本海军中佐，则变了几套戏法，还表演了拿大顶。
在这些课后的茶话会议中，讨论的主要话题是日本在战后世界中的地位。在大学寮开学的时候，在1921年末开幕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己被迫同意按照10:6:3.5的原则限制它的海军，即相对于每十个吨位的美国或英国的军舰，相对于每三点五个吨位的法国和意大利的军舰，日本将要保持其军舰不超过六个吨位。幸得海军的比例不适用于潜水艇和鱼雷艇；因此在战列舰上省下来的钱能够用于添置舰队中不足的非常规现代武器。一份绝密的海军发展计划，利用了这种条约上的漏洞，在大学寮和海军军令部制定出来，并在1922年末得到裕仁的正式批准。
瞒着美国和英国秘密进行军备在一些海军军官中引起的任何内疚，都被对于西方排日立法的愤慨打消了。1921年，英国拒绝恢复英日同盟。1922年11月，美国最高法院实际上宣布，日本人没有资格归化为美国公民。1924年5月，美国国会正式把总体排斥东方人作为美国移民政策的一个部分。
地震
为秘密的海军发展计划提供的资金已经拨出，建造已经开始，年轻的摄政王裕仁正在把注意力转向在巴登-巴登提出的陆军改组计划，这时皇族为国家制定的计划遭到了大规模的挫折，以致需要好几年才能弥补损失。1923年9月1日，星期日，正午，当几乎每个家庭都在点燃炭盆做午饭的时候，东京帝国大学的地震仪开始记录下了震动。起初的震动，并不大于火山之国日本每年都会发生的三百次会使指针摆动的地震。但是，震动一直未停，一秒比一秒更强更频繁。在几分钟内，小震汇成了大震，使仪器不堪负荷。东京周边的整个关东大平原实际上仿佛在太平洋海面上腾起。数千户住宅倒塌了。那傲然挺拔的十二层的东京新铁塔从空中跌下。镰仓那座13世纪建造的高五十英尺周长一百英尺的巨大青铜佛像从底座上栽倒。在东京西南面的海滩上，靠近震中的地方，几座已成碎片的村庄，囫囵地被浪潮冲走了。
主震在五分钟后结束，但在残留的已成碎片的木柴中，被埋的火炉还在燃烧，很快，整个东京-横滨城市集群成为一片火海。这场火暴，或称“龙尾”，席卷了废墟。在横滨附近的横须贺海军基地，十万吨储备石油溢流到海中，大片大片地漂浮在海面。现在石油也着火了，吞噬了无数跑到水里逃避陆上大火灾的幸存者。结果，东京的三分之二、横滨的五分之四被毁，将近十四万人被烧死，跟广岛与长崎加起来的一样多。
在地震发生时，二十三岁的裕仁正在赤坂皇宫场院内由大正所建的小凡尔赛宫里举行国宴午餐。这曾是日本第一座专为抗震设计的大型两层建筑物。2结果，它经受住了地震波的冲击，其灰泥几乎没有裂缝。裕仁及其宾客们遵守每个日本人从小就掌握了的防震方法，跑到外面的空地上。在那里，他们注视着该城的其余部分在摇晃中四分五裂，看到了熊熊大火最初的几团火焰。
2一家芝加哥商号，即E.C.与R.M.香克兰公司，早在1900年就形成了必需的工程观念。这座建筑物宽二百七十英尺，长四百英尺，建立在无间断的混凝土基脚之上，而混凝土是在巨大的钢架上浇注的。建筑物中的每一块砖石都用钢筋和钢板固定在这个坚硬的框架上。
摄政王裕仁当时和其一生中其他时间不一样，亲自对政府实行直接的管理。首相已在一周前去世，裕仁还没有任命他的继任者。在这段空白期内，裕仁擢拔了福田雅太郎将军，让他强制执行戒严法，并负责救济工作。在接下来的整整两周内，裕仁和福田每天会商两次。重要的问题是让谁来为这次大灾难负责。许多日本人仍然相信，有条巨大的鲶鱼怪躺在日本下面的洋底，只有在太阳女神对其皇座上的儿子动怒时才会搅动海洋。在古代，天皇往往在大地震后退位，以表忏悔。1923年的地震破坏过于惨重，即便让因病而无能为力的大正天皇退位，还是显得不够意思。
于是，当局向人民介绍了一种归咎于人的新办法：戎严令执行官福田将军给了他们一个替罪羊。他的秘密宪兵散布传言，说朝鲜人和社会主义者在地震前冒犯了神灵，而现在，地震以后，他们又利用这场灾害纵火和抢劫商铺。福田的军人们，在宫廷赞助的军事体育俱乐部的青年治安维持会员协助下，在黑龙会暴徒们的协助下，开始追捕他们发现的每一个讲日语时夹带外国口音的东方人。从贫民区抓走的四千名受歧视的朝鲜人受到了虚假审判，或者只是经过语音测试，便被押到街上砍了头。九名社会主义者被宪兵拖走，投入东京的龟井户监狱，当他们坚持在牢房里唱劳工之歌时，根据监狱主管官员的报告，“依照守备制度第十二条”，将他们“刺死”了。
在大火最猛烈时，一群恐慌的民众想要进入皇宫内围有壕沟的阴凉草坪。他们被警察赶走后，又被大火逼回，开始朝警戒线涌来。狂热的社会主义者大杉荣的鼓动他们，高喊道：“记住苏联，决不放下武器!”警察让步了，而这批人逃脱了大火。但两周后，当余烬已经熄灭时，秘密警察的甘柏大尉找到了大杉，将他连同其妻子和七岁的侄儿押送到东京麹町区阴森可怖的秘密警察总部。在那里，廿柏大尉于9月16日接待了汤斋仓平的来访，此人是跟裕仁关系密切的侍从官，以后将当上内大臣，即天皇的首席顾问。当晚天黑后，甘柏大尉进入关押社会主义者大杉的牢房，从背后袭击，无声地将大杉勒死了。
甘柏带着两名军士走到大杉妻子的牢房。她不像其理想主义的丈夫那样信任来者，及时转身面向杀害她的人，临死前发出了几声咯咯的尖叫。隔壁牢房的七岁小孩听到了她的声音，害怕得叫了起来。于是，当大杉夫人终于僵卧不动时，那男孩也被勒死了。
由于日本人喜爱儿童，由于谣传皇家直接牵连到大杉一案，甘柏大尉惨杀小孩，便成了地震后灰白色的没落时期犯下的一桩必须予以惩处的罪行。3在一次典范性的审判之后，甘柏被判处十年监禁，后来裕仁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刑期减至三年。甘柏获释后，一名自称“君主朋友”的人给他钱“去欧洲学习”。他从1927 至1929年跟留在巴黎的间谍网残余人员一起“学习”。此后，他在满洲当过几份闲差，直到他在1945年8月20日服下氰化钾，留下一张便条，上面写道：“我们输了大赌博；这就是下场。”
3福田将军在批评之下放弃了司令官之职，但其女婿安田铁之助中佐，却有幸被选任驻巴黎的东久迩宫的侍从武官。
弑君
地震过后十四周，在1923年12月27日，皇太子兼摄政王裕仁骑马穿过已经复苏的棚屋城市，即当时的东京，去给新的议会做一次公开演讲。在皇宫西南面隔着几个街区的虎门区，一名青年从跪着的人群里冲出来，用肩膀撞开警戒线上正在鞠躬的警察，在距裕仁的戴姆勒轿车侧窗三至五英寸之处，用枪瞄准摄政王头部扣了扳机。按照官方的说法，那颗子弹奇迹般地错过了裕仁，在豪华车内的增强构架上反弹了不下五次，击中了裕仁的一名侍从官。消息灵通的日本人悄悄地指出，三个月后，华顶广忠，一个长得像裕仁的皇族低级成员，曾经作为保安诱饵做过裕仁的替角儿，被宣布突然死于“心脏病发作”，享年二十二岁。
那个企图枪杀裕仁的人名叫难波大助，为了防止警察当即将他击毙，他举起双手，不出声地在皇家轿车后面一路跑步，直到被捕为止。警察对他审讯和折磨达十一个月之久，但最后宣称他对自己的罪行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只是泛言政治上的不满，同情被谋杀的社会主义者大杉，同情大杉七岁的侄儿。根据警方的说法，难波在行刑前高呼“无产阶级万岁”。对大多数日本人而言，显然他只是一名布尔什维克卖国贼而已。
事实上，刺客难波不是共产党人。日本共产党的寥寥几百名党员，早在上一个5月份就被关进了监狱。相反，难波学识渊博，出身名门，是已故实力人物山县所属长州藩的一名持不同政见者，那是裕仁处心积虑要剥夺其权势地位的一个藩族。难波的父亲是议会下院中一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当他听说其子失败了，便乘火车回去保护他的藩族和选民。他退隐老家，用嫩“青竹”条封住前门，挡住访客，并长期呆在楼上的房间里。在其儿子被处决的消息公布以后六个月，他离开房间进了棺材。
对许多日本人来说，青年难波一案最具象征意义的特点是他用过的那把枪。那是一把手枪，装在一支手杖里，而那支手杖，是长州藩人伊藤博文，立宪政友会的创始人，首相制造者西园寺的导师，在1909年被刺于哈尔滨之前从伦敦带回国的。伊藤曾把此枪交给他的亲戚林文太郎4保管。林又把它借给自己的亲戚难波用于行刺。当行刺裕仁未遂时，人们认为伊藤的亡灵在死者中丢了面子，而伊藤-西园寺的立宪事业也在活人中失去了些许威望。
4伊藤-林-难波家族，生于长州南部熊毛郡的渔村，在长州代表着武士成分。古代的长州贵族，更北面的山口城和萩城的桂-木户-森家族，与皇族世系关系密切，被豁免于裕仁的清洗计划之外。其后裔包括大正天皇的首相桂太郎，以及裕仁最初的“大哥哥”，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
陆军大臣宇垣
裕仁以青年难波未遂的弑君为借口来任命新内阁，这个内阁将要承担政治风险，去推进巴登-巴登计划，去进行陆军现代化，去粉碎刺客难波的长州藩的影响。首相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仅三个月前组建了其政治生涯中的第二个政府，在地震后递交了其内阁的辞呈，就难波弑君事件做出纯粹形式上的道歉姿态。但裕仁出乎意料地接受了辞呈。裕仁要首相制造者西园寺提名清浦子爵接任首相，这个清浦子爵，是明治天皇时代留下的一个顺从而合法的御用文人，而西园寺在未遂的弑君行动以后，变得异乎寻常地听话。清浦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有七十四岁的高龄，以及在世纪之交当过司法大臣的经历，是值得尊重的。
清浦新内阁中的大臣职位，大部分被年老和不出名的贵族占住了，这些人如同从皇宫围墙的裂缝里爬出来的蜥蜴。不过，陆军大臣却是个例外，他是自1912年以来第一位非长州武士的陆相。他名叫宇垣一成，属于出身于濑户内海冈山县的那些人之列。他是一名中将，五十四岁，雄心勃勃，长着一副公牛颈，面孔和豆腐酱一样实在而古板。当宇垣因政治差事出访时，总是随身带着他的午饭，那是包在普通“风吕敷”即包袱里的饭团。他不是一个聪明的男人，却是最聪明的非长州军官，被长州元老们视为安全人物，让他留在指挥阶梯上。裕仁是在他担任辅助导师时认识他的，在裕仁的青年时代，他曾在“皇太子书房”里讲过几堂课。现在裕仁将要使用他并滥用他，直至他成为仅次于西园寺的日本最忠实的上当者之一。
被提拔到陆军大臣的职位上之后，宇垣发现，1923年初从巴黎返回日本的巴登-巴登的“三羽鸟”，事先为他的任期认真准备了一个人事计划。这份计划首先要求削减陆军中的武士人数，这种削减可以省钱和废除军备为理由。在这个过程中，宇垣要从陆军中排除长州的领导人，以及裕仁的已故对手实力派人物山县的所有其他党羽。最后，宇垣要加强陆军的军备，给它装备现代的坦克和空军。宇垣意识到，要实现这样一份计划，必然会遭到官场中长州人的有力反对，而议会中那些识破了挂羊头卖狗肉伎俩的立宪派，也会对他进行有力的阻拦。尽管如此，宇垣还是接受了任务，在日记中写道：“我要勇往直前，以高尚的目标，担负这个崇高的责任。我要以进取的姿态、内在的刚毅和雄厚的意志冲向前去。”
婚姻
经过深思熟虑的对时机的把握，裕仁皇太子在与长州开战的前夕，通过结婚来巩固他在人民心中的地位。良子公主，孝明天皇顾问朝彦的孙女，自从在六年多以前的1917年被选为未婚妻以来，一直等着他，并在专门的家庭教师指导下，在其父的别墅里学习。婚礼于1924年1月26日隆重举行，这个日子是在宇垣接到任命两周之后，难波行刺未遂一个月后，地震过去将近五个月的时候。
在婚礼中，有七百名应邀的宾客聚会，他们全是日本人，其中一人是黑龙帮会头子头山，大家都侍立于御花园森林区的皇室神殿之外。新郎和新娘穿着古代的宫廷盛装，良子拿一把扇子，裕仁手持权杖，在神殿入口处聚集的见证人面前会合。大门打开了，裕仁只身进入通向内殿的庭院。司仪的侍从官以高亢单调的声音吟颂神道经文。内殿门打开了，裕仁消失在门内，来到其祖先最神圣的所在。他向神灵们简短地致敬，宣告了自己的意愿，就回到良子正在那里等候的外门。两人从一只盛着神圣米酒的高脚杯里轮流饮酒，共饮三次，仪式就此结束。停泊在东京港的舰队鸣放一百零一响礼炮，比祝贺地球上其他任何一个统治者的礼炮多出一倍有余。
为了这次婚礼，裕仁的公关专家二荒伯爵，大肆渲染他自1921年以来一直为其主子塑造的形象。裕仁被宣传为一个年轻的自由主义者，满脑子西方思想，戴一顶粗花呢帽子，穿一条灯笼裤，跟1922年访日的威尔斯亲王爱德华打高尔夫球。裕仁热衷于学习在西方人自己的游戏中打败西方，曾在赤坂皇宫的庭院里建了一所九孔高尔夫球场。为了努力了解他的人民，裕仁曾出现在海滨当众游泳。驻日本的一名重要英国主编把这场宣传运动描述为“用心良苦……以灌输个人对其效忠的观念”。但人民对这场运动确实很热心，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僵化的斯巴达式礼节和军事纪律。
清洗
1924年初，在宣传舞台的幕后，长州武士正在做最后的绝望抵抗。长州藩的首领田中义一将军，一个接替其权谋政治家前辈、实力人物山县的头脑简单的家伙，在他家里召开了一次陆军元老们的会议。他宣称：“我们面临着萨摩藩的阴谋。我们一定要将他们彻底打垮！”六个月后，长州的将军们，以及几个立宪派的同盟者，仅仅成功地在公众面前保住了脸面。他们获得批准，去推翻那个既像爬虫又像恐龙的清浦内阁，条件是他们要接受陆军改组计划。
1924年6月，一个由十年前曾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戴单眼镜的外交官加藤高明为首的新内阁成立了。新内阁不大在乎对陆军的清洗，将之当作一项例行的经济措施，而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一个新问题：普选权。自1902年以来，日本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在为取消三日元的人头税而斗争。现在加藤首相和裕仁出来赞成取消人头税，并赞成把选民从三百三十万人增至一千四百万人，也就是说，增至二十五岁以上的男性。忠君派的报纸推出了一批老朽过时的评论员，他们反对增加普选权，于是一场虚假的大辩论占据了报纸的头版。
当全国的注意力已被分散的时候，陆相宇垣站在一旁，站在一盏小追灯之下，表面上在做“裁撤”陆军的工作。实际上，他在军官当中从事一笔经过复杂的讨价还价之后互相让步的交易，通过这笔交易，所有最重要的长州将领，还有一批经过挑选并给予了补偿的萨摩藩和其他藩族的将领，自动辞去了他们的职务。总共约有两千名军官被革职，与此同时，似乎一开始就有约八万名士兵退伍。四个师团，即第十三、第十五、第十七和第十八师团宣布解散，但其中许多中队和大队保留不动，等候命令。当长州军官们退伍时，他们的许多部队被重新分配去充实保留的师团，或配备到新的辅助部队。整个改组是以记账高手的熟练技巧尽量兼顾的。在墨迹已干时，只有三万三千八百九十四人和六千零八十九匹马被裁出陆军，另有四万六千多人，好像是在裁撤途中，却被重新吸收。陆军有了新的机械化运输队，有了配备给每个步兵中队的机枪班，有了探索现代武器的研究队，有了新的谍报分支，有了两个新建航空联队、一个防空联队。一个五千五百人的坦克兵团，以及几所新设的专门军事学校，如神奈川的通讯学校和千叶的教授化学战与生物战的习志野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