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天皇的政变刮起了一场民众抗议的台风。其走狗桂将军在议会中被指责为“躲在龙袖后面的家伙”，这是一种日本式的说法，是指天皇利用他滥用皇权。在明治时代，当首相们受到这种抨击时，神龙明治总是温和地发几句牢骚，指责就撤回去了。然而现在，大正天皇直接下诏，令议会休会三天。在又两次休会后，议会还是和以前一样公开批评，于是大正天皇召见西园寺公爵，令他让其立宪政友会停止对抗天皇旨意。西园寺乖乖地召开了一次党内干部会议，传达了天皇的要求。经过两天讨论，它被投票否决了。在日本的历史上，从未有天皇的明确诏令被直截了当地否决。西园寺虽是自由主义者，但他知道自己作为藤原廷臣的地位：他立即辞去了立宪政友会总裁之职。
暴徒们在东京、神户和大阪骚乱起来，焚烧报馆，与警察发生恶战，扬言要发动内战。最终，在1913年2月11日，当桂太郎政府刚好延续到第五十三天时，大正天皇接受了桂首相的辞职。桂太郎服从天皇的旨意，已经彻底破坏了他作为一名老练政治家的声誉。他在八个月之后去世。陆军头目山县及其在寡头组织中的老对手西园寺公爵，说服了大正天皇接受一个不同的非党派军事内阁，即由一名海军大将领导的内阁，以保全面子。
令西园寺公爵及其银行家弟弟住友感到满意的是，新的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削减了百分之十三的政府开支，从桂将军的“陆军政府”时期已经建起了框架的庞大海军扩张计划中，撤销了大部分的计划。大正天皇以冷漠的不友好态度在山本的施政书上盖了御玺。他谈到了退位。廷臣们注意到，他那暴躁脾气的发作，现在让位于长时间阴郁沮丧的情绪和沉默了。
1914年3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明治天皇寡头组织中仍然在世的元老们，特别是六十四岁的西园寺，奉劝大正天皇振作起来，探索一条新路，以实现他的天皇志向。首相山本海军大将由于被曝牵涉到驻欧采购官员的丑闻，以及德国西门子电气公司和英国维克斯飞机制造公司所给的回扣，受到了罢职处分。接着，经过事先的安排，西园寺前往皇宫，带着日本外务省最聪明最冷静的外交官之一，即戴单眼镜的加藤高明1。
1加藤是已故的蒙羞首相桂太郎的一名党羽。他曾在1900年和1906年的内阁中担任外相，因缔结英日盟约有功而被封男爵，并曾在1913年10月桂太郎去世时接管了他的少数党立宪同志会。
大正、西园寺和加藤坐下来，一起抽烟谈话，气氛空前亲切随便。多年后，西园寺将会回忆，大正在讨价还价时，表现得跟西园寺在1865年至1940年间效劳过的四位天皇一样聪颖。在谈判结束时，大正同意暂时放弃桂太郎关于武力征服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梦想，接受由经济推销术、观察待机和外交机会主义相混合的一种精明策略来取而代之。特别是，他同意了，万一发生世界大战，他会跟在太平洋上拥有实力的西方国家一起投入日本的命运，这些国家是掌握着马来亚的英国，统治着印度支那的法国，以及控制着菲律宾的美国。对大正而言这是一个难下的决断，因为在西方国家中他一向最崇拜德国，而他本人总是仿效他所了解的德国凯撒。
加藤高明，坐在西园寺身边跟大正天皇一起随便抽烟的外交官，被授予了新政府中外务大臣的要职。首相之职派给了一名职业性的傀儡，即大隈重信。此人一度是明治天皇寡头组织中级别较低的勇敢的自由主义者，1889年曾被头山的一名黑社会杀手所投的炸弹炸断了一条腿。他如今已有七十六岁，不打算失去另一条腿。他有一种轻易筹措资金的方式，并且开具了针对时弊读书学习的令人欣慰的处方，所以他作为“早稻田的圣人”，作为他所创办的那所大学的校长，是很受欢迎的。他在一个少数党中得到了可观的追随者，但并不属于不忠君的立宪主义者。人民将他视为他们的斗士，而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在一个战时繁荣和充分就业的时期，他给了人民一个稳定的政府。
女子精修学校
当大隈内阁正在策划日本的精明机会主义新政时，危机四伏的皇室跟全国和解了。贞爱宫，大正的六名皇室顾问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辞去了内大臣的宫廷要职，该职是他在桂太郎当上首相时接任的，现在他交给了一位平民。年轻的血族亲王们从宫中的皇家近卫师团调到了驻扎在地方上的较为平民化的其他部队。裕仁皇太子离开了专门的贵族学校，由颇有声望的战争英雄们主管的私人导师掌管他的教育。在赤坂皇宫庭院里建起了一间供他学习的简单教室，其斯巴达式的设施可以见诸报端。
裕仁的首席导师是东乡平八郎，受托规划裕仁的学习，他是在日俄战争中及时掉头击沉波罗的海舰队的那位海军大将。和乃木将军不同，他是一个乏味而喜爱和平的人，他对战争的信赖，只是将战争当作小心谨慎规划的自卫训练。他感到裕仁对他有敌意，便把这个男孩的课程主要留给两名普鲁士流派的老将军。他们得到一名耶鲁毕业的敬业科学家和一名海军少将的协助，后者是一名有许多作品的武士理想传播者。
在这些参谋的规划之下，裕仁的教学按照严格的程序和规律进行。讲课受到沉默的监控，由一名精神饱满的宫廷老先生跪在榻榻米上执行，他只监听那些可能令人不安的或非日本式的思想。授课的讲师们来自东京大学或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他们跪在草席上，垂首面对裕仁，按照要求讲课。皇太子与教授们的差距太远，以致许多教师在讲课时，力求只讲他们猜测裕仁愿意听的内容。然而，如果授课内容过于老生常谈，裕仁就会亲口说出来，说他们“跟‘雅加薯'一样乏味”，就是说，跟从西方引进的土豆一样乏味。
陆军和海军的讲师们是最有趣的，因为他们讲话大胆，并以此为荣，他们确信，任何一个小孩，只要他身边都是讲法语和德语的文官，他一定会脱离人民，脱离兵营的严峻现实，脱离武土伦常的真理。他们让裕仁详细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斗，了解针对东方的战略意义。他养成了对于战术与后勤学的酷爱，他从来不曾抛开这种迷恋。他一直跟他的几名军事导师保持着联系，直到他们去世。
裕仁的比较学究气的教师中有一名子爵，成功地让他相当精通于算术。另一名子爵，由于缺乏勇气向他提问并纠正其错误，便使得他的法语知识劣于其弟秩父宫。至于历史课，专门研究满洲的一名男爵，不厌其烦地向他说明那块土地对日本的重要性，有时还拿有关日本诸岛如何诞生的诸神的神话来使裕仁感到厌烦。裕仁怀疑那些故事，认为它们从历史学来看是没有根据的，从生物学来看是令人反感的。拥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柏林大学学位的和田伊三郎，使他对飞机产生了热情，并让他牢牢掌握了机械学和基础化学。
宫廷教授中只有两个人跟裕仁结下了私人友谊。一个是服部弘太郎，一个娘娘腔的小个子男人，给他讲授博物学、达尔文主义，或许最重要的是，给他讲授赫伯特·斯宾塞伪托达尔文之名的著作。这种主义被服部简化为两种思想：有两种社会存在着，即适应的社会与不适应的社会；前者为了整个种族的利益必须消灭后者。与此同时，服部训练裕仁注意周边世界里自然界最小的细节，大大地加强了他的生活乐趣。在漫步乡间上博物学课时，裕仁抱怨说，那一队陪同他的侍从把自然界扰乱了，服部就为他安排乘船钓鱼和潜水旅行，因为船太小，所以容不下多少宫廷中人。从这些水上旅行中，裕仁获得了其童年最快乐的记忆，以及对日本海湾蠕虫和贝壳的终生爱好，这种爱好终于使得国际上真正公认他是一名海洋生物学家。
裕仁喜爱的另一位导师是杉浦重冈，一名职业的沙文主义者，三十多年来，他挥毫批评，捍卫日本文化，反对西方的掺杂。尽管他接受的是化学家的教育，拥有伦敦大学的学位，但他被选去给裕仁讲授伦理学。如果说服部用其斯宾塞有关民族适者生存的旁白歪曲了生物学，那么杉浦对待“伦理学”所做的事情就更加奇怪、更加危险了。他不厌其烦地讲解三件圣宝，即宝镜、宝剑和项圈，还大讲旗帜、民族、大米、神社、枪炮、钟表、水和富士山的精神价值。从裕仁所喜爱的导师的讲义中，可以略举几例：
欧洲很少出产大米。某些亚洲国家产米很多，但质量很差，不能与我们自己的相比。因此，我为世界的其他部分尤其为欧洲人感到惋惜。
如今，尽管地球上有许多国家，但只有两个是强大的，即英国与俄国。在西半球，美国紧随其后排列第三。当然，我们还不知道世界大战的结果，但显然所有强国都属于同一个雅利安宗族，它组成了一个民族。相比之下，亚洲的大国即中国，正在衰退。因此，中国不能成为我们的伙伴，不能和我们站在一起对抗西方国家。我们的帝国必须下决心独自与雅利安宗族竞赛武力。
俄国人怀抱的想法本质上是美欧的个人主义。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由于我们离欧洲越来越近，对日本古代圣剑的尊敬正在下降。
尽管我们说到日本的八百万个神灵，但我们其实只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中最杰出的灵魂祈祷。我们的宗教是举世无双的。外国有固定的神灵。宗教在那里是基于纯粹的假说。
在1915年的“元服”礼即成年冠礼上，裕仁佩戴了武士的双剑，出现在皇宫的神殿里，接受涂油礼而成为武士。他的父亲庆祝这个时刻，送给这个男孩一名年轻的妃子，教给他**之道。裕仁羞怯，但那女孩无比耐心而得体。最终，宫廷谣传说，他满足了他的科学好奇心。廷臣们当时感到遗憾，因为他跟其精力充沛的祖父明治相比，似乎不是一个讨女人喜欢的男子。
世界大战
1914年8月，预料之中的战争在欧洲爆发了。外务大臣加藤高明立即把日本的命运与法国和英国拴在一起。他的目的不是要帮助英国，而是像他对同僚们坦承的那样，要预先封住英国的口，使之不会反对日本对中国的动作。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日本承诺保护英国在香港和上海的利益。它派军队到新加坡，去平息那里与“土著们”发生的纠纷。它的海军护送着商船经印度洋进入地中海。然而，它一再拒绝向欧洲流血的战场派遣任何部队。
对于它给予的一点点合作，日本期盼得到山一般大的回报。加藤高明外相要求英国政府进行外交干预，支持日本占领并永远占有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托管地和租借地。英国虽然受到很大的压力，却拒绝给予日本如此的便宜行事权。在1914年10月，战争爆发后两个月，日本独自动手了。天皇的海军陆战队在整个西太平洋名义上属于德国的岛屿上蜂拥登陆，而日本陆军的几个师团则在从华北海岸向朝鲜方向突出的山东半岛登陆，开始向德国租借的青岛港推进。在历时三个月的大部分在中国主权领土上的作战以后，日军不仅攻占了德国人控制的这座城市，而且占领了整个半岛，这个地区在面积上大致相当于康涅狄格州与马萨诸塞州之和。
英国外交官们讨论了好一阵。美国的外交官们皱起了眉头。袁世凯，中国新民国的大总统，提了温和的抗议。他知道，只要战争在继续，西方的朋友们就无法帮助他，而他希望日本本国分裂的议会保护他的政权，直至战争结束。1914年末，袁很有礼貌地告诉东京：既然青岛作战已经结束，那么时候到了，日本应该停止在中国领土上行军了，并将军队限制于在德国租借地进行治安管理。日本的加藤外相对袁世凯讥讽式的非难表示愤怒，于1915年1月18日向中国递交一份照会，以“澄清局势”。
这份照会，被许多附件所增强，一直被中国人牢记为“二十一条”。它充分地，而且是过于充分地，阐明了对中国的所求。这些要求分成五组，每一组都有不同的要点：
（1）关于青岛：中国必须接受日本可能和德国达成的任何协议，必须让日本建造和运营一条二百英里的内陆铁路，从青岛通往黄河边上的济南，这样就在战略上把中国分割为两半。
（2）关于满洲：中国必须把日本在那里的租借期延长至九十九年，在该地区未来的一切经济发展中给予日本否决权和第一选择权。
（3）关于财政：中国必须先向日本要求未来的所有贷款，必须此时此地交出中国铁矿事业的监督控制权，作为对过去借款的担保。
（4）关于西方：中国不得再向蛮夷们割让港口、岛屿或海湾。
（5）关于未来：中国必须雇用日本顾问来制定所有重要的政治、财政和军事发展计划；必须向日本购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陆军和海军供给品；必须让日本在华中建设铁路网。
加藤外相提交二十一条，不是给予中国的外交总长，而直接交给袁世凯大总统，吩咐他对全部内容尤其是第五组要求保守秘密。袁自然将之尽快透露给了美国驻北京的大使，加藤在来自全世界的外交质问下陷入困境。加藤用前四个要点的摘要答复西方列强，否认第五要点的存在。他对中国的回答是，为日本的大陆驻军增派三万名援兵。当袁继续抵制所有的要求时，加藤外相于1915年5月7日告诉他，第五组可以留待以后讨论，但他只有四十八小时来考虑前四组，逾时中国将会遭到入侵。袁立即屈服了，并告诉西方：他是在胁迫之下采取行动的。几年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成和平协议时，中国的外交官们收回了袁世凯暂时让出的大部分土地。
在东京，年迈的陆军总长山县从中国报纸的主旨中看清了加藤外相赢得了一场代价惨重的胜利。中国人觉得袁世凯实际上英勇抵抗了可恨的日本刽子手和提包政客。在七十七岁的年纪，山县仍有足够的政治影响迫使内阁辞职。大隈首相乖乖地组织了一个新内阁，其中不包括引起争议的加藤外相。
1915年12月，加藤下台四个月后，中国大总统袁世凯宣布，根据人民的请求，他打算自立为皇帝。这是一个致命的判断错误。指挥袁军的军阀们可能不是共和理想主义者，但他们也不愿为一个新皇朝效力。起义蔓延，而在1916年6月6日，袁死于神经衰弱引起的尿毒症。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继承了他的位置，此人维持中央共和政府，只是作为许多独立的省级政权的门面，而每一个省级政权都处于袁世凯旧部将领之一的控制之下。
明治天皇的老陆军总长山县惊恐失望。以强大的日中同盟面对西方的全部希望，跟着袁世凯一起消失了。山县运用他的一切影响，物色一个新的非共和的独裁者来统治中国，物色一个新的非西方化的内阁来统治日本。他向亲德的大正天皇指出，日本的盟国没有赢得战争；凯撒的军队正在进行索姆河之战，并向凡尔登挺进；缓冲国俄罗斯，隔离了德国及其失去的租借地青岛，似乎非常虚弱。在一场复杂的政治会谈后，山县作为一名老人，惊人地展现了他的能量和影响力，于1916年 9月成功地推翻了大隈政府。他奉劝大正天皇任命陆军人物寺内将军为首的内阁来取代它。
山县通过寺内支持满洲军阀张作霖，让他成为华北的下一个实力人物。张作霖本是个乡下男孩，他在成长过程中，在满洲大草原上猎捕野兔，以养活他自己和患病的裁缝母亲。在他十几岁时，有一天，他听到一阵马蹄声，便藏到一丛灌木后面，看到一群匪徒在清朝警察部队的追击下逃窜。他举枪击中了一名逃犯。当追捕者通过后，他得到了死匪的坐骑。凭着这笔小小的创业资本，他自己当了土匪，并成为全满洲最成功的土匪。在俄日战争期间，他率部作为非正规部队在俄军战线后方为日本人出力。战后，他的部队被收编到清朝汉人军队之中，他作为一名能干的将领为自己赢得了名声。现在袁世凯死了，张作霖打算填补真空，使自己成为中国的主宰。他身穿一件水獭皮衬里的俄国式大氅，喜欢摆出拿破仑的姿态。
大正天皇厨房内阁的六名亲王凭直觉就不喜欢张作霖。他们不看好他统一中国的计划，也不看好他跟年迈的长州藩陆军总长山县的友谊。通过他们跟中国旧皇室残余分子的接触，他们计划把张作霖的野心消灭在萌芽状态。1916年，清朝的蒙古族亲王巴布扎布带领一队由日本“顾问”指挥的鞑靼驯马师入侵满洲西部，那些“顾问”都是大正天皇的亲王们的门徒。那些来自蒙古大草原的骑手袭扰了北京与满洲首府奉天之间的铁路线。他们在张作霖侧翼的存在，使张不可能准备对中国进行其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入侵。
1916年10月15日，即山县支持的寺内将军的陆军内阁组成六天后，在蒙古人入侵的**中，大正天皇的六名亲王中最年轻的那一位抵达奉天，亲自主持一个旨在结束张作霖生涯的阴谋。这个亲王就是闲院，孝明天皇顾问朝彦的十弟，1932年至1940年间为裕仁效力的未来陆军参谋总长。他在对彼得格勒即当时的俄国首都、现在的列宁格勒进行国事访问后乘火车回国途中，他去彼得格勒是为了评估沙皇政权的弱点，以及正在崩溃的俄国对德战线的弱点。在奉天车站，闲院宫受到一群日本官僚和陆军军官的欢迎，他们是被关东半岛租借地的南满铁路区的日本政府所聘用的。接待委员会由旅顺港总督为首，他是闲院密交多年的一名将军。这位将军把满洲军阀张作霖以东道主身份带到了车站。
在月台的欢迎仪式结束后，一批批显贵们钻进马车，一起驰骋在奉天未铺砖石的多尘的马路上，前往一个东方式的宴会。当他们驶近日本人区的那家餐馆时，一个旁观者向马车队领头的张作霖座车投了一颗炸弹。炸弹投得不够远，在他的骑兵卫队中爆炸，炸死了五名卫兵。张如同街上的野猫一般敏捷地跳下座车，从其幸存的一名随从那里夺过一顶帽子和一匹马，乘着混乱中没人注意，沿着一条小街逃跑了。投弹者当场被击毙，人们来不及弄清谁是他的同伙，张的马夫沉着地驾着马车跟随其他车辆继续前进，以掩护其主人逃跑。第二个投弹者毫不畏惧，冲上去把那辆空车炸成碎片。
第二天，一支巴布扎布的蒙古骑兵，在日本顾问们的陪同下，涌入奉天西部的乡间，朝这座城市挺进。出乎日本人意料的是，非常气愤而有活力的张作霖，统帅其守军迎战蒙古人，并将他们击溃。当日本人意识到他们已经失败时，许多恼怒的军官提议无论如何要用正规的日本铁路守备队去攻占奉天。日本驻奉天代理总领事把有关这个计划的消息电告东京，寺内首相回电命令：未经批准，谁也不得再有任何行动。闲院宫及其朋党们大为沮丧。他们在后来的岁月里只能自我安慰，津津有味地描述张作霖穿上普通士兵制服骑马走僻巷逃跑的情景。终于，在裕仁当权后，闲院宫的下属们于1928年暗杀张作霖成功，拉开了裕仁治下的侵略帷幕。帝国的政策可能转向，但它不会遗忘或原谅。
西伯利亚
在大正天皇把满洲添加到帝国版图的计划欠周的企图发生之后不久，德国把兵力从僵持的凡尔登战线调往东线，侵占了罗马尼亚。俄国的战线崩溃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随之垮台。1917年3月，沙皇尼古拉放弃了皇冠，整个俄国的漫长的腹部成了军事上的真空，到处都是内乱。对许多日本人而言，似乎凯撒威廉随时都有可能来敲门，为被夺走的德国租借地青岛索赔。
在1917年最初的几个月，年迈的陆军总长山县能够把大部分负责任的日本人团结在其身后，反对炮舰外交的进一步的鲁莽企图。大正任性地退隐了，以生病为保全面子的借口。接着，在东京时间4月7日，美国加入了反德的协约国，大正天皇感觉好多了。其厨房内阁的六名亲王立即开始兜售把东西伯利亚并入帝国的可能性。俄国西部的革命政权缺乏人力和金钱来保卫符拉迪沃斯托克。德国人现在需要把他们的全部力量投入西线。何况，英法政府自1915年以来已几次邀请日本将军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西移，以支撑住东线。日本在此姗姗来迟的日子里接受这个邀请，也许无法永久吞并西伯利亚，但它至少能迎合胜利者，并有了以此在战后和会上讨价还价的筹码。
1917年6月5日，大正天皇任命一个外务特别顾问委员会，协助他考虑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与此同时，他命令陆军参谋本部准备一份详细的战略形势研究报告。于1917年10月提交的陆军研究结论表明，若按法国和英国的要求，向东线**，将使陆军后勤资源负担过重，而单纯占领西至西伯利亚中部贝加尔湖的铁路车站和铁路线，则是完全可行的。
陆军实力人物山县及其寡头执政者老对手西园寺公爵，纠集全国的元老们反对西伯利亚冒险。山县说，陆军特工已经发现，西伯利亚有将近三十万名奥地利、德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战俘，他们愿为布尔什维克作战，以换取他们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派去一支不到十万人的日本远征军将是轻率的冒险，会招致灾难。
1917年12月末，中央苏维埃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设立了一个行政公署，英国立刻宣布正在派遣皇家海军“萨福克”号去该港照看那里的英国利益，准备在必要时撤出英国国民。山县承认，日本从事英国做过的任何事情都是合理的。于是在1918年1月 12日，日本派出一支海军分遣队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以确保那里的市政府留在白俄手中。
1918年整个春季，日本一直开放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登陆场，在东京发动了一场有关是否要扩大滩头阵地的紧张的政治斗争。八十岁的山县几乎是单枪匹马坚决抵制日本单方面的行动。
“我们必须征求各国的看法，”他告诉大正天皇，“必须达成共识，我们必须完全占理。”
1918年4月23日，大正天皇终于接受了他的论点。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回到了他们的军舰; 4月25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组成自己的苏维埃，倒向列宁-托洛茨基的怀抱。
正当山县赢得了论战时，整个局势由于美国方面的彻底转变而改变了。此前已向俄国人投降的五万名捷克军人，希望能将他们的祖国从奥匈帝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现在他们在俄国成了失业的雇佣兵，正在争取回国。协约国曾同意把他们用在西线，如果他们能够设法到达那里的话。他们把自己组编为六十列火车的乘员，每列火车有七百人至一千人，于1918年4月从俄国西部出发，沿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东进。在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另一端，他们希望能找到协约国的运输船，准备把他们运往法国。当他们踏上征途时，英国派海军陆战队在俄国北部摩尔曼斯克登陆，而德国政府要求布尔什维克解除那些捷克人的武装，赶在他们在这个潜在的第二战线上集结之前。当赤色俄国人打算照办时，仍在伏尔加河以西的捷克人的后卫，用子弹挫败了这个企图。在几个星期内，拉成长串的捷克纵队已经夺取了从伏尔加河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每一个主要的铁路站点，他们的和平退出已成为战斗的进军。他们是老兵，赶跑了所有企图挡住他们道路的军队，无论是红军还是白军。
五万名捷克爱国者一路奋战，跨越了五千英里的大草原和寒漠，他们的想法是不难在报纸上进行戏剧化渲染的，于是深深打动了美国公众的同情心。对于捷克人的浪漫感情，被惧怕布尔什维克主义赤祸的美国利益集团所利用，在1918年7月8日，美国突然向日本建议两国对西伯利亚开展联合干涉。其目的应该局限于帮助那些捷克人，圆满地处置西伯利亚栅栏中的三十万名以上的战俘，收回协约国堆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战争物资。
老陆军人物山县听到这个消息时嘲讽地一笑。一夜之间，他的看法全变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成了干涉政策的热烈拥趸。到了7 月12日，他说：“由于现在的远征不是去跟德国交战，那就没有必要为行为不当而焦虑不安。”8月3日，日本政府宣布它将参加协约国的远征，三周以后，经与中国商定，三万名日军已经取道满洲，向俄国边界北进。
这次干涉到处都不得人心。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整个8月份，日本家庭主妇们在大城市里发动骚乱，烧毁仓库，以抗议米价高涨。军人们抱怨说，他们离家奔赴前线时，没有人来欢送，他们当中许多人身穿平民服装，以免被人认出是陆军军人。民众抗议的结果是，寺内政府于9月末辞职，大正天皇任命日本的首个真正的政党政府取而代之，以安抚民众，这届政府的主持者是一位平民，即政友会总裁原敬。
美国的观察家们对于日本的迅速合作，不见得比日本人自己的民众更为高兴。在美国人眼里，日本派出的兵力太多，行动太快。然而，山县无辜地微笑着。他说，陆军总是做好了迅速行动的准备，并留有保险的余地。他厚着脸皮提问：谁有权利质疑天皇由宪法规定的最高指挥权？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尽可能迅速地船运七千名美军前往西伯利亚，以监视日本人。各方分别支持一个筹划不周的白俄傀儡政权继任，这些政权都是从一开始就因其哥萨克追随者所犯的各色罪行如酷刑、强奸和谋杀败坏了名声。日本的军人们本身，由于奉命针对俄国人的恐怖行动执行几次报复性的屠村，得到了野蛮残酷的名声。
没有一个由“协约国”扶植的白俄政府赢得西伯利亚农民的任何程度的普遍支持，当1919年红军终于从西部到来，并开始施加军事压力时，它们都垮台了。英美联军对要求他们执行的任务产生了厌恶感。1919年末，英国撤回了他们的小分队，和他们一起撤走的还有一支据说处于哗变边缘的加拿大军队。1920年4 月，最后一批美军随后撤出，留下日本人自行其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在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所有装点门面的本地政府都垮台了，日本陆军以自己的法律进行统治。
那些捷克人，起初他们绝不需要任何帮助，只需要将他们运回祖国的船只，现在他们开始被遣送回国。他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航，一个团接一个团，整整用了一年。在等船期间，他们经常与日本人冲突，并把白俄傀儡中最后也是最出色的亚历山大·高尔察克出卖给了一支布尔什维克行刑队。
那三十万名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战俘，如果没有干涉的话，他们在1917年就可能被遣返回国了，如今被留在其围栏中被人遗忘。斯堪的纳维亚、美国和德国的红十字会小组在1919年末开始注意到他们悲惨的境况，但是还来不及对他们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就已有十万人死于饥饿、斑疹伤寒和天花。幸存者中，许多人被船运回国时已精神失常。日军流连于西伯利亚，直到 1922年。只是在战后的几次和会结束时，当他们的存在不再在国际政治中代表一种起杠杆作用的力量时，他们才终于撤走了。
和平与疯狂
凡尔赛和会于1919年1月开幕。参会的日本代表团由一度风流倜傥的爱弹琵琶的藤原族公爵西园寺为首。西园寺如今年届七十，他到达巴黎时带着一大堆行李，还有一名年轻貌美的艺妓学徒，因而吸引了全世界新闻界的注意。此女名叫花子，西园寺老着脸皮说她是自己的情妇。每当谈判对其代表团不利，他就把行李和花子搬到他下榻的布里斯托尔饭店的门厅，以示日本可能退出和会。接着，他会在布伦园林散步，等待事态发展。一旦他的下属得到了一个合适的妥协方案，他就重新入住布里斯托尔饭店，去取回他的动产。法国的女主人们渴望一见花子，邀请他去参加她们的派对，但他接受邀请时是审慎的，通常把那个女孩留在饭店套房里。2他不参加和会的任何一次会议，却在社交晚会上会见他需要会见的每一个人。与会的所有西方政治家都对他产生了好感，把他看成一个温文尔雅的健谈者，一个精明的交易者，一个有说服力的自由主义者。
2他把威尔逊总统当成例外，后者感谢这份荣幸，送给花子一条项链，日本估价师们认为它价值一千美元以上。
西园寺与会的目的是要保住日本在战时从德国取得的领土，要各国承认日本是一等的强国。他成功地保住了青岛租借地和德国在太平洋的托管岛屿，他报之以放弃日本在西伯利亚和山东半岛的占领区。他成功地使日本进入五强，排列在法国和意大利之后，但他未能就一个决议赢得一致意见，这个决议是号召国家之间的法定平等，不“因其种族……而不同”。
1919年夏天，当西园寺还在巴黎时，四十岁的大正天皇首次发作一系列的脑溢血即血栓症，此病将使他在余生中日益失去能力。这次发病被秘而不宣，而护理他的大夫们确实没有下明确的诊断，但这个消息在贵族圈子里迅速传播。如今大正行走困难，甚至要拖脚而行。他双手颤抖。他对近期事情的记忆模糊不清。他的判断力和对行为是否得体的感觉减弱了。在一年一度的秋季陆海军演习中，他出人意料地走下检阅台，亲手打开一名士兵的装备，查看里边装了什么。在两个月后的议会开幕式上，他把将要宣读的诏书卷成一个小望远镜似的纸筒，通过它诧异地窥视过去曾冒犯过他的议员们。尽管他显得神志清楚，但他以一种与众不同的增强型的幽默感和令其家臣们非常痛苦的挖苦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他们说他疯了，这是年轻的裕仁绝未接受过的诊断。
大正天皇的消失使日本政治生活的飓风中失去了风眼。 精力充沛的陆军老人山县乘虚而入。大正的六名亲王跟其宣过誓的萨摩藩盟友商议，决定不失时机地发动一场地下运动，以粉碎山县及其长州藩正在收紧的控制。反长州组织必须建立于传统的长州官僚堡垒中，建立于控制警察的内务省，建立于控制长期工业规划的农商省，而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于陆军之中。十九岁的裕仁皇太子可能同意了这个计划，因为这个密谋的最积极的执行者，正是他在年轻一代王公贵族中的宠信，即他童年时代的那些“大哥哥”。
密谋分子的反长州藩组织之一，将会对裕仁治下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是在陆军情报处的成员中建立的。它的总部设在法国，远离山县特务们窥探的目光，成员都是年轻的贵族，他们为自己在欧洲各国的首都安排了武官的职位。为设在巴黎的这个皇家组织招募人员的责任落到了三十二岁的东久迩宫肩上，他是孝明天皇顾问朝彦还活着的儿子当中第六个也是最小的儿子，也是将会把日本交给麦克阿瑟将军的未来首相。
在1919年，东久迩远不像八年前拒绝明治天皇的宴请时那样直言不讳了。他在1914年毕业于陆军专设的参谋学院，或称陆军大学，在那里，军官们必须证明自己具有原创战略计划的才智。他于1915年终于重获家庭的欢心，获准娶明治天皇的第九女俊子为妻。从此以后，他曾服务于驻扎在北方城市仙台的第二师团，在千叶步兵学校学习装甲车和坦克的专门课程，并在各处扩大其党羽的圈子。到了1919年，他已是完全专业的情报军官了。
1919年12月，萨摩藩的一名高级将领向长州藩的陆军总长山县提议，或许应该容许东久迩宫实现其长期的抱负，去法国拿破仑的几所著名军校去读研。这位萨摩藩的头子指出，东久迩最好的陆军朋友大部分已在欧洲，日本若要获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发出来的秘密技术，就需要在欧洲设立一个优秀的间谍组织。隶属于各个使馆的出色的年轻分析家们，若有一位亲王加入他们的任务，使他们意识到任务的重要性，就会更紧密更秘密地一起工作。陆军总长山县不明就里，请来东久迩，做了一次坦率的交谈，为其爱国精神所打动，于是批准了派他去法国任职的命令。
东久迩与另一个较外围的皇室成员乘船赴法，此人是他最年长侄女的丈夫陆军大尉町民量基子爵。在他们抵达马赛的一周内，町民就跟瑞士的东条英机大尉联系上了，后者以后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独裁者”。东条已是一个完全可靠的共谋者，因为他不仅是东久迩的老朋友，还曾作为私人副官为陆相效力三年，而后者在1916年流产的满洲政变中帮助过闲院宫。3东久迩宫利用东条做中间人，立刻与全欧洲的一批野心勃勃的年轻的非长州藩武官和观察员建立了联系：他在柏林联系了梅津美治郎陆军少佐，未来的参谋总长，此人将于1945年在裕仁的地下室里投降；他在伯尔尼联系了陆军大尉山下奉文，即后来攻占了新加坡的那位将军；他在莫斯科联系了村上敬作陆军中尉，桂太郎首相的陆军大臣的女婿；他在哥本哈根联系了中村小太郎陆军中佐，此人后来将担任陆军大臣；他在巴黎联系了中岛今朝吾陆军少佐，此人是个虐待狂，将于1937年把特种焚尸汽油带往南京；他在科隆联系了下村定陆军上尉，此人将在参谋本部强行通过南京暴行的计划。除1920年前几个月联系的这些人以外，还要加上未来几年中联系的其他声名狼藉的法西斯将军。
3陆军大臣大岛健一，陆军中将大岛洁之父，于1940年任日本驻柏林的代理大使，将引导裕仁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缔结三国条约。
色盲新娘
有关天皇与萨摩藩密谋的隐隐约约的传言，于1920年春天，通过山县的私人探子传到了他的耳中。他谨慎地说，他明白，年轻的裕仁皇太子的名义被阴谋者利用了，并被滥用于给其阴谋披上合法的外衣。正如山县所看到的，这种不敬的行为，起源于裕仁为自己安排的联姻。两年前，在1918年1月17日，当海军刚派军舰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时，宫内省曾宣布裕仁与久迩邦彦宫的女儿良子公主的婚约。久迩宫是孝明天皇顾问朝彦活着的儿子当中的第二个，为大正的六亲王之一。其妻亲子是萨摩藩藩主岛津的女儿，而岛津曾于 1863年发誓要与朝彦及其后裔保持永久的友谊。对裕仁而言，娶了良子公主，就会把君权本身引入岛津-朝彦的同盟之中。
作为长州人，作为萨摩藩的宿敌，严格执行纪律的老派陆军人物山县在初次听说这桩联姻计划时，便不喜欢这个计划，但他一语未发，因为他明白，良子是年轻的裕仁皇太子自己的选择。负责宗谱、仪式和其他皇室秘密事务的侍从官们，在1917年搜遍了全国，为裕仁编撰了一份合格未婚妻的完整名单。节子皇后，那位于1900年在花园中跟樱花一起待产的漂亮的年轻女子，坚持要她儿子亲自挑选未婚妻。1917 年仲夏，她让这个十七岁的男孩躲在皇宫妃嫔阁中她那套居室的滑门后面，使裕仁在她以茶道轮流招待那些候选女子时，能够通过一个窥视孔观察候选人。裕仁事先花时间研究过她们的照片和履历。其中许多女子，在过去的岁月里，曾在叶山夏宫外面的海滨，或在轻井泽山间胜地的小竹林中跟他一起玩耍。现在有将近一打女子在他眼前轮番而过，跪下喝一杯礼仪之茶，与其母交谈几句。她们的年龄，大的已经到了跟裕仁本人一样高傲的十七岁，小的则还处在笨手笨脚的十一岁。其中的一半，最漂亮的那一半，是藤原族的公主们，培养得娇媚、迷人而柔顺。另一半是皇族的公主，是从较小的候选人库中精选出来的，多半是半西方化的女孩，既为自己的权利感到骄傲，又感到没有把握当选。
侍从官们曾期望裕仁从藤原族一条公爵那几个眼睛长得如半人半羊的农牧神的女儿们当中挑选一个，或者挑选皇族中那个活泼的十五岁的正子公主，这位公主曾和他在山上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天。当时的正子是个大大咧咧的假小子，一个好玩伴；现在的正子，在侍从官们眼中，已发育得令人销魂。她究竟耍了什么把戏惹恼了裕仁，他们一直未能发现，但裕仁放弃了她，并在三年后批准了一桩纯粹的政治婚姻，把她嫁给一个外国人；这是迄今为止皇室与外国人缔结的唯一联姻，何况对象还是一名朝鲜亲王，受日本迫害最深的移民少数民族的领袖。4
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朝鲜的傀儡亲王们成为缅怀往日荣光的讨厌的提示时，正子发现日本上层社会中盛气凌人的礼貌令她无法忍受。1963年，她带着患病的丈夫返回其祖国，他们在那里为日朝混血儿建立了一所孤儿院。
裕仁从所有候选女子中选出良子，得到了一个阳光、庄重、淑静、丰满的十四岁女孩，作为一个女人，她是裕仁所看见的大部分其他候选女子无法媲美的。裕仁做出这个选择，是出于对她叔伯即裕仁的“大哥哥”东久迩宫与朝香宫的忠诚，出于对她十五岁的哥哥、裕仁自幼的玩伴久迩邦佳的忠诚。总之，她是那个经常跟在他们后面跑的小女孩。裕仁对她及其全家都没有拘束。就连她父亲也跟裕仁琴瑟相和，因为久迩宫与裕仁对科学有共同的兴趣。他是个知识分子，一个有远见的人。他嘲笑一种看法，即日本单靠武士狂热的力量就能在世界上取得军事上的进展，他另辟蹊径，把自己的热情投入未来武器的开发，如飞机、坦克和细菌战。
1920年，当八十二岁的实力人物山县开始怀疑裕仁未婚妻一家的用心时，他以伪科学的论点进行反击。他在一份东京的期刊上安排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将色盲的遗传过程追溯到萨摩藩岛津家族的各个世代。由于良子有一个岛津族的母亲，如果裕仁履行他的婚姻计划，这个瑕疵很可能进入皇家的血脉。
山县的家庭医生召开了一个医学会议，讨论色盲问题。前陆军医药总监发表了他已应邀在“御学问所”即皇家常设成人自学课程上进行的演讲，完全是针对色盲的。至于节子皇后，其藤原族的侄女们和表妹们虽未被她儿子选中，但她仍公开支持良子，并嘲笑山县的指控。不过，私底下，她却与其亲戚即爱弹琵琶的西园寺老公爵商议，询问他是否真的会有遗传方面的任何风险。西园寺则让山县明白，如果有人努力废止裕仁和良子的婚约，他是不会成为障碍的。
无论是山县还是西园寺都不了解他们的对手。过去几年里，这两人都经常与血族亲王们达成妥协。但久迩邦彦宫，那个未婚妻的父亲，是个有良心的人。他信任女儿，如同信任军事上的空军力量。当他的叔叔贞爱宫即大正六亲王中的老大来看他并请求他迁就山县，也就是要他撤消其岛津族女儿良子的婚约，把位子让给他那位既无藩族关系又无争议的侄女正子时，久迩宫坚持原则，加以拒绝了。他宣称良子并非通过他自己的阴谋而当选，因此，如果良子被摈弃，他会把此事看成有关个人荣誉的大事。他要采取的是一种极端的欧洲立场，而用日本的大白话来说，它的意思是，如果良子现在被遗弃，他会把良子杀死然后自杀。
山县接着与裕仁宠信的教师杉浦重冈接触，看他能否说服这个男孩主动废除婚约。裕仁没有断然拒绝这个试探者，但温和地重申：良子仍是他偏爱的女子。杉浦接着宣称，既然皇太子不肯让步，那么他，杉浦，一个小小的学校教员，也会切腹自杀，说明裕仁对他的信任是完全值得的。
正在山县犹豫之时，久迩宫雇用了一帮黑龙会恶棍来说服对手。从明治时代中期起，山县与黑龙会的“暗面天皇”头山便已分别成为日本“蛛网社会”上层和下层的蜘蛛。他们过去经常合作，各方都有部分势力是在另一方帮助下取得的。但现在，那个曾经作为街头顽童开始生活的头山，发现皇室直接来恳求自己，便知道他的王国建立起来了。他不再需要跟山县交朋友，后者毕竟只是区区一个藩族武士。此外，头山控制并代表的那些传奇式的流氓和贫民窟的居民，总会喜欢一个穿白色甲胄的王公，甚于一个山县那样的狡诈的贵族老狐狸。当久迩宫的贿赂开始流入头山老练的手掌时，议会中一个年长的花花公子，名叫尾竹贯一，跳出来挑战山县，要求决斗：“看在旧日的份上，让我们用剑来干掉彼此吧。”头山的一名亲信更加直接，他去拜访山县，鞠躬而退，礼貌地威胁道：“我会非常荣幸地领受阁下夫人的性命。”
山县此前已经听到过所有这一类戏剧化的叫板，以一名老武士的姿态不屑一顾。然而，日本的警察认为他们的职责主要是获得预防性的情报，而不是从事侦探或处罚性的工作，于是自动在东京小田原郊区山县的别墅周围设了纠察哨。山县对劝他接受保护的建议大为震怒，用手杖赶跑了警察。他，作为一名武士，曾经能够单枪匹马，以其剑术把一打暴徒打得落花流水。此后，他的一批长州藩同胞亲自负责保护他的家，穿着便衣，不着痕迹地轮班站岗。
山县在宫廷的私人耳目，宫内大臣中村雄次郎，设法让这个莫须有的色盲问题成了宫廷闲言碎语中最热门的话题，现在又请求谒见大正天皇和节子皇后。他僵硬地跪在榻榻米上，额头触地，说道：“下臣要恳请陛下恕罪，因为下臣之宫内省机关，未能发现良子公主母亲的岛津家族有色盲。如今这一缺陷已是尽人皆知，不知陛下圣意如何？”大正天皇直视前方，一语不发，而节子皇后也反常地沉默着。中村几次从榻榻米上抬眼窥探，只见皇后嘴边挂着一丝敌意的微笑。当紧张的气氛达到顶点时，天皇突然以专在庄严的宗教场合使用的高亢吟诵的强调说道：“我听说，科学家们也常犯错误。”中村朝皇后投去一瞥，只见她以目示意，叫他退下。陛见就此结束。
1921年2月10日，负责地方政府和警察的内务省宣布：“尽管存在有关良子公主婚姻的谣言，但目前无意于改变计划。政府对此绝对肯定。此外，宫内大臣中村雄次郎已决定提交辞呈。”以前的报纸未曾刊载有关这桩婚姻争议的明确故事，只是暗示了“皇室的一种微妙情势”。突然将宫内大臣中村宣布为导致这种情势的原因，在人人都知道中村是山县门徒情况下，是无礼至极的做法。山县大张旗鼓地提出要辞去一切头衔，而君主也同样大张旗鼓地请他保留那些头衔。官方宣布，天皇完全相信山县是国家的忠诚元老。
一路顺风
山县刚刚退到一角去疗伤，并计划东山再起，一个新的问题又被注入了这场争论，这个问题暂时令裕仁处于困境，却使山县在公众眼里永远丧失了信誉。许多月份以来，裕仁一直计划以一次欧洲之旅来结束他的学业，已跟英法两国政府做了初步的安排，而山县也表示赞同这个计划。政府的负责官员们一致认为，此行会改善和英国的关系，有可能恢复有利的英日同盟。然而，山县的老朋友和老对手，那个爱弹琵琶的西园寺公爵，却看得更加深远。他已略知东久迩宫交给日本驻欧洲各大使馆年轻武官们的使命。他曾看见大正天皇的六名亲王如何在19世纪80年代从欧洲带着其私人党羽集团回国。他能想象到，裕仁出现在法国所产生的魔力，会对东久迩宫的各种努力产生怎样的作用。
通过其女婿和担任侍从官的养子西园寺八郎，西园寺就裕仁出国旅行的原因，向报界透露了一个大为歪曲的说法。根据这个编造出来的故事，山县是想把裕仁送走，以冷却他对良子的**，进而结束婚约。一夜之间，头山的恶棍们，各家报纸，以及浪漫主义的日本群众，一起愤怒地反对欧洲之旅。社论主笔们暗示，山县会在裕仁不在时暗杀良子，西方人会嘲笑裕仁在喝汤时发出声响的日本习惯，朝鲜的刺客们将能在特拉法加广场把裕仁砍倒，裕仁会因为“欧洲人擤鼻子的讨厌习惯”而感冒。人民对西方一无所知而只有不信任，对裕仁一无所知但只有崇敬，无法领会一个事实，即他们未来的天皇通过训练有了很好的精神准备，对西方的服装和在香舍丽榭吃青蛙腿会感到自在，比穿着和服盘腿坐在银座吃面条更加感到自在。
头山满，黑社会的老派政客，根本不需要别人告诉他，裕仁是真心盼望这次出国访问，而且不会因此而受到伤害。然而，他那些热心的属下，却把自己的大部分颜面押在阻止这次旅行的斗争中。在头山满充分了解局势的所有微妙之处以前，其中有几个人已经发誓要把自己捆在铁轨上，以此阻拦裕仁乘坐前往出发港的火车。于是，当一名侍从官拜访头山时，后者叹息一声，要求给他一点时间。但年轻而不耐烦的裕仁却不打算再等，派二荒伯爵前去找他，此人是裕仁童年时代的“大哥哥”之一，是孝明天皇顾问朝彦一名侄女的丈夫。二荒伯爵将会成为裕仁的公共关系官员。他会提供裕仁的一种形象，以满足西方记者们的要求，西方人有关裕仁这个年轻人性格的描述，完全是以这个形象为基础。二荒伯爵有口才，也有戏剧天赋。“我们打了这么久的交道，”他对头山说，“而现在我们都决定跟着裕仁一条道走到黑。”头山点头同意，只是要求用虚晃一枪的小动作来转移注意力，这样就会使他的手下更容易收手。
几天后，在1920年2月27日，一帮暴徒闯进了西园寺儿子八郎的家。他们属于黑龙会内部由裕仁那些“大哥哥”所赞助的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的组织，这个组织被君主用于在中国从事秘密的民间情报工作。他们的领导人是大川周明博士，此人后来将赢得“日本戈培尔”的名声，号称南进派的理论家，这个派别拥护对东南亚的西方殖民地作战，而不主张对付共产主义的苏联。
那些不速之客赞同很受欢迎的沙文主义观点，首先谴责年轻的西园寺主张裕仁出国旅行是错误的。接着，他们提出了真正的指控。他们告诉八郎，人们怀疑他跟山县那个不名誉的宫内大臣中村串通反对裕仁与良子的婚约。最后，他们谴责他，作为一名宫廷侍卫官，对报界人士闲聊了太多裕仁计划中的旅行。针对这些玩忽职守的行为，他们要求年轻的西园寺站起来接受责罚。八郎立刻意识到，他就要作为其父的替罪羊而接受宗教性的惩罚了。为了捍卫西园寺家的荣誉，他拔剑相向。大川博士的暴徒们抓住滑门门扇上的夹板螺栓，坚守阵地。同时有几个人冲到外面，去取他们藏在前门处的木剑。八郎拼命在空中挥剑，穿过屋后的门道退却，然后转身，打算通过后花园逃逸。街头恶霸们抓住他，在树林中穿行，用他们的假剑将他痛殴一通。他们离开时，在他青肿淤紫的身旁留下一个两英尺长的字卷，宣称他是个叛国贼。
西园寺八郎没有自杀，其父与头山得体地互相道歉，并向天皇谢罪。宫廷的所有显贵和王公都同意裕仁的意见：必须坚决地忽略山县。于是，他们决定尽快地向欧洲出发，以尽可能地减少进一步的麻烦。在伦敦，英国王室的侍从官们急匆匆地重新安排日程，原来的日程已被“那个该死的小皇子”比预定日期提前了整整一周的到来而搅乱了。
咸味的空气
裕仁及其由十五名侍从官和陆海军军官组成的随从人员，于1921 年3月3日早晨，庄严地穿过东京街道，登上了横滨海面上的“香取”号战列舰，在“鹿岛”号战列舰护卫下驶往远海。在驶出日本海滨的视线之前，这支小舰队短暂停泊于距离叶山村三英里的海面，在叶山村里，节子皇后及其患病的丈夫大正，幽居于他们号称夏宫的海滨别墅。二十岁的裕仁站在“香取”号舰尾，在突然停止转动的螺旋桨上方，朝着父亲所在的方向鞠躬，默想了片刻。接着他转过身子，引擎又颤动起来，这两艘军舰向远海航行，从其又细又高的烟囱口，拖着一条煤烟的黑带。
裕仁意识到，这次远涉重洋出访，既是他童年时代的最后一次冒险，也是他作为一个统治者经受的首次考验。一年以来，他代替其父接见外国的大使。医生们说，大正天皇的健康状况是无法逆转的，所以当裕仁从海外归来时，他可能将要全力承担对其国家的领导。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时间为自己的统治制定一份纲领。穿越印度洋和地中海的漫长旅程，将会给他一个思考的机会。
裕仁的各种思考，始于一种悲哀的认识，即其父亲的统治已经失败了。列祖列宗的梦想，即要对日本实行神权的统治，并为太阳女神保持日本的圣洁，没有能够实现。裕仁对这个梦想是有保留的。它太孤立，太神秘，太不科学。由于受过地理学和经济学的教育，裕仁无法想象日本是孤立的，而只能把它当作亚洲的一部分，一个最重要的部分。由于受过科学教育，他无法从面值上接受天照大神的传说。他是一个虔诚的神道教祭司，相信其祖先的魂灵，但并非和其大多数同胞一样，采用一种简单的迷信方式。他最终会将半科学的唯灵论嫁接给这种宗教，那是诸如天体物理学家詹姆斯·琼斯爵士和生理学家J·S·霍尔丹那样的西方思想家的理论，它能最终对这种信条做出理性的解释。裕仁相信魂灵总是存在的，甚至能够跟他们商议，但他们只是以弥漫于以太中的精神波的形式而存在。他怀疑魂灵能对战场上的官兵提供有形的帮助，虽然许多日本人相信这一点。不，如果他的国家要实现其帝国雄心，它必须指望装备了现代武器并有头脑冷静的治国之才进行调配的活人军队。他倾向于同意其父的见解，即日本最自然的发展，将是成为向东南亚群岛扩张的一个海上强国。5
5对于裕仁思想的这种概述，是从许多记述中得到的，这些记述是由许多认识他的人，在接下来的四十五年里于不同的时间汇总到一起的。也许在1921年他并未具备这些想法的全部，但也有可能他已经有了这些想法，因为在其他方面，他的思想、性格甚至讲话的口吻从一个十年到另一个十年很少发生变化。
为了帮助自己制定计划，裕仁把四个人带上了“香取”号，这是他在其统治国家的头十年中最为倚重的四个人：牧野伯爵，珍田伯爵，奈良将军，以及闲院宫。
牧野伸显伯爵将会担任裕仁的内大臣、主要文职顾问和首席谋划者，直到1935年年底。他是一名五十九岁的绅士，身材瘦高，神经过敏，嘴唇单薄，以机智善变、温文尔雅、声音绵软而著称。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童年和少年时在美国留学，过了半年不愉快的日子。从1917年到1919年，在辩论干涉西伯利亚的问题期间，他曾担任大正天皇的外交政策顾问委员会的秘书。1919年，他作为日本的代理代表，参加凡尔赛和会，他参加各次会议，代替害羞离群的首席代表西园寺公爵发言。牧野之父是明治天皇的寡头执政者，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此人在其本藩的藩士于1877年叛乱时，曾率领皇军进行镇压。
珍田舍巳伯爵也是来自一个非长州的宗族，也在美国受过教育，也曾在西园寺手下效力于凡尔赛的日本代表团。他在大正天皇治下1912年灾难性的桂内阁中任过外务省次官，接着从1916年至1920年出任驻英国大使，现在他应该会帮助裕仁恢复英日同盟。他六十五岁，和蔼可亲，将留在裕仁身边担任侍从官长，直到1929年七十三岁去世为止。
奈良武次将军，五十三岁，来自北方杨木地区的非长州藩军官，慈祥、寡言而能干。他将担任裕仁的武官长，负责君主与陆军之间的所有联系，直到1933年完成对满洲的征服为止。
在日美战争之前，裕仁还会任命其他的武官长、其他的侍从官长和其他的内大臣，但闲院宫，“香取”号上第四个重要的随从成员，将会作为最高战争领导会议的高级成员呆在裕仁身边，直到他在1945年5月死于严重的痔疾。在1921年，闲院已经是个不合时代的活人。他是孝明天皇的顾问朝彦宫剩下的最后三兄弟之一，而到了1924年，他是唯一剩下的兄弟。他在襁褓时代，被孝明天皇收为养子，这使他的辈分通过皇室的收养来计算，成为裕仁的叔祖父和神圣明治天皇的兄弟。但闲院只有五十六岁，他将活着见到东京在美国烧夷弹爆炸下燃烧。他精力充沛，是大正的六位亲王中最活跃的一位，也是日本最年轻的一位陆军元帅，其级别等同于山县，而其社会地位则高于此人。就是这个闲院，策划了1916年的奉天政变；也是这个闲院，将在1931年至1940年征服满洲、入侵中国，将在1939年诺门坎的日俄战争和准备对美国作战的时期，领导陆军参谋本部。闲院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异常英俊，留着优美的胡须，身材匀称而阳刚，服饰永远合身，熨烫得笔挺。他的外貌非常不像日本人，以至于他在法国有时能成功地冒充法国人。
除了牧野、珍田、奈良和闲院分别担任政治、外交、战术和战略顾问，裕仁还让他的三位亲信“大哥哥”加入了登上“香取”号的随员之列：他未婚妻的堂兄弟小松侯爵，曾负责裕仁的体育计划；小松的内兄弟二荒伯爵，负责打理皇室的宣传；海军副官及川古志郎海军中佐，将在1941年准备袭击珍珠港时期担任海军大臣。裕仁私人随从的另八名成员是：西园寺八郎，那个老年琵琶弹奏者的挨过揍以后变得更聪明的儿子；“大哥哥”近卫公爵的表兄弟前田利为侯爵，他是一名少佐，以后将于1942 年初指挥对巴丹和菲律宾的攻击；另外六名贵族出身的海军中佐和陆军少佐，将有血腥的前途在等着他们。
裕仁在甲板椅子上闲坐，或玩槌球游戏，跟随从们讨论日本的未来。他们主要是萨摩海军大家族的成员或亲戚，拥护在南洋进行海上扩张，反对为明治天皇提供了大部分寡头执政者的长州藩族。在欧洲，会有其他非长州藩的利益集团加入他们当中。当裕仁出访的消息宣布时，在长州藩以外，凡是为自己得到内部消息而自豪的人，几乎无不赶到售票处，去购买赴欧的船票。“三岛丸”号，“香取”号将在锡兰海滨赶上的轮船，位子全被订满。在那些观众当中，有裕仁的姻亲和受惠人，通过他们，裕仁可以建立他所需要的任何可以想到的利益同盟。他只是必须小心别犯其父的错误，不要过于专制地出现在其祖先为他挂起的那道锦缎帷幕的前方。
皇太子的小舰队穿过波浪汹涌的海洋，驶向日本的最南端。尽管船上有很多人晕船，裕仁却一直留在甲板上。当无线电军官通知他有数百名学童排列在岸边向他挥手时，他连忙郑重地转身，通过单筒望远镜朝他们望去，但据二荒伯爵所说：“距离太远，他为看不见岸上的民众而感到非常遗憾。”两天后，这两艘战列舰在冲绳港停靠，当他步入冲绳首府那霸市中心然后返回时，岛上的民众沿着他所走的路线，即培理当年走过的路线，默默地向他鞠躬。又过了两天，这支小舰队驶过了台湾的顶端，把日本帝国抛在了身后。裕仁会合了小松侯爵，即负责皇室体育的侍从官，为小松的父亲北白川能久宫将军祈祷，此人在1895年征服该岛时死于疟疾。
又过了两天，这支小舰队到了香港，在一长串宴会中度过了周末。在这些庆祝活动中，裕仁特别指定要视察维多利亚岛上的水库，结果，这个水库将在1941年成为这块英国直辖殖民地战术上的致命要害。1921 年3月13日，出港的水道边排列了十四艘汽艇，艇上挂着十四块写着象形文字的大牌子，那些文字是“香港日本人协会皇室欢送会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