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忠义之忍，即大义之忍、英雄之忍。这种忍感天动地，决定着一个时代，主宰着一段历史。他们能忍个人荣辱生死，心中只有整个国家、民族。他们忍的结果，自然是流芳千古。
屈原隐忍尽忠
春秋战国时期是天下纷争的时代，也是名人辈出的时代。屈原就是这时候登上历史舞台的。屈原是千古忠臣，又是千古名臣。屈原忍住奸佞小人的打击排挤；忍住了无道昏君的迫害流放，而仍然一心为国。因此，他是千古忠臣。因为他是千古忠臣，所以才能忍住这些不公正的待遇。看来做个名臣很难，做个忠臣更难。
身受中伤初次被黜
屈原是楚国贵族，楚怀王雄心勃勃，总想图霸中原，他重用了一些能人，屈原正是这时应召入仕，这是屈原政治生涯中最为光芒四射的时期。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显得那聪颖明睿、应对自如。最重要的是屈原精通历史，“明干治乱”，富于革新锐气。而楚怀王急欲有所作为，与西方的强秦，东方的齐国争雄，因此对屈原的主张十分支持。
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结成韩、魏、齐、赵、燕、楚六国，共推楚怀王为首，发兵浩浩****地共击西秦。但楚国的旧贵族势力却不能容忍触犯他们既得利益的朝政改革。他们既无法正面对抗楚怀王，便决定采取“釜底抽薪”之计，先把屈原从怀王身边翦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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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找麻烦的是上官大夫。上官大夫是个卑鄙小人，却是楚怀王身边的红人，屈原革新自强的方略人计，触及了旧贵族的势力，加之二人政见不同，素来不睦，所以他在楚杯王背后说尽了屈原的坏话。楚怀王本是个好大喜功之人，他听信了谗言，连见一面屈原都没有，便将其贬为三闾大夫。
屈原被黜以后，楚国的政局便急剧地发生了逆转。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秦惠王遣张仪诈骗楚怀王，使楚国断绝与齐国的盟交。第二年，秦惠王又悍然进袭楚之汉中，楚师两次溃败。正是在这样的危亡之秋，怀王才又复用屈原，命他再赴齐国，重建齐楚之盟。由于怀王不久前的背信弃义，齐国对楚早怀怨怒。故屈原此次使齐，处境极为困难。但屈原终于凭借自己的外交才华和一腔热忱，说动齐国恢复了与楚之邦交。可惜楚怀王并没有记取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七年后，怀王竟又“背齐合秦”，并娶秦女为妇，与秦结成了“姻亲”之邦。外交政策的反复无常，不仅使楚遭受了韩魏诸国的连年讨伐，而且使秦更加肆无忌惮地乘隙进犯。
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09年），秦昭王忽然一变常态，致书怀王建议“和解”，并约请怀王到秦之边境武关（今陕西商洛西南丹江北岸）“好会”。
这显然是一次居心叵测的凶险之会。然而楚王身边的大臣，如王子子兰及权臣上官大夫等，却慑于秦之**威，纷纷劝说怀王赴会。在这批亲秦的贵族眼中，保持自身的财货、权位，当然远比国家的安危重要得多。他们全都乐观地断言：“秦昭王毕竟顾念与我大楚的姻亲关系，岂能将事情做绝？只要大王赴会，楚秦之和便指日可待！”
这消息传到屈原耳中，顿时将他惊呆了。他清醒地估计到，“武关之会”其实是个可怕的陷阱。怀王若从大臣之议赴会，定遭不测！一
旦怀王遭秦挟持，楚国的命运便不堪设想。“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
之败绩”一-深切的忧虑，促使屈原作岀了非常的举动，他竟不顾怀王不准他参与朝议的禁令，毅然赴阙强谏怀王，从而与亲秦的大臣子兰等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对于这一次冲突，《史记o屈原列传》作了如下记叙：
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
记叙虽然过于简略，但屈原与子兰等辈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的情状，仍可于字里行间强烈地感受到。可叹的是，在这一场关乎怀王安危、楚国命运的谏争中，屈原还是失败了，被流放到汉水之北。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屈原所料。楚怀王率领扈从刚入武关，就被秦之伏兵包围擒拿，押往秦都咸阳。秦昭王逼令怀王签署盟约，将楚之巫郡（今四川巫山县北）、黔中（治在今湖南常德市西）割让予秦。怀王暴跳如雷，拒不签约，由此被软禁于咸阳。
消息传到郢都，楚宫上下一片混乱。为了避免为秦要挟，大工尹昭睢急赴齐都，坚请齐王放回人质之太子熊横，立为楚襄王。秦昭王大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邑（今河南西峡县）等十五城而去。
放逐江南含冤沉江
楚襄王二年（公元前297年），怀王找到机会逃出咸阳，取道赵国求救。赵惧秦强，不敢接纳。怀王转道奔魏，却被秦师追及，死于河西。秦人不敢泄露杀害楚怀王之秘，谎称怀王“发病”而死。
屈原本来以为，楚怀王的被欺囚秦和客死，应该震醒新上台的楚襄王；他谏“武关之会”而遭放逐的冤屈，也应该得到昭雪了。然而，他毕竟低估了楚王朝的旧贵族势力，特别是低估了王子子兰和上官大
夫的狡诈、险恶。
子兰早在楚襄王初立时，便取代昭鱼担任了楚之令尹。当怀王客死归葬之际，郢都之民于伤悼之中纷纷要求：追究子兰当年怂恿怀王赴会武关的罪责。这本已使子兰火冒万丈。又听说屈原在汉北，竟也拒不服罪，还激烈地指斥他误国害君、败坏朝政的行径，更使他怒不可遏！子兰当然明白：倘若屈原在此刻重返朝廷，必将使他处于难堪的境地；最好的办法就是来个“恶人先告状”，让屈原永无重见天日之期，他子兰才能高枕无忧。他于是想到了谗害屈原的最好人选，那就是巧舌如簧的上官大夫。
上官大夫自进谗怀王罢黜了屈原，现在当然也不希望屈原重返朝廷。何况又有令尹子兰授意，更觉有恃无恐。他深知楚襄王骄横懦弱，根本没有报秦雪耻之志，便抓住郢中之民群情怨愤之机借题发挥，向襄王造谣说：“屈原当年咒骂先王，本就罪不容诛；而今听说气焰更加嚣张，在汉北鼓动百姓，攻击大王您’信用奸佞，置父仇国耻于不顾，有违万民仰戴之望观其用心，岂不是要翻当年之旧案、取大王之位而代之？”
昏庸的楚襄王最怕的就是动摇自身的王位。听了上官的进谗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将拒不服罪的屈原，从汉北迁往更加僻远的江南，不准他再涉江、夏之水一步！
屈原怎么也没有料到，在怀王客死、国难当头之日，他还会被再次谗毁、放逐江南。当他途经郢都整治行装的时候，也有人劝他向子兰疏通，或者求后宫郑袖出面说情，但均被屈原一口拒绝。屈原愤疾地宣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朝廷已被这帮佞臣盘踞，我又岂可向他们屈膝？我宁昂昂若千里之马，也决不做与波上偷生的野鸭！我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也决不向贪婪无知的妇人求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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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毕竟是屈原，他心目中还有楚国，从风雨飘摇的楚国都城郢中传来消息，又一次次将屈原惊得目瞪口呆：楚襄王五年，魏与秦交战失利；次年，秦将白起大败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在这样的气焰之下，秦昭王又威胁楚襄王：要么决战，要么求和，子兰之辈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公然选择了乞和的耻辱之途。楚襄王七年，襄王又迎娶了秦妇，与杀父的敌国结成了姻亲。
屈原悲愤难遏，倘若他仍在郢都，定会舍身上殿，怒斥小人，拼将一死可挽既倒之狂澜的。命运似乎注定屈原还要遭更大的劫难。楚襄王自与秦结为姻亲以后，便愈加荒**无度。屈原听到这些消息彻底绝望了，他知道楚国的强大再也没有希望了，终于投入了汨罗江中。
宁濫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
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
这就是为振兴楚国而竭智尽忠，蒙受不白之冤，也决不背弃祖国的伟大逐臣屈原。
屈原虽然含冤沉江了，但他不倦求索真理的执著精神，不折不挠同黑暗势力抗争的勇气，以及眷恋故国、生死与共的伟大志节，从此辉映天下、照耀千古，永远留在苦难中奋然前仆的志士仁人心上了。
屈原之忍诚感天地。作为一个文人，他的辞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作为一个忠臣，他的美名流传千古。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衡量，屈原足以让人效法。可是后世人不管在哪一方面又怎能和屈原比肩呢？这里我们所提倡的不过是他的人格和精神罢了。
晁错能忠不能忍
晁错是个才子，即使在今天看来，他当时给皇帝的有关
处理国家大政方针的一些奏疏也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他虽然才识过人，却不谙人情世故，不知自谋后路，只知一味前行，终不免落人败亡的境地。晁错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悲剧性的结局，而这种性格又是因缺少社会磨炼而造成的。
应该说晁错是个忠臣，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汉朝天下。
但他不是一位能臣，不懂为官之道，不知道官场险恶，不懂得忍一分才能宽一份，其结果是好心未得好报，人头落地还遭后人耻笑。
主持削藩引发叛乱
汉景帝是个好大喜功、愿意有所作为但又没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的性格的弱点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既刚愎又软弱。他即位后，由于晁错的对策言论很合景帝的心意，就由中大夫提升至内史。由于晁错是景帝的旧属，又格外受到信任。因此，晁错经常参与景帝的一些谋议活动，他的建议和意见也多被采纳。朝廷的法令制度，晁错大多数都动了一遍。这样一来，朝中大臣都知道景帝器重宠信晁错，没有
人敢与他发生顶撞，这也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
晁错接连升迁，就像一般人在顺境当中一样，容易失去谨慎。他年轻气盛，真觉得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更想趁此机会做几件大事，一方面压服人心，一方面也是效忠皇上，于是上书景帝，请求首先从吴国开刀削藩。景帝平时就有削藩的想法，就把晁错的奏章交给大臣们讨论。大臣们没有什么人敢提出异议，只有詹事窦婴极力阻止。窦婴其人虽无很高的职位，但因是窦太后的侄子，有着内援，才不惧晁错，敢于抗言直陈。因有窦婴的反对，削藩之事也只有暂且作罢。晁
错不得削藩，便暗恨窦婴。
不久窦婴被免职，晁错复提前议，准备削藩。正在议而未决之时，正逢楚王刘戊入朝，晁错趁机说他生性好色，簿太后丧时亦不加节制，仍然纵**，依律当处死，请景帝明正典刑。刘戊确是不尊礼法，荒**无度，不得不认罪。只是景帝宽厚，未忍加刑，只是把他的东海郡收归皇帝，仍让他回到楚国。
楚国既削，便搜罗赵王过失，把赵国的常山郡削了去，然后又查岀胶西王私自卖官鬻爵，削去了六县。晁错见诸侯没有什么抵制性的反应，觉得削藩可行，就准备向硬骨头吴国下手。正当晁错情绪高涨的时候，突然有一位白发飘然的老人踢开门迎面走进来，见到晁错劈面就说：“你莫不是要寻死吗？”晁错仔细一看，竟是自己的父亲。晁错连忙扶他坐下，晁错的父亲说：“我在颍川老家住着，倒也觉得安闲。但近来听说你在朝中主持政事，硬要离间人家的内肉，非要削夺
人家的封地不可，外面已经怨声载道了。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所以
特此来问你！”晁错说：“如果不削藩，诸侯各据一方，越来越强大，
恐怕汉朝的天下将不稳了。”晁错的父亲长叹了一声说：“刘氏得安，
晁氏必危，我已年老，不忍心看见祸及你们，我还是回去罢。‘’说完径
直而去。？
吴王刘潺听说楚、赵、胶西王均被削夺封地，恐怕自己也要遭削，便要起兵造反。当初刘邦封刘澳时，就曾告诫他勿反。刘潺是刘邦的哥哥的儿子，孔武有力，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封赏之时，刘海伏身下拜，据说刘邦忽然发现刘漏眼冒戾气，背长反骨，就料定他必反，直言相告说：“看你的样子，将来恐反。”惊得刘潺汗流決背。刘邦又抚其背说：“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莫非就应在你身上吗？为汉朝大业计，还是不要反！”
现在，刘澳果真派使者联络胶西王、楚王、赵王及胶东、淄川、济南六国一起造反。吴、楚七国起兵不久，吴王刘淋发现公开反叛毕竟不得人心，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欺骗和煽动性的口号，叫做“诛晁错、清君侧”。意思是说皇帝本无过错，只是用错了大臣，七国起兵也并非叛乱，不过是为了清除皇帝身边的奸佞大臣。
袁盎挑拨杀晁错
景帝在找人前去平叛时，忽然想起文帝临死前告诉他的一句话：
“天下有变，可用周亚夫为大将。”便命周亚夫为太尉，领兵出征。周亚夫并无推辞，领命而去。不久又接到齐王求援的告急文书，窦婴正要发兵，忽有故友袁盎来访。袁盎曾是吴国故相，到了晁错为御史大夫，创议削藩，袁盎才辞去吴相之职，回国都复命。晁错说袁盎私受吴王财物，谋连串通，应当坐罪，后来景帝下诏免除了他的官职，贬为庶人，袁盎故此对晁错怀恨在心。他见到窦婴说：“七国叛乱，由吴发起，吴国图谋不轨，却是由晁错激成的。只要皇上肯信我的话，我自有平乱之策。”窦婴原与晁错不睦，虽是同朝事君，却互不与语。听了袁盎的话以后，窦婴满口答应代为奏闻。
景帝一听袁盎有平叛妙策，立即召见了他。当时晁错也正在场。
袁盎十分清楚，如果当着晁错的面说岀自己的计划，晁错必定会为自己辩解，景帝肯定下不了决心，到那时，不仅杀不了晁错，自己肯定会被晁错所杀，所以他说：“我的计策是除了皇上以外任何人不能听到的！”说完这话，袁盎的心都吊了起来。如果景帝认为晁错不必趋避，又逼着自己说出计策，那自己就是死路一条了。好在沉吟了片刻之后，皇上终于对晁错说：“你先避一避罢！”
袁盎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对景帝说：“陛下知道七国叛
乱打岀的是什么旗号吗？是‘诛晁错，清君侧七国书信往来，无非
说高帝子弟，裂土而王，互为依辅，没想到出个晁错，离间骨肉，挑拨是非。他们联兵西来，无非是为了诛除奸臣，复得封土。陛下如能杀晁错，赦免七国，赐还故土，他们必定罢兵而去，是与不是，全凭陛下一人做主。”说毕，瞪目而视，再不言语。
景帝毕竟年幼识浅，不能明辨是非。他听了袁盎这番话，令他想起了晁错建议御驾亲征的事，越觉得晁错用心不良，即使未与七国串通一气，也仍另有他图。当即对袁盎说：“如果可以罢兵，我何惜一人而不能谢天下！”袁盎听后，十分高兴，但他毕竟是老手，为了避免景
帝日后算账，他先把话栽实，让景帝无法推诿责任。袁盎郑重地对景帝说：“事关重大，望陛下三思而后行！”景帝不再理他，只是把他封为太常，让他秘密治装，赴吴议和。
等袁盎退出，晁错才岀来，他也过于大意，明知袁盎诡计多端，又避着自己，所出之计应与自己有关。但晁错过于相信景帝，见他不说，也就置之不问，只是继续陈述军事而已。
晁错还以为景帝并未听从袁盎的计策，岂知景帝已密嘱丞相陶青、廷尉张欧等人劾奏晁错，准备把他腰斩。
一天夜里，晁错忽听有敲门声，原是受人奉诏前来传御史晁错立刻入朝。晁错惊问何事，来人只称不知。晁错急忙穿上朝服，坐上中
尉的马车。行进途中，晁错忽觉并非上朝，拨开车帘往外一看，所经之处均是闹市。正在疑惑，车子已停下，中尉喝令晁错下车听旨。晁错下车一看，正是处决犯人的东市，才知大事不好。中尉读旨未完，只读到处以腰斩之刑处，晁错已被斩成两段，身上仍然穿着朝服。
景帝又命将晁错的罪状宣告中处，把他的母妻子侄等一概拿到长安，惟晁错之父于半月前服毒而死，不能拿来。景帝命已死者勿问，余者处斩。晁错一族竟被全部诛戮。
晁错族诛，袁盎又赴吴议和，景帝以为万无一失，七国该退兵了，但等了许久，并无消息。一日，周亚夫军中校尉邓公从前线来见景帝，景帝忙问：“你从前线来，可知晁错已死，吴、楚原意罢兵吗？”邓公直言不讳地说道：“吴王蓄谋造反，已有几十年了，今天借故发兵，其实不过是托名诛杀晁错，本是欲得天下，哪里有为一臣子而发兵叛乱的道理呢？您现在杀了晁错，恐怕天下的有识之士都缄口而不敢言了。晁错欲削诸侯，乃是为了强本弱末，为大汉事世之计，今计划方行，就遭族诛，臣以为实不可取。”
景帝听罢，低头默然。晁错死得确实冤枉，他完全是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
晁错的悲剧也是由他的性格所致。只知忠诚，却不知忠须有］道；只知为国家着想，却不知自谋生路。锋芒太露，不知迂徐婉j转；触入太多，不知多结善缘。一句话概括就是：不会忍耐！这：是官场大忌。如果不改其性，即便当时不死，也绝不会长期立足：于朝廷。因为只靠一个人一时的信任实在是很不牢靠的！可是，“现实生活中，这种不会忍耐的人却大有人在，不知读者诸君看了j此篇后有何感想？
周亚夫憨直之忍
在封建官场上，任何成功者都是玩弄权术的艺术家，若是稍有不慎，就会轻则丧命，重则丧家，甚至有族诛之祸。明目张胆地抵制上司固然”该死“，一心为皇上效力该不该死呢？如果效力无方，事君乏术，照样”该死“。汉朝文帝、景帝时期的周亚夫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憨直之人做人是耿介之人，为官也必是清正之官，但这种人为官难以长久，何也？很简单，不会官场之忍。
周亚夫治军细柳营
周亚夫是汉朝开国将军周勃的儿子，可以算是名将之后，他通晓兵法，善于治军，也可算得上是一代名将，只因他不善于揣摩皇上及皇亲贵戚的旨意，终于落得个饿死的悲惨下场。
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周亚夫被封为条侯，在此以前三年，就已是河内郡守了。在河内郡守任上，他文武兼任，担任掌管民政与军事的最高长官。在任期间，他在文、武两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作为个人，他也取得了治理军政事务的很多经验。公元前
166年，匈奴骑兵入侵，一直深入到离汉朝都城长安只有二百多里地的地方，使汉朝朝野上下大为震惊。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帝一方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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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抚的措施.准备同匈奴和亲，另一方面则积极备战。这样，周亚夫就被从河内调至关中，担任守卫长安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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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汉文帝亲自到军中去慰劳军士。在霸上和棘门的军营，车驾直接驰进营门，无人阻拦，将军以下的各将领都乘马出来迎接。等到了周亚夫管辖的细柳营，只见军吏士卒都手拿利刀、身披铠甲，机弩上也搭着箭枝。天子的先行官来到营门，立刻被军士挡住，无法进去，便对守营门的军吏说：“天子即将驾到了！”守卫营门的都尉却说：“军营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闻有天子的诏命，将军曾经严肃告诫过。”过了一会儿，天子的车驾到了，但军吏仍不开门，文帝只好派人拿着天子的符节去见周亚夫说“天子要亲自劳军周亚夫这才传命打开营门。
守门的军吏又对天子的随从说：“将军有规定，军营中任何人的车马都不能奔驰，违命者斩。”于是，天子只得让人按着马缰绳慢慢地前行。等到了营内，周亚夫也并未跪拜迎接，他身穿盔甲.对文帝长揖道：“臣甲胄在身，不能下拜，请以军中之礼相见。”汉文帝被周亚夫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他起身扶着车前的横木，改变了原来严肃的面容，并派人向周亚夫称谢说：“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慰劳完毕，天子的车马就离开了。随行的大臣看到这种情景，都为周亚夫捏了一把汗。因为周亚夫虽是为国治军.为汉室江山治军，且并无越轨之处，但毕竟对皇帝显得有点傲慢无礼，不如其他的军营显得隆重恭敬。谁知汉文帝在看完了周亚夫的细柳营后，却十分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先前霸上的驻军和棘门的驻军，与周亚夫的细柳营一比，真如儿戏一般。那两位将军，是很容易被袭破而俘虏的，至于周亚夫将军，谁能打败他呢！”大臣们听到文帝这样称赞周亚夫，才放下了心。
汉文帝是一代名君，他虽对周亚夫有隐隐的不快之感，但因他能克制自己，能从国家大事考虑，还不至于表现岀来，甚至在临死的时
候对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说道：“如果将来国家发生了急难，
特别是有人叛乱时，周亚夫可以委以重任。”
得罪权贵绝食而死
平安七国叛乱，周亚夫功劳很大，赢得了人们的一致称誉，汉景帝也重用了他。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周亚夫被擢升为丞相.丞相为文官之长，帮助天子处理各项事务，职位是十分显要的，但像周亚夫这种性格，绝对干不长久。
首先找周亚夫麻烦的人是梁王刘武。刘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窦太后也十分宠爱小儿子刘武，对他“赏赐不可胜道”。
七国之乱时，吴、楚联军全力攻梁。周亚夫等人分析了形势，认为吴、楚联军锐气正盛，汉军难与争锋，决定任由吴、楚联军攻打梁国。梁王向汉景帝求救，景帝也命周亚夫援梁，但周亚夫“不奉诏”，只是派骑兵截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吴、楚联军久攻不下，锐气尽失，又断粮草，被迫找汉军主力决战，周亚失则深沟壁垒，养精蓄锐，一举打败了吴、楚联军虽然平叛胜利了，但却与梁国结怨。因此，梁王每逢入朝，经常与母亲窦太后说起周亚夫，极尽中伤诬陷之能事。时间一长，假话也成真话，何况梁王所说并非假话，只是对事实的理解不合实际而已。窦太后听信了梁王的谗毁，经常向景帝说周亚夫的坏话。
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窦太后要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王皇后为人十分乖巧，专会讨好窦太后，因而博得了窦太后的欢心，稳住了地位。至于封外戚为侯，并非没有先例，但景帝估计周亚夫不会同意，就先去找他做工作。果然，周亚夫断然否决，他说：“高皇帝曾经与诸大臣欷血盟誓：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
之。”周亚夫搬出刘邦的话压人，倒还罢了，还直言不讳地说：“王信虽是皇后的哥哥，但却并无功劳，如果把他封了侯，那就是违犯了高祖的规约。”这自然使景帝十分恼怒。只是周亚夫持之有故，言辞确凿，无懈可击.景帝不好发火。
周亚夫阻止了王信封侯，但从此加深了与景帝之间的矛盾，更得罪透了王信。梁王与王信过从甚密，又都恨极周亚夫，于是，两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陷害周亚夫。
这件事发生不久，匈奴部有六个酋长请求归附，景帝非常高兴，并想把他们都封为列侯。其中有一人，是以前汉朝投降匈奴的将领卢编的孙子，名叫它人。卢绢曾伺机南归，但终不得志，终于郁郁而死。卢编的儿子也曾潜行人汉，病死在汉朝。卢它人乘隙南归，才有这六人来降。周亚夫认为不能封卢它人为侯，便对景帝说：“他的先人背弃了汉朝而投降了匈奴，现在又背叛匈奴而投降了汉朝，陛下如果封这样的人做侯，那么又怎么能责备做臣子的不忠于君主呢？”这次，景帝认为“丞相之议不可用”，断然拒绝了周亚夫的建议，封六人为侯。其实，周亚夫的话很难说对与错，这本就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景帝拒绝周亚夫，倒不全是出于他的话的对与错，多半出于这样的心理：不能事事都听你的，总得听我一次。周亚夫见景帝不从，也还知趣，就上书称病辞官，景帝也不挽留，任他辞退。
如果事情到此了结，那也罢了，问题是周亚夫既然得罪了景帝，
又有功劳威望，景帝便不会对他放心。一次，景帝专门宣召周亚夫，想“考验”一下，看他是不是个知足的人。
一日，景帝特赐食于周亚夫。周亚夫虽已免官，尚居都中，见召即到。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景帝兀自独坐在那里，行了拜谒之礼，景帝跟他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景帝让周亚夫一起吃饭，周亚夫
也不好推辞。只是席间并无他人，周亚夫就感到有些慌惑，等他到了席前，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无法进食。周亚夫觉得这是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地就想发火。转头看见了主席官，便对他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早受了景帝的嘱咐，装聋作哑，站着不动。周亚夫正要再说，景帝忽然插话道：“这还未满君意吗？”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被迫起座下跪，脱下帽子谢罪。景帝才说了一个“起”字，周亚夫就起身而去，再也没有说话。
几天过后，突然有使者到来，叫他入廷对簿。对簿就是当面质问，澄清事实，核实错误罪行。周亚夫一听，就知末日已到，但还不知犯了什么罪。等周亚夫到了廷堂，问官交给他的一封信，周亚夫阅后，全无头绪。原来周亚夫年老，要准备葬器之类，就让儿子去操办。买了五百副甲盾，原是为护丧使用，又有许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可能是周亚夫的儿子贪图便宜，买了下来，使佣工拉回家去，又未给钱，使得佣工怀恨上书诬陷。景帝见书十分恼怒，正好借机找茬，派人讯问。周亚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无从对答。问官还以为他倔强不服，就报告了景帝。景帝怒骂道：“我何必一定要他对答呢！”就把他交大理寺审讯。周亚夫入狱，其子惊问何故，等弄清了原委，才慌忙禀告父亲。周亚夫听了以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大理寺当堂审讯，问道：“你为什么要谋反呢？”周亚夫说：“我的儿子所买的东西全系丧葬所用，怎能谈得上谋反呢？”
大理卿无话可说，但又知皇上欲置其于死地，必须找个借口，于是发出了石破天惊之判词：“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谋反！”周亚夫一听，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也无话可说。被关入狱中后，他五日不食，绝食而死。一代名将竟落此下场！
其实，周亚夫不明白的地方在于，国与君是不同的，国为公，君为私，忠君未必是爱国，爱国就更未必是忠君。在封建社会里，虽然理论上把君、国看作一体，把国看作君的一家之产业，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你损害了君的一己之私欲而为国谋福利，你必定会大倒其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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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像周亚夫这样的憨直之人很多，或许是直到失意时也没仔细地想想原因。有些时候，人情世故是由不得性子的。
岳飞冤死风波亭
封建传统官场的学问很多，要会忍、拍、欺、结，不然就危险了。岳飞是民族英雄已是历史定论。可是岳飞年轻气盛，不知做官不在功而在忍。他打仗能忍，政治上不会忍，最终冤死风波亭。
功勋卓著触怒高宗
岳飞是个民族英雄，作战勇敢果断，纪律严明，金兀术等金国将领最怕与岳飞的部队打仗，因为与岳飞打仗，几乎是只输不赢。就是这样一位忠良之臣最后却落个冤死的结局，可悲可叹！这与宋高宗、秦桧等卖国有关，同时也与岳飞不会忍耐有关。
首先，岳飞抗金的口号是“迎还二圣”。“二圣”指北宋最后两个皇帝--徽宗和钦宗。他们在“靖康之变”中被金军俘虏北去。凡是爱国思想，不愿甘当汉奸的人，都把收复失地，迎还二圣，作为自己为国尽忠的具体表现。岳飞与当时广大爱国军民一样，对此显示得尤为突岀和强烈。
早在高宗刚即位时，岳飞就上书请“恢复故疆，迎还二圣气可是，这个口号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确实也容易引起某些人的误会与怀疑。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迎还二圣“势必会对宋高宗的皇位有功摇，所以”迎还二圣“的口号触犯了宋高宗的忌讳，这就是岳飞后来被杀的祸根。
更重要的是，随着岳飞功劳日高，兵将日多，权力日大，与高宗之问确实岀现了一些矛盾；而且，这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的变化，还在日益明朗和激化。
绍兴七年正月，高宗和宰相张浚商议，欲乘胜恢复中原。考虑到几年来，岳飞在战场上的表现及其在诸将中的声望都是非常突出的。如果要在抗金方面有所作为，自然非他莫属.便下令岳飞速来京奏事。三月九日，岳飞到建康受到高宗接见，经过多次交谈，高宗认为他见识大有进步，议论皆有可取，决定加以重用。岳飞自然感到极大的信任，必须加倍努力，决不辜负知遇之恩，当即亲手写了北向用兵的详细计划，进一步表达了”致身报国，复仇雪耻“的决心。
谁知，转瞬间高宗对岳飞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原来这时秦桧又担任了枢密使，极力宣扬和议。宰相张浚则认为统一节制全国的军马，指挥北伐的重任应该归他自己，不能交给岳飞。秦、张二人各从自己的角度提醒高宗，不能让岳飞有太大的权力，会出现尾大不掉，威震人主，难于控制。高宗于是改变主意。岳飞愤然上奏请求解除军务，不待批准便离开建康，回到庐山东林寺去给亡母守孝。
张浚对岳飞这种”抗上“的行为极为不满，多次在高宗面前说”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高宗果然认为岳飞居功骄傲，飞扬跋扈，不能容忍。便派兵部侍郎张宗元去担任湖北京西路宣抚判官，想乘机剥夺岳飞的军权，幸好有人及时劝解高宗，岳飞本是粗人，受不得委曲，只是所见不同，也许别无他意，忠义可用，应予谅解。于是派人去庐山，赐诏抚谕。来人以死相请，岳飞只好回朝。岳飞见到高宗后，承认有罪。高宗当然好言相慰，当即召还张宗元，让他仍回鄂州担任原来的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君臣之间的矛盾终于缓解了，但再也难以弥合这已经出现的裂痕。
一次，岳飞接到回朝奏事的命令，便与随军参谋官薛弼一道乘船沿江东下。途中，岳飞对薛弼说：“我这次回朝，准备奏陈一件有关国本的大事。”薛问何事？岳飞说：“近得金人情报，准备将钦宗的儿子赵湛送回汴京，立为傀儡，阴谋制造两个宋朝南北对峙的局面。因此，立储实为我朝当今国本。皇上后嗣乏人，不如将在资善堂读书的养子赵伯琮，正式立为太子，以便破坏金人阴谋，安定人心。”薛弼认为身为大将.不应干预这样的事。岳飞说：“臣子一体，应当直说，不必顾虑什么形迹了。”
岳飞到达建康后，受到高宗的接见。在谈过一般的公事后，岳飞进读了请求立储的密奏，读着读着，发现高宗的脸色不好，勉强读完之后，便诚惶诚恐地俟立一旁静听吩咐。只见高宗冷冰冰地说道：“卿言虽忠，然握重兵在外，此类事情不是你所应当参与的啊！”岳飞听了，只好神情颓丧地退出。接着，高宗便接见薛弼，首先问他可知道岳飞奏请立储事，薛弼只好说：“臣虽在幕中，但从未听他说过此事。这次来行在途中，常见他在舟中练习小楷，知道他在书写密奏。他的所有密奏都是自作，外人从不参与。”高宗说：“你可按照你的意思，
o来，高宗对岳飞的疑忌更深了。
岳飞很难理解高宗为什么不同意他”相机进取“，去收复中原的失
地。他哪里知道高宗这时正在准备与金人议和呢！
秦桧为相密谋议和
绍兴八年三月，一贯推行投降路线的秦桧又担任了宰相，并且兼任军事职权的枢密使。他一上台就加快和议的步伐，不顾众多大臣的反对，派王伦去金往返穿梭密议，进展颇速，即将达成协议，但同时
也招来了更多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高宗不能不考虑征求拥有重兵的大将们的意见。
八月初，岳飞在鄂州接到命令要他回京议事。他估计必与和议有关，便迟迟不肯回京，而且多次发出”许臣致仕“、”屏迹山林“、”保养残躯“的申请。直到九月，高宗”累降诏旨不允，不许再有陈情“，才抵达临安。岳飞见到高宗后，非常坦率地说：“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高宗听了只好默不作声。宰相秦桧听了，对他更加不满。
岳飞的反对，未能阻止和议的进行。到十一月，金熙宗派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来行在。不称宋国而称江南，不称国信而称诏谕，要高宗面北跪拜，接受诏书，“奉表称臣这些条件都极为苛刻，因而引起群情激愤，纷纷痛骂”秦相公是奸细“，”义不与桧戴天“。但高宗求和心切，不惜屈辱降尊，便采取欺骗的手法，由秦桧代行跪拜礼，接受和议，以称臣纳贡为代价，获赐原由刘豫占据的河南地。
绍兴九年正月，高宗利用求和成功，金人将归还河南地的机会，宣布大赦天下，给诸将加功，借以欺骗国人，粉饰太平。岳飞在鄂州接到赦书后，在《谢表》中说：“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矢心天地，尚令嵇首以称藩。”曲折婉转地表达了和议不便的意思。又力辞加官晋爵，认为“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训兵饬士，谨备不虞，而不可论功行赏，取笑夷狄。”这些话都直接指向了主持和议的宰相秦桧，秦桧十分恼怒，遂成仇隙。
岳飞不久又上书认为其中必有阴谋，和议决不可靠，因此请求派兵前往京西洒祭皇陵、刺探敌人内部究竟有什么活动，早作应付的准备，以免临时措手不及。可是秦桧怕岳飞挑起事端，不肯批准。
岳飞的估计，果然不错。这次议和是由于金朝统治者内部发生矛盾的结果，以挞懒为首的一派掌权后，对刘豫的不受控制极为不满，因此废除伪齐，将河南地归宋，达成和议。但以兀术为首的一派，又对挞懒的政策不满，向金熙宗控告，说归地于宋必有阴谋，结果挞懒被杀，兀术掌权。宋金议和纸墨未干，便岌岌可危了。
到绍兴十年五月，金兀术撕毁和议，分兵四路大举南侵。东京、西京、河南、陕西州郡守备不足，所至迎降，重陷敌手。各地抗战军民纷纷自动组织起来，进行抵抗。著名抗金将领刘销终于在六月大败金兵于顺昌（今安徽阜阳），接着韩世忠又连破金兵于淮阳（今江苏邳县）和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煞住了敌军气焰。更主要的是岳飞，他一贯反对和议，对金人的警惕性很高，早已作好充分准备。一见敌军分道入侵，他便北连两河忠义，东摇顺昌，西应同州，自率大军直捣中原。在颖昌（今河南许昌）、鄙城等地大破金兵，攻克了西京等许多河南州县。金军损失惨重，兀术之婿也在一次战斗中被岳家军打死了。岳飞正在庆幸即将收复中原，勉励将士“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的时候，忽然接到高宗命令班师的十二道金牌，君命难违，只好叹息了一声“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撤军回朝了。
金兀术遭此惨败，把一身的怒火都发泄到岳飞的头上，不久他便写了一封信给暗藏在宋朝政府内的奸细秦桧：“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秦桧本来就对岳飞的反对和议极为不满，现在又接到兀术必杀岳飞的指示，口气是那样严厉，不执行是不行的。于是岳飞的命运便陷入了险境。
“莫须有”屈杀岳飞
这时，高宗和秦桧经过密议，决定杀岳飞与金人讲和。为不了引起岳飞的疑虑，不招来岳家军的反抗，决定采取欺骗的手法，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进行。
四月，召张俊、韩世忠、岳飞至临安论功行赏。张、韩为枢密使，岳为副使。明升暗降，罢除了他们直接带兵的权力。
九月，秦桧为了达到必杀岳飞的目的，诱使王俊诬告张宪，说张宪得到岳飞的儿子岳云写的一封信，知道岳飞被罢官，便欲裹挟大军移屯襄阳，威胁朝廷将军权交还岳飞。枢密使张俊接到控告信后，便将张宪逮捕，进行严厉拷打。张宪不肯屈从，张俊竟然不顾事实，上奏说：“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秦桧如获至宝，立即奏请逮捕岳飞。
九月十三日，岳飞父子被诬谋反，投下天牢。最初主持审判此案的是御史中丞何铸和大理卿周三畏，前面说过何铸因见岳飞背有“精忠报国”四字，不忍陷害无辜，审了一个多月不肯定案。
十月二十一日，秦桧另派万俟高接审此案，他由于并无可以定案判刑的证据，不知所问“，只好”哗言“讹诈岳飞有”异谋“，有致张宪的”书信“，但又快一月，仍然”无可证者“。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出主意可另加两条罪状：一条是说岳飞当年奉命增援淮西，可是”逗留不进尽管不符真实，但胡说一通是可以骗人的。第二条是说岳飞“指斥乘舆”，曾私下对部将们说：“我三十二岁时建节，自古少有。”就是自比太祖三十岁作节度使。还说：“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就是辱骂皇帝。因为皆属口说，可以无凭，随便找个人证明一下就行了。万俟髙大喜，命大理评事元龟年将这些并不确实可靠的材料“杂定之，以傅会其狱”，上报大理寺。
十二月十八日，大理寺接到审判的材料，开始研究如何量刑断案。由于证据不足，意见十分分歧。大理少卿薛仁辅认为岳飞无罪，寺丞李若朴和何彦猷认为最多判徒刑二年。他们反映给大理卿周三畏。周再报告给万俟髙，髙默不作声。周说：“判刑应当依法，我岂能愧对这顶大理卿帽子呢？”可是，万俟髙根本不听这些反对的意见，仍然以“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岳云私罪徒”定案，上报高宗，请“圣旨裁断”。
当时朝廷内外对岳飞一案十分震惊，许多具有正义感的官员，纷纷出面进行营救。这时已罢官闲居的韩世忠，本已杜门谢客，绝口不谈政事，但实在无法平息愤懑的心情，还是去质问秦桧，有什么根据说岳飞谋反？秦回答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他蛮不讲理地认为，尽管岳云给张宪的书信找不到了，难道这个事也没有吗？我看是或许有的，可能有的。韩世忠见他硬把无理说成有理，只好怫然说道：“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
高宗和秦桧既然决心与金人讲和，就必须满足金人的条件杀掉岳飞。这既除掉了妨碍自己的绊脚石，又杀鸡给猴看，警告拥有军权的武将们必须顺从，使自己的统治基础得到加强和巩固，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不顾众人的反对，一意孤行，在这年的除夕，下达了“特岳飞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的“圣旨”。
当天，大理寺的执法官遵旨来到狱中，逼岳飞在供状上画押。岳
飞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想到自己一生精忠报国，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现在无辜被害，老天有眼，终有昭雪的一天。便镇定自若地提起笔来，在供状上写下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一代忠臣，爱国名将，民族英雄岳飞，就这样惨死了。年仅39岁。
岳飞死后，宋金议和，两国东以淮河为界，西至大散关，其北之地全归金国所有。宋向金称臣，每年奉银绢五十万。从此，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堂堂大宋五朝只能偏安一隅，难以再谈恢复了。此后，虽然不断有人揭露秦桧误国，要求为岳飞平反，但高宗在位，坚持妥协投降路线，平反昭雪的事受到重重阻碍。
二十年后，金主完颜亮再度撕毁和议，发动大规模南侵，南宋军民请求给岳飞雪冤.“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高宗才不得不下令，让岳飞的子孙家属从流放的地方内移生还，但仍荒谬地把岳飞同蔡京、童贯等奸贼相提并论，不肯为岳飞彻底平反。
直到高宗下台，孝宗即位，为了进行北伐o鼓舞士气，才下诏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访其子孙，加以录用。这场毫无道理的冤案总算得到了平反。
岳飞的冤案，留给后人的感慨和思考是深刻的，没有穷尽的」I元朝诗人赵孟顺在拜谒《岳王墓》中说：“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明朝名士文征明在《题杭州岳飞庙》中说“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
1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垠恨亦堪怜，风波狱。”
岳飞官场固然不会忍，但在民族危亡时刻，我们没有理由去：：责备岳飞不会忍，只有痛骂以高宗、秦桧为首一伙人的卖国行径。：q00&q？应__《也@.q2g応令？gHP0a心应丿，
袁崇焕为国不谋身
自古忠君和爱国是两层含义，忠君未必爱国，而爱国则是先为国后为君，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忠臣。不是这些忠正之臣不谙此道，而是他们为国家、民族舍生取义，忍住了个人生死荣辱，因此他们的生命乐章更富有**。
崇祯是一位极有抱负的皇帝，他精力充沛，聪明而果断，
即位不久，便铲除了阉党魏忠贤，令群臣扬眉吐气，但遗憾的是崇祯缺少帝王应该有的博大胸襟。生于帝王之家，宫闱的斗争使他内心又深藏猜忌，他的这一性格特征与聪明果断相结合，促成了他行为的刚愎自用，从而中了一条并不高明的反间计，错杀袁崇焕，导致了一场千古悲剧。
驻守宁远战功卓著
万历初年，满清在东北崛起。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留下的十三副铠甲起兵，经过二十几年的征战，征服了整个女真族，建立了后金政权，然后向明朝发起进攻，攻占了辽东重镇抚顺。正在这时候，明神宗死去，他的儿子光宗也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因误服药物而一命呜呼，皇位由光宗的儿子朱由校继承，年号天启。
朱由校当时还只是个15岁的孩子，他性格懦弱，最喜欢木工制
作，自己动手盖的房子和制作的机巧器物。于是他就把政事交给了在他做太子时就服侍他的太监魏忠贤。
魏忠贤专权以后大肆杀害正直朝臣，广结私党，祸乱国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阉党”。在这样一个朝廷的统治下，边境防务是可想而知的。辽东形势日益严峻，更换了几任统帅。这时，袁崇焕登上了抗击满清进犯战争的历史舞台。
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祖上原籍广西梧州藤县。他为人慷慨，富于胆略，喜谈军事，年轻时就有志于办理边疆事务。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袁崇焕中了进士，被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县。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到北京述职，他在和朋友们谈论时发表了一些对辽东军事很中肯的意见，引起了御史侯恂的注意。侯恂向朝廷荐举他，朝廷于是升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办理防务事宜。
明代就像宋代一样，信任文官而不信武官，皇帝害怕武官权力大了要造反，因此派文官指挥战役，再加上多方的牵制，所以往往失败。袁崇焕任兵部主事不久，正赶上王化贞大败而归。一时间，朝廷惊慌失措，京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袁崇焕悄悄地骑了一匹马，孤身一人出山海关考察军情。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详细报告了山海关外的形势，并说：“只要有兵马粮饷，一人足以守住山海关。”这虽然有些书生意气，但朝廷还是升任袁崇焕为兵备佥事。
袁崇焕到山海关后，起初做辽东经略王在晋的下属，在关内办事。当时王在晋专意防守山海关。袁崇焕认为，为了保住山海关，应当将防线北移，在宁远筑城驻守。
朝廷中的大臣大都反对，认为宁远太远，难以防守。大学士孙承
宗没有轻易发表意见，他亲往关外视察，支持袁崇焕的意见。不久，朝廷派孙承宗代替王在晋，做了辽东主帅，他令袁崇焕和副将满桂驻守宁远。
1622年，袁崇焕到达宁远，立即着手筑城。宁远城高墙厚，成为关外抗击满清的最主要的防御工事之一。袁崇焕由筑此城开始，经营辽东防务达20年。在袁崇焕未被杀死以前，满清军队虽然多次绕道进袭包括北京城在内的一些城镇，但始终未能真正跨过宁远城一步。
经过袁崇焕和孙承宗几年的苦心经营，明朝的边防力量大大增强，明军开始主动出击，陆续收复了一些失地，并把防线向北推进了几百里。面对已经取得的战果和宏伟计划的逐渐实现，袁崇焕内心充满了喜悦。袁崇焕也因功连连升官，先升为兵备副使，又升为右参政，主帅孙承宗也对他青睐有加。
陷入党争被迫辞职
前线虽逐渐稳固下来，但朝廷却日渐腐败下去，魏忠贤的专横跋扈引起了正直朝臣，尤其是东林党人的义愤，纷纷上书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就采取极端的手段，杀害了杨涟等6人，史称“前六君子”，并把抗清立有大功的熊廷弼也一并处死。在镇压了这些反对派以后，魏忠贤的气焰更为嚣张，自称“九千岁”，肆意勒索贿赂。孙承宗对魏忠贤不买账，魏忠贤就派了一个叫高第的亲信去代替孙承宗做辽东主帅。
高第只会吹牛拍马，绝无所长，他到任后，胆小如鼠，不敢驻守宁远城.胡说宁远战不可战，守又不可守，命令立即撤退。作为广东人，袁崇焕有一股“蛮劲”，他坚决不服从，认为军事上有进无退.宁远一撤，全线即刻崩溃。高第虽是袁崇焕的上级，但因他胆小，况巨也是文官出身，竟对袁崇焕无可奈何，只好下令把锦州及其他几个防守据点的兵马撤到了山海关。这样一来，宁远城就好像旷野里的一株枯树，完全暴露在寒风之中了。努尔哈赤等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天启六年，努尔哈赤亲率大军13万进攻宁远城。那位魏忠贤派来的高经？
略坐在长城垛口上，以隔岸观火的悠闲心态，幸灾乐祸地看着宁远城的覆灭和袁崇焕的败亡。然而，只有孤城一座和守兵一万的袁崇焕，并无丝毫的怯惧之意，而是坚定地率兵抵抗，于是，著名的宁远大战开始了。
2月，努尔哈赤的八旗精兵**，到达宁远城下，努尔哈赤派人劝降道：“我以30万人来攻，此城破之必矣！”袁崇焕回答说：“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且称来兵30万，予亦岂少之哉？”
努尔哈赤先派兵绕过宁远城，切断了宁远城和山海关的联络，以防明军增援。其实努尔哈赤多此一举，他不派兵，高第也绝不会来援。但袁崇焕并不畏惧，他派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分兵把守4门，把城外居民迁入城内，坚壁清野，组织居民、商人送水送饭，并刺血作书，激励将士，还把远在山西的妻子儿女接入城中，以示与宁远城共存亡。在宁远城内军民总动员、严阵以待的情况下，满清军队开始发动进攻了。
满清军队极其骁勇善战，袁崇焕的军队也十分勇敢善战。他们在城上安装了红夷大炮，每一炮都给敌人以深重的打击，对近处的爬城军士，则从垛口上伸出许多长长的木柜子，柜子里装着士兵，士兵居高临下，用石头和箭矢打击敌人，再扔出浸有油脂和硫黄的被絮等物燃烧敌人的战具。就这样，满清军队的猛烈进攻.一次又一次地被打退了。满人劳师无功，只好撤围而去。
敌人撤围后，袁崇焕还表现出一派儒者的风度，派使者送信对努尔哈赤说：“老将纵横数十年，无有不胜，今败于小将之手，恐怕是天意啊！”努尔哈赤也很客气地致书袁崇焕，并赠以马匹，“约期再战”。
努尔哈赤在攻城时受了炮伤，只得躺在车中郁郁而回，数月后去世。自此以后，满清军队对袁崇焕又敬又畏。宁远大捷的消息传到京城，朝野上下喜岀望外，一片欢呼。高第因没有援救宁远而被免职，由兵部尚书王之臣取代。袁崇焕升为四品右佥都御史。随即袁崇焕主动出击，又陆续收复了高第所放弃的土地。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儿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采取正确的战略，暂时放弃宁远，转而攻打朝鲜。就当时明清而言，双方都需要一段休战时间，以便实行各自的计划。明方需要筑城、练兵，清方则要进攻朝鲜，掠夺财富，巩固统治。在这样的局势下，袁崇焕提出与皇太极和谈，皇太极表示赞同，但明皇帝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满清从来都是附庸国，皇太极不够谈判对手的资格。
袁崇焕和皇太极商谈时，皇太极利用这个机会打败了朝鲜，袁崇焕也加紧修筑锦州中左、大小凌河等地的防御工事，并派出援朝军队，只因朝鲜很快投降，明军也就退了回来，没有和清军发生冲突。
皇太极进攻朝鲜的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财物得到了补充，局势也稳定下来，但他看到袁崇焕修城池，练兵马，势力越来越强大，如不加紧攻击，愈加难图，况且求和又不成，于是，皇太极决定“以战求和”。
天启七年，皇太极率大军攻打辽西的许多军事重镇，攻陷了大小凌河，随即又攻锦州。从5月11日到6月4日，将领赵率教率领明军与皇太极展开激战。清军损失惨重，但还是没有将锦州攻下来。皇太极见攻锦州不成，就转攻宁远。袁崇焕严阵以待，成竹在胸，两军相接，激战两天，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但皇太极还是没攻下宁远。皇太极再转攻锦州，但锦州城防守坚固，清兵死伤枕藉，无法攻克。当时
正值炎热季节，清军不少中暑得病，士气低落，皇太极不得不撤回沈
阳。
宁锦之役，明军取得了胜利，但作为主帅的袁崇焕并没因此而受
重赏，只是升了一级官。其根本原因在于袁崇焕不是魏忠贤的同党，
袁崇焕当年中进士的主考老师和推荐他做辽东防务的人都是东林党的首领，因而，虽有“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袁崇焕还是讨不到魏忠贤的欢心。这时，魏忠贤见袁崇焕威势日增，便指使同党攻击袁崇焕不去救锦州。袁崇焕只好辞职，回老家广东去了。
崇祯冤杀袁崇焕
这年8月，天启帝朱由校驾崩，因无子嗣，由他的亲弟弟朱由检继位，改年号崇祯。崇祯帝当时才17岁，却十分精明能干。他不动声色地翦除了魏忠贤的阉党，逼得魏忠贤自杀，巧妙而又干净地除掉了朝廷的毒瘤。魏忠贤死后，被排挤的袁崇焕被重新起用。
开始的时候，崇祯对袁崇焕言听计从。袁崇焕提出了诸如保障粮草、排除干扰等要求，崇祯都一口答应。崇祯赐给袁崇焕一柄尚方宝剑，以表示他对袁崇焕的信赖和支持，让他去总督宁远防务。
但袁崇焕尚未到宁远，宁远军中就因为欠饷而发生兵变。因为财富均被官员和地方刮走，国库空虚，拿不岀钱来发军饷。袁崇焕则建议用皇宫中的钱来发饷。崇祯是个爱财如命的人，听后十分生气，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任袁崇焕了。
不久以后，袁崇焕诛杀皮岛大将毛文龙又引起了崇祯的疑忌。皮岛是辽东南部海中的一个岛屿，地势十分重要。皮岛守将毛文龙曾抗满清有功，但他后来成了魏忠贤的“干儿子”。袁崇焕认为毛文龙有通敌之嫌，便设伏兵捉住了毛文龙，请出尚方宝剑将他诛杀。袁崇焕向崇祯报告了诛杀毛文龙的原因和经过，崇祯认为他擅杀大将，别有用心。但因当时正依靠袁崇焕来抗清，就未加责备。
皇太极知道自己的力量敌不过明朝，所以一直想议和，但崇祯极其傲慢，根本不予承认，虽经袁崇焕从中调停，总是不能成功。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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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率兵十余万，绕开袁崇焕驻防的宁远，从西路京师。这时袁崇焕率兵，火速来援，并沿途留下军队以截断清军退路，最后驻兵于北京广渠门外。
清军的猛烈进攻吓得崇祯魂飞魄散，京师一片慌乱。现在袁崇焕来了，崇祯心神略定，对他赞赏备至。袁崇焕认为部队疲劳，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祯心中十分疑忌，借故推托不许其部队入城。袁崇焕又要求屯兵外城，崇祯也不答应。只是催促他快与敌交战。
袁崇焕以两昼夜三百余里的速度紧急增援京师，已是人困马乏，但在崇祯的催促之下，不得不与皇太极交战。仗打得非常艰苦，两军相持了很久，袁崇焕身穿铠甲，冲锋陷阵，两胁下受了几处箭伤。后来皇太极终于不支，退到南海子边休整。崇祯见皇太极没有退远，便急不可耐地催促袁崇焕追击，甚至围歼敌人。
这时虽然明军来了几路人马，袁崇焕也统一了指挥权，但决战时机很不成熟。万一出城决战，皇太极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来与明军拼命，明军很有可能溃退。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北京城就顷刻而下了。因此，袁崇焕的坚守不战是正确的。但崇祯却怀疑袁崇焕了，认为他是拥兵自重，要挟制自己，甚至谋权篡位。至少也是要强迫自己采用他一贯与满清议和的主张。这么一想，崇祯那颗刚愎自用而又傲慢的心就受到了很大的损伤。
此时，皇太极在城外大肆烧杀抢掠，使得京郊的百姓大受其害，且崇祯身边的太监也多在京都置有田产，都深痛自己大破其财。想来想去，这怨愤就泼在了袁崇焕的身上.说满人是袁崇焕引来的，是想要挟皇上与皇太极议和的。一时之间，这些舆论不知怎么就漫天而起，甚至大骂袁崇焕是“汉奸”，弄得人心惶惶，真假不分。更难理喻的，当时有人竟站在北京城的城墙上往城下袁崇焕士兵的头上扔石头，一边扔一边骂“汉奸”。
崇祯知道了这一消息，疑心更大，恐慌起来。恰在这时，皇太极依照《三国演义》上的“群英会蒋干中计”一节，使起反间计来。
就在这以前，满人捉到两名派在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在撤回途中，皇太极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等人监守。到了晚上，鲍承先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对宁完大声“耳语”道：“这次撤兵，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那是主上的妙计。你看到没？主上单人匹马出阵，敌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参见主上，商量了好久，那两个军官就回去了，皇上和袁崇焕已有密约，大事不久就可成功了。”两名太监正躺在旁边，把这些话听得十分清楚。第二天，杨春见敌人撤退时十分慌乱，便趁敌人的“疏忽”逃奔而归，并马上把这些话报告了崇祯。多疑而又伎刻的崇祯听了这些话马上相信了。他立刻召袁崇焕进宫，在宫中将其逮捕下狱。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等人见状惊慌莫名，只好出城等候。三天之后，袁崇焕被定以通敌谋反罪。祖大寿闻讯即刻率军回锦州，途中遇见驰援的袁军主力，了解了北京的情况后，也当即掉头而回。
祖大寿掉头而回，崇祯大为恐慌，他生怕清军再来攻城，连忙派人去让袁崇焕写信召回祖大寿。袁崇焕先是不肯写，认为这种做法于情理不通。但崇祯无论如何不肯向袁崇焕认错。在群臣的劝说之下，袁崇焕“以国家为重”，写信召回祖大寿。祖大寿本来迟疑不决，他的母亲说：“如果你不回军，只能加重袁督师的罪名。如果你回去攻下一些地方，打一些胜仗，或许能救袁督师出狱。”祖大寿听了母亲的话，率师返回，沿途攻陷了清军占领的两座城池，也就是断了清军的两条归路。
皇太极听说袁崇焕下狱，大喜过望，立刻回师卢沟桥，大破明军
四万多人，擒获和斩杀了一些明军的高级将领，京师大震。但听说祖大寿率兵返回，惧怕归路被截，领兵从山海关缓缓而退。？
清兵一退，崇祯又感心中大定。是时，朝野之上纷纷上书替袁崇
焕辩冤求情。还有许多人情愿以身代之。袁崇焕也在狱中写信，让部
下安心抗敌。半年之后，明军把满人赶出了长城，崇祯却下旨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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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杀袁崇焕，无异是自毁长城，这是由他的刚愎自用的性，格所致。而袁崇焕被杀，与自己不善自保也不无关系。在这里，］不善自保已经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因］此，善于自保有时绝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大y局。这与圆滑的混世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也是大智慧与小智慧］的主要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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