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歌，是一国之气血，是一个
民族的血脉之音。“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血的旋律，火的语言。每当我们唱起这首名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国歌时，都有一股不可名状的悲壮从脚下腾起，顺着脊骨，顺着身体向四肢蔓延。它仿佛承载着一个古老民族的百年沉郁，也呼喊着她的百年悲愤，更涌**着她勇敢的子孙们在沉默中爆发，在屈辱中奋起，慷慨前行，爱国报国的牺牲精神。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从“位卑未敢忘忧国”到“头颅自揣已可知”，再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种生生不息、绵绵不绝的精神“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鲁迅）。
唱着这支歌，我们常常在那一个个燃烧的音符和汉字中与历史重逢，看那国难当头之时，黑土地上的中华儿女是怎样砥砺前行，舍生赴死，将义勇军的旗帜插满生死关头、充满危亡之际的国土上的。
“九一八”——陆沉的日子
1931年3月，此时距“九一八”风云突变不足半年，在东北局势的波谲云诡中，东北军某旅旅长黄显声奉张学良之命，走马上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
黄显声是辽宁省岫岩县石庙子镇蓝家沟人，自小聪颖，爱文喜武。无论在安东道读中学，还是在北京大学上补习班，他最喜欢读的便是爱国诗人陆游的诗、辛弃疾的词。一册《稼轩词》几乎手不释卷，夜夜枕边。“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些豪气激**、壮志满怀的词句，常被他诵读得铿锵作响，掷地有声。出身贫寒之家，身处动**之世，古典文化的熏陶和五四精神的濡染，使黄显声得以形成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和戎马报国的热血情怀。然而，自投笔从戎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充任副营长、营长、副团长、旅参谋长等职，他所身历其间的，不是军阀的混斗，便是官场的倾轧。而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勃勃、蚕食鲸吞，更使他忧心忡忡，时有被虎视狼逼之感。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而东北是实现它扩张野心的战略基地。自日俄战争后取得旅大租借权和南满铁路权以来，日本殖民者先后在东北组建“满铁”“关东都督府”“奉天总领事馆”
等政治、经济机构，驻扎的关东军达十几万人之多。东北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工业发达，为各国列强所垂涎，更叫日本军国主义在肆意掠夺之时进而想强取囊中。随着1928年奉系军阀张作霖被炸身亡、东北易帜和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全面爆发经济危机，野心膨胀的关东军终于铤而走险，策划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前夕，黄显声就陆续接到日军调动异常，向沈阳运送重炮，夜间突击加修工事，向白俄、土匪发放枪支等紧急秘密情报。敌人阴谋步伐加紧，形势日趋紧张。他立即向省主席臧式毅报告，可臧不予理睬。他便亲赴北平请示张学良。张学良传达了蒋介石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的电令，又说：“你们地方武装可以加紧训练，严加戒备。”黄显声返回沈阳后，立即把警务处所属公安部队和各县警察编为12个总队，以防不测。
1931年9月18日下午，黄显声接到密报，关东军可能采取行动。他立即赶到市公安局坐镇部署以应急变。当晚10时20分，一声巨响震撼全城，柳条湖铁路被炸！以此为信号，日军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沈阳城立刻陷入枪声阵阵、兵荒马乱之中。
事已临头，黄显声心头灼痛且又镇静异常，他对前来商讨对策的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说：“我们公安部队和警察局将全力坚持，非到不能抵御时，决不放弃。”他命令所属部队据守机关，构筑掩体，和日军临街交火，进行巷战，并一处处亲自巡察、督战。此时的沈阳城内，店铺关门，漆黑一片，男叫女哭，人心惶惶。满街急匆匆的东北军，遵照不抵抗的命令，正神色黯然地撤向城外。军人的耻辱，国家的耻辱啊！黄显声仰天长叹，默然无语，两道浓眉死死拧成两个黑疙瘩。
警察部队虽然身孤力单，却对凶猛的关东军进行了三个昼夜的顽强抵抗。9月21日，沈阳各城门尽被日军占领，公安总队的大门堡垒也被日军坦克攻开。敌方攻势强大，我军不堪伤亡，黄显声不得不令部队撤出沈阳城。
沈阳被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同胞从此开始了在日本铁蹄刺刀下的14年悲惨生活。
沈阳被侵略者占领了。黄显声是最后一个撤出的军人。当他伫马城关，回首眺望这生他养他的家乡故土，是否曾生出“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悲怆一问呢？
谁卖国，谁就是死敌
日本侵略军攻占沈阳后，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指挥下，立即沿沈海、安奉、北宁、南满铁路线向东北各地进犯。战刀翻飞，铁蹄狂卷，所到之处，炸民房，杀无辜，**妇女，抢掠财物，使一座座城镇火光熊熊，一个个村庄人逃屋空。更令人痛恨至极的是，一些民族败类竟然认贼作父，助纣为虐，有的摇身一变，从地方士绅变为敌“维持会长”；有的改头换面，穿上伪军装充当日军的爪牙和帮凶。原省府主席臧式毅在利诱之下出任伪奉天省长，原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投敌卖国就任伪奉天省警备司令……
生斯地，处斯时，遭此变，罹此祸，怎能不使那满怀民族耻辱的热血儿女带血一吼？日军的**威暴行和卖国者的丑恶行径使黄显声恨得切齿。他率部撤至锦州后，立即将所属部队编成3个骑兵总队，边整顿边布防，边训练边鼓动，同仇敌忾，准备给气焰嚣张的敌军以沉重打击，给那些为虎作伥者以深刻教训。
骑兵总队的官兵大多为东北各地的贫家子弟，眼见大好家园沦入敌手，父老兄弟姐妹惨遭烧杀劫掳，人人痛心疾首，个个义愤填膺。他们纷纷向黄显声请缨：别人不打，我们打！别人怕死，我们不怕！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一定要跟日本鬼子和汉奸决一死战！
心同此心，情同此情。黄显声信心大增，弓圆弦满，蓄势待发。
10月初，黄显声接到侦察情报，以汉奸凌印清为司令、日本浪人仓岗繁等为顾问的汉奸队伍，进犯盘山沙岭一带，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黄显声经过周密部署，指挥公安骑兵乘夜突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这支汉奸队伍。两个回合的猛烈进攻，便将敌军摧垮，死伤满地，如鸟兽散。凌印清和15名日军顾问被擒后，愤怒的战士们当场将他们处死，为饱受**的东北父老乡亲出了一口恶气。
11月初，又一股汉奸队伍进犯黑山。这股队伍收编了大量土匪、地痞、兵棍，号称18个旅，一路追杀逃亡军民，气焰十分嚣张。然而在黄显声决意将其歼灭之时，却遇到了或明或暗的阻力。其不可言明的原因就在于这支汉奸部队的司令，就是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迁驻锦州的省府代主席米春霖等人都颇感棘手，他们私下对黄显声说：“张学成乃少帅至亲，大家相熟。现在我们去打他，怎好下手？”“打张学成，于理可通，于情有碍，请黄将军三思行事……”面对这些军校官僚的猥琐心态，黄显声火了，他斩钉截铁地说道：“谁投降日本人，谁做汉奸，谁就是全体中国人的敌人！就应该彻底消灭他！张学成也不能例外！”于是，黄显声连夜乘火车去北平，面见张学良，痛陈东北沦陷惨状、日伪累累暴行，不剿杀张学成不足以儆效尤，振民心、正声名。利害得失，鞭辟入里；堂堂正气，令人肃然。深明大义而在蒋介石严令下身背“不抵抗将军”恶名的张学良为黄显声的堂堂正气所深深震撼，立即亲自签发了进剿令。黄显声得令回归，立即派出两个骑兵总队，以凌厉的攻势围歼张学成部。在高山上激战一个时辰，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恶有恶报的张学成和4个日本顾问均被当场击毙。
此一役，黄显声威名远播，老百姓口口相传，拍手称快，各路汉奸则闻风色变，胆战心惊。
奋起哟，咱的义勇军
东北危亡，官飞将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东三省民众首当其冲。面对做奴隶的危险，不甘屈辱的辽宁人民奋起抗争，罢工、罢课、罢市，抢米抢粮，破坏道路交通，明潮暗浪四处掀动。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被老百姓唾之以沫，他们揭竿而起，一呼百应，纷纷举起抗日义勇军的义旗。
作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31名执委之一的黄显声，利用主持军政行署日常工作的便利条件，在共产党员刘澜波的协助下，顺应民心大势，一方面招募兵马，扩充骑兵总队兵力；一方面多方联络东北军退役军人、故交旧识、沈阳陷落后潜回乡间的军官及各地爱国人士，秘密动员，公开起事，筹措枪支弹药，组建抗日武装。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即拉起了20余路义勇军。由于黄显声首举义旗，声势远播，极大地鼓舞了民间抗日群众的信心和士气，各处义勇军风起云涌，到1932年上半年，辽宁境内抗日义勇军已达50多路、20余万人，枪械12万余支。这些义勇军虽然质量参差，装备简陋，人员芜杂，却“本匹夫有责主义，披发缨冠……明知血肉之躯，不足以挡弹雨硝烟，然为表示民族不屈精神，任何牺牲，均所不惜”（阎宝航）。他们虽然有半数手执大刀、土枪，但“枪准马快，熟娴地势，重义气，富团结力”，四处转战，骚扰击敌，给日本侵略者以频繁打击。
12月22日，日军南至营口北至通辽，在千里延长线上大举西进，第二路义勇军司令项忠义、第十八路义勇军司令裴景奎率部在海城厉家窝棚与日军交战。日军以野炮30门猛轰义勇军阵地，2000名士兵疯狂冲杀，但我义勇军将士同仇敌忾，奋勇搏斗，死力抵抗，终将日军击退，缴获大炮11门、步枪百余支、大车30余辆。
辽东抗日名将邓铁梅，受黄显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精神所感召，按他的建议，潜回家乡凤城，不到三个月，即拉起了1500人的队伍。12月22日夜，邓铁梅率大刀队、步枪队兵分三路攻入凤城，割电线、拆铁路、砸监狱，猛烈袭击伪警察大队。
毙伤敌50多人，缴获机枪、步枪30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辽东民众奔走相告，携粮带枪，纷纷加入义勇军队伍。
1932年1月27日，第四路义勇军司令耿继周，率兵两团，占领新民；西路总指挥孙国儒率2000名义勇军，冲破日军阵地，占领绥中。在这两路兵马策应下，义勇军前敌总指挥张海天率千余士兵乘机袭击牛庄日军，与5400名日军展开激战，双方肉搏数次，战地浓烟滚滚，终将日军击溃，俘虏200人，缴获平射炮两尊、轻机枪四挺及大量辎重。
辽西义勇军名将郑桂林，是一个豪爽侠义、血气方刚的东北汉子，他目睹国土沦亡，日寇横暴，怒不可遏，以一介草莽呼啸而起，在黄显声运筹帮助下，迅速建起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军，并自号“郑天狗”——取“天狗吞日”之意，以表与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他率兵转战锦州、绥中、兴城等地，打得日伪军寝食不安。1932年5月10日，郑桂林率部奔袭作战时，在绥中四方台附近，得知敌骑兵、炮兵300余人正在三山营村搜刮粮食、枪支。
他当即部署兵力，配置火力，予以围歼。时值正午，太阳炽亮，郑桂林高举盒子枪，大声高呼：“弟兄们，打他个王八蛋！”
率先冲向敌阵。双方激战5 个多小时，在敌军600 余人前来增援的情况下，犹毙敌百余名，获枪百余支、子弹万余发及日军军旗一面。
1932年2月，中共党员李兆麟受党组织派遣，和爱国青年冯基平在辽阳创建义勇军，不到半年，兵力即达3500人。为打击日军嚣张气焰，壮大义勇军声威，8月28日夜，李兆麟串联沈阳周围义勇军，利用新任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来东北上任之机，率部冒雨对沈阳发起袭击，击毙日伪官兵30余人，捣毁兵工厂大量机器，尤其使敌胆战心惊的是，将沈阳机场打得火光冲天，爆炸声不绝，多架敌机被熊熊大火烧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黄显声伫马大凌河畔，他看到一个民族在铁蹄刺刀面前是何等的坚强不屈，流血奋斗；而在我们民间，又有多少知耻知勇的优秀儿女手无寸铁却甘赴国难，使那些权柄军柄在握的大人先生们只能言语支吾、血指汗颜。
大凌河，燃烧的血水
1931年12月底，日军进逼辽宁省临时政府所在地锦州。这时，按蒋介石政府命令，驻锦的东北军第12旅、20旅，骑兵旅和省府大部分官员均撤至山海关内。军政要员唯有省府秘书长苗剑秋、警务处处长黄显声和其秘书刘澜波等人率领公安骑兵总队做最后的坚守。
日军得知锦州我方兵单力薄，便通过几个途径对黄显声诱降，许以高官厚禄。黄显声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坚定地表示：“我们中国军人守土有责，绝不退让！”并大声呼吁：“愿民众亦同有毁家纾难以身许国之决心。”
为阻止日军进攻，黄显声将三个骑兵总队分别布防于锦州附近和大凌河南岸，并部署各路义勇军联合抗敌。12月31日，在沟帮子与大凌河间，我数路义勇军与日本关东军嘉木旅团、小野旅团短兵相接，激烈交火。双方打得血肉横飞，死伤山积。
1932 年1 月1 日，骑兵第三总队在许家屯阻击村岛村井旅团，敌人在30架战机掩护下轮番冲锋。头上敌机狂轰滥炸，地面敌军张牙舞爪，第三总队官兵凭借河岸工事、山坡掩体勇猛还击，以一当十，予敌重创。击毙敌大佐两人、大尉两人、士兵370余名。直打到弹药罄尽，方才撤出阵地。
1月2日，日军第八师团兵临锦州城下，用炮火掩护步兵强渡大凌河。几夜未眠的黄显声亲率千余官兵，利用城防设施和河岸工事据守抵抗。枪如爆豆，弹如泼雨，敌军炮弹把大凌河打得水柱窜腾。黄显声身边不时有官兵中弹牺牲，血流如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且内缺弹药，外无援兵，形势十分危险。有部下劝黄显声：“战势于我军非常不利，是否及早撤退？”黄显声沉静应答：“我们虽然势单力薄，但这可能是我们在东北的最后一役。胜败与否，已不足计。唯要昭示天下的，乃我军民不惧外侮之铁血士气耳！能多坚持一分钟就要多坚持一分钟！”
3日凌晨4时，经过三昼夜激烈血战，黄显声命所属余部撤出锦州和大凌河河防，带着满怀丧土失家之痛和满身伤痕累累的骑兵官兵，退入关内。这时，除了各处义勇军仍在顽强抗敌之外，国民政府的正规部队和正规武装，在东北已无一兵一卒。
白公馆——百年长恨歌
黄显声率军退入北平后，先后任东北军骑兵2师师长，骑兵军副军长，53军副军长。身处纷乱战局、复杂国事之中，黄显声对蒋介石不想抗日、不敢抗日及“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深感失望并深恶痛绝。他赞成中共“枪口一致对外，抗日救国”的主张，多次拒绝接受开赴前线打内战的命令，并积极靠近共产党，吸收大量共产党员襄助军务，改造部队。1936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秘密党员。1937年，七七卢沟桥战事爆发后，他遭亲蒋势力排挤，离开部队到达武汉，为营救被蒋介石软禁的张学良将军而奔走呼号。在此期间，他多次晤见周恩来，为中共领袖的政治胸襟、抗战谋略和爱国热情所折服，做了大量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共产党身上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决意去延安工作。在周恩来的热情支持和谋划下，他组织旧部和东北流亡学生百余人，首批去了延安。然而，就在他密令旧部熊正平将所存武器运向陕北，并随即准备乔装前往的时候，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侦知，旋即于1938年2月2日，在汉口以“通共”“联络东北军反抗中央”等罪名被秘密逮捕。
未报亡国之恨，却陷自家囹圄，黄显声的悲愤无以名状。面对当局的指控，他一身浩然正气，决不俯首低头。他对同牢难友说：“咱们为国坐牢，问心无愧。即使身背无辜罪名，也要‘虎入笼中威不倒’！决不能灰心丧志！”在息烽集中营，当狱方把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作为狱中“圣经”发给众人，强迫每人阅读并写心得时，黄显声厉声怒斥：“丧权误国之人，能写出什么好东西！”他非但一眼不瞥，还扯开笔记簿做手纸用。
在息烽集中营，黄将军痛打军统特务的故事更是流传广泛，被大家交口称道。那是1943年初，一个姓黄的军统特务因违反军统“家规”而被羁押监中。监狱特务头子周养浩安排黄某任生产组长，充当耳目。这个黄某虽是戴罪之身，却恶习不改，飞扬跋扈。一次，他借故欺凌一名在押的共产党员，要他当众喝尿。黄显声一生疾恶如仇，最看不得这些灵魂扭曲的小人在日寇面前像一条狗，对待同胞像一头狼的奴才相。他怒火中烧，气愤难遏，冲上前去，挥拳便是一顿痛打，边打边吼：“打死你这个害人虫！打死你这个害人虫！”黄某慑于黄显声声威，虽鼻青脸肿也不敢还手，最后狼狈而去。特务头子周养浩认为黄显声这是打狗欺主，将全监几百人集合起来，想让黄显声认错。黄显声走上台来，昂然挺立，一言不发，虎眼圆睁，环视一周，从容而去，令周养浩十分尴尬又无可奈何。
黄显声入狱后，其老部下、老朋友和家中亲属多方营救，曾经三次为他营造逃出虎口的机会，但他坚信爱国无罪，不肯给敌人以任何可借之词，犹恐累及他人。1946年在息烽集中营时，监狱特许他可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骑马散步。一天清晨，正当他信马而行时，一个老部下突然开着一辆吉普车拦住他的去路，请他立刻下马上车，带他出逃。黄显声知此忠肝义胆之士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他，但他稍作思考，回答说：“你的深情大义我领了。但我半生为人光明磊落，无愧于国，无愧于民。他们偷偷摸摸把我关起来，必须明明白白把我放出去。只有他们向天下人说清楚，我才能走！”那个老部下见黄显声这样固执，单腿跪地，热泪纵横，苦苦相劝，黄显声终不为所动。老部下只得黯然转身，挥泪而去。
1949年11月下旬，解放军大兵压境，包围重庆。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当局密谋杀害白公馆、渣滓洞所有被关押的爱国志士和共产党人。情势危急，黄彤光找到常为黄显声传递密信的监狱看守宋惠宽，试作孤注一掷的努力。宋提出，只要能安顿好他一家六口，他可利用下半夜值班机会，冒险将黄显声带出白公馆，从小路逃出中美合作所。黄彤光答应了宋的要求，并安排汽车准备接应。黄显声得知这一消息后，让宋惠宽转告黄彤光：“要走，我和大家一块儿走。如果我走了，特务以此为借口杀害难友怎么办？我不能因为我一个得救，害得大家遭殃。”
黄显声被关押长达12年之久，其间日寇铁蹄席卷大半个中国，山河破碎不堪，人民饱受荼毒。国民党军队一退再退，败走千里，曾使他夙夜煎熬；南京大屠杀，30万人惨遭屠戮，曾使他撕心裂胆；而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日本侵略者土崩瓦解，却使他欣喜若狂，对关东父老、关东故土，他更是魂牵梦绕，挂在心头……然而，空怀报国救民之志，却不能驰骋疆场马革裹尸。铁窗冰冷，寒气瑟瑟，月暗星稀之夜，他常常默念陆游的《陇头水》：“陇头十月天雨霜，壮士夜挽绿沉枪，卧闻陇水思故乡，三更起坐泪数行……男儿堕地志四方……报国欲死无战场。”情动之处，涕泪交流，唏嘘不止。
历史永远记着这样一个镜头：在白公馆，黄显声为共产党员宋绮云夫妇的孩子“小萝卜头”宋振中做狱中老师，这一老一小，正襟危坐，每日按时上课读书。而语文课本的第一课，就是“我是中国人，我爱共产党……”
1949 年11 月27 日下午，在中美合作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黄显声在白公馆步云桥附近，被特务从身后开枪杀害。
壮志未酬的黄显声将军之死成为一个壮烈的悲剧。但由此，我们想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个别小宇宙的悲剧，构成了通向人类大宇宙悲剧中不停顿的进步道路。”人间正道，必然要按它自己的意志阔步前行。而所有悲剧，对一个有记忆的民族，也许会变成一笔笔丰厚的精神遗产，滋养着生生不息的气血和国之魂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