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河堤上金黄的芦苇变得雪白，细密的绒毛漫天飞舞时，年味的气息已悄然蹿进迎水村。原先的土墙瓦顶都不见了，取代它的是一间间砖瓦平房。几乎家家屋檐下都挂着咸鹅、咸鱼、腊肉之类的年货，夹在串串金黄的玉米里，被午后的阳光晒得直冒油，一滴滴，滴在大地上。时有顽童扔出几只摔炮，清脆的声响，出其不意地回**在村里。劫后重生的迎水村，是崭新而恬静的。只有当村角的那些断壁残垣落入眼帘时，人们才忆起几年前被洪水冲刷的惊悚。而更多时候，人们的目光会选择性地从这些颓败中直接跃过，落在崭新的日子上。过往的伤痕，是谁都不愿意去细看的。
春花想再接洗衣的活已经很难。乡镇，是个奇诡的地方，有着城里流落出来的时髦，也有着乡下该信的迷信。虽然时髦是打了折扣的、落伍的，可迷信是实打实的。对春花这样守了寡的女人，一般人家都不愿意用。春花碰了几次壁，也不好再去。青黄不接的时候，别说手边有两个散钱，就是缸里的米，也能时时断顿。
气消之后的春兴特地来过一次，给明月买了好多礼物，还塞给春花几百块钱，可春花坚决不要，连同春兴给明月带的糖果，都扔了出去。春花想用这种办法把春兴激回正道，但春兴一心跌进钱眼里，哪能听得进去？姐弟俩再次闹得不欢而散。春玲也来过，她每次都衣着鲜丽，款式不同。春花受了春玲一分的接济，便也受了她十分的恩情。“大姐，我家日子也不宽裕，你看这些，还是我背着田旭新给你送来的。”春花伸出的手，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
春花和桂枝坐在屋檐下晒着太阳纳鞋底。春花把穿着白线的针在头皮上蹭蹭，娴熟地抵着手指上的顶针，一针一线细细地纳着。她在给明月做棉鞋。
两个女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
“春花，这都腊月了，你家里连一件像样的年货都没有，冉大贵从我家买了条羊腿送你，你咋不要呢？”
春花顿了下，目光里空****的。半晌，她才低低地说：“不能要的……太多了，已经还不清了。”春花又继续纳着鞋底，一针一线密密地穿织。
“照我说啊，这村里嚼舌根的反正都传遍了，说你俩是清白的也没人会信，干脆，你俩拢家算了。”
春花手一滑，针刺破了手指，冒出了血珠，她慌忙用嘴吮吸着。春花姣好的面容渐渐在衰退，可她仍然是迎水挂得上号的美人，仍会有人不懈地给她做媒。她想，自己是瘸子，又带个丫头，再走一家，谁能真心待她呢？谁能真心待明月呢？唉，这天底下，恐怕也只有冉大贵了。
桂枝纳好了一双鞋样，用手比画着，看是否合她家一勺的脚，然后笃定地说：“我家一勺穿上肯定好看。”春花眼里又闪出了雾气。幸福的时光很短，短到她不曾为冉奎纳过一双新鞋。春花在心里一遍遍念叨：“冉奎，我真的要嫁给大哥吗？”眼底的雾气化作水滴，一滴滴落在绵密的针脚上。
那年年后，当鞭炮还在年味的上空蹿腾，村民们还沉浸在走亲串友吃酒猜拳中，冉大贵终于如愿以偿地搬进了春花家。这就是桂枝所说的拢家，没有任何的仪式，也没有任何的婚约证明：两家并为一家。后来村里人听说，那天石头一人坐在淠河边冰冷的河滩上，哭了一整天。
冉大贵说春花可以不去田地里干活，在家带两个孩子做做饭就成。“那哪行？两个孩子，还要给石头盖房娶媳妇，负担重呢，我怎能吃闲饭？”春花合计着，跟冉大贵商量，凑出家里所有的钱买了台缝纫机。缝纫机是买回来了，春花想拜师学裁缝还得送礼啥的，在家里自己先试试吧。薄薄几页说明书，被春花颠来倒去地拿着。
春花遇到实在看不懂的，就哄着石头：“石头，这写的啥？帮妈念念吧？”
“你自己不会看啊？！”石头依旧在摆弄冉大贵给他买的新自行车，语气硬邦邦地能砸伤人。
春花低下头，小声说：“有几个字，我不认得……”
石头不理她，春花只得自己看说明书上的图。等摸熟了缝纫机后，她又找邻家要来些旧衣物，摸索衣片的缝接顺序，口袋、衣领、止口等做法，慢慢地，春花居然也就会了，她一咬牙买来些布料，照着明月和石头的身形做。石头接过春花给他缝纫的新衣，心下一喜：这可是他穿的第一件新衣服啊！可面上依然冷冷清清，把衣服随意往**一丢。等春花前脚出门，石头后脚就迫不及待地把衣服套上，在村里四处显摆：“瞧瞧，你们仔细瞧瞧，好看吧？！”
正午，天色阴沉，闷得很，整个迎水村就像是裹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大闷罐里。树干上的蝉没完没了地叫着，一阵响似一阵的聒噪，声音细长尖锐得能通过人的耳朵直钻到脑仁里。孩子不像大人要靠午睡补充体力，他们永远都有使不完的精力和无穷的乐趣。石头用竹竿缴满蜘蛛网，带明月去树林里粘蝉了，冉大贵在堂屋地上的草席上已经睡着，春花还在收拾碗筷。迎水村百无聊赖，风没有等来，却等来个拉板车的手艺人吆喝：“修电器，修收音机、电视机……”
春花心里一动，想着，能不能把那台收音机修好呢？她从厢屋陈旧的木箱里抱出收音机，蹑手蹑脚地朝门外走去。冉大贵的草席是横铺在门口的，春花瘸着腿跨过冉大贵时，不想还是碰到了他，他伸个懒腰。天越热，蝉叫得越欢，冉大贵一直没睡熟。
春花有些歉意地笑笑：“我不想吵你的，你接着睡。”
冉大贵伸个懒腰，闭着眼睛含糊一句：“干吗去？”
“我想试试这收音机可能修好。”
冉大贵醒了，不满地看了眼春花：“那破玩意，还修它干啥？我早就想扔了！”
“冉奎买给我，只听过一天……”
冉大贵突然从地上跳了起来：“冉奎冉奎，你就是忘不了冉奎，你看着我，我叫冉大贵！”这已经不是两人拢家后春花第一次提冉奎了。“冉奎”这个名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让冉大贵觉得越来越刺耳，现在再听来，比屋外的蝉声更让他不能忍受，蝉声是钻进脑仁里搅动，让他烦躁，睡不好午觉，可“冉奎”这个名字却是钻到他心里，越往里钻越让他疼，疼得他直冒冷气，疼得他过不好日子。他可不想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阴影里，哪怕冉奎是他亲堂弟，哪怕冉奎已经死了，也不行。春花现在是他婆娘，整个心里装着的也应该只有他一人！
春花被冉大贵惊住了。空气更加沉闷黏稠，手艺人长一声短一声的吆喝，好像也被这气温给溶化了，一丝一缕渐渐化为空气，消失在村头。春花最终从惊愕到沉默，瘸着腿，有些理亏地往旁边让了让，可无意中，却把怀里的收音机搂得更紧，在冉大贵的眼里，仿佛她在搂着天底下最稀罕的宝物，唯恐被旁人偷觑，而在他，这就是蛰伏在他心里很久的刺，他一直想拔了的那根刺！这让本想软了口气的冉大贵，更是恼火，劈手就将收音机抢了过来，“啪”的一声用力摔在地上。这台收音机发出最后的绝响。不，它已经不能再称为收音机——收音机没了，只剩地面上一摊破碎的、斑驳的零件。春花的心，蓦地空了，她想哭，干涩的眼里却留不出一滴泪。春花慢腾腾卷起地上的芦席，又拿来簸箕，跛脚扫着地收拾着地上的杂物。冉大贵气呼呼地站在一边喘着粗气。想想，还不过瘾似的，等春花把这堆零件扫到簸箕里，他又夺了去，将这些破烂哗啦啦倒进了淠河里。古老的淠河，缓缓地流着，对这些淠河岸边人的鸡毛蒜皮，早已经波澜不惊。
春花闷声不理冉大贵，冉大贵也不搭理她。这几天，谁也不理谁，有事就知会孩子们，让他们当传声筒。两孩子并不奇怪，照样玩耍他们的，村里人更是觉得寻常，知道两口子拌了嘴，连劝都不会过来劝的。这村里的人，谁家不吵架呢？谁家婆娘没被自家男人打过呢？输了钱，找婆娘撒气，打；喝醉了酒，被婆娘唠叨火了，打……这种事在村里多了去，谁要把这事当事说，那才真正奇怪。
春花暗自搜索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她很纳闷，冉奎在活着的时候，哪怕出门干活了，家里仍然处处都是他的气味，可他一死，与他有关的东西一扔，家里就再找不到他活过的影子。曾经的日子，好像做梦一样假，只有丫头明月，是真实的。在她看来，冉大贵是疼明月的。虽然她怪冉大贵小心眼，但经这一事，冉奎的名字，她在冉大贵面前已经绝口不提，每有牵扯，她都尽量小心地绕道而过。
冉大贵在这几天，白天干完农活，晚上又去村口的代销店打牌了。代销店早已经不代销，改制私营，迎水人还是习惯叫它代销店。店主两口经常在村里邀赌，抽些茶水费。也只能是茶水费，说是赌博，可在庄稼地里劳作的迎水人，都是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谁有钱赌大呢？最初赌资只是几根香烟，渐渐块儿八角，后来才有了十几二十块的输赢。去赌的基本都是村里的壮汉们，他们总不能每晚都挤到别人家厢屋里看电视吧？电视机是贵重，却也不算稀罕物了，村里有电视机的几户人家，不再把电视机搬到稻场上。这些壮汉白天散完的力气随着一顿晚饭的工夫又慢慢聚拢，最终都聚到了代销店的那张赌桌上，目光聚焦着手中长而窄的纸牌——皖西人叫它“抹小牌”。他们有的表情严肃，一直不肯轻易说话，仿佛一开口便分散了精力，放过了和牌的机会；有的却相反，从坐下开始嘴就一直说着不停，嚼着别家的家长里短，倒一点也不耽误手中出牌。若有抽烟的，烟卷粘在两片厚实的嘴唇间，烟燃熏着，眼睛微眯，不时歪嘴喊着：“对”“吃”……小小纸牌，竟被皖西大地上这些憨实的庄稼人玩出极致的乐趣。
冉大贵去赌钱时走得耀武扬威。虽然拢家前他跟春花保证不再赌，可谁让他俩吵架呢？仿佛他去赌钱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春花——不是我想赌，这是你的错，是你逼我去赌钱来气你，知道吧？他人去逍遥快活了，却留春花来承担这个罪责。换句话说，这场架给了冉大贵一个借口，一个可以正大光明赌钱的借口。其实，这些年他散漫惯了，突然被人约束起来，好不自在，有时候他人是安稳地待在家里，魂却早被勾到牌桌上了，手痒得厉害。在庄稼地里见了牌友，他经常眼馋地问：“昨晚谁输谁赢啊？”捞不到牌玩，他只能靠这些边角料来过瘾。牌友们笑话他，连村支书也嘲弄他，说整个迎水就没见过这么听婆娘话的人，真是没出息。他扛着锄头嘿嘿地笑着，不停挠他的秃头。这场架吵得正是时候，不仅仅拔了他心里的刺，简直就让他如久旱逢甘露。在家时他故意紧绷着脸，五官像错位了一般，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只剩秃顶的油光。可一转身去代销店的路上，他就快活极了，嘴角咧到耳朵下面，浑身舒坦，恨不得脚下生风。
春花想，可不能再这样下去，冉大贵连续几天都赌到深夜，天不亮又要起早干重活，他的身子吃不消呢。她连哄带劝，不停认错，好不容易让冉大贵“气”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