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爹走后第二年,春花跟镇上法庭提出了离婚诉求。判离那天,李德好哭得稀里哗啦,躺在法院那冰冷的水泥地上不肯起来,两腿直蹬,嘴里嗷嗷叫:“春花,我媳妇……”李家老太婆扶儿子起来,她恨恨地看着春花。春花始终低着头,没有一句话。实质上,从她离开迎河那天,她就已经跟李家脱离了关系,只是碍于四爹,怕他受气,她才一直没提离婚。

春花赔了李家五百块钱,她自己攒的只有几十块,其余多是从二叔那借的。二叔在大修厂当了几年苦力,趁着政策好,从信用社贷款买了辆江淮大货车,没日没夜地跑运输,经济上自然好很多。溅进去的铁片星就像是被年轻力壮的身体吸收融化了一般,寻不见了。

离婚后的春花,好似吸过水的秧苗,渐渐褪去恹恹的模样,又水灵了。她依然每天去潘园的池塘边洗衣服,也会在那棵老柳树上依坐停歇片刻,目光穿透层层叠叠的雾霭水汽,望着远方,偶尔哼上一两句,却也只能是稍作停留,春花残腿的身影总是很忙、很忙。

镇上洗衣的活她又多接了几家。一个主家见春花洗的衣服又干净又准时,善意地告诉她:隔壁巷子有一家两口子都是镇政府的,你明天去试试,看他家可要人洗衣服。

春花当然愿意多接活。她特地起了个大早。这户人家真不容易找。狭长街道的两边,青黛的砖瓦屋子紧挨着,在这样的清晨,更显幽静。她数着门,一家、两家……是这里了,她擦了把汗珠,“咚咚”地敲门。

里面先是听见脸盆里水响,才听见有女人懒声问:“一大早的,谁啊?”

春花站门口,小心翼翼地答:“有人介绍我来你家问问,可要人洗衣服。”

很慢地,对扇的门“吱”地开了一半。一个男人端着脸盆出来,他正准备倒洗脸水。

张务军!春花在心里喊出来,随即笑了。

张务军也没想到是春花,自然很是惊喜。他正踌躇着说什么,另一扇门也开了,一个身材矮胖、满脸雀斑的女人走出来,倚着门框,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后,皱起眉头,对张务军不耐烦地说:“你还不快去买早点?”

张务军收了脸盆慌忙介绍:“这是同村的乡亲春花。”又对春花介绍,“这是你嫂子。”

春花轻轻喊了声:“嫂子好!嫂子,你家要人洗衣服不?”她想,这便是张务军的妻子黄干事了。春花听村里人说过她。

黄干事偏起头,懒懒地看看春花:“啊,洗衣服的?行啊,怎么洗的?”

张务军本想招呼春花进屋,可黄干事又说话了,两道眉毛像是从眉骨处突然弯下似的,把一双小眼睛紧紧括在里面:“你还磨蹭呢,快去啊?”

“好,好,我去买。”张务军点头哈腰,赶紧回屋放好脸盆,又对春花说,“那……春花,你也没吃吧?你先和你嫂子聊着,我买多些。”张务军边走边说,一步一回头。

春花笑了,露出一口漂亮的玉牙,一粒粒如玉米籽似的:“我早上吃了呢。您去忙吧。”春花清澈的眼眸不含一丝杂念。现在的张务军,已经彻彻底底从春花的心里走了出来。

黄干事始终是居高临下的表情,一脸的雀斑丝毫没有热度:“正好我们两口子都忙,孩子由他姥姥带,就两个人的衣服,你可能每天定时取定时送?”

春花想,那每天要多跑一趟了,却答着:“只要能晒干,一定,一定。”

春花要每月收三块钱,可黄干事却带着赏赐似的,每月给四块。她说她不在乎洗衣费,一再叮嘱春花别把她高档的衣物洗坏了:“丑话都说前头,别怪我到时翻脸。”

春花一点都不介意黄干事的态度,她很高兴:“谢谢嫂子!都乡里乡亲的,您放心。”

黄干事这才让开身叫春花随她进家取脏衣服。

客厅很宽敞,光线充足,水泥地面,陈设简洁却时髦,又处处透着贵气:一组宽大柔软的沙发上铺着白纱;油红油红的茶几中间,放着一把紫砂壶和几个小茶杯;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也用白纱罩着,响当当地盘踞在桌上;一盆色泽饱满的绿植正探头朝窗外望去;正墙上悬着大幅装裱好的《花开富贵图》,花朵灿灿,占了半间墙壁,边角夹着几张小照片,春花凑近了仔细一瞧,有两人的结婚照、有孩子光屁股的一百天照;依墙角而建的书架里,放有图书、报纸和几样孩子的玩具……春花发出赞叹:“嫂子,您家真讲究啊!”

黄干事撩了撩卷发,没答话,脚步也没停。春花跟她进了卧室。光是绸缎被面上的花纹,就看得春花眼花缭乱。

等春花走了,张务军才火急火燎地赶回来,手中拿着三份豆浆油条。黄干事一翻眼:“心真细!”张务军被她说得脸微微一僵,连忙辩解:“都一个村的,我又看她是个瘸子,可怜。”

黄干事从鼻子里哼了声,接过早点,坐在沙发上。张务军提了水瓶,替她泡杯茶。

黄干事咬着金黄的油条,油乎乎地沾了她一嘴,她边吃边说:“她一个乡下人,哪里配吃这个?你也是上辈子积了德,找着我,不然还不是跟她一样在地头间吃粗粮……”

“是,是,你讲得对,快吃吧,吃好我们赶紧上班。”张务军见她又老调重弹,一阵反胃。自打结婚,这话题就成了家常便饭。张务军轻轻地放下油条,想了想,还是问声:“你可叫她洗衣服了?”

黄干事端起茶杯吹了吹,呷了一口,慢悠悠地说:“不仅叫了,还比别家多给一块钱呢。总不能老丢你脸是不?你那些穷乡亲们,不来借钱就行!”

张务军尴尬地端起豆浆就喝,却不料太烫,烫得他双唇一哆嗦,赶紧囫囵地咽下,顿时觉得心都被烫掉了,久久回不到胸腔里。他放下豆浆,一抹拉嘴角,说:“你慢慢吃,我先出门。今年是国庆四十周年,站里收到区文件,说要我们在镇上电影院里举办‘国庆文艺联欢会’,还要举行城西、新安两个乡镇的小学生歌咏比赛。这是大事,我去几个学校联系下。”

张务军像是逃脱似的离开家,往文化站赶。

春花穿着高筒雨鞋,跛着脚,站在潘塘边给人家洗衣服,满满两大筐。九月的潘塘青雾缭绕,透着凉意,隔着厚实的塑料雨鞋都能感觉到。春花洗着洗着,却笑了:她手中的这件蓝色涤卡的裤子,正是张务军的。她想到几年前,还幻想着能帮张务军洗衣服呢。老天爷啊,你可真能开玩笑!春花麻利地洗好了,把张务军的衣服像其他人家的一样,扔在竹筐里,并没有什么特别。

春花没再多想。她累得直不起腰,伸手在酸麻的腰眼上捶了几下,用扁担挑好竹筐,一瘸一拐地回家晾晒。

晒了衣服,春花又肩披条麻袋,再去潘塘,她得把沤洗过的寒麻一捆捆给捞上来。她脱了雨鞋,卷起裤腿,光脚往水里一探——真凉啊!她赶紧缩回来,揉揉脚,热乎了,再伸下去。顿时,脚不是自己的脚,腿也不是自己的腿了,说不出的滋味。可她坚持着,吃力地把寒麻捞起来,扛在肩上。虽然有条麻袋挡着,黑黑的淤泥仍然粘染得春花浑身都是。

春玲见春花跛脚扛着寒麻回来,嫌弃地躲开,她说宁愿去锅台下做饭,也不愿自己的花衣裳被熏臭了。

“臭?不臭啊?”春花四下嗅着,她是真没觉得。潘园的太阳永远是胆小怯懦的,几乎很少露面。春花得趁天气好,将这些寒麻在稻场上晒干。寒麻被一头捆住,另一头散开,呈伞状般站立,直至干透成金黄色,她再跛着腿将寒麻扛回家,坐在煤油灯下,一根根麻溜地剥着,麻皮瞬间就和洁白的麻秸分开了。金黄的麻皮在春花手里缠绕着,软软的,长长的,一把一把又一把,如同这日子。

家里这些农活,春兴也忙得少了。他已长成了大小伙,嘴边长了一圈细密的茸毛,他经常去城里二叔那,很少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