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可以讲述吗？那本原的、纯粹的时间本身，可以讲述吗？不能，确实不能，要讲就真是犯傻！我们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它：“时间流动着，它在流逝，像江水似的流逝。”如此这般地一个劲儿往下讲，恐怕没有一个神经健全的人会称这是在讲述故事。这就好比把同一个音符或者和弦拼命拖长到一小时，却称自己是在演奏音乐一样。
因为这“故事”和这“音乐”，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消磨了时间，都“实实在在地填补了时间的空虚”，都对时间进行了“分割”，都使它“有了内容”，都让它“发挥了作用”。在此，我们怀着在引述死者遗言时应有的沉痛而虔诚的心情，引述已故约阿希姆偶尔说过的这些话，这些早已音沉响绝的话。我们不知道读者是不是清楚，他说完这些话已经过去了多久。
时间是故事的要素，正如它也是生命的要素。故事和生命，它们都与时间密不可分，正如物体与空间密不可分。时间也是音乐的要素；音乐度量时间、分割时间，在使时间显得短促的同时变得可贵。
事情一目了然。不过，两者的区别也显而易见。音乐的时间因素只是一码事，只是人类地球时间的一个断面，音乐注入这个断面，就使其变得说不出的高贵。故事则相反，有两种时间：一为其本身的时间，亦即构成其讲述和表现条件的音乐性实际时间；二为其内容所表现的时间，即透视性的时间，也就是故事的想象时间，它与实际时间的量度差异极大。一首名为《五分钟华尔兹》的乐曲确实演奏五分钟，它与时间的关系仅止于此，别无其他。一则故事可就不同了，它的想象时间跨度仅为五分钟，可由于讲述得格外认真仔细，实际讲述时间就可以拖长一千倍。
这时，时间显得短而容易度过，尽管对于故事的想象时间而言，它是很长很长的了。反过来，故事的想象时间也可以用“浓缩法”将其自身无限扩展。我们所谓的“浓缩法”，指的就是某种幻觉的或者干脆讲病态的因素，它显然适用于我们这里的情况。也就是故事的讲述采用神秘的魔法和时间的超透视法，它们让人想起了实际生活中的某些异常现象，以及明白无误的超感知状态。
有一些吸食鸦片者的笔记表明，一个处于麻醉状态的瘾君子在短时间里体验到的迷幻情景，常常相当于十年、三十年甚至六十年或者超过了人所能设定的任何时间界限。当然，说的只是幻觉，只是其幻想时间大大超过了实际时间的长度。处于这样的迷幻状态，人对时间的体验浓缩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幻象的情景急速地拥挤到一起，用一个吸食大麻者的话说，脑子已变得仿佛“像一块取走弹簧后不再有用的破表”。
故事中的时间关系跟这里说的罪恶迷幻状态类似，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对它进行处理。不过既然能够“处理”，那就明摆着，时间这一故事要素也可变成故事处理的对象。这样一来，如果说“讲述时间的故事”还嫌过分的话，那么说想要讲讲有关时间的故事，就不显得像本章开始时我们感觉的那样完全荒谬了。结果是“时间小说”这个名称，就有了奇特的梦幻般的双重含义。事实上，我们最先提出时间是否可以讲述这个问题，只是为了承认我们讲述故事实际上也是要讲述时间。
接着我们又问，那些聚集在我们周围的人是否清楚，自从已故的约阿希姆发表了那一通关于音乐与时间的议论——这样的议论原本不合他的天性，只能证明他体内的化学反应大大地增强了——至今已经过去多少时间。如果得到的回答是他们眼下真的不十分清楚，那我们也不会怎么生气；是的，不怎么生气，甚至还心满意足。之所以这样，原因很简单：大家都关注小说主人公本身的境遇体验，自然符合我们的利益。对现在讲到的这个时刻，汉斯·卡斯托普本人绝非完全心中有数，而且早就已经不再有数了。这种情况，也是他的故事亦即一部时间小说的内容之一；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
到约阿希姆不顾一切地自行出院为止，或者前前后后整个算起来，汉斯·卡斯托普和他一起在这山上到底生活了多长时间？按照日历，约阿希姆犟着出院是在什么时候，离开了多久，什么时候又重新入的院？他回来以后又从时间中彻底消失了，在此之前汉斯·卡斯托普已在山上住了多久？约阿希姆就不讲了，舒舍夫人离开了疗养院有多长时间，她又是啥时候或者什么季节回来的？——是的，她真的回院来了。
克拉芙迪娅·舒舍夫人回来的时候，他汉斯·卡斯托普按照地球时间计算，在这“山庄”疗养院里，已住了多少时候？等等这些问题，如果有人向卡斯托普提出来——可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提出来，连他自己也不曾提，因为他害怕对自己提这些问题，他就会用手指头儿像敲鼓似的敲击额头，犹豫不决，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这个情况令他严重不安，程度甚至超过了他来这里的第一个晚上，当时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询问他的年龄，他竟一时间失去了应答的能力。是啊，这种无能为力的状态更加严重了，因为现在卡斯托普已经压根儿不再搞得清楚，自己到底多大年纪啦！
这听起来可能荒诞离奇，但却远远并非闻所未闻或者绝无可能，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每个人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条件摆在了那儿，就没任何办法能保证我们不堕入对时间的茫然无知状态，也就是说连自己的年龄都不再知道。产生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我们体内缺少某种时间器官，也就是我们完全没有能力不依靠任何外在的参照物，仅凭自身的感觉就可以哪怕只是大致准确地确定时间的进程。
不幸被埋在井下的矿工，失去了任何观察夜与昼更替的可能，在侥幸获救时猜想自己在黑暗的地底下，在希望与绝望的交替中，熬过了三天时间。可事实上却是十天之久。有人也许会想，他们身陷绝境，必定感觉时间变长了。事实上呢，反而收缩到了不足实际长度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在促使神智迷乱的条件下，人的软弱无助更倾向于感觉时间极度地浓缩了，而不会拖长时间。
当然，现在没有任何人否认，汉斯·卡斯托普只要愿意，他也可以计算计算，使自己毫不困难地脱离对时间的无知状态，恢复头脑的清醒；同样，要是读者您健全的意识也讨厌含含糊糊，那也只需要稍稍下点功夫，就能做到这件事情。至于具体讲到汉斯·卡斯托普，他对此似乎并不特别有兴趣；仅仅得花些力气来摆脱迷茫懵懂状态，弄清楚自己在山上又长了几岁，就已不合他的口味；何况还有一种良心上的恐惧妨碍着他——虽说显而易见的是对时间漠不关心，乃缺少良知的最恶劣表现。
舒舍夫人归来的方式，远比汉斯·卡斯托普想象的更富戏剧性——不是在他日夜眺望的雪山小径，而是在圣诞节前的雾霭中，像一片被风卷来的枯叶，突然飘进了疗养院的餐厅。此时节正值冬至前夜，按老家汉堡的习俗，本应是围炉烤栗子的日子，可在这里，冬天早已把四季嚼碎重铸：窗外的雪粒敲打玻璃，恍若七月的骤雨；正午的阳光却像被稀释的蜂蜜，洒在餐桌上，与煤油灯的昏黄混为一体。
汉斯对着浴室镜子修剪指甲时，突然发现甲床边缘泛起淡青，像极了易北河解冻时的冰裂。这让他想起约阿希姆生前常说的“时间瘟疫”——那个总把袖口扣得一丝不苟的表哥，曾用银制裁纸刀指着日历感叹：“在这儿，正月和七月一样会下雪，早餐和晚餐一样让人昏沉，连上帝都算不清日子。”此刻，他正用那把镶珍珠母贝的小剪刀修着指甲，金属冷感从指尖窜到肘弯，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鬓角已长出细密的绒毛，像春末汉堡港的水草，在不知不觉中爬满堤岸。
楼下的理发店总飘着热蜡与古龙水的气味。当理发师用温热的毛巾敷住他的脸颊，泡沫顺着下颌流进衣领时，他忽然在镜中看见了父亲的轮廓——那个总在周日读报的男人，鬓角也是这样倔强地翘着。“先生的头发长得真快，”理发师转动椅子，手中的剪刀喀嚓作响，“上次修剪才过去三周吧？”汉斯望着落满白围裙的发屑，突然想起童年的沙漏：玻璃管里的细沙总在不经意间流完，而在这里，时间却像粘在鞋底的柏油，甩不掉，擦不净，只会越积越厚。
最诡异的是深夜的阳台。当他裹着毛毯眺望群山，雪粒有时会突然转成雨丝，打湿睫毛的瞬间，竟闻到杜松子酒的香气——那是去年狂欢节塞特姆布里尼硬塞给他的酒。时间在这儿变成了莫比乌斯环：他既“仍然”是初来乍到的访客，又“已经”是住了上千个日夜的老客。有次他数着餐厅的水晶吊灯穗子发呆，突然发现第37颗珠子上的裂痕，竟与三个月前观察到的一模一样，仿佛时间在此处打了个结。
修剪完指甲，他对着灯光举起右手。指尖的弧度让他想起母亲的蕾丝顶针，那个总在下午茶时闪光的小玩意儿，此刻却远在千里之外的汉堡。而在这里，时间的流逝藏在每一个微小的变化里：剃须刀片的锈迹、毛衣袖口的毛球、窗台上逐日增厚的冰花。他突然理解了约阿希姆说的“时间不值一提”——不是因为短暂，而是因为它像空气一样，既无所不在，又无法捕捉。
当第一声圣诞颂歌从谷底飘来时，汉斯站在阳台上，看雪花落在去年此时的积雪上。它们如此相似，如同镜中的镜像，让人分不清哪片是“仍然”，哪片是“又已经”。但掌心的温度告诉他，有些东西正在改变：不是时间的流速，而是他看待时间的方式——就像此刻落在睫毛上的雪花，既是去年的重逢，也是今冬的初遇，在“仍然”与“又已经”的裂缝里，藏着永恒的现在。
我们多次保证过，我们既不希望美化他，也不希望丑化他，而想他是怎样就说他怎样；因此我们就不愿避而不谈，他有对神秘玄虚的现象作沉思默想的癖好，甚至于乐此不疲，还有意识地诱发这样的思考，虽然经常也作相反的努力，企图克服自己的恶癖。他可以静静坐在那儿，手里摆着他的怀表——一只薄而光滑的金表，镌刻着他花体字姓名的表盖儿已经被揿开，低头望着那圆形的细瓷表盘，只见围绕表盘刻画着两圈黑红两色的阿拉伯数字，表盘上两枚精细而扭曲的金质指针各有所指示，只有那纤细的秒针孜孜不倦，在嘀嘀嘀地一个小格儿一个小格儿往前奔。
汉斯·卡斯托普目不转睛地盯着这颗秒针，想要阻止、拖延它几分钟，好让时光滞留在黑色的数字上。然而这针仍自顾自地一点一点迈步向前，根本不理那些数目字，只管走近它们、触及它们、越过它们、再抛开它们，与它们越抛越远、越抛越远，随后又重新开始，重新走近。这指针对时间、对分秒划分、对表盘刻度，统统麻木不仁。真希望它跳到了六十下能稍微停一停，或者至少发出一丝丝信息，让人知道这里有点事儿已经完成。然而，它那匆匆忙忙地、不加区别地越过一条条未标明数字的细线的神气，让人看出它路途上的所有数字和划线，对它来说统统不过是陪衬，因此它就只管走啊，走啊……就这样，汉斯·卡斯托普又把他这由玻璃表面罩着的玩意儿藏进背心口袋，任随时间自己流逝它的去。
年轻冒险家心理上发生的变化，叫我们怎样才能给平原上的正派人解释明白呢？他对时间的迷茫懵懂与日俱增。如果稍许宽容一些讲，要把现在与昨天、前天和大前天分开，把这些相互像鸡蛋一样的时间分开，已经让他觉得有些困难的话，那么现在和眼下，就同样容易和可能跟一个月或者一年之前的那个“现在”，混淆不清以致模糊地成为“永远”了。不过呢，只要对于“已经”和“还是”的理性意识，还和“未来”泾渭分明，那就不知不觉会出现一种**，就是把那些原本用于区分“今日”与过去和将来的关系名词，也即“昨天”和“明天”的含义加以扩展，并且适用于更大的范围。也许不难想象在一些更小的行星上面，存在着某种生物，遵循着更加细微的时间划分；对于它们“短暂”的生命来说，咱们秒针细碎、灵敏的跳动，已相当于时针的拖拉、迟钝。
可是也可以设想有这样一些生物，在其广阔的空间领域中时间不得不相应地迈开大步，于是乎“刚才”、“过一会儿”、“昨天”和“明天”这样一些表示距离的时间概念，意义就获得了极大的扩展。我们讲，这不只是可能的，而且以一种宽容的相对主义精神进行评判，或者遵循所谓“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习俗”的说法，甚至应该称之为合法的、健康的，也值得尊重。
然而，一个年龄与卡斯托普相仿的地球之子，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学期原本都应该还起巨大作用，还会在生活中带来许多的变化和进步，——可是有一天，他却沾染上恶习，或者说有时候竟随波逐流，不再讲“一年以前”，而是用“昨天”和“明天”代替“过去了一整年”的说法，对他我们又该作何感想呢？这里毫无疑问适合用上“迷惘与混乱”这个评语，以表示我们极大的忧虑。
地球上存在一种生活状态，存在一些地域环境——以我们眼前所处的情况，使用“地域”一词无妨，在这样的状态和环境下，上述模糊、混淆时空距离以致于昏头昏脑到了不见差异的情况，在一定意义上是自然和理所当然地会发生的，所以嘛，假期里让自己来沉溺于如此迷人的状态几个小时，应该讲无论如何都合乎情理。我们说的是海滨漫步来着，——对这样的境况，汉斯·卡斯托普没有什么时候不满怀热烈的向往，——我们知道喽，生活在这儿的冰天雪地里，使他喜欢回忆故乡柔软的沙滩，在回忆时心存感激。我们相信，我们提起这一美妙的失落之感，读者也会凭经验和回忆给我们响应。
你在沙滩上走啊，走啊……这么走着，你将永远不会及时转身往回走，因为你已失落了时间，你已失落了自己。哦，大海，我们坐得远远儿地谈论着你，我们对你献上我们的思念、我们的爱恋，你呢，也该进入我们的故事，明明白白地，大声疾呼地，进入我们的故事，就像你永远静静地躺在我们的心中，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还是这样……汹涌呼啸的无垠荒漠，顶上撑着灰白色的大幕，湿乎乎的空气侵袭人的皮肤，让我们嘴唇上老有盐碱味儿。我们走啊，走啊，走在富有弹性的沙地上，但见四处散乱着海草和小小的贝壳，耳边却被海风环绕。这博大、广袤而又柔和的风哦，它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坦坦****，在辽阔的天地间刮来拂去，造成我们头脑里微微的迷醉，——我们继续漫步，漫步，看着海潮涌过来又退开去，任随它用泡沫翻卷的舌头，舔舐我们**的双脚。潮水像煮沸了，色泽既明亮又幽暗，一浪高过一浪地喧嚣着，像绸缎一般摔打在平缓的岸边上，——极目望去，哪儿都如此，远方的浪峰上也如此，都是此起彼伏、沉浊持久的汹涌咆哮，搞得人的耳朵再也听不见世界的任何其他声音。深沉的快慰，有意的遗忘……让我们闭上眼睛，投进永恒的怀抱！可是不，你瞧啊，在那灰绿色的汹涌的远方，在那海面急速缩减成地平线的所在，浮着一只帆船。哪里？什么地方？有多远？有多近？你不知道了。你恍惚迷茫地失去了判断。
要说出那帆船离岸边有多远，你必须知道船本身的体积有多大。是小而且近呢，还是大而且远？你的目光迷失在了无知之中，因为你本身没有任何器官和感官给你提供空间的信息……我们走啊，走啊，——走了已经多久？已经多远？这也不明不白。我们的脚步始终没有任何变化，这儿如同那儿，刚才如同现在和以后；时间溺死在了空间没有量度的单调中，从一个点移动到另一个点不再成为运动，如果周围全一个样儿的话；既然运动不再成为运动，那这里便不存在时间。
中世纪的经院学家企图证明，时间只是幻觉，它的运行归根到底只是我们各种感官的产物，事物的真实存在只限定于恒定不变的现在。那位首先产生这种感想的博士，他可曾漫步海滨，——他的嘴唇是否尝到了永恒的淡淡苦涩滋味儿？我们无论如何得重申一下，我们这儿讲的只是度假的权利，只是闲暇时光的胡思乱想，它们很快就会让富有德行的智者厌烦，就像一个健壮的人会厌烦一动不动地躺在温暖的沙里。
批评人的认识手段和形式，质疑它们的纯粹有效性，恐怕是荒唐、过分、心怀叵测的吧，要是其中夹杂了任何其他意念，而不是仅仅想给理想划出它不可逾越的界限，指明越过了界限，必然懈怠其本身的任务。像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这么一个人，我们只能心存感激，因为他告诉那个我们关心其命运的年轻人，那个遇上机会就让他优雅地称作“生活中的问题儿童”的青年，他以教育者的坚定口吻告诉他：形而上学乃是“邪恶的”东西。
而我们呢，为了最好地缅怀一位受我们爱戴的死者，却要指出，批判原则的意义、意图和目的，只能是一个，也只允许是一个，这就是责任感，就是生活赋予的使命。是的，立法的智慧给理性划定了严格的界线，可同时也在这界线边上竖起了生活的旗帜，并且发出宣告，投身于这面旗帜之下，乃是人作为战士必须尽的职责。能把这算作原谅年轻的卡斯托普的理由吗？能设想是这使他更加沉溺于那些有关时间和永恒的胡思乱想，以致他那忧郁的军人表兄要喋喋不休地说他“狂热过度”，结果堪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