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他怎么都还不能说自己习惯了，不管是对这里极为特殊的生活的了解——就像他自己说的，短短几天，甚至三个星期，都不可能了解透彻，他当着约阿希姆也承认这一点，还是他的机体对“山上这些人”那种极为特殊的生活氛围的适应；因为这种适应，在他感觉很不是滋味儿，非常难受。是啊，他甚至觉得自己根本没法适应。
正常的日子安排得条理清晰、考虑周全，只要顺着它的节奏，很快就能步入正轨，感觉轻松自在。然而，每隔一周或者更长时间，就会出现一些有规律的变化；对这些变化，只能逐步适应。适应这种变化或许只需一次，适应另一种则可能要反复多次。至于每天遇到的人和事，汉斯还得时刻留意学习，学会更仔细地观察事物，凭借年轻人的敏锐，吸收新东西。
比如，走廊上有些门前放着的短颈球形瓶，汉斯·卡斯托普刚来的那个晚上就注意到了。约阿希姆见他询问，便解释说，瓶子里装的是氧气。里面是纯氧，每瓶价值六法郎。这种提神的气体，是给快不行的人用的，能让他们最后兴奋一下，多撑一阵子。——他们通过一根橡皮管把氧气吸进肺里。
也就是说，放着球形瓶的房间里，躺着的都是垂死之人，或者像宫廷顾问贝伦斯说的“痛得快死的人”。有一天，贝伦斯穿着白大褂，铁青着脸穿过走廊，碰到汉斯·卡斯托普，两人一起下楼时，他就对年轻人用了这个外来词。
“喏，您可是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呐！”贝伦斯说道，“您感觉如何，在您审视的目光里，对我们这儿可有几分好感？可钦佩我们？没错，我们这儿夏天的疗养季还算不错，情况挺不赖。只是为了把一切安排妥当，我可费了不少心血。可惜您不肯在这儿过冬——我听说您只打算住八个星期？嗯，三个星期？那可真是来去匆匆，连外套都来不及脱，您说是不是？真可惜，您没法和我们一起过冬；要知道，您真该见识见识霍特福勒节，那会让您大开眼界。”他说这些话时，语气俏皮极了，“这是山下坪上的一个国际性节日，不过得等到冬天才举办。小伙子们兴高采烈地玩地滚球。女士们呢，我的乖乖！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像天空中的鸟儿，我跟您讲，那叫一个风流多情……可这会儿我得去照顾咱们那位垂死的病人了，”他说，“在二十七号房间。已经快不行了，您知道。从中间开始病变。昨天他已经喝掉五大瓶，今天还得开，这个贪嘴的家伙。不过估计中午就该‘回家’了。怎么样，亲爱的罗伊特呀，”
他一边说着，一边跨进房间，“怎么样，要不要我们再开一瓶……”他的声音随着随手关上的门消失了。但在那一瞬间，汉斯·卡斯托普来得及瞥见房间靠里的**，躺着一个脸色蜡黄的年轻人，下巴上稀稀拉拉长着几根胡须，头平放在枕头上，只是慢慢地将他那双格外大的眼睛转向门口。
这是汉斯·卡斯托普一生中见到的第一个濒死之人，因为他的父母以及祖父临终时，都瞒着他。那年轻人下巴朝天，头仰在枕上，显得多么庄重！他慢慢转向门口的特大眼球投射出的目光，又是何等意味深长！汉斯·卡斯托普完全沉浸在那匆匆一瞥留下的印象里，下意识地也努力把眼睛慢慢睁大，让目光显得意味深长，就像那位垂死的病人一样，同时继续往楼下走去。
他就这么瞪着眼睛，看见一个从他身后的门里出来，在楼梯口赶上他的女人。他一时没认出那是舒舍夫人。而她呢，对他那奇怪的眼神只是淡淡一笑，就用手托着后脑勺上的发辫，抢在他前面，悄无声息、脚步轻快、微微探着头走下楼去了。
在最初的几天里，他几乎没结交什么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如此。总的来说，疗养院的日程安排不利于结交新朋友；再加上汉斯·卡斯托普生性矜持，觉得自己在山上只是个客人，或者像贝伦斯说的，只是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有了约阿希姆陪他聊天、做伴，他大体上已经感到满足。楼层的护士早就伸长脖子留意他们俩了，直到和约阿希姆说过几次话后，约阿希姆终于把表弟介绍给了她。她耳朵后面挂着夹鼻眼镜的带子，说起话来不仅矫揉造作，简直让人难受。
仔细观察，会给人一种她已经被无聊折磨得有些神志不清的印象。要摆脱她可不容易，因为每当谈话快要结束，她就会表现出病态的恐惧；每当年轻人看样子要走，她就用急促的话语、绝望的眼神和微笑，试图把他们留住，哥儿俩出于怜悯，只好又留下来。她东拉西扯地讲她的父亲，说他是位法学家，还讲她的表哥，说他是位医生——显然是为了标榜自己出身于有教养的阶层，以此抬高自己。至于她在那边房间照顾的病人，是科堡一位玩具制造商的儿子，名叫罗特拜恩；最近，这个年轻的德国小伙子的病灶已经扩散到肠子上了。对于所有相关的人来说，这都够受的，年轻的先生们可以想象；特别是当你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有着上等阶层的敏感，那就更够呛了。
你甚至连背都不能转过去……最近，先生们猜猜怎么着，她只是出去了一会儿，就出去买了点牙粉，回来就发现病人坐在床头上，面前摆着一大杯黑啤酒、一截意大利腊肠、一大块黑面包和一条黄瓜！所有这些家乡带来的美味，都是家里人送来给他补身子的。结果第二天，他自然是难受得要命。他这简直是在自己找死。但他死了，对他个人来说算是解脱，可她还是没办法——顺便说一下，她名叫白尔塔，实际上叫阿尔芙雷达·希尔德克涅希特，因为她反正又得去护理另一个病人，病情可能重些，也可能轻些，可能在这儿，也可能在另一家疗养院，这就是摆在她面前的未来，除此之外，根本没有别的前景。
是啊，汉斯·卡斯托普说，她的职业无疑很艰辛，不过，也很有成就感吧，他可以这么认为吗？
当然，她回答，有成就感——有成就感，但也非常艰辛。
喏，愿罗特拜恩先生一切顺利。表兄弟俩说着，打算溜走。
可她赶紧用话语和目光拦住他们。她那么拼命地想留住年轻人，让他们多陪自己一会儿，那模样实在可怜；不再给她一点时间，似乎有些残忍。
“他睡着了！”她说，“他不需要我。所以我才有几分钟到走廊上来……”她抱怨宫廷顾问贝伦斯，说他跟她说话的口气太随便，有损她的出身。她更喜欢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因为她觉得他很有良心。随后，她又谈起自己的父亲和表哥，可实在想不出新的话题了。为了再留住哥儿俩一会儿，她徒劳地挣扎着，以至于突然提高嗓门，大声喊叫起来，因为他们真的准备走了。——终于，他们摆脱了她。可白尔塔护士呢，仍朝着他们的后背探出上半身，眼巴巴地盯着他们，好像要用目光把他们吸回来似的。
最后，她从胸中吐出一声叹息，转过身，走进了她照看的病人的房间。
除了她，在这些日子里，汉斯·卡斯托普只结识了那个穿黑衣裙、脸色苍白的夫人，就是他在花园里见过的，被称作“两个全都”的墨西哥女子。确实，他也听见她嘴里念叨那句成了她绰号的可悲咒语，不过，因为事先有心理准备，他表现得落落大方，事后，他对自己挺满意。哥儿俩是在第一次早餐后，按规定出去散步时，在疗养院大门前碰见她的。只见她身上裹着黑色的喀什米尔披巾，膝盖弯曲着，迈着又长又急的步子，不停地在那儿踱来踱去。一条黑色的纱巾裹着她已经夹杂银丝的头发，在下巴底下打了个结，把她那张生着愁苦大嘴的老脸衬托得愈发惨白。
约阿希姆像往常一样没戴帽子，只好向她鞠躬致意；她缓缓回礼，看人时，窄窄的额头上皱纹更深了。她停了下来，因为看见了陌生的面孔。她微微点着头，期待年轻人走近。显然，她觉得有必要让新来的人了解她的命运，并听听他的看法。约阿希姆介绍了自己的表弟。她便从披巾里向客人伸出手来——一只干瘦、泛黄、血管凸起、戴着许多戒指的手。她一边继续向他点头，一边两眼紧紧盯着他。随后便是：“先生，”她说，“我把情况全告诉您……”
“我知道这件事，太太，”汉斯·卡斯托普压低声音回答，“对此我深感遗憾。”
在她那漆黑的眼睛下面，松垂的泪囊又大又沉，汉斯·卡斯托普从未见过。她身上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枯叶的气息。年轻人的心软了下来，变得有些严肃。
“谢谢。”她的发音尖锐，与她衰老的形象形成奇怪的反差，同时，她那大嘴的嘴角凄惨地往下撇着。随后，她把手缩回到披巾下面，歪过头，继续踱她的步去了。汉斯·卡斯托普一边往前走，一边说：
“你瞧，我一点没事，把她应付得很好。我相信，对付这类人我都能很在行，我生来好像就知道怎么跟他们打交道——你说是不是？我甚至觉得，总的来说，我和悲伤的人相处，比和快活的人相处更自在，天知道为什么，也许就因为我也是个孤儿，早早失去了父母吧。可是，当人们严肃而悲哀地面对死亡时，死亡并不会让我心情压抑、感到难堪，反倒让我觉得很自然，至少比在热热闹闹的场合更自在、更舒心。
最近，我就想：这儿的女士们可真傻，竟如此惧怕死亡，惧怕与死亡有关的一切，以至于疗养院什么都小心翼翼地瞒着她们，要等她们去吃饭了，才给快死的人料理后事。呸，太蠢了。你不觉得看见一具棺材挺不错吗？我就觉得挺不错。我觉得，棺材是件非常美的家具，即便空着；而一旦有人躺在里面，在我眼里，它简直就变得神圣了。
至于葬礼，有着净化心灵的作用——有时候我想，人要是想获得一点启迪，不该去教堂，而应该去参加葬礼。人们都穿着得体的黑衣服，手里拿着帽子，眼睛凝视着棺木，神情庄重肃穆，谁也不许像平时生活中那样开无聊的玩笑。我很高兴，人们终于表现出了一些虔诚。有时候我问自己，我是不是该去当神父呢？——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挺适合我……但愿我刚才用法语讲的话没什么错吧？”
“没有，”约阿希姆回答，“至少‘对此我深感遗憾’这句说得非常正确。”
有规律的日常变化来临了：首先是一个星期天，一个在露天平台上演奏疗养音乐的星期天。这种事每两周一次，标志着双周的结束。汉斯·卡斯托普上山时正好赶上双周。他星期二抵达，第五天就碰上了听音乐。这一天，在气温骤降、寒冬乍现之后，又充满了春天的气息——空气柔和清新，淡蓝色的天空中飘着白云，阳光和煦地洒在山坡和谷地上，刚积起的雪迅速融化，四周又是一片夏日的葱绿。
很明显，大家都热忱地迎接这个星期天，都努力想有所表现；院方和疗养客相互配合，相互鼓励。还在早餐桌上，就增加供应了撒糖粉的蛋糕，每个座位前还摆上了一只插着几朵花的小玻璃瓶，里面有野丁香甚至阿尔卑斯山玫瑰。男人们把花摘下来，插进衣襟的扣眼里——多特蒙德来的帕拉范特检察官甚至穿了一件黑色燕尾服，搭配洒花坎肩；女士们的打扮则更具节日气息——舒舍夫人穿着一身轻柔似水流的敞袖花边晨衣走进餐厅，玻璃门“咣啷”一声关上后，她先转过身来，像是要在众人面前优雅地亮个相，然后才脚步轻盈地径直走向自己的座位。她穿得如此漂亮，以至于汉斯·卡斯托普的邻座，那位柯尼斯堡来的女教师不禁连声赞叹。——甚至连“差劲的俄国人席”上的那对野蛮夫妇，也对主的日子表示尊重，男的脱掉皮外套和毡靴，换上了短大衣和皮鞋；女的呢，尽管今天仍然戴着那顶脏兮兮的羽毛帽子，下面却换了件绉领的绿绸上衣……看见他们俩，汉斯·卡斯托普皱了皱眉头，脸也红了；这是他上山后常有的情况，他自己也注意到了。
第二次早点过后，疗养音乐在露台上奏响。各种铜管、木管乐器齐全，演奏的曲调时而轻快，时而舒缓，几乎一直持续到午饭时间。音乐会期间，静卧的规定不再强制遵守。尽管仍有人躺在自家阳台上享受音乐，花园敞厅中的三四把椅子上也坐着人，但大多数疗养客还是坐在有顶棚平台上的一张张白色小桌前。那些活泼的年轻人——或许觉得坐椅子太过庄重，索性占据了通向花园的石台阶，在那儿营造出欢乐的氛围。这些年轻病人有男有女，多数汉斯·卡斯托普要么见过，要么听过名字。
其中有赫尔米娜·克勒费特小姐，还有阿尔宾先生，只见他端着一个大大的花铁盒子四处走动，邀请所有人吃盒子里的巧克力，自己却一口也不尝，而是叼着个金烟嘴抽香烟，一副老气横秋的模样。此外，还有“半边肺协会”嘴唇厚厚的小伙子和面容瘦削、肤色如象牙般的莱薇小姐；有个叫拉斯穆森的年轻人，头发灰黄，双手像鱼鳍般置于胸前，好似在鞠躬致意。阿姆斯特丹来的萨洛蒙太太，是个身穿红衣的胖女人，也混在年轻人当中。
她身后坐着那个头发稀疏的高个子男人，他会弹奏《仲夏夜之梦》中的乐曲，此刻却双臂抱膝，目光忧郁地盯着胖太太棕黑色的后颈窝。还有一位希腊来的红发少女，以及一个长着张貘一般面孔的少女，还不知道她来自何方。那个眼镜片极厚、贪吃的小伙子也在，还有一个十五六岁、戴着单眼镜的少年，他干咳时总把小指头那盐勺似的长指甲伸进嘴里，显然是个十足的蠢货——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人。
约阿希姆低声告诉表弟，那个留着长指甲的小青年入院时本没什么病——体温正常，只是他做医生的父亲出于谨慎，把他送上山来，按照宫廷顾问的诊断，住三个月左右就够了。可现在三个月过去了，他的体温反倒升到了三十七度八至三十八度，真的生病了。可他的生活依旧荒唐，真该有人狠狠教训他一顿。
表兄弟俩独占了一张小桌，与其他人保持着一段距离。这时，汉斯·卡斯托普一边喝着早餐剩下的黑啤酒，一边抽着雪茄。此刻，他感觉烟味有时没那么呛了。和往常一样，啤酒和音乐让他沉醉，他张着嘴，歪着头，睁着红红的眼睛，望着周围那些无忧无虑的人。尽管他知道，这些人身体内正经历着难以遏制的衰败，大多数还发着低烧，但这丝毫没扫他的兴致，反而让他觉得整个场景更有意思，甚至可以说，还增添了某种特殊的精神魅力……人们在小桌旁喝着冒泡的汽水。台阶上有人在拍照。那边，另一些人在交换邮票；希腊来的红发少女正用本子给拉斯穆森先生画像，画好后却不给看，而是张大嘴巴笑着，扭来扭去，让他半天抢不到本子。
赫尔米娜·克勒费特小姐半睁半闭着眼睛，坐在石阶上，用报纸卷跟着音乐打拍子，任由阿尔宾先生把一束野花系在她的衣襟上。厚嘴唇小伙子坐在萨洛蒙太太脚边，仰着头和她闲聊，头发稀疏的钢琴家则在背后死死盯着她的颈项。
大夫们也来到了疗养客中间，宫廷顾问贝伦斯穿着白大褂，克洛可夫斯基博士身着黑罩衫。他们一桌桌依次走过，宫廷顾问几乎对每个人都开句轻松的玩笑，所到之处，便会掀起一阵愉快的**，就像轮船驶过，总会留下长长的波痕。最后，他们走下台阶，来到年轻人中间，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立刻被女士们热情邀请、频送秋波的重围所困。宫廷顾问则表现出对男士们的关注，向他们展示系靴带的技巧：他把大脚踩在高一级台阶上，解开鞋带，用一种特别的熟练手法把鞋带扯下来拿在手里，然后在不用另一只手帮忙的情况下，异常敏捷地将鞋带还原。好几个人试图效仿，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过了一会儿，塞特姆布里尼也在露台上现身了。——只见他拄着手杖，从餐厅踱步出来，今天仍穿着平绒外套和淡黄色裤子，脸上带着不以为然的警惕神情，环顾四周后，慢慢走近表兄弟的桌子，请求与他们同坐，还说了句：“啊，挺不错嘛！”
“啤酒、雪茄，还有音乐，”他说，“这就是您的‘祖国’！看得出，工程师，您满怀民族情怀。您现在如鱼得水，我很高兴。让我也来分享这份和谐的情趣吧！”
汉斯·卡斯托普猛地吸了几口烟——一看到意大利人，他就会这样。他说：
“您来晚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音乐会眼看就要结束。您不喜欢音乐吗？”
“我不喜欢被人指挥，”塞特姆布里尼回答，“不喜欢按日历安排行事。不喜欢它带着药房的味道，不喜欢它出于卫生考量，由上头派发给我们。我很看重自己的自由，或者说，很看重留给我们的那一点点自由，那一点点人类尊严的残余。这样的活动，我只是来当旁观者，就像您在咱们疗养院，整个儿也只是个旁观者一样——我来待上一刻钟，然后就走自己的路。这么做，能让我产生一种独立自主的幻觉……我不想说这比幻觉强多少，但只要它能给我某种满足感，您又能说什么呢？您表哥嘛，又是另一回事。对他而言，这就是执行任务。对吧，少尉？您把这也看作任务的一部分。噢，我知道，您懂得在做奴隶时，保持自己骄傲的窍门，那可是个让人眼花缭乱的窍门。在欧洲，并非人人都掌握了它。音乐呢？您没问我是否承认自己是音乐爱好者？喏，如果您说‘爱好者’，”
汉斯·卡斯托普不记得自己这么说过，“那么这个词选得不错，有那么点随意的味道。好吧，我同意。没错，我是个音乐爱好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格外看重它。——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我看重并喜欢这个词，喜欢这个精神的载体，这个工具，这个时代进步的闪光犁铧……音乐……它含糊不清、暧昧可疑、不受约束、难以界定区分。您想必会反驳说，它明明很清楚。可自然界也可以是清楚的，小溪也可以是清楚的，但这对我们有什么用？这不是真正的清楚，这只是一种梦幻般的清楚，毫无意义的清楚，不负责任的清楚，得不出任何结论的清楚，所以也是危险的，因为它诱使我们去它那儿寻找安宁……您可以说音乐会让心灵变得崇高。很好！它能点燃我们的情感。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要激发我们的理性！音乐看似像行动——我却怀疑它会助长无所作为。让我把话挑明了说：我对音乐怀有政治上的反感。”
听到这儿，汉斯·卡斯托普忍不住拍了下大腿，高声喊道，他这辈子还从未听过如此高论。
“就算如此，也请您好好想想！”塞特姆布里尼微笑着说，“音乐作为激**感的终极手段，作为一种向上向前的推动力，其作用不可估量，前提是听者的精神已预先受过训练。但文学必须先行。单靠音乐无法推动世界前进。单有音乐是危险的。对您这样的人来说，工程师，尤其危险。我进来的时候，一眼就从您脸上的神情看出来了。”
汉斯·卡斯托普笑了起来：“哈哈，您可别瞧我的脸色，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你们这儿的空气，我实在受不了，您信吗？我越想着要适应，就越难受。”
“恐怕这是您的错觉。”
“不，怎么会！鬼才知道我怎么总是这么疲倦，还发烧。”
“我还是觉得，我们得感谢院方举办音乐会，”约阿希姆谨慎地说，“您是从更高的视角观察问题，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从作家的立场出发，所以我不想反驳您。但我认为，能在这儿听听音乐，还是值得感激的。我本人没多少音乐素养，演奏的那些曲子也不怎么样——既非古典，也非现代，不过是铜管乐罢了。但不管怎么说，这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调剂。它让几个钟头变得充实而有益，我是说：它把时间划分成一段段，将它们填满，让其中有了些内容；而平常，我们得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甚至一周又一周地打发时间，那可太可怕了……您瞧，眼下这首普通的曲子大概要演奏七分钟，对吧？这七分钟自成一体，有开头，有结尾；它们凸显出来，避免了不知不觉就消逝在永远单调流逝的时间里。而且，它们本身又被曲子的各种音符，反复分割得更细小，进而变成一个个节拍，这样每一瞬间都有事情发生，都有了一定意义——我们能够把握的意义。而平常……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太棒了！”塞特姆布里尼叫道，“太棒了，少尉！您很好地阐释了音乐本质中，无疑合乎道德的因素，即它能用一种十分独特且生动有趣的度量方式，赋予时间的流逝以清醒、精神和价值。音乐能唤醒时间，唤醒我们对时间的细腻感知，唤醒……从这个意义上讲，音乐是合乎道德的。艺术只要能让人清醒，就是合乎道德的。可要是它起反作用呢？要是它让人麻痹、昏昏欲睡，阻碍行动和进步呢？音乐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从本质上说，它能像鸦片一样。这可是罪恶的作用啊，先生们！鸦片是魔鬼创造的，因为它让人迟钝、麻木、怠惰，让人安于奴隶般的静止无为……音乐这东西很值得琢磨，先生们。我坚持认为，它具有两面性。长话短说，我干脆称它在政治上是可疑的。”
他又继续说了一会儿，汉斯·卡斯托普也还在听，只是不太明白他到底在讲些什么了，一来是因为疲倦，二来那边石阶上一伙年轻人的嬉笑打闹，也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看清楚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长着貘一般面孔的女孩，正忙着给戴单眼镜的青年缝运动裤膝头衩上的扣子！由于哮喘，她呼吸困难，脸颊泛红；他呢，也咳个不停，还把小指头那盐勺似的长指甲伸进嘴里！他们都病着，两个人都是。但这恰恰证明，山上年轻人之间的男女关系，颇为特殊。
乐队正在演奏波尔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