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雨过天晴，解放军大部队陆续进城，银川街道两旁贴出了：“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银川！”等标语，学生们争着向人民解放军要宣传品，代为散发。
工人、学生、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上街游行庆祝，就连马鸿逵部的军乐队也自发加入了游行队伍，口号声、欢呼声伴随着锣鼓军号声此起彼伏，全城人民沉浸在幸福与欢乐之中。
9月26日，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在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等的带领下，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
争取宁夏的和平解放
兰州解放后，第十九兵团在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的率领下，兵分三路向宁夏进军。
左路第六十三军第一八八师，于9月2日从兰州沿黄河两岸前进。
15日，该师攻克甘肃省景泰县后，即全部渡河从黄河北岸向宁夏中卫县疾进。
17日，该师攻占沙坡头、迎水桥，兵临中卫县城下，与惊慌逃缩于中卫县城的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对峙。
中路第六十三军和第六十五军，于9月5日从兰州沿黄河右岸与第一八八师挟黄河并进。
16日晨，第六十三军第一八七师第五六一团第九连长途奔袭企图从黄河南岸枣林堡北渡的中卫之敌，国民党第八十一军第二九四师第八八一团团长孙天才等千余人被迫投降。
与此同时，我第五六一团二营在南岸高家滩截击了国民党第八十一军第三十五师第一零三团一部。这样，第十九兵团的第六十三军和第六十五军完全控制了宁夏境内的黄河南岸。
右路为第六十四军及自盐池县进驻同心县下马关一带的陕北三边地区独立一师和二师。
9月10日晨，国民党宁夏兵团主力第一二八军偷袭我独立一师和二师。第六十四军于次日派第一九一师第五七一团自固原地区增援独立第一师和第二师，该军主力仍按原作战计划由固原地区向中宁县北进。敌第一二八军闻讯北撤，我第五七一团与独立一师和二师会合。
12日晨，第六十四军第一九零师解放同心县城。
13日，第六十四军主力自同心县向中宁县北进，第一九一师则冒雨穿越百里荒山野岭，直取中宁具北部重镇鸣沙洲，以切断驻中宁县的国民党宁夏兵团贺兰军东逃金灵之后路，尔后配合军主力围歼。
贺兰敌军于当日闻讯后，即慌忙撤退。14日12时，第一九零师解放中宁县城。
至16日止，第十九兵团10万大军已从黄河南北两岸威逼逃缩于中卫、金积、灵武、银川的宁夏马鸿宾和马鸿逵所属部队。
而宁夏北邻绥远省国民党董其武部在傅作义将军帮助下即将宣布起义的消息，无疑是对马鸿逵部的极大威胁。在此四面楚歌的困境中，马鸿逵、马敦静父子两人奉蒋介石之命，曾妄图率部西逃与青马残部汇合。
然而，以数万败阵之师长途跋涉滴水难寻、神鬼莫测的腾格里大沙漠等于自掘坟墓，使马鸿逵、马敦静父子不得不放弃西逃计划。
至于东逃则更是梦想：宁夏东邻陕北老革命根据地，再向东直至海边已全是解放区，宁马纵插翅也难飞越！
总之摆在宁夏二马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国内和平协定》的条款，即当时通称的“约法八章”，弃暗投明。
我军力争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为了促使宁夏马鸿宾、马鸿逵认清形势，早日接受我党的《国内和平协定》，归顺人民，走和平解决之路。
在第十九兵团进军宁夏前后，我党我军就通过各种途径耐心规劝二马弃暗投明，做到了仁至义尽。
第十九兵团联络部部长甄华在西安解放后，即物色派遣马鸿逵部少将电讯处处长孟宝山前往银川，直接做二马及其部将的和平争取工作。
8月14日，孟宝山抵达银川。当晚，马敦静见孟宝山时，孟宝山言明此次和平使命，马敦静却派便衣特务秘密监视孟宝山。
8月18日，马敦静以宁夏兵团司令官和代理宁夏主席的身份发布了一张杀气腾腾的斥和主战的布告，完全拒绝了我方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诚意。
8月19日下午17时，马鸿逵由广州飞返银川。孟宝山几次求见，才在两天后见到马。然而，马对和谈一事只字不提。
23日，孟宝山又以我党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诚意及宁马四面楚歌的形势，苦心规劝马鸿逵倒戈起义，但再次遭马鸿逵拒绝。
9月1日晨，马鸿逵乘飞机逃离银川时，孟宝山又最后相劝，而马鸿逵却置之不理。马敦静则命令孟宝山立即离开银川，否则，将孟宝山押送广州国民党政府。
马鸿逵在最后逃离宁夏前的8月31日，曾召集党政军界首脑及各县士绅、阿訇训话。
他为了欺骗这些人，封锁我党我军数次派人转达的和平解决诚意，竟谎称“傅作义到绥远的消息不确，中共不会放傅作义出来的。”
8月26日，兰州解放后，我军管会副主任韩练成以叙旧形式，致函马鸿逵，劝其当机立断，悬崖勒马，尽快接受我党的“约法八章”，走光明之路，马严词拒绝。
9月5日，当第十九兵团中路主力由兰州向宁夏挺进时，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甄华部长等又派遣兰州有声望的回族老人郭南浦以及马季康、马守礼、白连升等人前往宁夏，再次向宁夏二马转达我军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诚意。
9月13日晨，我第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副政委傅崇碧及随行的郭南浦等人在同心县马家河湾的沙滩上，遇见了被马敦静驱逐出境的孟宝山。
孟宝山向曾思玉、傅崇碧首长汇报了马鸿逵父子准备掘渠放水、烧光、打光的顽固态度。曾思玉军长听后，仍本我党力争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诚意，立即让郭南浦、孟宝山等人再次前往银川，给宁夏二马最后醒悟之机。
9月14日夜，郭南浦、孟宝山一行抵达银川后，立即被马敦静派人监禁在住所内。16日，郭南浦、孟宝山等人冲破阻力，设法见到了马鸿宾。
马鸿宾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并电告其子、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研究起义。
当晚，马敦静严令郭南浦、孟宝山等人必须在3小时内离开银川，否则，军法从事。郭南浦先生拒绝此令。
马鸿宾闻讯，即派车送孟宝山、马季康、白连升三人速返中宁。孟宝山等人途经石空渡口时，马惇靖在此等候，并再次表示愿意跟着我党走的决心。
9月19日19时，马鸿宾、马惇靖父子两人毅然率第八十一军起义。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光荣起义，对宁夏形势发生了重大影响，进一步孤立、分化和打击了马鸿逵的势力，加速了宁夏解放的进程。
而马鸿逵、马敦静父子两人始终执迷不悟，拒绝和谈，并下令“死守宁夏”，其所属将校军官也纷纷表示“坚决执行命令”，“绝对抵抗到底”。
金灵之战击溃宁夏敌军
国民党第八十一军起义后，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中，马鸿逵、马敦静父子两人始终拒绝第十九兵团和谈之诚意，下令死守宁夏，犹做困兽斗。
还计划在宁夏失守后，隐蔽“精良”于贺兰山中，幻想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和逃亡台湾的国民党部队反攻大陆时，进行“游击战”。
马敦静将其所属3个军11个师的兵力进行重新部署。除贺兰军一部和第十一军退向银川、灵武、宁朔地区外，第一二八军军部和第二五六师位于灵武县，保安三师位于吴忠堡，第三五六师及骑兵二十旅位于金积以南、以东地区，保安一师位于金积以西地区。
敌人企图凭借牛首山制高点与青铜峡天险以及该地区水网密布、解放军行动不便等条件，与解放军在金积、灵武一带决战。
9月12日，同心解放。9月14日，中宁解放。
我军全面突破国民党宁夏兵团靖远、景泰、同心及中宁防线。同时，针对敌情变化，第十九兵团决定首先歼灭敌第一二八军于金积、灵武地区。
9月16日，兵团下达作战命令，以第六十四军配属兵团机械化营和坦克战车队，并指挥第六十五军第一九五师、独一师、独二师，共50000余人为主攻部队。
第一九一师首先攻取牛首山，尔后由西、南向金积进攻，力求迅速分割围歼；第一九二师在右翼协同，夹攻金积之敌，继而攻取吴忠堡；独一师和独二师，沿豫灵公路攻击前进，迂回吴忠侧后，协助主力歼灭金积之敌。
第一九零师、一九五师为第二梯队，随主攻部队跟进。与此同时，第六十三军、六十五军从中宁等地北渡黄河，攻击贺兰军，配合金、灵地区作战。
牛首山位于黄河东岸，南北走向，与贺兰山隔水相对，成为金积、灵武地区的天然屏障。
9月17日下午19时，第一九一师派一个营兵力向牛首山主峰实施突袭，守敌措手不及，弃阵逃窜，解放军迅速控制了牛首山及其附近的制高点。
9月17日，我第六十四军第一九一师受命攻占牛首山制高点，打开了解放吴忠的大门。接着，又占领了东寺，使解放军在攻击之前就控制了金积、灵武地域之锁钥，为金灵战役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为协同第一九一师解放金积县和吴忠堡，18日下午，第一九二师奉命由鸣沙州出发，经滚泉向金积县方向迂回前进。
途中，第一九二师击溃了国民党宁夏兵团两个骑兵团的阻击，为我军南路部队包抄金积县、进军吴忠堡扫清了一大障碍。
9月19日11时，我军第一九一师、一九二师兵分南、北两路包抄金积县，金灵之战正式开始。
在战斗中，我军根据敌人军心不稳，多以排、连、营为单位，以堡寨进行据点式防御，火力不便相互支援，协统作战能力弱等特点，大胆采用深入穿插突破、分割包抄歼灭的战法。
我军突破牛首山防线后，国民党宁夏兵团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为迟滞我军前进，马鸿逵得力干将、河东国民兵团司令马得贵按照其主子的旨意，指挥国民兵团和沿汉渠防守的第一二八军所属第三五六师部队，将千年古渠决口30余处，并将渠上所有桥梁全部破坏。
顿时，金积县西南10余千米的地区，黄水泛滥成灾，淹没稻田14000余亩，冲毁民房600多间，致使附近湖沼、稻田连成一片。
敌人决堤放水的行为虽给我军前进造成了很大困难，但根本无法阻挡我军前进的步伐。
在北路，我军第一九一师所属第五七三团行进至余桥一带，国民党宁夏兵团所属贺兰军保安一师第二团依仗汉渠堤坝、城镇、村庄等有利地形和事先构筑的工事，气势汹汹地在此顽抗，阻击我军。
第五七三团不畏艰险，于20日拂晓实施强攻。在战斗中，广大指战员机智灵活，勇敢作战，双方激战达两个小时。
敌方在大部被歼灭的情况下，残敌弃甲败逃。我军第五七三团突破敌军精心固守的防御体系余家桥，旋即占领了解家寨、黄营、李家堡、杨家湾堡等。
当日14时许，第一九一师师部进至董府。
在南路，我军第一九二师从牛首山东侧挺进，在击溃马部骑兵的多次轮番阻击后，于9月19日傍晚先后攻战沙渠稍子、侯家湾等地，抵达汉渠南。
20日晨，第一九一师在余家桥经两小时激战，歼敌一个团，占领了余家桥。当日下午，又逐个扫清了黄桥、沙寨、刘家营、李家堡、谭家桥等敌据点，第一九一师和第一九二师从东、西、南三面逼近金积城。
城内守敌退路断绝，援兵无望。由于宁夏兵团总指挥马敦静在关键时刻临阵脱逃，大大动摇了敌军军心，是战是和，是进是退，争论不休，乱作一团。
在这种情况下，贺兰军军长马全良、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等秘密集会于仁存渡口，一致商定由马全良领衔向解放军通电求和。
21日下午17时，彭德怀司令员发出复电，表示欢迎马全良等人的求和电，同意即派代表至中宁与杨得志司令员接洽。
敌军虽然发出了求和通电，但金、灵地区的敌第一二八军军部却仍在下令顽抗，并从灵武派兵增援吴忠。为彻底打碎国民党宁夏兵团顽固势力的梦想，我军第一九一师、一九二师迅速挥戈北上，实施歼灭吴忠堡之敌，并切断金积县守军逃路的作战计划，将包围金积县城的任务交给了随后跟进的第一九零师部队。
同时，第五七一团、独一师、独二师迂回到吴忠堡东北，形成了合围吴忠堡驻守敌军之势。
9月20日傍晚，我军第一九二师的主力从金积县南经廖桥、杨马湖，逼近吴忠堡的南大门涝河桥。
马鸿逵部保安三师的主力凭借清水沟屏障，在渠北一线布防，并在吴忠堡以南各村纵深分散固守堡寨。
第一九二师第五七五团扫清清水沟南岸诸据点后，吴忠堡守敌马鸿逵部保安三师第七团将公路桥炸毁，并以假谈判之计来拖延时间，掩护驻军加修工事，准备与我军顽抗到底。
第五七五团第一营三连接受攻战敌桥头任务后，利用夜色，进至河岸观察敌情、地形，研究了战斗方案，决定采取火力、爆破、突击相结合的战法，攻歼桥头碉堡群守敌。
三连指战员对敌人顽抗是真，谈判是假的举动义愤填膺，纷纷表示要在火线上立功的决心。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三连利用门板、梯子等制作了架桥器材，21日2时许完成战斗准备。
21日晨，在敌人拒绝放下武器的情况下，我第五七五团第一营三连发起对敌的攻击。
驻守桥头的一连守敌凭借桥西北近300米，以一座高碉、4座地堡为主体的坚固碉堡群工事，用轻、重机枪疯狂扫射，加上敌人事先阻塞清水沟下游，造成涝河桥附近水域暴涨，致使我军3次架桥强攻都未成功，三连伤亡较大。
据此，第五七五团重新组织火力，发射炮弹，将守敌对我军威胁最大的机枪火力点摧毁。在炮火的掩护下，架桥排迅速跳入水中架桥。
突击队过桥后迂回到敌后，用炸药包炸毁碉堡，占领了桥头。我军大部队过桥后分路猛追，经数小时激战，于吴忠堡外围俘敌千余人，将敌保安三师防线全部摧毁。
与此同时，第一九一师集中优势兵力、火器突破吴忠堡的东南门，与迂回吴忠堡东北之独一师、二师等部队配合，大量歼敌于吴忠堡外围，于11时解放吴忠。
由于我军广大指战员的勇猛穿插，大胆包抄，使吴忠堡守敌的阵脚大乱，全线迅速溃败。
涝河桥失守后，敌第一二八军军部及由灵武增援吴忠的第二五六师和保安三师残部，纷纷向灵武溃逃。第一九二师主力乘胜追击，以何晓霆为首的灵武守敌残部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定投诚。
为有利和平谈判，第十九兵团司令部于21日23时，命令解放军停止进攻。由于残敌大批偷逃出城，解放军遂突入金积城内，截获800多名企图逃跑之敌，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其余千余名败逃官兵在解放军宽大政策感召下，自动携械投降。部分企图从仁存渡逃脱的敌军残部，当狂奔至渡口时，因无船过河，遂冒险泅渡，大部分葬身于滔滔黄河之中。
另一些从横城渡口逃至陶乐县或石嘴山的宁马官兵，终因无路可逃，向解放军投诚。至此，金积、灵武之战胜利结束。
金灵之战，歼灭了国民党宁夏兵团第一二八军，俘敌73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24门、汽车23辆、各种枪支2890支以及各种弹药110多万发，取得了重大胜利。
这一战，给宁夏兵团以沉重打击，使宁马防线全面崩溃，这是迅速解放宁夏、直插银川的主要原因。
此战充分显示了解放军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威力，在强大的军事攻势的威慑下，敌军再也不敢恋战。因此，银川的和平解放不仅有了可能，而且变成了现实。
宁夏全境最终解放
1949年9月21日，在人民解放军英勇拼搏，勇猛顽强的攻打下，“金灵之战”胜利结束。
“金灵之战”给国民党宁夏兵团以沉重的打击，使宁夏马鸿逵防线全面崩溃，首府银川完全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之下。
各部队原地集结，第一九一师位于吴忠堡，第一九零师位于金积以南、以西地区，第一九二师及三边分区部队位于灵武地区，准备向黄河西之银川进攻。
我军的部署是：
第一九二师仍留黄河以东收缴散兵武器，维持治安，建设政权；第一九一师进至银川负责市区秩序维持；第一九零师进至谢岗堡、平罗地区进行接驻。
此时，马鸿逵父子已逃往重庆，极大地动摇了敌人军心，银川更是混乱不堪。
9月21日下午17时，彭德怀司令员发出复电：20日电悉。诸将军（指以马全良领衔，卢忠良、马光宗等28名宁夏兵团高级将领）既愿宁夏问题和平解决，殊甚欣慰，望督率贵部即速见诸实行。此间即告杨得志司令员。告各方望即派代表至中宁与杨司令接洽。
特复。
彭德怀21日酉。
9月22日上午，马鸿宾遵照此复电精神，决定出面收拾残局，在银川住所“五亩宅”内召集宁夏兵团将官及党政界人士紧急会议，决定派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政界代表马廷秀、马光天3位军政代表团赴中宁谈判。
22日下午，当卢忠良等3位代表前往中宁与第十九兵团接洽时，宁夏兵团第十一军和贺兰军已开始自行溃散。
23日上午，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等在中宁接见了宁夏军政代表。
经过谈判，双方代表于下午14时在《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上签字。
该协议本拟于24日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公布，但在协议签字后一个小时，解放军得知宁夏兵团在签字前已全部溃散，仅剩下毫无组织的残部官兵，根本无力执行协议。所以，第十九兵团首长立即撤销了向全国公布协议全文的决定。
协议签订后，得到了宁夏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宁夏兵团的大多数官兵均表示支持和拥护，但个别反动分子和一些顽固分子不甘心灭亡，采取各种手段阻挠和破坏宁夏的和平解放，并扬言要杀害通电求和的宁夏军政界代表。
驻银川老城区的宁夏兵团第一八九师也蜂拥出逃，几万名溃散国民党官兵，在银川城乡造成极为混乱的社会局面。
一些溃散官兵公开鸣枪，恣意闹事，公然抢劫民宅、店铺和武器仓库，银川郊区火药库也被人引爆，火光冲天，整个银川城内人心惶惶。
马鸿宾等人已无法控制和驾驭银川动**不安和极度混乱的局势。在此情况下，宁夏兵团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和副军长王伯祥于9月22日连夜赶往吴忠，向解放军第六十四军报告银川的形势，并请求解放军尽快率部进驻银川稳定社会秩序。
9月23日，马鸿宾也急电彭德怀司令员：“宁夏部队形成崩溃现象，官不能管兵，到处发生抢劫事情，请求杨得志司令员速派兵进驻银川，以安定人心，维护社会秩序。”
随着形势的变化，第十九兵团改变了原拟于25日入驻银川的计划，命令第六十四军派一个师的先头部队连夜进驻银川，维持社会秩序。
第一九一师第五七二团两个营在副师长孙树峰和团长张怀瑞的率领下来到仁存渡口，当时正下着瓢泼大雨，河面上空空如也，岸边仅有几艘羊皮筏子。
上千官兵仅靠几艘羊皮筏子何时能渡过去。张怀瑞团长马上发动大家在附近找船只与船工。最终，战士们在附近找到一艘破旧的机帆船和一名老船工，部队开始渡河。
20余名战士上了小船，因河水上涨，风浪又大，船没划多远就翻了，10余名战士由于不会游泳牺牲了。战士们面对艰险，毫不畏惧，说：“龙潭虎穴咱们也要闯”。
正当广大指战员十分焦急时，马鸿宾派来银川军政各界代表也来到河边，开来几十辆卡车和小汽车。兴奋之余，战士们连夜冒雨从仁存渡口乘车急驰银川。
由于从仁存渡口到银川相距40多千米，道窄路滑，凹凸不平，汽车无法快速前进。
23日深夜23时，解放军先头部队抵达银川。
在兵力有限的情况下，战士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迅速控制4座城门、钟鼓楼、玉皇阁等制高点。
同时，占领了马鸿逵的公馆——将军第，控制了敌人的武器弹药库、机场、粮仓，收缴了敌人的电台，在炮兵阵地，交通路口等重要部门和地区布岗设哨。
24日上午10时，解放军第六十四军第一九一师等主力部队，在各族各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中，浩浩****进入银川城。
在进军银川的过程中，宁朔县和永宁县获得解放。部队入城后，立即组织工作组和文工队，在大街小巷继续清理收缴马鸿逵部残余军队丢弃的武器弹药和各种物资，广泛开展政治宣传。
在街头广为张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告回民同胞书》等文告，向群众逐句逐字讲解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和纪律。
人民解放军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赢得了回汉各族人民群众的赞誉。
9月25日，雨过天晴，解放军大部队陆续进城，银川街道两旁贴出了：“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银川！”等标语，学生们争着向人民解放军要宣传品，代为散发。
工人、学生、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上街游行庆祝，就连马鸿逵部的军乐队也自发加入了游行队伍，口号声、欢呼声伴随着锣鼓军号声此起彼伏，全城人民沉浸在幸福与欢乐之中。
9月26日，解放军十九兵团在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等的带领下，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
马鸿宾率领各族各界群众代表20000多人齐集南门外欢迎，他们举着彩旗标语，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欢呼宁夏的新生，庆祝塞上古城银川的解放，至此宁夏全境解放。
同日，为了迅速安定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恢复生产，建立政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成立了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为杨得志，副主任为马鸿宾、朱敏、曹友参。
军管会下设军事、政务、财经、文教、公安、联络6个处，分管各项事宜，迅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接管工作。
当天，军管会发布包括九项规定的“解字第一号”布告，宣布人民政权的政策、纪律，并将军管会的组成成员向全省人民公布。“解字第一号”布告受到全市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接着，又第二次发布文告，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对新解放区的方针、政策，明确了当时许多实际问题的处理原则。
很多溃散的马鸿逵部官兵纷纷携带枪支和其他物资，到军管会或当地解放军驻地投诚报告，由解放军发给他们和平解放证。
军管会还责令国民党宁夏兵团残部的散兵游勇，包括将校军官，都必须向军管会联络处投诚登记。
军管会坚持执行“争取多数、孤立少数、惩办个别罪大恶极分子”的方针，将480名旧职人员培训一律送到训练班受训，帮助他们弃旧图新，转变立场，提高思想觉悟。
大部分人经教育后都予以留用，个别人按其意愿资遣回乡，自谋生计。
当时银川社会秩序混乱，军管会及时公布了户口管理暂行办法，清查户口，以监控不法分子和特务分子的破坏活动，并举办公安人员训练班，培训公安人员，建立健全各种群众性的治安组织，在较短时间内使社会治安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
解放军入城后，带头公买公卖，稳定物价，繁荣市场。对已接管工厂、学校、医院等单位，帮助督促其迅速开工、复课、开业，使战争的创伤逐步得到恢复。所有这些工作，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绥远地区和平解放
绥远省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塞北四省之一，简称“绥”，省会归绥，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对于绥远的解放，党中央、中央军委非常重视。
根据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绥远方式”战略决策，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1949年9月19日国民党西北军政副长官，驻绥部队指挥所主任、绥远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董其武，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孙兰峰等39人，向毛泽东、朱德、华北军区司令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发出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举行起义。
绥远“九?一九”起义顺应和促成局势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完成了人民渴望和平的夙愿。那么，绥远是如何实现和平解放，并形成特殊的“绥远方式”的呢？这要从绥远地区最高长官董其武说起。
在国民党众多的高级将领中，董其武是真心爱国，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一位将军。作为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在历史风云骤变中，董其武卷进了内战的漩涡。
由于傅作义、董其武在绥远地区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为解放绥远制造了很多困难。毛泽东曾经亲自部署了3次挺进绥远的战役。
1948年8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亲自召见杨成武，派他率领3个团第三次挺进绥远，最后又因平津战役的战略需要而撤攻归绥，这就为历史造就的“绥远和平起义”创造了历史机遇。
当时的绥远省驻有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的正规军和非正规军16个师兵力，如果采取武力解放的方式，战争将会使归绥市这一历史文化名城难以保存。
鉴于绥远的特殊地理情况和军事形势，毛泽东特别重视了傅作义将军的个人优势。
北平和平解放后，董其武在归绥从收音机里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时，又惊又喜，既兴奋又不安，同时又令他感到疑惑：“绥远属傅作义起家的地方，为什么《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上对绥远只字未提？我已经追随傅将军21年了，难道他能不管我们吗？”
董其武马上给北平傅作义处打电话，要求派飞机接他去北平。
1月22日董其武飞抵北平后，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
傅作义说道：“你来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给你谈谈。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我拼着3个‘死’下的决心。”
“一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谅解我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北平的中统、军统特务很多，他们随时可能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会打死我。我是拼着三个‘死’，决心走和平的道路。”
“我也不是不能走，蒋介石先后派蒋纬国、郑介民、徐永昌等来平，劝我大军南撤。蒋纬国还带来蒋的亲笔信，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同时美国海军也派人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援，我当即表示：我们中国的事情，中国人办得了。”
傅作义还语重心长地对董其武说，“现在时局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这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和平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
董其武其实早就明白了这些道理，他当即表示：“就是拼3个死、4个死，我也要追随您走和平之路。”
傅作义赞许地说：“绥远问题等我到西柏坡见了毛主席，再做安排。”
经过这次谈话，绥远的去向基本上定下来了，剩下的就是通过什么方式达到目的问题了。
董其武一回到绥远，就暗中为起义做准备工作。他考虑到，由于北平的和平解放，南京国民党政府对绥远部队肯定不放心，一定会进行干预，派特务进行捣乱破坏；他还考虑到，绥远各族人民和部队士兵是欢迎和平的，下级干部绝大多数也是倾向和平的，但是由于多年来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严厉查禁、封锁进步书刊，有许多干部对共产党不了解，有怀疑。
中上层干部有对立和恐惧心理，特别是国民党的顽固分子们，也一定会对和平进行阻挠和破坏。如果准备不充分就贸然进行和平起义，反而会弄巧成拙。
为了尽力遏制那些捣乱分子的破坏活动，取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胜利，董其武决定首先安定部队情绪，然后进行思想说服，使官兵思想认识趋于一致，逐渐引导到和平道路上来。
董其武采取的方法是：第一，与旅长以上干部谈话，传达与傅作义会晤时的谈话内容，并提出绥远去向问题，征询大家意见；第二，与省政府厅、局级以上干部，省议会会长，高等法院院长等人分别交换意见；第三，让将士展开时事讨论，并拟定出一个讨论提纲，从讨论结果分析，绥远是否应该学习北平，走和平道路；第四，利用春节时机，到部队和地方巡视，和一些军政干部和士兵做个别谈话，开一些小型会议，认真对存在顾虑的将士进行说服教育。
毛泽东对绥远局势也高度关注，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到西柏坡同毛泽东等人进行了重要的谈话，当傅作义问毛泽东绥远问题如何解决时，毛泽东表示：“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
傅作义好奇地问：“什么叫‘绥远方式’？”
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主席慢慢做好他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了，贸易起来，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
关于“绥远方式”的详细阐述，毛泽东在1949年3月5日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谈道：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就是说向一部分军队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
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董其武得知我党的“绥远方式”后激动万分地说：“有了‘绥远方式’，我们的和平起义就有了明确的指针和方向，心中就有了底，感谢毛主席对绥远将士的宽厚。”
在毛泽东确定的“绥远方式”的总方针下，周恩来请董其武发动绥远军政各界、各族上层人士广泛讨论，提出一个草案，以便正式签订协议。
1949年的3月25日，傅作义的代表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和华北中央局代表李井泉、张友渔、潘纪文在北平组成“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后，经过反复研究商定，拟出《绥远和平协议》草案。
草案的内容大意是：划定人民解放军和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恢复双方商业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以及双方货币兑换办法等。由华北中央局指派联络办事处驻归绥，协同执行协议上的各项条款和过渡的有关事项。
6月8日，《绥远和平协议》在北平正式签字。
根据协议，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人员于6月25日进驻归绥，但通知送出去后竟不见董其武方面的行动。我方又派人送信，也无消息。
我方又请傅作义派出的联络人肖如芝与董其武联系。
董其武问：“联络处准备来多少人？”
肖如芝说：“50多人。”
董其武说：“没有接到他们的信吗？”
肖如芝说：“信早已发出，怎么还没收到？”
事后才知道来信被董其武部的原第一一一军军长刘万春扣压，没有呈送董其武。
鉴于其队伍内部情况复杂，反动分子活动猖獗，董其武不敢让和谈代表联络处人员进驻，说准备工作没有做好，请延缓几天。
几经周折，直至7月中旬，联络处的人员才于7月11日、7月17日分两批进驻归绥，计100余人。
联络处处长是潘纪文，鲁志浩任主任。下设秘书组、铁路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
绥远和谈与反和谈的斗争是相当尖锐和复杂的。当时广大人民群众都拥护和谈，希望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快点进来。绥远军政内部大多数中、下层官兵也拥护和谈。
但一些反共顽固派和军统特务坚决反对和平谈判，千方百计地破坏和平谈判。再加上当时从北平、天津、察哈尔省和山西等解放区逃走的一些反共顽固派与特务分子都来到绥远，国民党中统华北局大特务头子张庆恩两次乘飞机来绥远布置破坏和平协议的特务活动。
绥远内部的一些反共顽固分子，如军长刘万春、师长鄂友三、骑兵新编十七师师长乔汉魁等坚决反对和平协议。
由张家口逃到包头的国民党十一军团司令官兼察哈尔省代主席孙兰峰驻扎在包头，是左右包头局面的权势人物和主战派领头人，一时间成为反对和平协议的中心。
反共顽固派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开始了，蒋介石有美国人支持，绝不会完蛋”；“绥远要坚持到底等待时局转变”。
联络处进驻归绥后，反共顽固派更加紧了破坏活动。他们指挥军警特务，经常向联络处工作人员挑衅，这种挑衅在7月下旬当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来绥远活动时达到了**。
绥远的顽固分子和特务分子们与徐永昌、王叔铭互相呼应，加紧了对联络处的挑衅活动，在大街上谩骂和刁难联络处的工作人员。
蒋介石于7月初派徐永昌、王叔铭对和平起又进行破坏活动。
他们这次坐飞机到绥西的陕坝，派飞机到包头把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接去，进一步劝诱董其武往西撤，并以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等方式进一步拉拢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等，以达到破坏绥远和谈目的。
他们回去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就宣布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绥远指挥所主任，任命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官，统辖第一一一军、骑五旅、骑十二旅、骑十三旅。
面对利诱和威胁，董其武没有动摇。
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
在鹿城包头举行，董其武等37人依次签了名，正式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此后，10万绥远大军参加了全国解放战争。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绥远方式”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在1949年8月在北平召见绥远省委同志时说：“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减少损失，还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天下是我们的了，打烂坛坛罐罐都是人民的损失。如果我们不采用和平的方式，全部用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也许我军会多付出几十万人的生命、若干城市的毁灭和无数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代价。”
“用绥远方式解决类似绥远地区的问题，能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这是好事情，对起义者，对人民都有好处。”
绥远的和平解放，党中央、毛泽东创造性的提出的“绥远方式”，对当时全国尚未解放的地区起到了独特的示范作用，开创了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我军解决残余国民军的一种新的方式。
这种方式的作用在于使我军能集中力量解决主要方面的敌人，由于我军在华北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方式，因而能将第十八、十九兵团及时转用于西北战场执行更重要的任务，这对加速全国解放和建设新中国的进程，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